桂林抗戰文藝運動發展的幾個階段
桂林抗日文藝活動，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高一低一高的三個階段，這就是前期的文藝運動形成高漲局面，中期的在低潮中堅持和發展，後期的文藝高潮的再度興起。前後將近六年時間。劃清桂林抗日文藝運動的三個時期，對於我們把握戰時桂林文藝的內容和特徵，無疑是很有必要的。
關於三個時期的起止，我取以下事件標定：
前期：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的武漢、廣州失守，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救亡日報》被迫停刊。
中期：一九四一年三月《救亡日報》停刊之後，一九四二年一月底滬、港文化人到桂之前。
後期：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夏衍、蔡楚生、郁風、司徒慧敏等大批香港文化人脫險後到達桂林，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桂林城防司令部下達第三道緊急疏散令，柳亞子、邵荃麟等最後一批文化人撤離桂林。
（一）前期文藝運動走向高潮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廣州失守後，大批文化人集聚桂林活動，桂林戰時文藝出現了一個飛躍時期，形成了一個激昂高亢的興盛局面。這種興盛局面能在短時間裏迅速形成，應當說，是離不開原有的文藝基礎的，因而在介紹桂林抗日文藝運動的歷史過程之前，有必要對它興起之前的桂林文藝活動情況，做一簡要追述。
抗戰初期在桂林起著重要文化宣傳作用的藝術宣傳團體是國防藝術社。國防藝術社隸屬於第五路軍政治部，參加人員多為進步文化人和愛國青年，戲劇方面有章泯、鳳子、白克，美術方面有陽太陽，音樂方面有陸華柏。歐陽予倩、焦菊隱、洪深都曾給國防藝術社導演過劇目。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前，國防藝術社是桂林文藝界最強的一支的藝術宣傳力量，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後，國防藝術社仍有很大活力。該社曾演出過田漢的《回春之曲》、歐陽予倩的《青紗帳裏》、洪深的《飛將軍》以及《放下你的鞭子》等劇。該社還主辦了藝術性綜合刊物《戰時藝術》，發表過茅盾、艾青、歐陽予倩、焦菊隱、鳳子等人的文章。由於有國防藝術社的骨幹力量，由於有歐陽予倩一九三八年夏在桂林的戲劇改革和話劇活動，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前，桂林的抗戰戲劇活動已十分活躍。從下面的一份對一九三八年五月戲劇公演的記錄中，我們可看到當時的熱烈情景：
一日：《民族公敵》、《撤退》（國防藝術社在民眾運動場為紀念五一節的演出）。
六、七、八日：《飛將軍》（國防藝術社在新華戲院演出）。
九日：《盲啞恨》、《放下你的鞭子》（抗戰後援會話劇組在街頭演出）。
《沒有祖國的孩子》、《三江好》、《再上前線》、《孩子流亡曲》（桂初中劇團在桂初中禮堂演出)。
《歡送曲》、《盲啞恨》、《掃射》、《放下你的鞭子》（東江分局劇團在新華戲院演出）。
十日：《撤退》、《新難民曲》（婦工校在該校禮堂演出）。
《中國婦女》、《打鬼子去》（桂國中在該校操場演出）。
十六日：《春之笑》、《八百壯士》（前線劇團在樂群社演出）。
十七日：《春之笑》、《最後一計》（前鋒劇團在樂群社演出）。
十八日：《飛將軍》（國防藝術社在新華劇院演出）。
十九日：《八百壯士》、《最後一計》（前鋒劇團在新華劇院演出）。
三十日：《民族公敵》、《咆哮的農村》（國防藝術社在民眾運動場演出）。
（根據強鄰〈五月公演紀錄〉整理，原載《戰時藝術》第二卷第一期）
