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逵專輯」卷頭語
杜國清
楊逵的生平和經歷
楊逵（1906-1985）是日治時期最早獲得日本文壇肯定的台灣小說家，自稱 「人道的社會主義者」，透過文學作品追求實踐理想而投入農民勞工運動、社會政治運動，以及文化運動的實用主義文學家。生於台南新化，本名「楊貴」，中學時日人戲稱他為唐玄宗寵妃「楊貴妃」，頗為不悅。1932年開始發表作品時，台灣新聞學之父賴和建議「楊逵」作為筆名，令人聯想到《水滸傳》中俠義人物李逵，隱含他一生為弱勢者仗義勇為的理念。他的作品大多以筆名楊逵發表。
楊逵出生於工人家庭，家境清寒。1915年（10歲）在他就讀公學校期間，發生噍吧哖事件（又稱西來庵抗日事件），這是台灣漢人最大規模武裝暴動，總督府派軍警入山圍捕。他目睹日本兵拖著炮車經過家門，耳聞台灣人被當「土匪」，慘遭屠殺。曾在書店裡看到一本《台灣匪誌》，書中把抗日武裝行動分子當成土匪，在心裡產生很大的震動，這對楊逵後來一生反抗殖民統治的思想有深遠的影響。他走上文學之路，即想以小說的形式，糾正被編造的「歷史」。
1922年新化公學校（現新化國小）畢業後，考入台南州立第二中學（現台南一中）。在公學校六年級時，遇到一位級任老師沼川定雄，引導他閱讀許多文學書籍。中學三年，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讀課外讀物，來源多是市立圖書館，也買舊書來看。課外讀物以文學和思想性為主。文學作品以俄、法作家的名著為多，也許是這兩個國家的作品中，含有較多抗爭性的東西吧。思想性作品中，大多是社會主義的書籍，他對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的印象較深，也深受這位大正時期勞動者文學和昭和時期普羅文學先驅的影響。
1923年，日本共產黨是在大日本帝國政府宣布非法的情況下成立。楊逵旅居東京期間（1925-1927），適值日本共產黨成立不久，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因此蓬勃發展，為楊逵走上社會主義路線播下了思想的種子。由於受到左翼思潮的影響，他積極參加勞工運動、政冶運動。1924年（19歲），因抗拒童養媳的舊習婚姻，輟學東渡日本內地，另一方面也是因課外讀物引起的求知欲，促成他想遠赴日本求學的決心。這是他的一生最關鍵性的決定。翌年考入日本大學專門部文學藝術科夜間部就讀。日間當送報伕、泥水工以及其他雜工，賺取生活費及學費，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完成學業。這段生活經驗，成為他的成名作〈送報伕〉的題材。
1927年3月，楊逵加入了台灣留學日本的政治組織台灣青年會新設立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同年因聲援朝鮮人反日的演說會，第一次被捕。9 月，響應台灣農民組合，回台參加社會運動，當選為中央委員和常務委員，認識一生伴侶葉陶。同時參加台灣文化協會所舉辦的巡迴民眾演講會。10月，加入台灣文化協會為會員，因起草台灣農民組合第一次全島大會宣言，第二次被捕。此後活躍於台灣的社會運動，出入牢獄前後十次，共計坐牢四十五天。參與社會運動十次被捕的經驗，成為他的文學作品的創作源泉和思想骨幹。
1928年，被選入台灣農民組合特別活動隊，身兼政治、組織、教育三部長，實際負責農民運動。當選為台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
1929年（24歲），2月11日，楊逵與葉陶共同列席台灣總工會會員大會，發表演講。原本打算與葉陶返回新化結婚，翌日兩人被捕。此次大規模檢舉，稱為「212 事件」，全島被捕四萬人以上。楊逵後來戲稱，他與葉陶人被鎖鏈拷在一起，這是一場的官費新婚蜜月。出獄後一個月在新化舉行婚禮。同年，楊逵在彰化遇見賴和，就在賴和的鼓勵之下，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涯。
