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
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特指從20世紀20年代至臺灣光復期間在臺灣產生、由臺灣人創作的中文白話文或日文（其中絕大部分已譯成中文）的新文學作品，以及以臺灣人為主體形成的其他新文學現象，其產生與殖民社會文化密切相關。由於臺灣新文學誕生和存續於特殊的殖民社會中，它不但具有一般文學研究對象的共同特性，而且提供了許多漢語文學的其他領域所沒有的獨特經驗，如殖民地文化對文學的影響、殖民處境下的文學傳承和想像特質、殖民現代性與文學書寫的關係、殖民地文學語言的轉換與文學變異等等。它是整個臺灣新文學發展的初始階段，戰後乃至當下臺灣文學的一些發展脈絡和基本問題均可追溯到殖民時期。本時期臺灣新文學與大陸文學和中國文化的關係亦因其特殊處境而呈現錯綜複雜的狀態，為考察漢語文學的地緣關係和文化源流以及作家身分認同等問題提供了極佳的案例。對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的研究不但直接影響到對臺灣文學的總體把握和細部分析，也對認識漢語文學的整體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試圖在以往眾多殖民地臺灣新文學論述的基礎上，吸收借鑒現有研究成果，運用已有材料，以問題研究的方式，適當引入文化研究理論方法，重點探討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研究領域中有價值且有闡釋空間的問題。論述對象包括殖民地臺灣新文學的文學現象、文學論爭、作家經驗、作品構成諸因素（想像方式、語言等）及其相互關係，重點在於本時期本地區文學特殊性，如身分確認、文化想像演變、殖民現代性認知、語言轉換導致的文學變異等問題的分析和清理。具體文本分析和語言社會功能探討以新文學中的小說和部分傳記文本為對象，不涉及詩歌文本和通俗文學寫作。由於殖民時期文學與戰後文學的密切相關性，以及在整個中國文學場域內的特殊意義，部分問題在時間和空間上或可逸出殖民歷史之外，如語言論爭與大陸國語運動的關係、戰前戰後語言轉換的深刻影響、當代臺灣文學文化界關於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及戰後臺灣文學論述的變異和對殖民現代性的肯定與否定的認知等。具體問題包括：
殖民時期處境與臺灣新文學的關係；
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文化想像問題；
文學書寫對殖民現代性的認知；
殖民時期文學的語言問題；
殖民記憶與戰後文學論述的變異。
就個人論述而言，這樣的方式也許可以避免個人獨自建構大的史論或綜論所可能導致的空泛、平淡和力不從心，以及為考慮框架的完整統一而割捨某些現象和意義；能夠較靈活地選擇獨特的問題，同時，討論的餘地較為充裕，結構的組織剪裁也較為自如。由於大規模地全面佔有海內外相關材料比較困難，從問題出發，可使材料收集相對更集中有效。這種方式可能導致的缺憾是，問題的相關性和結構的整體性可能會減弱；各個問題及其解答的分量和比重可能不夠均衡等。將各不相同的問題貫穿以基本統一的分析方法，在每一個問題中注重現象的演變軌跡；增強各個問題之間的相互連繫等或可將這種缺憾盡可能減低。由於殖民時期臺灣文學的複雜性和不同論述者立場的差異甚至對立，論述的絕對客觀性是難以企及的，但堅持學術立場是本文追求的目標。