當時，刊物的出版也較戰前有所增加，除《戰時藝術》外，尚有《拾葉》（孟超、陳邇冬編）、《五月》等文藝刊物及《克敵》週刊、《全面戰》、《文化》等綜合性刊物。進步文化人來桂活動也逐漸增多。一九三七年前後，曾在桂林的高等院校如廣西大學、省立師專等校任教的教授、學者有陳望道、千家駒、鄧初民、楊騷、陳此生、夏征農、沈西苓、熊得山等。他們在桂林傳播馬克思主義，傳播中國革命的進步理論，也進行了一定的文藝活動。陳望道、沈西苓等組織了「師專劇團」，陳望道任團長、沈西苓任導演，演出過果戈理的《巡按》（即《欽差大臣》）和《怒吼吧，中國！》 。較早來桂林從事文藝活動的還有歐陽予倩、徐悲鴻、張安治、麗尼等作家、藝術家。他們在桂林的活動，為桂林文藝運動的興起並走向高潮，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和藝術基礎。
在桂林抗日文藝運動由發展走向高潮的第一階段裏，《救亡日報》、《國民公論》起著骨幹和中堅作用。《救亡日報》於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戰後創刊於上海，由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上海淪陷後，《救亡日報》遷至廣州，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廣州失守，報社人員於二十日晚撤出廣州，於十一月七日來到桂林。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夏衍在長沙向周恩來、郭沫若請示《救亡日報》復刊工作，周恩來指示：「自籌經費，儘快恢復救亡日報。」 並向夏衍交代了在桂林建立西南各省抗敵演劇隊的聯繫據點的重要任務。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救亡日報》在桂林復刊。《國民公論》是胡愈之、張志壤、張鐵生、千家駒、姜君辰等人主辦的政治文化綜合性刊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主辦的一份重要期刊。留桂的中國共產黨的文藝工作者和進步文化人以《救亡日報》、《國民公論》為主要陣地，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傳和文藝創作活動。《救亡日報》作為當時國統區內除《新華日報》外的唯一的一張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報紙，在當時發揮了極大的宣傳作用。八路軍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曾對報社人員說：「不能把這張報紙的作用估計得過高，也不能把它估計得太小。《新華日報》被扣得厲害，西南、東南乃至香港，都把這張報紙看作黨的周邊，代表黨講話……」
二期抗戰開始後，蔣介石集團加緊反共活動，在言論、出版極不自由的情況下，《救亡日報》、《國民公論》連續發表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文章，大力宣傳堅持持久抗戰、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一九三九年九月，《救亡日報》連續發表了兩篇毛澤東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時局分析的文章，《國民公論》也發表了其中〈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講演提綱〉（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在延安幹部大會上的講演，載《國民公論》第二卷第七期），《國民公論》還發表了周恩來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八至十九日在南嶽的報告大綱〈中日戰爭之政略與戰略問題──一個報告大綱〉（載《國民公論》第一卷第十二期），《救亡日報》社的文彙性刊物《十日文萃》發表了葉劍英的〈廣州武漢淪陷後的抗戰局勢〉（載《十日文萃》一九三九年第四期），與此同時、《救亡日報》、《國民公論》還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文藝工作者和進步文化人的有關重要文章，如胡愈之的〈變侵略戰爭為反侵略戰爭〉（載《國民公論》第一卷第十、十一期合刊）、張志壤的〈第二期抗戰與民眾運動〉（載《國民公論》第二卷第一期）、陳此生的〈第二期抗戰之三大原則〉（載《國民公論》第一卷第七期）。