1932年（27歲），小說〈送報伕〉經賴和推薦，刊載於《台灣新民報》，只刊出前半部，後半部被查禁。翌年，小說全文（日文原名〈新聞配達夫〉）入選東京普羅作家所支持的社會寫實主義刊物《文學評論》第二獎（第一名從缺），是台灣籍作家首次進軍日本中央文壇，確立其小說家的地位。
1934年11月，台灣文藝聯盟成立，加入「台灣文藝聯盟」陣營，擔任機關誌《台灣文藝》日文編輯委員。翌年11月，與《台灣文藝》另一主編張星建意見不合，引發派系爭論。楊逵自行成立台灣新文學社，發表創立宣言，發行《台灣新文學》雜誌。創刊號於12月出版，中文由賴和主編，日文部分則由楊逵負責。從1935年年底創刊，到1937年6月日本當局下令廢止漢文雜誌，因而被迫停刊，維持了一年半多，共發行了15期以及《台灣新文學報》兩期。戰前三○年代台灣新文學的活動於焉告終。
1935年，6月，由胡風翻譯的〈送報伕〉，最早刊載於上海《世界知識》第2卷第6號。翌年，收錄於《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以及世界知識庫編《弱小民族小說選》，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廣受大陸讀者歡迎。
1936年（30 歲）日文小說〈田園小景—摘自素描簿〉（〈田園小景—スケッチ．ブックより〉）刊載於《台灣新文學》第1 卷第5 期，但後半部遭禁。
1937年，皇民化政策開始積極展開，日本進入戰時體制，思想控制趨嚴。將前一年發表於《台灣新文學》〈田園小景—摘自素描簿〉（擴充為〈模範村〉交給改造社《文藝》編輯部，被退稿。6月赴東京，隨即七七事變爆發，在東京本鄉旅邸被捕。保釋出獄後，9月返台，面臨貧病交迫。因欠米店二十圓而被告到法院，幸賴酷愛文藝、也是楊逵作品的崇拜者日本警官入田春彥濟助，償清債款，租地開闢「首陽農場」（以首陽山故事命名）。翌年田春因被指控思想左傾，遭驅逐離台，仰藥自殺。
1943年4月，台灣文學奉公會成立，成為會員。11月，參加台灣文學奉公會召開的「台灣決戰文學會議」，〈泥偶〉收錄於大木書房出版的《台灣小說集I》。1944年小說集《萌芽》印刷中被查扣。8月，受日本總督府情報課之聘，視察石底煤礦，撰寫〈增產之背後—老丑角的故事〉，發表於台灣文學奉公會發行的《台灣文藝》第1卷第4號。
1945年1月，小說〈增產之背後—老丑角的故事〉收錄於台灣總督府情報課編《決戰台灣小說集（坤卷）》，有台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出版。8 月15 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原計畫用閩南語演出「怒吼吧，中國！」因此而停演。）9月，首陽農場改稱一陽農場（取義「一陽來復」），發行《一陽週報》，創刊號介紹孫文思想和三民主義，並轉載中國五四運動以來的白話文學作品。
戰後初期，楊逵積極介紹中國三○年代作家的作品，同時把自己的作品譯成中文，在各種刊物上發表，成為台灣作家與中國來台文人，共同重建戰後台灣新文學的靈魂人物。然而，長期社會運動家的身分和左翼作家的色彩，使他無法避免戰後的白色政治風暴。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當天下午宣布台北地區臨時戒嚴，並實施宵禁。4月，因參與暴動與葉陶雙雙被捕，判死刑，槍決前一天幸因「非軍人改由司法審判」的命令，撿回一命，8月獲釋出獄。
1949年1月，上海《大公報》報導楊逵起草「和平宣言」，登載於上海大公報，標題為「台灣人關心大局盼不受戰亂波及：台中部文化界聯誼會宣言」，觸怒台灣省主席陳誠，4月6日被捕。翌年，受軍法審判，以「為匪宣傳」罪名，處十二年有期徒刑。1951年（46歲），送至綠島監獄服刑。對於此事，楊逵說：「我領過世上最高的稿費，我只寫了一篇數百字的文章，就可吃十餘年免費的飯。」 在綠島監獄十年，寫作不輟，《綠島家書》便在此時期完成。
1961年（56歲），4月6日刑期屆滿，返回台灣本島。翌年，在台中市郊東海大學附近貸款購買一塊荒地，經營東海花園，於此隱居。1970 年8 月，妻葉陶去逝。1976年（71歲），1月，綠島時期作品，「春光關不住」改題為〈壓不扁的玫瑰花〉，收錄於國中國文教科書，為日據時代台灣作家的作品首次編入國文教科書。
