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胡適
今天這個日子，實在不容易說話。昨天我花了一個晚上把孟真遺集的鉛樣本從頭翻了一遍，所以格外體會到陳院長剛才所講的話。的確，我們失掉了這樣一個人，是很不容易得到一種補償的。孟真同我是幾十年的朋友，想不到在這個時候我會參加這樣的一個紀念會。在今天的紀念刊上曾印出我的一篇短文，是寫孟真遺著的序。這雖然是一篇短文，寫來卻很用心。其中曾說：孟真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同時理解力和判斷力也最強。他能夠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濶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又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集中人世許多難得的才性於一身。有人說他的感情很濃烈，但認識他較久的人就知道孟真並不是脾氣暴躁的人，而是感情最熱，往往帶有爆炸性，同時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的人。像這樣的人，不但在一個國家內不容易多得，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容易發現有很多的。
剛才陳院長曾說到孟真在臺灣這幾年的貢獻。我個人感覺到他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一個力量。在學校裡做學生，在新潮社辦《新潮》雜誌，以及後來在外國留學，都是那些團體中的一股力量。他從歐洲回國以後，在朱先生領導的中山大學文學院，後來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二十多年，也是那些團體中的一個力量。在重慶、南京、臺灣等處，又是一個力量。他這樣的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發揮其領袖的才幹。他有學問，有辦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膽量；敢說話，敢說老實話，這許多才性使他到處成為有力量的人。我總感覺，能夠繼續他的路子做學問的人，在朋友當中也有；能夠繼續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這樣一個到處成為道義力量的人還沒有。所以他的去世，是我們國家最大的損失。在他過世二周年的時候使我感到最傷痛的，也是這一點；這是沒有法子彌補的。
今天我很簡單的說一說孟真的思想。剛才主席說我在他過世的時候寫過紀念的文章；其實我沒有寫。朱先生講的，大概是指當時在《臺大校刊》所發表的我致在臺北的一位朋友的信而言；在這封信中，我曾說起孟真的去世是我們國家的大損失。為什麼二年來沒有寫文章紀念他呢？實在是因為我與孟真的感情太深，拿起筆來就有無限的傷感，所以紀念的文章總是寫不出來。昨天我看他的遺著，找出其中幾點，是可以為敬愛孟真的朋友們談一談的。
孟真活了五十五歲，他早年的情形我不很知道。我們可以把他從做學生時代到死，分為四個部分來說。第一部分是他青年做學生時代的思想；第二部分是他壯年個人做學術時代的思想；第三部分是他壯年時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時代的思想；第四部分是他晚年的思想，也是國家最危急最動盪的時候的思想。
第一，先說他做學生時代的思想。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給他校閱的，在新青年雜誌上刊出來。那時候，他就是最能了解當時新思潮新文化運動的人。我在若干年後才知道他在很早的時候就是胡適之的「保駕人」，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替我作了保護的工作。諸位看過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辯》第一集，上邊一個七萬字的長序嗎？裡邊曾說到我當時在北大教哲學史的情形。那時北大中國哲學系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的想剿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麼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後，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那時候他很注意北大一般教授提倡的新思想，他知道這個運動要成為一個很大的力量，就與他的一班同學朋友辦了一個《新潮》雜誌。他在《新潮》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現在都已收集在遺著第一冊裡邊。從那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那個時代的思想，是贊成文學改革，白話運動的，是贊成新思想的。我可以引一段他的文字來代表他早年的思想。這篇文章叫做〈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他認為文學改革應該引起一個思想的改革運動。任何文章都可以用白話來寫；幾百年來曾有人用白話寫過最好的小說、詩、詞、曲等。