這些文章，在傳播中國共產黨堅持持久抗戰、堅持統一戰線思想，鼓舞人民抗戰信心方面，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我們文化人，在今天國家民族最嚴重的關頭，最重要的工作，是喚醒民眾，激發士氣 。」桂林文藝工作者通過自己的創作和其他活動，積極投身到「喚醒民眾，激發士氣」的工作中。當時《救亡日報》除每天刊登一篇社論，由夏衍主筆，分析國際大事、國內抗戰形勢，以至社會問題、群眾生活等內容外，第四版設固定的「文化崗位」專欄，還輪流出版戲劇、美術、音樂等方面的專刊。
《國民公論》為綜合性刊物，以政治時事評論文章為主，也開闢了文藝專欄。郭沫若、艾思奇、田漢、夏衍、司馬文森、柳亞子、艾蕪、林煥平、孟超、何家槐、韓北屏、艾青、以群、林林、華嘉、周鋼鳴、秦似等許多作家都在《救亡日報》上發表文章，《國民公論》發表了王魯彥、丘東平、司馬文森、艾青、艾蕪、力揚、夏衍、馮乃超、穆木天、宋雲彬、蹇先艾等作家的文學作品。桂林文藝家以藝術之筆，喚醒民眾，激發士氣，鼓吹為民族解放而戰，產生了許多在當時極有影響的作品。如艾青〈吹號者〉、〈他死在第二次〉等激昂的抗戰詩歌及新文學史上重要的理論著述《詩論》，夏衍的劇作《心防》、《愁城記》，田漢的《江漢漁歌》等抗戰劇作，都是這一時期在桂林產生的。王魯彥、艾蕪、司馬文森的反映抗戰生活的小說，歐陽予倩的劇作《青紗帳裏》及一些戲曲作品，夏衍、聶紺弩、秦似、宋雲彬等人的雜文，也是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作品，產生了積極的戰鬥作用。
由於中國共產黨對桂林文藝運動的領導，由於進步文藝工作者的努力，戰時桂林文藝在這一階段裏蓬勃發展，取得顯著成效。在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年冬的兩年時間裏，桂林一直處在高昂的抗戰熱潮中。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周恩來、葉劍英、徐特立、郭沫若等人在桂林多次做抗戰時局和堅持持久抗戰、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演講，對穩定桂林局勢，鼓舞人民抗戰信心，將桂林抗日救亡活動推向高潮，起到了奠基作用。以後，宣傳抗戰，鼓動抗戰，堅持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倒退、分裂的各種宣傳活動，如演講會、歌詠大會、戲劇公演、街頭詩朗誦、街頭漫畫、美術展覽會等，在桂林連續不斷地舉行。
桂林廣播電臺及廣西音樂會「按期播送音樂，運用國樂特長，致力抗戰宣傳」 。中華職業教育社每週進行一次時事講演，先後聘請郭沫若、范長江、鹿地亙、千家駒等著名人士主講。街頭上，到處看得見抗戰標語、宣傳畫，聽得見抗戰歌聲、抗戰號子。當時的桂林城，確似一九三八年抗戰中心的武漢。
這種抗戰熱潮、抗戰聲浪，在二期抗戰時的國統區內，幾乎是絕無僅有的。這種情景表明，文藝工作者在當時的工作，與人民緊密相連，與抗戰的實際緊密相連。他們以自己的行動，批判了那種「不願與大眾為伍，不屑做抗戰救亡的日常工作，而自鳴清高，孤芳自賞，以文學為至上的觀點」 ，為中國抗戰文藝運動，做出了新的貢獻。
（二）中期低潮中的堅持和發展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皖南事變」爆發。一月十八日，《救亡日報》拒發中央社關於新四軍「叛變」的文稿，被扣押了當日的全部報紙。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救亡日報》受軍事委員會之強制命令後，被迫停刊。中國共產黨在桂文化工作者夏衍、范長江、廖沫沙、林林、周鋼鳴、華嘉等被迫出走香港。與此同時，八路軍桂林辦事處被撤銷，《國民公論》亦被停刊，生活書店桂林分店被限期停業。一時間腥風血雨，桂林城寒氣襲人。前一時期那嘹亮歌聲、火熱號子蕩然無存。當時，桂林文藝界中的共產黨員與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聯繫暫時中斷了，工作開展十分困難。