殖民地處境與臺灣新文學的關係，這是首先要深入辨析的問題。它涉及殖民地社會的基本性質對文學的決定性影響，也是全篇立論的關鍵所在。這裡重點討論臺灣作為殖民地的特殊境遇、歷史文獻和個人化文本中的社會發展脈絡和文化身分問題，以及殖民時期臺灣文學和作家身分確認的複雜和困惑等。首先通過史實和比較，考察殖民者的軍事佔領、政治專制、經濟掠奪、文化同化等一系列統治策略所造成的臺灣殖民社會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引發的臺灣民眾文化身分的模糊與喪失，並結合殖民與後殖民理論觀點的應用，說明身分問題在殖民社會對立雙方衝突中的重要性。身分的演變及其原因的分析非常有助於認識臺灣民眾殖民初期到末期原有民族文化印記被逐漸塗抹的事實和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或可為考察殖民時期文學特質提供闡釋的基礎。身分理論的介入顯然提供了用殖民理論觀點說明殖民社會文化現象的機會，十分適合複雜文化問題的表述，能夠清晰地辨析殖民統治及其文化同化政策對臺灣民眾民族文化主體的改造。
選擇歷史文獻和個人化文本中的社會發展脈絡和文化身分辨析，是尋求在殖民社會文化分析的基礎上，以細部考察的方式論證殖民文化特質的具體表現形態，從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兩方面接近歷史。《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作為《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重要構成，展示了殖民者對被殖民者文化反抗活動及其成因的認識和評價，透過這份歷史文獻不但能夠發現被殖民者歷史實際上由殖民者所保存這一事實，而且可以觀察到殖民者的基本立場和對被殖民者的態度，即站在殖民者的角度將臺灣文化運動歸結為民眾濃厚的漢民族意識，表明對漢民族意識的堅守和摧毀實為殖民社會雙方較量的實質。《雙鄉記》這部臺灣知識分子傳記作為典型的個人化文本成為殖民地臺灣知識分子尋求身分認同過程中歷經苦難的見證，對它的分析描述了一個有著「雙鄉的心理和心理的雙鄉」的臺灣人曲折的認同之旅。《里程碑》和《無花果》同樣可以作為樣本，用來說明國族衝突下民族意識的多重樣態；民族主義研究論述的引入有助於這種說明。
考察文學和作家多重身分的錯綜關係和由此而來的文學變貌是說明殖民地文化與臺灣新文學關係的又一關注點。本文通過臺灣新文學的歸屬、作家文化身分、文學傳承和創作語言等方面改變的辨析，試圖說明殖民統治對文學的深刻影響。文學傳承方面，臺灣新文學對五四新文學的接受直接造就了臺灣白話文學的興盛，而這種接受又根據臺灣社會的實際做出了相應的調整，在批判文化傳統的保守性的同時也闡發其中的合理性。由於語言的轉換，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逐漸由以中文創作為主過渡到中日文並舉直至完全使用日文，形成了中文作家和日文作家兩大群體，文學傳承也從全面接受五四新文學並在其影響下形成新文學運動，逐漸轉變為以吸收日本文學或通過日本學習西方文學為主；這種直接經由歷史的變動所造就的作家身分和寫作形態的變異正是理解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文化想像和語言問題的鑰匙。
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文化想像問題。這裡所說的「文化想像」不同於作為具體表現手法的文學想像方式，而主要指文本中顯現的對特定文化對象的認知狀況和認知態度。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的表現對象及其引發的文化意義相當複雜，作家和文本的每一種立場和身分的調整都會帶來想像對象、寫作姿態，以及文本文化意義的激發。由於語言轉換與殖民時期臺灣社會變化存在對應關係，本文從寫作語言的角度標明作家身分類型，以考察不同階段、不同社會處境下作家和文本的想像形態；「皇民文學」作為殖民晚期文學迎合殖民統治的文化想像也被納入考察範圍之內。