1982年8月，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之邀赴美。11月返台途中重遊日本，日本各界陸續為他舉辦座談會。1985年（80歲）3月12日晨5時40分辭世。3月29日安葬於東海花園葉陶墓旁。
1999年籌備成立楊逵文學紀念館，2005年於台南新化完成，對外開放。
楊逵的主要作品
作為台灣作家，楊逵的主要作品是小說，此外有劇作、散文、詩、評論和翻譯。他早期的創作品都是以日文寫成的，戰後才翻譯成中文，有的甚至經過他親自修訂或改寫。
他的主要著作有：
中篇小說《新聞配達夫》，本文首發於1932年《台灣新民報》，連載中遭禁，未能刊畢。1936年胡風以中文譯為《送報伕》，單行本有二， 出版者分別為：台北台灣評論社（1947年7月），以及台北東華書局（1947年10月）。
《三國志物語》四卷，1943年，台北：盛興書店。此為章回小說，以日文改寫《三國演義》。《鵞鳥の嫁入》，日文短篇小說集，1946年3月，台北三省堂出版，包括四篇小說：〈鵞鳥の嫁入〉、〈薯作り〉、〈歸農の日〉和〈無醫村〉。1975 年以後五家出版社的中文版本，收錄〈鵝媽媽出嫁〉、〈種地瓜〉、〈無醫村〉、〈萌芽〉、〈送報伕〉、〈春光關不住〉等六篇小說。有的版本新增〈模範村〉、〈泥娃娃〉和〈才八十五歲的女人〉等共收錄七篇到九篇。
《楊逵集》1991年2月，台北：前衛出版社，共收錄短篇小說十四篇。
散文有：《壓不扁的玫瑰》，1985 年3 月，台北：前衛出版社，收錄三十四篇文章，分五輯，包括〈首陽園雜記〉、〈楊逵回憶錄〉等。
話劇劇本有：《睜眼的瞎子》（1990）和《樂天派》（1990），寫於1954-1956年。
《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逵心事》，1987年3月，台中晨星出版社。作者1957-1960年繫獄綠島期間的家書，部分作者逝世後出土。
合集有《羊頭集》，出版於1976年10月，台北輝煌出版社。本書集結作者的散文雜筆、家書與劇本改寫等二十五篇文章。此外有數種《楊逵作品選集》等。
《楊逵全集》，彭小妍主編，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2001年出版，共14冊，分八卷：戲劇卷二冊，翻譯卷一冊，小說卷五冊，詩文，謠諺卷一冊，書信卷一冊，未定稿卷一冊與資料卷一冊。
楊逵的小說特色和文學思想
一如上述，作為小說家楊逵的作品數量不多，尤其是短篇小說，收集在《楊逵集》中的作品只有十四篇。全集中的小說卷，其實包括同一篇小說各種不同的版本。他的成名作〈新聞配達夫〉，發表在1932年5月，獲得日本中央文壇的肯定，奠定他作為小說家的地位。這篇故事敘述台灣學生「楊君」在東京當送報伕，遭受雇主剝削與欺騙的過程，深刻描寫現實人生黑暗面，最終是被剝削的送報伕聯合起來，團結對抗老闆，終於逼使資本家妥協讓步。這篇小說凸顯勞動人民與資本家之間尖銳的階級對立意識，具有強烈的社會主義和普羅思想。顯然作者是站在階級鬥爭的社會改革運動這種觀點，寫出這篇小說。
一般而言，楊逵的小說創作是他的社會運動經驗的反映和延伸，而且繼承了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所奠立的寫實主義的抗議精神。他是一個積極參與抗議的行動派、一個始終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主義者。這種性格也可以從他給兒女取名的用意中看出來。他的長女（1930年生）取名「秀俄」，意含讚賞俄國，顯然是指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建立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The 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長子取名「資崩」（1932年生），意指資本主義必然崩潰，而次子（1936年生）取名「建」，意含資本主義崩潰之後，建立新社會的理想，雖然沒有明言建立怎樣的一種理想社會。