在這種險惡、困難的政治形勢面前，中國共產黨留桂文藝工作者繼續戰鬥，將抗日救亡文藝活動堅持了下去，並有了新的發展。《救亡日報》社撤離桂林前夕，中國共產黨桂林負責人決定由當時尚未暴露身份的司馬文森留桂負責今後桂林文化界的領導工作。司馬文森以及留桂其他黨員幹部，堅決貫徹中共中央制定的「蔭蔽骨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 的共產黨在國統區的工作方針，團結進步文化人，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了抗日進步文藝鬥爭。
由於當時政治形勢所限，留桂文藝工作者以創辦文藝刊物、召開文藝座談會、從事多種形式的文藝創作等合法的文藝活動形式，進行隱蔽、曲折的以反對投降、倒退、分裂，堅持抗日、進步、團結為主要內容的文藝鬥爭。當時，《救亡日報》、《國民公論》等政治色彩較濃的報刊被迫停刊了，但還有些文藝刊物在繼續出版，如《野草》、《戲劇春秋》、《自由中國》、《詩》等。留桂文藝工作者通過這些刊物，撰文評擊當局壓制進步文化的行徑，揭露腐敗、醜惡的社會現象。
創刊於一九四○年八月的雜文刊物《野草》，尤其反映了這一時期鬥爭的特點：「我們的辦法是不明罵，不赤膊上陣。」 當生活書店桂林分店被查封後，《野草》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一、第二期合刊上立即發表了聶紺弩（以邁斯筆名）的雜文〈韓康的藥店〉，以惡霸西門慶封閉韓康的藥店，企圖獨霸一方的「故事」，抨擊當局壓制民主、扼殺抗日進步文化事業的罪行。文章最後寫到，幾年以後，「西門大官人，已經死在潘金蓮的肚子上，五家藥店都被掌櫃們捲逃一空，關門大吉」。而韓康「吃了一回官司卻並沒有死，……韓康的藥店一開，人們又重新生起病來，吃起藥來，韓康的藥店門口，仍舊穿進湧出，人山人海」。由於文章反映了人民的心願，在當時，人們競相傳閱，「轟動一時」 ，「使大家認清了西門慶們的面目」（夏衍〈宿草頌〉，載《夏衍雜文隨筆集》），從而起到了極大的戰鬥作用。
除了堅持出版原有的刊物外，留桂文藝工作者抓住各個時期，利用種種機會，又創辦了《文藝生活》、《詩創作》、《文藝新哨》等文藝刊物，擴大了文藝陣地。司馬文森回憶當時辦《文藝生活》雜誌時說：「有家新成立不久的出版社──文獻出版社老闆和孟超是熟人，他想辦一個文藝雜誌，為他的出版社『打打招牌』。孟超來找我：『請你辦個文藝月刊，出版許可證我有辦法弄。』……經他這一提議，我便決定和那個出版社合作了。對方是商人，辦雜誌有他的動機，我們是革命者，辦雜誌為革命鬥爭服務，也有我們的動機。」 以後幾年，司馬文森主編的《文藝生活》一直成為桂林文藝界以至整個西南大後方的重要刊物。留桂文藝工作者就是這樣以文藝期刊為陣地，通過合法的形式，為發展抗日進步文藝繼續鬥爭著。
桂林文藝工作者還利用文藝座談會的形式，向國統區內窒息進步文藝的黑暗政治制度進行抨擊。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文藝生活》編輯部主持召開了「一九四一年文藝運動的檢討」座談會。會上，中國共產黨桂林文藝界的負責人邵荃麟以及司馬文森相繼發言，指出：一九四一年文藝運動朝低潮走，客觀原因重要的一條是：「政治朝低潮走，文藝運動自然也免不了受影響。」 矛頭直指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控訴其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破壞抗日進步事業的罪行。這次會議，對糾正「皖南事變」後文藝界中出現的一些迷亂思想，總結歷史經驗，指明工作方向，起了積極的引導作用。由於廣大進步文化人的努力，桂林抗日文藝運動在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二年初開始出現轉機，為一九四二年後文藝運動再度興起高潮，奠定了基礎。
