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專制下的中國，有一個群體：他們最早遭受迫害，受迫害所持續的時間最長，受害的人數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沒有得到平反，更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他們的苦難也被遺忘得最徹底——這個群體就是地主和富農。
地主富農是中共專制下最大的受害群體，估計總人數至少有兩千萬以上。
1979年，中共宣布給地富「摘帽」，此時距土改已有三十年，絕大部分地富都已經死掉。據《北京週報》報導，被摘帽的地富還多達400萬。土改中一共殺了多少地主富農？保守的估計也在200萬以上。
胡平（《北京之春》主編）
土改過去半個多世紀，地主屍骨早已灰飛煙滅，悲慘的記憶漸漸淡漠……土改的罪惡將隨著人世滄桑而湮滅。人類的良知呼喚正義，呼喚歷史的真實，倖存者有責任把當時的真相告訴後人。
陳沅森（旅加中國作家）
土改是我所知道的最血腥的運動，它採用最下流最殘暴最野蠻的手段去侮辱與迫害一些沒有任何罪過也完全沒有反抗能力的人。一個普通的民兵可以任意剝奪別人的生命。在人類朝著文明社會前進的過程中，出現如此黑暗如此野蠻如此殘暴的迫害是不可思議的。
胡永安（土改酷刑目睹者）
前言
譚松
在「新中國」，有一個被強大國家機器徹底妖魔化了的形象——地主。長期以來，地主已成了貪婪、殘暴、奸詐、懶惰、剝削、壓迫、甚至「毒蛇」、「豺狼」的同義詞。在中共劃定的階級敵人「黑五類」（地、富、反、壞、右）中，地主名列榜首，是為「首犯」。
電影《白毛女》中，地主黃世仁是毒辣、兇殘的化身；
小說《高玉寶》中，地主周扒皮是貪婪、奸詐的象徵；
泥塑《收租院》中，地主劉文彩是暴虐、淫逸的代表；
歌劇《紅色娘子軍》中，地主南霸天是惡霸、搶劫的標記；
還有那煽起仇恨的歌曲〈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
還有那數不清的「憶苦思甜」；
還有那數不清的「階級教育」；
還有那數不清的「血淚控訴」；
還有……
我，和我們這一代生長在「新中國」的人，大口大口吸著「黨媽媽」提供的這種狼奶，終於被培養成億萬嗜血而又瘋狂的「毛主席的紅衛兵、紅小兵」。
多年來，我們從來沒有用自己的頭腦去想過地主究竟是怎麼一個群體，更沒有想過去了解一下土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任由歷史的真相、殷紅的鮮血、民族的不幸掩埋在統治者層層疊疊的謊言、標語、口號和文學家、藝術家們編造的各類作品中。
我是怎麼想到去做這部採訪錄的呢？
我的祖輩是當年川東萬縣農村的貧苦農民，父母是投奔共產黨的革命幹部，我本人是飽受「妖魔化」狼奶餵養的「紅小兵」，推敲起來，彷彿沒有要為地富們「鳴冤叫屈」的「階級根源」。
我只能說，這是上帝的安排。
是上帝，把一種「不分階級」的同情心和「路見不平想要吼」的男兒血性安放在我心中。
在「文革」期間，大約是1969年，剛復課不久的我們被組織到附近的一個生產隊接受「階級教育」——參加批鬥地主富農大會。
先是唱那煽情的歌曲〈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接著是聲情並茂地宣講地主的罪惡，然後是義憤填膺的口號：「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
待人們的情緒充分調動起來之後，主持人一聲斷喝：「把地富分子押上臺來！」
六、七個衣著破爛的中老年人被推上臺來。他們立足未穩，一群人衝上去就是一陣暴打！
歌曲、口號所煽起的仇恨立馬找到了一個宣洩口。
幾個地富被打得東倒西歪、血流滿面。
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目睹暴打地主，我並不清楚那幾個人是不是十惡不赦的壞人，雖然共產黨的宣傳也讓我心中充滿了仇恨。
但是，坐在前排的我卻清清楚楚看到了他們臉上和眼眸中的痛苦——一種極其無助和淒涼的痛苦。
他們頭破血流但卻不敢叫喊，一個個只是低聲呻吟。
那種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觸動了我，我突然產生深深的同情。年僅13歲的我還不能明辨是非，但是，我總覺得我從那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種無辜。