中文寫作作為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前期的主要創作形態，在對日本和臺灣的想像之中，形成了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政治經濟文化的直接衝突、殖民社會的世相百態、底層人物的悲慘命運為基本結構方式和表現內容的想像形態，這種想像形態隨著殖民社會的發展而呈明顯的變化。以日本想像為例，單純的、敵對的、絕對外在於臺灣的殖民力量逐漸在客觀上呈現出多重的文化意義，在作家民族立場沒有絲毫改變的情況下，原有的單一組織直接民族衝突的方式發生了改變，賴和的寫作已經將直接的控訴上升到對殖民社會存在的深刻質疑。中文寫作的臺灣想像是民族自我想像的一部分，啟蒙思想和民族、階級意識支配和決定了自我想像的側重點和切入角度；悲苦的民眾形象成為想像的重要表徵；文化傳統和民族性格在自我審視中更多地被想像為對社會進步的阻礙，顯示出作家自覺的文化選擇。
在與中文寫作的比較中，日文寫作呈現了明顯的想像變異，日本不再作為絕對外在於臺灣的形象出現，它對臺灣社會生活的影響激發了作家對諸如傳統與現代的關係等複雜文化問題的思考。同時，日本想像開始與臺灣想像相融合，即在想像日本中想像臺灣。自我想像一方面延續著關懷下層民眾的共同主題，另一方面格外關注文化傳統和知識分子的精神境界，傳統在文化想像中維繫民族身分的作用得到加強，知識分子的精神痛苦成為殖民社會晚期文化想像的重要一翼。
對「皇民文學」的考察側重於以這一殖民社會晚期特殊的文學現象說明殖民意識對被殖民者思維的宰制和由此形成的「類殖民者」的心靈扭曲，而不在於簡單地做出是非判斷和道德評價。「皇民文學」的出現源於殖民社會雙方關係的演變，被殖民者在殖民初期的頑強抵抗會隨著權力的逐漸喪失而改變方式甚至消失，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開始適應殖民統治，直至模仿殖民者，因而殖民社會晚期會出現完全遵從殖民者意志、自覺否定原有身分的文化想像。此外，「皇民文學」的存在及後續影響還表明殖民意識形態對被殖民者思維的侵蝕並不僅僅局限於殖民時期。
文學書寫對殖民現代性的認知。殖民現代性是認識殖民地文學與文化的關鍵因素之一，也是當今現代性問題討論中的重要議題。經日本殖民統治直接導入臺灣的現代性因素不僅為殖民主義合法化提供了某種文化政治邏輯，而且從制度、觀念等各領域強制性地改變殖民地原有的社會形態，被殖民者對現代性的被動接受使殖民現代性形成了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殖民者自認的現代性；二是被殖民者眼中的現代性。殖民時期臺灣作家集殖民現代性的接受者、拒斥者和批判者於一身，並通過文學書寫來選擇對殖民現代性的接受、反思與批判，顯現出在傳統性∕民族性與殖民性∕現代性關係糾葛中的多重認知。
考察文學書寫對現代性表徵的不同處理方式有助於理解被殖民者的現代性認知。這些殖民現代性表徵被大致劃分為幾種形態，如觀念、制度、精神層面的現代性因素和物質性的現代化外觀等。現代醫學、現代教育和現代時間等成為重點分析對象。賴和對現代醫學的書寫流露了認同現代性和否定殖民性的衝突與對立，表現出反思現代性、批判殖民性的思想特徵；周金波則通過讚美現代醫學表達對現代性∕殖民性的認同，使現代性完全等同於殖民性。當作家可以通過將公學校單純地當作現代教育的標誌去肯定其啟發民智的重要作用時，公學校的意義單純而正面；一旦涉及公學校的殖民特質，其殖民現代性的內在矛盾就會自然顯露。對現代時間因素的關注在於考察文學如何表現殖民現代性對傳統生活形態的改變，以及作家如何通過對現代時間因素負面意義的否定和對傳統時間正面意義的肯定間接實現對殖民現代性的批判。