（三）後期文藝高潮的再度興起_
一九四一年冬，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亞群、胡家瑞二同志來廣西與在廣西工作的抗敵演劇隊和桂林文藝界中的中共黨組織建立了聯繫，勾通了中斷八個月的組織關係。與此同時，成立了邵荃麟、張錫昌等三人組成的中共桂林文化工作小組，領導桂林進步文化活動和文藝運動。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美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旋即，日軍又向香港進攻，並開進上海租界，造成了香港和上海這兩個抗日文化據點的消失。
一九四二年春、夏，大批滬、港文化人經過長途跋涉，來到桂林，包括許多著名作家和文化人，如茅盾、柳亞子、夏衍、胡風、于伶、蔡楚生、葉以群、戈寶權等。其中少數人稍事停留後即赴重慶，如夏衍、葉以群，其餘的就或長或短地在桂林留下了一段寫作或其他社會文化活動經歷，使走向高潮的桂林抗日文藝運動，添加了新的光彩。
此時期國統區抗日文藝運動的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由於政治局勢的緊張，文藝家言論、出版、行動極不自由，抗戰前期那種直接到戰區、前線生活和寫作的做法受到了限制。作家不能直接反映抗戰實際鬥爭生活，又不能直接抨擊社會腐敗與黑暗，因而出現了寫歷史、演歷史，以歷史影射現實，以歷史人物的愛國精神和高尚品德節操激勵人民、教育人民的歷史劇寫作和演出高潮。自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二年裏，國統區作家完成了《忠王李秀成》（歐陽予倩作）、《天國春秋》（陽翰笙作）《楊娥傳》（阿英作）、《高漸離》、《虎符》（郭沫若作）等著名歷史劇。
一九四二年一月，郭沫若的著名歷史劇《屈原》在重慶報刊上發表，接著，在周恩來的親自佈置下，重慶文藝界以《屈原》上演為突破口，向國民黨文化專制主義和高壓政策發起了一次猛烈的進攻。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屈原》在重慶上演了。「啊，……你們風，你們雷，你們電，你們在這黑暗中咆哮的，閃耀著的一切的一切，……你們宇宙中偉大的藝人們呀，儘量發揮你們的力量吧，發洩出無邊無際的怒火把這黑暗的宇宙，陰慘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屈原》，《郭沫若文集》第三卷）〈雷電頌〉的聲音，響徹了山城重慶，震動了西南大後方。周恩來在祝賀《屈原》上演獲得成功的慶祝會上說：「在連續不斷的反共高潮中，我們鑽了國民黨一個空子，在戲劇舞臺上打開了了一個缺口。」 《新華日報》配合《屈原》上演，宣傳《屈原》達半年之久，發表了唱和詩一百多首。通過《屈原》上演及後來的唱和詩活動，國統區內自「皖南事變」後的沉窒局面被打破了，形成了二期抗戰後國統區抗口文藝運動的一個新的高潮，推動了整個國統區文藝運動的蓬勃發展。在上海、香港文化人大批聚桂的有利條件促進下，在《屈原》上演獲得巨大成功的推動下，桂林的抗日文藝運動自一九四二年春、夏起，出現了第二次高潮。
文藝創作的豐收，是這一時期桂林文藝運動的重要活動成果。茅盾的長篇小說《霜葉紅似二月花》、中篇報告文學《劫後拾遺》以及《參孫的復仇》、《耶穌之死》等短篇小說，巴金的長篇小說《火》（第三部）以及短篇小說《還魂草》，艾蕪的長篇小說《山野》、《故鄉》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中短篇小說，歐陽予倩的劇作《忠王李秀成》、于伶的劇作《長夜行》、田漢的戲曲作品《金缽記》，駱賓基的短篇小說《北望園的春天》、《一九四四年的事件》等新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品，都是這一時期所創作的，是留桂作家對抗戰文藝運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邵荃麟、司馬文森、端木蕻良、彭燕郊、秦似、秦牧、黃新波等文藝家在此時期的創作活動，亦是他們一生中重要的創作內容，都留下了值得珍視的作品。