幾年後，1974年，我做為「知識青年」下鄉到四川省鄰水縣。我們剛到，生產隊長就給我們介紹隊裡的階級成分情況，他重點提到了隊裡的一個廖姓地主，並要我們提高警惕並同他保持距離。我於是注意觀察，發現廖地主真是隊裡最底層的人：卑微、屈辱、幹最苦最累最髒的活，而且，從不敢高聲說話，連他的女兒，都畏畏縮縮，像個小老鼠。
看到他們那個樣子，不知為什麼，我又產生那種同情。
一天，我路過他住的那個破草棚房，站在門口向裡望去。一個女人，一個穿得很破爛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燒火。半晌，她才發現有人在看她。她抬起頭來，看見是我，眼中露出有些驚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衝著她笑了一下。
我永遠記得她的反應——她慌慌張張站起來，既手足無措又彷彿受寵若驚！
她的那種卑微讓我心裡突然覺得很難受——一個生活在最低層的人——廖地主的老婆。
地主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我向生產隊的老會計問起廖地主的事。老會計說，他完全是冤枉，最初他的成分是貧農，還同大家一塊分了「勝利果實」。可是，土改複查時（後來我專門調查過土改的這個階段），為了分他家的財產，就說他小時曾經抱給一個地主當過乾兒子，因此，就把他劃成了地主。
廖地主是冤枉的，那麼，其他地主呢？
老會計經歷了土改的全部過程，在同他建立了良好關係後，他講給我大量的真實故事和土改血淚，他是第一個給我還原土改歷史真相的人，那種血腥、殘暴、下流、荒誕……我在農村待了近三年，在同農民們相處好了之後，他們給我講了心裡話，讓我很震驚的是：他們情願過當年給地主幹活的生活而不願意當人民公社的社員。他們還說，當年地主對他們很不錯，吃得也好。這同我受的教育剛好相反，而我感覺到，他們說的是實話。
我覺得，我受騙了，受了中共教育的欺騙。
我由此開始思索，並隱隱產生了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真相的念頭。
可惜，後來考大學、評職稱、謀生計，一直未將此念頭付諸實施，錯失了調查採訪的最佳時機。
第一次產生採寫地主的衝動是1997年又一次失業之後。然而，真正付諸實施是2003年3月。
那一天，我在雲陽縣彭氏莊園偶然聽說，土改時，一個地主老婆被四個民兵凌辱後用鐵條捅下身，導致她子宮破裂而死。當時我一下子情緒極其波動，感到非常痛苦，而以前埋藏心底的念頭徒然變作按捺不住的衝動。
記得當天晚上，雲陽突然傾盆大雨！
我曾在《長壽湖》的後記中寫道：「遺忘，讓被扼殺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種比肉體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對地主的苦難，豈只是生命的虐殺和虐殺之後的遺忘？地富們在付出了財產和生命之後，還要背負著「罪該萬死」的罵名，被貼上「遺臭萬年」的標記，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
人世間的大不公，莫過於此！
於是，我決定不顧一切進行採訪。（說「不顧一切」是因為當時我還處在「取保候審」的「服刑期」）
然而，一進入，便發現這是比採寫長壽湖右派更為艱難的工作。
首先是缺乏線索。
雖然我知道地富們是一個龐大的受難群體，雖然我清楚就在我所在的重慶地區，一定有不少受難者和親歷者。可是，如何把他們一個個找出來呢？
我不願此事又被當局扼殺在搖籃中（如兩年前調查重慶「紅衛兵」墓）。況且，像我這種已有「前科」的人，稍有不慎，便會前功盡棄。這只能是一項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動。偷偷摸摸雖然有利於安全，但卻不利於尋找線索。因此，採訪的進展緩慢而又艱難。
其次是年代久遠。
土改是中共當政後的第二年（1950年12月）就開展的運動。幾十年後，當年經歷最完整、最豐厚、也最悲慘的當事人——老地主們，眼下已寥若晨星。即便費盡心力找到一個，也不是當年（1949年前）真正出租土地的地主。想來，要指望地主們穿過幾十年腥風血雨，仍然生龍活虎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不現實的奢望。這也說明，這項調查採訪工作做得太遲了！對此，我既感到遺憾，更感到內疚。
第三是恐懼。
