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射鵰》一出、莫與爭鋒】
進入「長城」後，金庸主要從事電影編輯工作，但他並沒有停止武俠小說的創作，因為與報社有約，所以他每天都要完成一千字左右的小說，然後交給報社連載。《碧血劍》一結束，他便開始一刻不停地趕製另一部小說，這就是金庸的第三部武俠小說―《雪山飛狐》。如果說前兩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是他牛刀小試、才華初露之作，那麼這部《雪山飛狐》，可以說是他的武俠小說創作走向成熟期的開端，它也是第一部被譯成英文，在國際上流傳的武俠小說。
首先，相比前兩部小說，《雪山飛狐》在故事情節之展開、人物性格的定位、語言表達等方面，都成熟很多，破綻和脫節的地方也較少。其次，《雪山飛狐》的主要人物胡一刀和苗人鳳，要比《書劍恩仇錄》中的陳家洛和《碧血劍》中的袁承志與夏雪宜，光輝很多。《雪山飛狐》中的胡一刀，可以稱得上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他為人光明磊落，絕不用陰謀詭計；他的夫人也是一位女中丈夫，有勇有謀、心細如塵，與夫君一起闖蕩江湖，而且她對夫君情深似海，在胡一刀死於非命後，她也殉情而死。
《雪山飛狐》中的另一個主角苗人鳳，實在是一個讀來令人十分回味的角色：他的性格是一個矛盾綜合體，他為人襟懷坦蕩，堅毅如石，在他的字典裡絕無退縮二字，但另一方面，他天性仁慈，重感情，但對敵人卻只是硬拼，少了一些謀略，苗人鳳的這一性格特徵，註定了他容易被小人利用。同時，他也是一個感情上的失敗者，英雄愛美人本是自然、古已有之，但苗人鳳在抱得美人南蘭歸之後，卻不懂得對她體貼，明明他愛南蘭至深，卻偏偏讓田歸農這樣的小人，將南蘭搶走，讀苗人鳳的故事不禁讓人為他的命運，扼腕嘆惜。
因而，這部《雪山飛狐》從開始連載起，便猶如石破天驚，令香港的武俠界為之一震。這部小說之所以是金庸武俠小說中較成功的一部，最重要的一點是因為，相比前兩部小說，金庸在寫《雪山飛狐》時更為用心，到最後甚至入了化境，作者幾乎是達到了與書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運了。因而當小說連載到胡斐和苗人鳳要決一死戰，以了斷他們之間多年的恩恩怨怨時，幾乎全香港的人都在翹首盼望這場世紀決戰的最後結局。
苗人鳳與胡斐兩人大打出手，交戰幾個回合後，卻始終不相上下、勝負難分。而「兩人生死決鬥又惺惺相惜，白天激戰，晚上抵足而談，比武歷時三日，每日都有不同的變化。除了兩個主角之外，並穿插以周圍的人各式各樣的活動，在比武過程中突出了主角的性格，描寫了周圍的人物，渲染了現場的氣氛，又從正面、側面，或淡描或濃抹地勾勒了主角高明的武藝。讀者看得緊張、過癮。」（《金庸梁羽生合論》）但此時胡斐，卻在苗人鳳的刀法中，找到了一處破綻。高手交戰被對手抓住了破綻，猶如毒蛇被人捏住了七寸之處。於是，只要胡斐再發一招，必定可挫敗苗人鳳，以了卻一直以來的恩怨。
然而，就在這緊要關頭，金庸卻突然宣布全書完結，這個出人意料的結局，讓全香港的讀者大跌眼鏡。此《雪山飛狐》連載至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八日，共計連載了一百二十九天，小說最後沒有肯定的結局，留下了一個永遠的懸念―胡斐這一刀到底劈下去還是不劈呢，讓每個讀者，自行構想。
金庸對此，作出的解釋，說：「寫到最後，胡斐的矛盾，就變成了我的矛盾，同時苗人鳳的痛苦，也成了我的痛苦，這兩人如何了斷恩怨情仇，連我也決定不了，所以胡斐那刀到底砍不砍得下去，我無法知道……」
寫小說，能寫到物我兩忘境界，可見金庸的武俠小說，己從當初為招倈讀者之文化速食，轉而為一種具有更高藝術性的文學創作形式。「懂中文的日本記者本池讀過此書，有一次與金庸見面，話題就一直圍繞著其中的情節，尤其側重裡面的推理橋段。金庸也不否認這是武俠加推理，他只是說，自己十分欣賞日本推理小說家松本清張。」金庸最喜愛的小說之一，是法國作家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不管有意或者無意，有人說，「他的小說受到《基督山伯爵》等西方文學作品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刻畫、描寫人物等小說技巧、方法上，更主要的是精神、氣質上的影響。」一九六○年十月五日，《新晚報》十周年，他寫了〈《雪山飛狐》有沒有寫完〉一文，他說，寫這個結尾，他想到了西方中世紀著名的故事，公主、宮女和武士、餓獅，想到了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小說《中世紀的傳奇》。