此時期，文藝刊物的出版又有了飛速的發展。僅文藝刊物，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兩年內，就復刊和創刊了十七種，即《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新文學》、《創作月刊》、《青年文藝》、《藝叢》、《文藝雜誌》、《人世間》、《文學譯報》、《文學雜誌》、《音樂知識》、《大千》、《文學報》、《明日文藝》、《種子》、《拓荒》、《新兒童》。一九四四年仍有新刊物出現。這種繁榮局面，出現在國民黨對進步文化嚴加防範，出版極不自由的情況下，是極其罕見的。這些刊物，不僅為茅盾、艾蕪、田漢、柳亞子、胡鳳、邵荃麟、司馬文森、駱賓基、端木蕻良、秦似、秦牧、聶紺弩、孟超、宋雲彬、王魯彥、歐陽予倩、熊佛西、黃新波、張安治等當時在桂林活動的文藝家提供了大量的創作園地，而且發表了郭沫若、何其芳、沙汀、劉白羽、老舍、臧克家、曾卓、田濤等許多當時在重慶、延安等地的作家的作品。郭沫若在重慶被禁止出版的歷史劇《筑》（即《高漸離》），就是由田漢拿到桂林刊物上發表的。這些刊物，；為抗日進步文藝運動的發展做出的貢獻，是清晰可見的。
戲劇活動在這一時期又重新活躍起來。新中國劇社的建立，使桂林劇運增添了新鮮的活力。「皖南事變」後，為抵制國民黨頑固派對抗日進步演劇隊伍的迫害，保護和發展國統區抗日進步演劇力量，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以西南幾個演劇隊隊員為骨幹，在桂林建立以民間職業劇團面目出現的新中國劇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新中國劇社逐步成長起來，為抗日進步演劇活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成為西南地區重要的進步演劇力量之一。在當時複雜的環境下，桂林戲劇界採取靈活的鬥爭策略、合法的形式，促進了戲劇活動的開展。一九四二年三月，田漢、夏衍、洪深合作的大型話劇《再會吧，香港！》在桂林上演。由於內容反映了抗戰大後方的現實，揭露了官僚富豪的醜惡行經，在上演的當晚，受國民黨特務的阻撓而被迫停演。「劇本要上演才顯現它的力量」 為了達到宣傳目的，桂林文藝工作者採用改換劇名的方法，終於使《再會吧，香港！》以《風雨歸舟》的劇名與桂林人民見面了，從而取得了這場鬥爭的勝利，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查禁進步文藝的陰謀。
一九四四年二月舉行的西南戲劇展覽會，再次顯示了田漢、歐陽予倩、瞿白音等戲劇工作者對開展抗日進步劇運的宏大戰略思想和高超的鬥爭藝術。他們邀請當時廣西地方當局最高首腦擔任大會名譽會長，邀請西南各省及各戰區首要人物擔任名譽指導長，而實際領導權則由中國共產黨文藝工作者和進步文化人所掌握，形成了「用他們的錢，演我們的戲，唱我們的歌」 的局面，使這次中國現代戲劇史上規模巨大的戲劇匯演得以勝利進行，推動了國統區抗戰劇運的發展。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進步戲劇工作者的努力，一九四二年後桂林的戲劇演出活動空前活躍，逐步形成了一個國統區內的戲劇高潮。田漢在當時給重慶的郭沫若寫了一信，興奮地談到了桂林戲劇演出的盛況，他說：「桂林劇運近來也頗為熱鬧。新中國劇團演《大雷雨》，成績甚佳，接著《秋聲賦》、《風雨歸舟》、《大地回春》次第上演。」「與此相前後的藝術館的《面子問題》、《這不過是春天》、《天國春秋》、國藝社的《阿Q正傳》、《原野》，海燕社的《青春不再》，現在又做次期的準備了，照樣子看可以做到天天有話劇看。」 這種戲劇演出盛況，到一九四四年西南劇展會時更是達到了國統區內戲劇運動的高峰，充分顯示了桂林抗日文藝運動的興盛和成就，顯示了桂林抗日文藝隊伍的力量。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九日，西南戲劇展覽會結束。