2002年我因採寫長壽湖右派，被中共國家安全局抓捕、關押，深深領受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功力。採訪地主，這種「領受」有過之而無不及。找到一個線索原本不容易，但當事人的恐懼常常使採訪的「含金量」大減，甚至還無功而返。地主如此，地主子女如此，不少參與者也如此。恐懼，已內化為個體內在的自動控制程式，一提到那段歷史，無論是在窮鄉僻壤，還是在都市密室，程式自動啟用防「洩密」功能，讓陌生的訪問者無機可乘。（地富和其後代們不僅財富被搶奪了，肉體被摧殘了，精神也被打垮和征服了。另一方面，也看出中共黨國功力的「偉大」——把財產搶了，人殺了之後還要讓對方子子孫孫長期生活在恐懼中！）正是由於恐懼的原因，使得本書的不少採訪，都只能以擺「龍門陣」（閒聊）、拉家常的方式獲取資訊。
這種恐懼也發生在採訪者身上。
2005年10月，我曾採訪了一位家族中有不少是地主的人（也是我的朋友），感覺到他有不少線索，這對正苦於找不到線索的我來說很重要。此外，他不僅有採訪和寫作的經驗，而且對地主的認識同我完全一樣。於是，我邀他加入這項調查工作。他同意後我們一塊作了20餘人的採訪，我很懷念我們那兩年多共同採訪的經歷。可是，由於當局的高壓，由於土改調查是一個高危的禁區，他一直處於恐懼不安中。近幾年來，尤其是在中共19大前後，當局對言論的打壓愈加猛烈。如果本書的內容流傳出去或出版此書，肯定有很大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他表示退出。他帶走了他獨自採寫的文字和一半我們共同採寫的內容，不再與本書發生聯繫。我感到很遺憾，因為那些篇章也飽含著無辜冤魂的悲慘血淚。但是，我也能理解，平安的日子是每個人的基本渴求。
願他能安全、自由地公布那些篇章的日子早日到來！
2017年7月，我因為作土改調查，被我所任教的學校開除，在擔心又一次被抓捕的恐懼中，我被迫決定流亡美國，土改調查採訪工作中止。
從2003年3月開始調查，到2017年11月6日我採訪最後一名地主後代為止，共採訪了100多人，勉強記錄了那場驚心動魄運動的一些真相。
為什麼說是勉強呢？因為，面對土改這場改變了中國整個「生態」的全國性運動，本書所揭示的只是很小的一個局部，而且，也未能按我設想的模式完成。
一是「量」未達標。
一部以親歷者、受難者的口述來反映中華歷史上那場驚天動地運動的文本，應當有相當的面的廣度：即應當含有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階層和較多的人數。可惜，由於種種原因（甚至還有經濟上的困難），採訪調查只集中在我的家鄉川東地區（現重慶地區），採訪物件（對象）也只有100多人。而這100多人中，尤其缺少「貨真價實」的老地主，缺少他們當初如何發家、如何經營、如何一夜間家破人亡、如何渡過數十年漫長黑夜的真實經歷和心路歷程。我相信，雖然歲月無情迫害殘酷，總還會有一些「珍稀動物」沒有滅絕。在紀念「七七事變」70周年時，全國還找到了9個當年盧溝橋之戰的老兵。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土改後，存活下來的老地主一定不只9個。可是，怎麼找到他們呢？難道能像尋找老兵一樣透過互聯網和報紙、電臺？
二是「點」未深入。
1949年之前，在中國鄉村，有不少氣勢不凡、規模龐大的地主莊園。這些莊園往往集建築藝術、手工雕刻、傳統民俗、儒家文化於一身。1949年土改之後，這些莊園不是灰飛煙滅就是被五馬分屍。（我所見的最大也是毀得最徹底的是四川隆昌縣內占地千多畝的雲頂寨地主莊園。）這些莊園的主人們和他們眾多的後代，在1949年之後的命運一定是一部亂石穿雲驚濤裂岸的「百科全書」！如果能選一家深入下去長期採訪，輔之莊園本身所蘊含的文化、民俗、歷史、藝術等內涵，一層一層寫下去，定能以點帶面，比較深刻地展示那個年代和那段歷史。我所到過的陳萬寶莊園、大水井莊園、彭氏莊園、雲頂寨莊園等都具有這種可供耕耘的深厚土壤。可惜，又是由於種種原因，我一個也沒能深入下去。
三是「圖」的放棄。
這個「圖」不是一般照片。
當年的「土地改革」運動，實際上是一場最野蠻、最殘酷、最血腥、甚至最下流的土匪搶劫。在這個搶劫過程中，有大規模的殺人；有暗地的強姦；有公開的輪姦；更有千奇百怪的種種酷刑。我在這些聞所未聞、難以想像的酷刑面前目瞪口呆大汗淋漓！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一頭撞上60多年前那些驚心動魄的殘酷，將如何面對？如何思考？如何書寫？我產生一種衝動，或者說想法，把那些酷刑一一列出，請人作畫，展示在此書的後部。《收租院》的泥塑雕像同《白毛女》、《半夜雞叫》一樣，是編造的故事，而「土改酷刑大觀」的圖畫，是無數無辜生命和悲慘血淚凝聚的真實。
但是，我放棄了。
除了冷血的強權和變態的心性，沒人願意觀看血腥，咀嚼殘忍。書中的不少酷刑，僅僅讀文字就讓人噁心，再配圖畫，豈不讓人更加難受？更何況，有些酷刑實在下流，如何「圖文並茂」？我僅僅在統計本書中提到的被虐殺的人數和姓名（已列在書後）時，心中就感到一陣又一陣的擠壓，一次又一次地想扭頭而去。