按照中國傳統觀念，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父仇子報，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乃是天經地義的。這一簡單的復仇模式早已內化為民族潛意識，為芸芸眾生所普遍接受，更是中國文學作品長久闡述的主題之一。「而《基督山伯爵》表現的善惡觀念，對復仇的處理，直接影響了《雪山飛狐》對人物命運的安排、性格的塑造。」
《雪山飛狐》獲得了巨大成功，讀者的來信猶如雪片，一家家報紙爭先恐後地轉載。正當全香港無數的讀者還在為胡斐究竟有沒有對苗人鳳砍下那最後一刀之時，誰想到金庸的另一部武俠巨著又開始連載，簡直令萬千武俠粉絲迷，為之瘋狂。
一九五七年元旦以來，金庸接著連載的《射鵰英雄傳》，是一直在《香港商報》連載，此是新派武俠小說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無論在故事性和藝術性上，在場面之氣勢和人物的數量上，都幾乎壓倒他以前所有的武俠小說，《射鵰》一出，似乎大有「天地為之動容，群雄莫敢爭鋒」的氣勢。
金庸在寫《射鵰英雄傳》時，依舊是武俠與史實相結合的手法，其中的人物個性單純，郭靖誠樸厚重、黃蓉機智狡獪，令讀者容易印象深刻。這是中國傳統小說和戲劇的特徵，郭靖如何從一個涉世未深、老實巴交的孩童，最終成長為一代大俠。一個看來像是毛頭小子，闖蕩江湖的簡單故事，卻因金庸的一支生花妙筆，使故事情節，波瀾壯闊，高潮暗湧。小說隨情節的展開，時而寫江湖拼殺的血雨腥風，緊張、刺激；時而寫男女孩之間的兩小無猜，親熱呢喃，純真、浪漫；場景時而是春光明媚的江南水鄉，時而是氣勢恢宏的塞外草原。當然，開篇就再現江南的秀美場景：「錢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無窮無休地從臨安牛家村邊繞過，東流入海。江畔一排數十株烏柏樹，葉子似火燒般紅，正是八月天時。村前村後的野草，剛起始變黃，一抹斜陽映照之下，更增了幾分蕭索。」這是金庸最熟念的地方。《射鵰英雄傳》結尾處，是郭靖與黃蓉一同南歸，「一路上但見骷髏白骨散處長草之間，不禁感慨不已」。這也正是金庸自已抗戰時的經歷，是自身的感慨與傷痛，加之時代的傷疤，都體現一個現實世界。
《射鵰英雄傳》，可以說是金庸所有小說中，人物塑造最完美的一部，不僅涉及人物眾多，而且個個精彩：南帝、北丐、東邪、西毒，中神通，個個性格迥異。南帝正氣昂然、寬恕仁慈。北丐洪七公，熱心滑稽、大智若愚。東邪黃藥師，亦正亦邪、卓然不群。西毒歐陽鋒，口蜜腹劍、陰險歹毒。老頑童，天真好玩、遊戲人間。
「瞧，各種人物之性格，無不躍然紙上，聽，字裡行間都在發出各自的聲響。」況且，它們都可獨立成為一部小說，怪不得自《射鵰英雄傳》問世後，不斷有其斷章取義，編造出成文的小說問世。
相比《射鵰英雄傳》中，那眾多武藝高強的江湖人物來說，它的主角郭靖，卻只是一個平凡之人，甚至智力水準還不及一般人，但他最終卻成就一番事業，成為一位大英雄，所以這平凡人，自有他的長處在。郭靖天資不高，甚至有些愚鈍，但他十分刻苦、堅持不懈，他學的武功，是雄渾有力的「降龍十八掌」，不帶一絲一毫取巧。郭靖為人厚道、對朋友說一不二，因而常得貴人相助，黃蓉之所以被郭靖吸引，便是看出了他真誠、寬容的稟性；他也是個有抱負、有責任的壯志男兒，心憂家國、民族，全心為國家民族大義，奮不顧身，身先士卒，甚或能拋棄個人所有的一切。《射鵰英雄傳》中所描繪的武功，當然出於金庸之想像，但是細心的人，還是發現了這些武功的源頭，在形的方面，主要取自金庸對舞蹈藝術的熟悉，在神的方面則來自哲學思想，特別是道家思想。黃蓉的武功，譬如，「蘭花拂穴手」這名字，就有舞蹈的姿態，「落英神劍掌」的身法，就如同落花。桃花島上，黃蓉在花樹底下舞蹈起來：但見她轉頭時，金環耀日，起臂處，白衣凌風，到後來越舞越急，又不時伸手去搖動身邊花樹，樹上花瓣亂落，紅花、白花、黃花、紫花，如一隻隻蝴蝶般繞著她身轉動，煞人好看。對她武功的想像，也來自舞蹈。洪七公教會黃蓉的「逍遙遊」掌法（初名「燕雙飛」），兩人同練，「並肩而立，一個左起，一個右始，迴旋往復，真似一隻玉燕、一隻大鷹翩翩飛舞一般」。這些，基本上就是作者心中對舞蹈藝術的再現和認知，