楊逵的小說，以主題和思想性取勝，而不是以戲劇情節或人物刻畫等藝術性見長。他的語言平實、敘述寫實，很少細節的描寫。他始終站在農工勞動人民的立場，以明確的階級意識和批判性的寫實主義，表現出反壓迫、反剝削的抗議精神。他的名作〈送報伕〉，描繪出反抗資本主義的階級剝削，進而超越民族和國籍、追求社會主義的理想和憧憬。一如葉石濤在〈日據時期的楊逵—他的日本經驗與影響〉一文中，認為他一生的行動模式很接近十九世紀末舊俄的「到民間去」的民粹主義作家。他始終堅持理念，如一朵壓不扁的玫瑰，而他的文學創作，正是他的普羅文學觀的實踐，在台灣新文學作家中獨樹一幟。他的文學作品雖然數量不多，但始終站在農工勞動人民的立場，真實地和批判地反映他的時代和社會，在台灣新文學的發展中占有獨特的歷史位置。
楊逵研究的概況
根據《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4，楊逵卷》以及《楊逵文物數位博物館研究資料》（國立台灣文學館）關於楊逵的研究資料，包括作家論、作品論、文學活動和出版資料等四類。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作家及其作品。作家論包括作者的傳記、回憶錄、訪談、圖片，以及作者的文學思想和意識形態等，而作品論包括不同的文類，以小說為主，另有劇作、散文、評論，以及作品的特色和風格等。
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和作家，在戰後國民政府統治下，是一個禁區，很少有人提及或公然研究。根據黃惠禎〈楊逵研究評述〉一文，台灣學術界對楊逵的研究，開始於1973年顏元叔的〈台灣小說裡的日本經驗〉（《中外文學》第2卷第2期，1973年7月）。這篇論文探討楊逵及其同時代的幾位作家，認為楊逵的〈送報伕〉是「寫出台灣社會真相的第一篇小說」。
楊素娟（楊逵次女）編《壓不扁的玫瑰花—楊逵的人與作品》出版於1976年10 月，其中收錄了在此之前評論楊逵的重要文章，例如林載爵的〈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張良澤的〈不屈的文學魂—論楊逵兼談日據時代的台灣文藝〉。
對楊逵、乃至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一般，最早評論的該是日本學者尾崎秀樹；他於1928年出生台灣，在1961年10月發表〈台灣文學 についての覺え書—台灣人作家の三つの作品〉，評論楊逵的〈送報伕〉、呂赫若的〈牛車〉和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パパイヤのある街〉），指出台灣人作家的意識從抵抗到認同、從認同到屈從的傾斜過程。接著發表第二篇〈決戰下の台灣文學〉，探討1940 年以後到戰爭結束時的台灣文壇，介紹楊逵與在台日籍作家、日本左翼文壇之間的關係，肯定楊逵的劇作〈撲滅天狗熱〉（〈デング退治〉）配合「撲滅天狗熱（登革熱）」國策，但批判的箭頭指向放高利貸者與日本殖民統治。尾崎另一篇專論〈台灣出身作家の文學的抵抗—楊逵のこと〉，闡述楊逵作品中曲折複雜的抵抗精神。
此外，1978年4月，日本學者河原功出版〈楊逵—その文學的活動〉，收集了有關楊逵的研究資料，包括年表、著作目錄，以及參考文獻。他的碩士論文〈台灣新文學運動の展開〉（1978）論述楊逵脫離《台灣文藝》另創《台灣新文學》雜誌的始末，以及楊逵與日本左翼作家、普羅文壇之間的密切關係。1978年9月，林梵（林瑞明）的《楊逵畫像》，是第一本楊逵傳記，具有詳盡的史料，奠定了1980年代以此後楊逵研究的重要基礎。有關的評論文章和研究情況，不再贅述，讀者可以參照黃惠禎〈楊逵研究評述〉一文，收入《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4，楊逵》（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