但最重要的是白話文學運動應該是一個新思想運動；如果這個運動中沒有新思想，那麼這個運動是站不住的。所以他說：「用手段高強的文學，包括著『人的』思想，促動大家對於人生的自覺心，是我們的使命。」又說，「未來的真正中華民國，還須借著文學革命的力量造成。」這是很大膽的說法。他的結論：「是真正的中華民國必須建設在新思想的上面，而新思想必須放在新文學的裡面。」他年輕的時候這樣主張，到了晚年還是這樣主張。他所說的「真正的中華民國必須用文學革命的力量造成」這個理想，到現在還沒有能夠完全實現。這一點是我們後死的朋友應該接受而努力的，同時又是後死的朋友們應該常常想念到的。他的早年思想是前進的。他在文學改革新思想運動上是一個領導者，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就能指導出一條正確的大路。
第二，他留學國外時期的思想。他初回國時，即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兼授文史功課。在這個時期，以及後來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時候，常將留學時所想過的許多有關古史或古代中國文學史的問題加以探討。他不贊成用哲學史的名字來講中國思想，而主張用中國思想史的名字。他的壯年幾本最偉大的，繼往開來的學術論著，都是在留學時期中就已想到的，他以最強的記憶，能夠綜合起來，在舊的材料中，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再配上新的材料，找出新的重要的問題。這個時期我們可以說孟真在中國學術史上佔了一個最高的地位。這就是他三十一歲至四十五歲這一時期。我可以舉出這個時期中他的幾篇文章作說明。（一）《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這是一部了不得的著作。我們知道，凡是一個大的思想家，往往撒出許多種子；有些種子掉在石頭上被人踏碎了，有些種子撒在肥沃的泥土上，有了生命，就發生了力量。昨天晚上，我看他的書，想到恐怕有許多朋友都還不能十分了解他的重要性。一九二六年我到巴黎；他那時在柏林，知道我來到法國，特地從柏林趕來與我同住了許多天。我們白天同在法國國家圖書館讀書，晚上在中國館子吃飯，飯後常常談到晚上一二點鐘，充分互相討論。那個時候他就已經撒下了許多種子。他說：中國一切文學都是從民間來的，同時每一種文學都經過一種生、老、病、死的狀態。從民間起來的時候是「生」，然後像人的一生一樣，由壯年而老年而死亡。這個觀念，影響我個人很大。說到這個觀念，我們常常想起孟真貢獻最大的就是他的思想。中國文學無論是小說、詞、曲、詩，都是來自民間，慢慢的才跑到上層，影響到士大夫階段。但到了士大夫手上以後，就慢慢的老了、死了。這個觀念，曾經在他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中撒下許多有價值的種子。我相信這些種子將來還可以繼續在中國文學史方面發生影響。（二）〈史學方法導論〉：在現在看起來還是有許多有價值的種子在這個導論裡邊。（三）《性命古訓辯證》：這是他唯一的一部寫成書的著作，其中方法是值得我們繼續的。（四）《古代中國與民族》：這是他沒有完成的一部大書，有的時候也想定名為「民族與古代中國」。這是說明古代民族的來源的。可惜這部偉大的著作沒有完成。但他曾經發表了幾篇論文：如〈姜原〉，提供了許多有助於研究的材料；另一篇為〈周東封與殷遺民〉，說明從周室東征到山西北部、征服了整個東部的情形。這一篇文章我公開承認影響我最大，最能夠表現他的思想。再有一篇是〈夷夏東西說〉，出版在蔡先生六十週年紀念特刊上；搜集的材料豐富，將東西夷夏加以區分；很少人有這樣銳利的眼光。
現在回過頭來談談他〈周東封與殷遺民〉這篇文章。我在中國哲學史內提到古代服三年之喪這個問題，感覺到很困難。孔子的弟子宰我曾說一年就夠了，但孔子卻說「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過了一百年以後，當滕文公繼承他父親為滕候時，孟子居然說動了滕文公，說喪禮應服三年。但當時滕國的士大夫都不贊成；他們都反對「三年」。他們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這兩句話與孔子的話是衝突的，孔子說三年之喪為天下之通喪，而滕國的大夫又說魯國未曾行過，我滕國也沒有行過，究竟是孔子說假呢？還是滕國大夫錯了呢？孟真在這一篇文章中說：「孔子之天下，大約即是齊魯宋衛，不能甚大，可以『登大山而小天下』為證。」當時周統治中國，老百姓多為殷之遺民；上層階級均用周禮，一般老百姓則仍用殷禮。故孔子曾說：「丘也，殷人也。」殷朝雖然已經滅亡，但其後七百年間，上邊統治階級與下邊人民的習俗不同。絕對多數的老百姓是殷遺民，而三年之喪是殷民的制度；孔子自稱殷人，所以孔子以三年之喪為天下通喪是不錯的。而滕國大夫所講「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沒有錯；因為滕是文王的子孫，魯是周公的子孫，都是殷的統治民族，所以與老百姓不同。能夠把這個觀念來解釋論語先進篇第一章的，二千多年
來，孟真還是第一個人。這章的原文是：
子曰：「先進於禮樂；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孟真以為「野人即是農夫，非如後人用之以對『斯文』而言；君子指卿大夫階級，即統治階級。先進後進，自是先到後到之義。禮樂是泛指文化，不專就玉帛鐘鼓而言。名詞既定，試翻譯做現在的話如下：