思索再三，我還是決定放棄「圖說」（除了個別作說明性的圖），雖然我清楚，避免血腥的前提是直面血腥，為了天空不再黑暗的前提是先揭露黑暗。
四是「力」度不足。
在採訪期間，我簡單地探討了土改造成的一些惡果。如：一是土改在政治上經濟上摧毀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而這個階層的人大多是有經營頭腦、勤勞能幹而又深受傳統文化薰陶的鄉紳。二是煽起仇恨仇殺，破壞了中國鄉村的和諧，人與人的關係。三是把一些地痞、流氓、懶漢做為「革命的依靠對象」，在土改殺人搶劫之後，讓他們進入政權，成為了各級領導幹部。四是破壞了農村的經濟發展，人們不再（也不敢）辛勤耕耘，發家致富。
五是它一方面樹立起共產黨尤其是毛澤東本人在農民中大救星、大恩人的權威，一方面通過血腥屠殺讓人恐懼，為中共後來隨意整治農民、折騰農村奠定了基礎。
六是……
另外，中共搞土改的手段、方法、計謀、程式、目的等等，也頗值探討。在調查採訪及一些書籍（如《革命與鄉村——解放區土地改革研究》）中，我瞭解到，中共的土改是一個精心策劃的「佳作」：宣傳煽動、挑起仇恨，殺人鎮壓、劃分成分、鬥爭奪財、徵糧參軍、建立政權……一環扣一環，一波接一波，完全是高屋建瓴的大手筆！說土改僅僅是土匪搶劫實在是貶低它了。「搶劫」只是「土地改革」精妙過程中的一個「手段現象」，而其以大奸大偽大惡大暴為內核的「大智慧」，內涵深厚得很。
還有，土改中的不少作惡者或幫兇都是同地主同村的村民，他們原本並非心狠手辣之人，但共產黨一挑動，或者說一旦他們獲得了可以公然作惡而又不受懲處的特權時，道德的約束便蕩然無存，人性中的惡便洶湧澎湃，看得見的，是一個個爭先恐後撲向同類，比野獸更兇殘。中華民族以儒家為主的文化傳統為什麼對突如其來的惡如此沒有抵禦力？樸素的老百姓為什麼這麼容易就轉變為兇手和幫兇？（在土改之後共產黨發動的每一場政治運動中都是如此。）面對謊言欺騙、暴力鎮壓和利益誘惑，人性只有扭曲、敗退?
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下去研討，應當有學者來專門研究。
我不是土改研究的專家學者，只是調查土改真相的「民間記者」。雖然後來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查到了一些資料，回來後寫了兩萬多字的「理論探討」文章（見後面《血紅的土地——從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財政》），但是，面對土改運動這樣厚重的歷史和複雜的背景，我感到自己力度不夠。
本書的主要內容，只是展示了一些現象、一些場景，一些即將被歲月淹沒的個體不幸與歷史真相。我希望這部採訪錄，既為人們展示當年那真實的一幕，也為有關專家學者們的研究提供一部血肉文本和相關資料。
現在對土改真相的研究還是禁區中的禁區，但一定要有人來做！否則我們既愧對那場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天翻地覆」，更愧對那無數祭獻在土改血腥祭壇上的千萬冤魂！
感到欣慰的是，在這些年的採訪中，我設法把絕大部分被採訪者錄了像，雖然工具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數碼相機（帶錄相功能），效果欠佳，但總能看到聽到當事人的鮮活形象和生動講述。更有幸的是，幾年前我遇到了一個很有正義感的學生——懂一些視頻製作的丁然同學。在她一年多的艱辛勞作下（甚至冒著被抓捕的風險），九集紀錄片《血紅的土地》在2017年4月製作完成，從而使人們能感受到比文字更真切、更有衝擊力的歷史畫面。
還要說明的是，此書的前言早在10年前我就寫好了，當時是為了以防不測，現在重寫，保留了部分當時的文字。
此時，本書中的受訪者絕大多數都已經不在人世，他們永遠無法看到紀錄他們苦難的文字和視頻了。而且，即便他們還健在，他們又怎麼能看到？十多年過去了，天，不僅依然黑暗，而且更加黑暗。因此，在這片苦難深重的土地上，眼下還沒有出版此書和傳播視頻的可能。
面對那無數消殞在土改血腥祭壇上的冤魂，面對那留下了珍貴講述但卻已然作古的受訪者，我目前唯一能做的，是點一排紅燭，灑一杯老酒，仰望蒼天，祭奠衷腸——
讓那些無聲的名字，在民族苦難的記憶裡燃燒！
2018年4月18日
祭奠六十多年前消殞在土改血腥祭壇上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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