對左翼書寫與馬克思主義現代性論述關係的認識在於嘗試以馬克思主義對現代性的理解去認識殖民時期臺灣左翼書寫的歷史意義。這種嘗試一方面涉及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作為現代性的思想資源；另一方面關注怎樣對殖民時期作家對左翼思潮的認知做出解釋。首先是將馬克思主義對早期資本主義的深刻分析理解為對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即與資本主義現代性相異的「革命現代性」，進而考察左翼書寫對階級意識的強調和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分析及其與馬克思現代性論述的一致性，試圖說明左翼書寫是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以文學形態表現殖民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的破壞性一面和被壓迫者得到解放的可能性。
被殖民者在殖民現代性認知中情感經驗的作用同樣值得關注，這有助於尋找同一時期被殖民者形成截然不同的現代性認知以及文化抗體強弱和形式差異的情感因素。這種嘗試可能仍然不能確切說明這些情感經驗的成因，但或許可以換一個角度，從「凝固的形式」或明確的範疇之外尋求別一種說法。殖民統治引發的「痛感」和「快感」體驗在文學文本中有著較為清晰的表述；二者之間還存在一些含混、「中性」的情感表現。情感經驗具有不確定性，不能簡單地將情感和意識完全等同。同時，不同的情感經驗怎樣統合為一個時期的基本情感結構；殖民主義引發的痛感∕快感及其遺存的產生機制究竟如何；情感經驗與文學文本顯現的思想傾向是否是直接對應的關係等問題仍然有待探討。戰後臺灣存在的殖民統治「肯定」論和「否定」論，其焦點在於對殖民現代性認識的差異，這也與殖民時期的情感經驗或記憶相關。
殖民時期文學的語言問題。語言問題決定了殖民時期到戰後一段時間內臺灣文學語言運用的特殊性和由此引發的一系列文學和社會政治話題。本文提出的部分概念和闡釋從語言社會功能的角度論證了殖民時期臺灣文學語言狀況的複雜性。語言問題的根源在於日本殖民者實施的「語言文字的殖民」，即語言同化，其後果是使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的寫作語言發生了徹底的改變，這一改變之前、之中和之後文學寫作的語言困境成為影響作家命運和文學生態的重要原因，直接造成了殖民時期新文學中文寫作的被迫中止和以殖民者語言文字書寫被殖民者生活的奇異景象，也決定了戰後日文寫作終結的現狀。在殖民社會民族衝突的大背景下，殖民者語言的文化象徵意義和被殖民者寫作內涵的意識形態形成衝突；在衝突趨於隱蔽的情形下，語言的工具性則相當明顯。
殖民時期的歷次語言運動和語言論爭的根本性質是被殖民者面對文化同化的壓迫尋求文化自救、突破語言困境的種種嘗試。本文重點探討臺灣話文論爭雙方為解決殖民地語言問題的艱苦努力和難以擺脫的理想困境，指出論爭雖然提出了不同的設想，但它們都因社會境遇、地域文化等限制，存在某種缺陷，缺乏足夠的現實可行性；同時將論述擴大到大陸國語運動和大眾語討論，力圖從整個中國邁向現代的歷史進程中認識臺灣話文論爭的真實狀態和重要意義。
語言轉換中文學的哪些因素得以保留，哪些因素受到損失，是分析語言社會功能和日文寫作表現民族文化形態的主要切入點。本文借助語言學理論，將語言的「潛在內容」，即不受語言形式和質料的限制，可以轉移到另一種語言媒介中而不受損失的非語言藝術的部分，稱為語言的非物質性，考察這種非物質性在日文被作為工具的使用過程中，彌合語言種類的文化象徵意義與寫作者身分和文本意識形態之間衝突的功能。這種非物質性在日文寫作中有不同的表現層面，首先，當日文被作為媒介和工具描述被殖民者處境的時候，臺灣人的命運和生活圖景並未因日文的使用而發生變形，在深受左翼思想影響的日文作家那裡，文本意識形態內涵的強調恰與語言意識形態色彩的淡化成鮮明對比；第二，日文的使用沒有對文本內容「臺灣屬性」的表現造成大的障礙；第三，部分表現人的存在狀態的日文寫作徹底超越了語言本身的文化象徵意義。總之，日文寫作的成熟伴隨著日文逐漸脫落其民族文化屬性、走向純粹工具化的過程，但其被殖民特徵並不能被忘記。