此時，日本侵略者為打通直至越南的大陸交通線，繼發動河南戰役之後，向湘北發起了進攻。五月二十七日，日軍主力在岳陽以南突破了中國軍隊的第一道防線，六月十八日，長沙陷落，湘南、桂北震動。六月二十七日，廣西地方當局下達了第一道疏散令，至六月底，大部分報刊停止出版，一部分文藝家隨人流撤離了桂林。在這種動亂的局勢下，桂林文藝界留桂人員還舉行了戰時桂林最後一項重要的文化活動──成立桂林文化界抗敵工作隊，赴桂北前線進行戰地慰問和抗日宣傳活動。一九四四年六月下旬，桂林文化界在「保衛大西南」活動中，成立了文化界抗敵工作委員會，李濟深、田漢、歐陽予倩、邵荃麟、周鋼鳴、司馬文森、陳殘雲、華嘉以及李任仁、陳劭先、陳此生等人參加其間工作。在田漢的倡導下，抗敵工作委員會於七月成立了赴前線工作隊，陳殘雲任隊長，田漢任總領隊。七月二十三日，工作隊離開桂林赴興安、全州一帶前線工作。由於戰局惡化，工作隊於八月二十五日回到桂林，結束了一月餘的前線慰問和戰地宣傳工作。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廣西地方當局下達第三道強迫疏散令，柳亞子、邵荃麒等最後一批文化人撤離桂林。戰時桂林文藝活動至此全部結束。十一月十一日，桂林淪陷。八個月後，中國軍隊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二七日收復桂林。
描述桂林抗日文藝運動的發展歷史，無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意義：
首先，準確把握戰時桂林文藝的時間範圍。在戰時桂林文藝的時間劃定上，研究者有不同的認識，即使是當年活動其間的文藝家，也有截然相反的認識，如有的認為《救亡日報》停刊後桂林戰時文藝的蓬勃時期就已結束；有的則認為，桂林文藝運動的真正開始，是自一九四二年以後的後期。通過對桂林抗日文藝運動的發展過程的勾勒，我們可以看出，戰時桂林文藝，在抗戰初期即已萌芽，一九三八年十月後形成全國性影響，至一九四四年九月桂林疏散時止，一直沒有停止活動，前後長達六年之久，超過了武漢、上海、香港等戰時極有影響的文藝據點的存在時間，是幾乎貫穿整個抗戰八年的重要的文藝運動。
其次，深入理解戰時林桂文藝的活動內容。戰時桂林文藝在長期裏未引起文藝史家的重視，原因之一，在於文藝史家受西南劇展會巨大影響的迷惑，將戲劇活動當作戰時桂林文藝的代表性內容，而忽視了其活動內容的綜合性特點。桂林抗日文藝運動的發展過程表明，它是包括文學、戲劇、美術、音樂以及文化出版諸方面內容交織的綜合性文藝運動。以上各藝術門類，在當時均取得突出的成績，是顯示國統區抗日文藝運動重要成果的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
第三，正確判定戰時桂林文藝的性質。桂林抗日文藝運動的發展過程清晰表明，無論在它發展顛峰的高潮期或是在它潛長時的低潮期，它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革命進步文化運動。它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為完成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任務而努力鬥爭著，以自己的鬥爭實踐，充分顯示了戰時桂林文藝絕不是什麼「右傾文藝」，而是革命的抗戰的大眾文藝，是中國共產黨的文藝工作者和愛國進步文化人士共同書寫的抗日救國的一曲壯麗史詩。
桂林抗日文藝運動的發展歷史充分表明，我們的文學藝術家在國家蒙難、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沒有辜負歷史的重任和民族的期望，為中國抗日民族解放戰爭貢獻了他們的忠誠與才智。他們的輝煌業績，在中國新文藝史及抗戰文藝史上，成為永昭後人的不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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