金庸的這部《射鵰英雄傳》一出，當時在香港的火爆程度，可謂空前絕後，金庸的好友，也是香港著名作家倪匡曾說：「《射鵰英雄傳》一發表、更是驚天動地，在一九五八年，若是有看小說的而不看《射鵰英雄傳》的，簡直是笑話。」
但金庸自已卻認為，「我以小說作為賺錢與謀生的工具，談不上有什麼崇高的社會目標，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沒有懷抱興邦報國之志……不過我寫得興高采烈，頗有發揮想像、驅策群俠於筆底之樂。」
這股「射鵰熱」不僅在香港，還波及到內地和海外。《射鵰英雄傳》是在內地流傳最廣的金庸小說，在內地據說印了八十多萬冊，可能還不止此數，被人爭相傳閱。在曼谷，轉載《射鵰英雄傳》的報紙，為了滿足讀者迫不及待想看到故事的願望，甚至通過電報，報導香港連載的內容，可見其受歡迎之程度。
《射鵰英雄傳》連載結束，從此奠定了金庸武俠小說宗師的地位，因為這部書，己經不是完全意義上的通俗武俠小說，它寄託了金庸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態度，包含著許多人生哲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種愛國心、民族情，一種敢於承擔、勇於擔綱的英雄風骨。讀者在郭靖身上，依稀可以看到作者的影子，所以金庸曾說：「寫郭靖時，我對文學還瞭解不深，較多地體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如果說有自己的影子的話，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應比較慢，卻有毅力，鍥而不捨，在困難面前不後退。我這個人比較喜歡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在這部小說中，究竟什麼是英雄的定義，什麼樣的人，稱得上英雄？金庸也借郭靖之口，說出了他自己對英雄的理解：建功立業、名揚四海，就是英雄了嗎？非也。武功蓋世，世上無人與之匹敵，就是英雄了嗎？亦非也。金庸心中大英雄內涵，應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行俠仗義，為民造福，方是真英雄本色，方能流芳百世，令後人景仰。「只識彎弓射大鵰」的一代天嬌―成吉思汗，在金庸眼中，也稱不上是英雄，至多是個梟雄罷了！
《射鵰英雄傳》的成功，雖然離不開這部小說生動的情節、人物、語言，但，還是因蘊含著深深的思想。這種深層的思想，正是金庸心底儒家思想的折射。中國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當年遊歷六國，一路辛苦奔波，只為了遇到明君，為了禮樂、仁政之道，以能實現他心中之最高理想。雖金庸自已說，我以小說作為賺錢與謀生的工具，談不上有什麼崇高的社會目標，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沒有懷抱興邦報國之志……。可他的故國情懷、鄉土情結，幾乎浸透在他每一節的字裡行間。試想，一個出生在世代的讀書人家，在戰亂中成長起來、飽經憂患的讀書人，因為大時代的變動，漂泊異鄉，在小小的香港落腳生根，但他身上的文化因數，卻全部來自那片古老的土地。從《書劍恩仇錄》到《射鵰英雄傳》，傳達的首先是他所賴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武俠小說僅僅是一個載體，儒家思想在中華大地上滲透了幾千年，在炎黃子孫的心中可說根深蒂固，因而讀到這本寄託著金庸深厚儒家思想的《射鵰英雄傳》，自然令眾多華人，猶如讀到自己心底深沉的渴望，一個世界永恆的追求，讀了這樣的作品，有誰不為之心潮澎湃呢？
因為，一部小說，反映了深刻的人生批評和社會批評的力量，同時也從金庸獨有的小說，閃爍出他智慧的光芒。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射鵰英雄傳》在《香港商報》刊完八百六十二段，卻也正是《明報》創刊的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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