戰後的第二次語言轉換對日文寫作帶來的衝擊顯示了有著合理外殼的戰後語言政策與臺灣社會實際步調的錯位，表明在社會政治動盪中，語言轉換的內在漸變規律和外在突變現實的激烈衝突，會使殖民地民眾在回歸民族文化身分後仍可能遭受失語的痛苦和心理的傷害。
殖民記憶與戰後文學論述的變異。這一問題是就當今「本土化」臺灣文學論述對殖民時期文學和戰後文學論述的改寫所作的分析，試圖通過現象的辨析顯示改寫背後的動機及其與臺灣社會思潮變遷的密切連繫。戰後臺灣文學論述在近20餘年中的急劇變化，客觀上與「本土化」思潮的興起直接相關，本質上仍是研究者對歷史再度想像的產物。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局部論述的改寫表明論述對象已被當作歷史資源參與了「本土化」文學論述的建構。對張我軍文學主張及「皇民文學」評價的變化即代表著「本土論」者通過文學論述改寫尋求「去中國化」的文化政治目的。「本土意識」興起後，作為歷史資源的張我軍的理論主張開始不能滿足顯示「本土意識」的臺灣文學論述的需求，甚至與「本土化」論述形成矛盾，而逐漸受到質疑以至被「荒謬化」。質疑和「荒謬化」的焦點集中於張我軍對臺灣特殊性的「忽略」，這一點無助於「本土性」的建立，因此他的文學史地位才發生了變化。「皇民文學」評價改變的原因與此相同，「本土論」者對「皇民文學」的熱切關注目的不在於「去殖民」，而是呼籲「同情、理解」「皇民文學」，以被殖民歷史經驗作為資源，對抗所謂「中國民族主義」。這也說明為對抗「中國意識」，「本土意識」並不拒絕與殖民意識合流。
臺灣文學史寫作者葉石濤對臺灣文學概念的建構和置換也是臺灣文學論述演變的一部分，其內在矛盾和發展軌跡與「本土化」文學論述的成長和特質相一致，是一個不斷提升臺灣「本土」文學的重要性，建構「臺灣文學」話語的過程。這一過程從為臺灣本土文學爭取生存權和發展權始，到具有明顯的權力意識和排它性，最終時時淪為政治論述。
兩岸有代表性的臺灣文學史論述是想像臺灣文學的不同立場和方式的抽樣，從中可以考察文學史想像的成因、寫作者想像變異的表徵和運作軌跡；分析不同的文學史想像對現象的彰顯或遺忘，以及這些彰顯或遺忘的動機和效果。這些文學史文本的出版時間幾乎一一對應，可以顯示同一時段兩岸想像的對比和差異；它們又各自形成鏈條，表明自身前後的想像變化。考察以部分重要史實和現象為座標，闡發文學史想像對歷史資源和文學傳統的利用、對作家作品的評價和再評價、對臺灣文學概念的解說和地位性質的認定等問題，說明不同時段的不同想像可能賦予文學史寫作以歷史不確定性和多義性以及文學史文本與社會語境的「互文本性」。文學史寫作是一個想像的過程；大陸版寫作的想像構成、想像立場和方式相對穩定；臺灣版寫作出現了較大的變化，變化的根本原因在於臺灣社會變遷、權力更迭，以及不同群體利益關係的變動使部分人認為需要修改論述以影響現實。
由於分析對象在文學和文化意義上的豐富性和多層面，上述問題的探討仍然是初步和有限的，在論證的嚴密系統和深入細緻以及新問題的發現等方面仍有相當大的改進餘地和研究空缺，這些餘地和空缺大致分為兩種，一是可以由研究者直接推進和深入，卻因多重原因未能得到充分探討的重要問題，如在東亞現代化時空內，臺灣文學書寫對日本的認識相比其他區域的特殊性；日文寫作語言意識形態與文本意識形態衝突的內在表現；文化想像的其他形態等等。二是受制於主客觀條件暫時無法獲得重大進展的問題，如日文作家寫作心理、日文寫作藝術表現；文學傳承的具體細節等。無論如何，問題解答上的空缺或可為今後的探討提供新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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