然而，關於楊逵研究，有一個特殊現象，值得一提。楊逵的作品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而作者屢屢加以修訂或甚至改寫。日本天理大學的塚本照和對〈送報伕〉不同版本和手稿所進行的學術研究，是楊逵作品版本學的濫觴。1936年6月發表的日文小說〈田園小景—摘自素描簿〉，在1937年9月，為了躲避警察藏匿於神奈川的鹤見溫泉時，擴充改寫為〈模範村〉，經學者塚本照和與清水賢一郎，根據手稿筆跡，已考證出楊逵為呼應不同時局而改作的痕跡。關於楊逵作品的改作，黃惠禎在《楊逵及其作品研究》一書中，考證了楊逵的〈送報伕〉以外的六篇小說，〈無醫村〉、〈泥娃娃〉、〈鵝媽媽出嫁〉、〈萌芽〉、〈犬猴鄰居〉、〈模範村〉。楊逵對自己的作品改寫的解釋是：1）在未死之前，我有權修改自己的作品，因為我的思想一直在成長。2）為了發表，如果當時說得較激烈些，根本無發表的機會。3）為了使現代的讀者更加了解我作品中的精神，所以有必要修改。（見黃惠禎引述，王麗華著〈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楊逵的文學生涯》一書所錄。）
不論是什麼理由，楊逵的基本理念是，作品是表達思想的工具，寫作的目的只是為了達到表達思想。他的文學思想，一如前述，是站在弱者的立場，表達不平則鳴的姿態和反抗的精神。葉石濤在〈楊逵的文學生涯〉一文中，根據楊逵一生中重要的文學活動、以及所經歷的各種事件，他強調楊逵的文學是「參與的文學」，並有社會主義的系統性思考與草根性等特質。葉石濤在〈日據時期的楊逵—他的日本經驗與影響〉一文中，認為楊逵與日本人接觸的經驗，基本上是「溫情多餘摧殘的美好日本經驗」，這種溫和的態度和非暴力的認知，「不僅促使楊逵日後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從事農民運動，並證實其社會主義世界觀是經得起考驗的哲學。」（見黃惠禎〈楊逵研究評述〉引述。）
楊逵作品的英譯
論及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或普羅文學在台灣，楊逵必然是一個重要的作家，可是關於他的作品的英文翻譯，卻是寥寥無幾，主要的有以下兩篇：
〈壓不扁的玫瑰花〉，Daniel Tom 英譯為“The Indomitable Rose”，發表於The Chinese Pen, Autumn, 1978。
〈鵝媽媽出嫁〉，Jane P. Yang 英譯為“Mother Goose Gets Married”，發表於《亞洲商報》，1982年10月29日。
本叢刊過去選譯楊逵（Yang Kʼuei）的作品有以下三篇：
12/1997 No. 2 “Remembering Dr. Lai Ho”〈賴和先生を憶ふ〉，譯者Mary Treadway
1/2007 No. 20 “Mother Goose Gets Married”〈鵝媽媽出嫁〉，譯者Esther Hu
7/2007 No. 21 “The Newspaper Carrie”〈新聞配達夫〉，譯者Robert Backus
本專輯在選擇作品時，承楊逵孫女楊翠教授推薦，我們最後決定短篇小說八篇，兼顧作品的思想性和文學性，可以說是最足以代表楊逵在小說方面的代表作。其中，〈增產之背後〉和〈泥娃娃〉是根據日文首次翻譯成英文。叢刊第20 集翻譯的〈鵝媽媽出嫁〉，是根據中文版本，本集特地推出根據日文的英文譯本。由於楊逵作品屢經作者修改，引起評論家張恆豪呼籲〈存其真貌─談〈送報伕〉譯本及其延伸的問題〉。為讀者參照方便，我們特地重刊Robert Backus 根據日文精心翻譯的〈新聞配達夫〉，或許較近原貌，可以為楊逵作品日中英三種版本比較研究提供方便的資料。對本集譯者Jon Reed、Christopher Ahn、John Balcom、Yingtsih Hwang、Bert Scruggs 以及英文編輯團隊Terry Russell、Fred Edwards、Angela Borda、Raelynn Moy的辛勞和努力，以及台大出版中心嚴嘉雲在編輯作業上的合作無間，謹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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