那些先到了開化的程度的，是鄉下人；那些後到了開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問我何所取，則我是站在先開化的鄉下人一邊的。
先開化的鄉下人自然是殷遺民，後開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的宗姓婚姻了。」現在有許多人提倡讀經：我以為對這幾句話解釋得通才配讀經；如果解釋不通，不配讀經！
孟真有絕頂天才，他替我解決了中國哲學史上不能解決的問題。我接受了他的觀念，寫了一篇五萬字的文章，叫做〈說儒〉，從這個觀念來講古代思想，根本推翻了我過去對於中國古代思想史的見解。所以今天在各位老朋友面前，格外表示我對他無限的哀思。第三，是要說第三時期也是他壯年的時期，他以偉大的力量將古代民族、古代歷史問題和古代史科，作了一個繼往開來的事業。但剛才所說的是他個人學術研究的部分，現在要說的這一部分則為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他是能夠實行從前英國大哲學家培根所講的「集團研究」的，一個人研究學問究精力有限；大規模的分工合作，團體研究是比較容易有成就的。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進國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回國的時候，正是我國團體研究機關開始的時候。我們可以說，孟真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是中國做團體研究最成功的。用不著我來詳細介紹。他在民國十七年時替歷史語言研究所定出三個目標：（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的系統，而不能豐富細密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二）凡能擴張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這就是他所說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三）凡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他以這三個目標與同人互相勉勵；後來二十年的成績可以證明他領導的能力。因為他有眼光、有方法、有領導能力，所以才有這樣的表現。
第四，是他中年至晚年的思想。他早年思想，是站在文學思想革命的前哨，是一個領導者，是一個力量。以後到晚年，他仍是繼續他早年在新潮時代的那種地位。這一時期他的重要的思想，我可以提出三點：
（一） 他是反共抗俄的大領袖。在思想上，無論在重慶、南京、臺灣，他都是反共抗俄的大力量。他有一文章〈自由與平等〉，指出了蘇聯沒有自由，也沒有平等；如果說蘇俄有經濟的平等，是完全錯誤的。這是很重要的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蘇聯究竟是一個什麼國家？〉、第三篇文章〈我們為什麼要反共？〉、第四篇是〈共產黨的吸引力〉這四篇文章，是他在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他臨死前寫的文章。他在這些文章中表現了反共抗俄的思想。譬如在〈蘇聯究竟是一個什麼國家？〉這一篇中他說：「蘇聯乃是一個集人類文明中罪惡之大成的國家。」在〈我們為什麼要反共？〉一篇中說：「史大林真正集大成，集中古的近代的一切壞東西的大成。」在這一篇文中還提出三個目標，這在我個人是完全同意的。第一是「我們為中國的文明傳統，為世界的文明傳統，不能不向蘇共中共拼命反抗。」第二是「我們為保持人類自尊性，不能不向蘇共中共拼命反抗。」第三是「我們為人在世界上活著有意思一個道理，不能不向蘇共中共拼命反抗。」而這些思想，在孟真早年的時候就已經具有了。
（二） 他講教育的文章。他對教育方面，曾寫了幾十萬字。他做臺大校長的時候，就說過「一個理想的大學，應該辦平淡無奇的教育。」他有兩句話。第一句是「自己健康起來」：就是生活改善，加強功課，同時給以正當的娛樂。第二句是「品性教育」：就是人品、人格的教育，也就是「對人對物能立其誠」，就是「不扯謊」。這也是他從青年至晚年根本的認識。
（三） 他晚年的思想，值得大家注意。我們也可以說，他從新潮時代以來三十多年中，只有一句話，就是希望國家近代化。反過來說，就是反中世紀主義；不要以中古時代的思想拿來誤國誤民，阻礙國家的前途。他說：民族的自信心是必須樹立的；但是，與其自信過去，何如自信將來，而一步一步的作我們建國的努力。這就是說，與其寄托自信心於新石器時代，或者「北京人」時代，何如寄自信心於今後的一百年，把一個老大病國變成一個近代化的國家。土耳其的凱末爾是個好例。凱末爾為什麼把許多回教國家的國粹毀掉不愛惜它呢？正因為這些國粹是土耳其走向進代化的障碍。我們的國粹運動，如果無節制的發揮起來，只是妨礙我們國家民族的近代化，其流弊是無窮的。所以孟真在獨立評論中曾有過幾篇文章反對讀經與中醫。他說：建設近代國家，無取乎中世紀主義。
我覺得我們要紀念孟真，很值得把他的文章重新註解、重新考慮、這是我今天匆忙中經過稍許整理而提出的報告，來紀念這個沒有法子彌補的好朋友。
（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傅孟真先生逝世兩週年紀念會上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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