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宣言（草案）》的意見（1967.4.）

宣言要有個中心，文筆有了，棱角沒有了。要砸爛舊市委打倒新市委。要說明他們不行，你們行，他們下臺，你們上臺。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主席說慢一些，是為了做充分的準備，這是世界大事情。中央沒有奪權任務？北京的奪權是頭等大事，應宣布舊北京市委的罪狀，要把毛主席歷來對北京市的批示都寫上去。聶元梓的大字報也可以寫上去。要點彭、劉、鄭的名，宣布他們的死刑。新市委的問題也沒說透、沒說清楚，好像他們還可以似的，不宣布他們的死刑，至少也宣布他們倒臺了，我們要把他們的問題提高一些，調子高一些，至多主席批評我們左點沒什麼關係。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就要揭彭真的蓋子，大會一開就接著搞彭真。把毛主席的指示都看一看，要一針見血地宣布彭真的死刑。不能鈍刀子割肉。

你們要宣布自己掌權了。要把批判劉、鄧和砸爛舊市委結合起來，要把沒拿出來的東西都拿出來。如彭投降帝國主義、「三和一少」、「二月提綱」等等。全面批判彭、羅、陸、楊的罪狀。要列出幾條，這就可以震動全世界。劉、鄧就是彭真，是一碼事。要通過大會大破大立，你可以大膽放手地搞。李雪峰的名字也可以寫上去，叫主席劃掉也沒關係，這樣寫宣言的同志就不怕沒有路子。

康生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宣言（草案）》的意見（1967.4.）

宣言要有個中心，文筆有了，棱角沒有了。要砸爛舊市委打倒新市委。要說明他們不行，你們行，他們下臺，你們上臺。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主席說慢一些，是為了做充分的準備，這是世界大事情。中央沒有奪權任務？北京的奪權是頭等大事，應宣布舊北京市委的罪狀，要把毛主席歷來對北京市的批示都寫上去。聶元梓的大字報也可以寫上去。要點彭、劉、鄭的名，宣布他們的死刑。新市委的問題也沒說透、沒說清楚，好像他們還可以似的，不宣布他們的死刑，至少也宣布他們倒臺了，...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體例說明

1967
康生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宣言（草案）》的意見（1967.4.）
中央首長在接見四川一些專市代表時的講話紀要（1967.5.7.）
康生在北京和平門中學的講話（摘錄）（1967.5.11.）
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的講話（摘錄）（1967.5.11.）
周恩來、康生第二次接見重慶代表講話記錄（1967.5.16.）
中央首長接見重慶市來京彙報代表時的講話（1967.5.17.）
康生對廣州軍區黃永勝等人的講話（1967.5.19.）
中央首長接見內蒙古領導幹部的談話紀要（1967.5.21.）
康生對中央黨校談學習《五‧一六通知》（1967.5.25.）
周恩來、康生、王力與呼和浩特市革命造反派代表談話紀要（1967.5.26.）
中央首長第一次接見河南赴京彙報代表團紀要（1967.5.29.）
康生、陳伯達接見外事口單位和紅代會代表談河南問題及抓叛徒問題（摘要）（1967.6.3.）
中央首長接見河南省部隊首長的談話記錄（1967.6.4.）
中央首長第二次接見河南赴京彙報代表團紀要（1967.6.13.）
中央首長第三次接見河南赴京彙報代表團紀要（1967.6.14.）
中央首長接見河南省部隊首長的談話（1967.6.23.）
康生接見紀登奎、耿其昌談話紀要（1967.6.24.）
康生、王力接見雲南兩派代表的講話（1967.6.26.）
康生、謝富治接見昆明地區「八‧二三」和「炮兵團」部分在京人員時的講話（1967.6.26.）
中央首長第一次接見江西代表的談話紀要（1967.6.29.）
中央首長接見江西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委會代表談話紀要（1967.7.1.）
中央首長第四次接見河南赴京彙報代表團紀要（1967.7.2.）
中央首長第五次接見河南赴京彙報代表團紀要（1967.7.4.）
中央首長接見湖南軍隊代表談話紀要（1967.7.10.）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中型會議紀要（1967.7.14.）（存目）
中央首長接見河南省部隊領導幹部的講話（1967.7.25.）
康生在河南湖北兩省軍隊幹部鬥爭陳再道大會上的講話（1967.7.28.）
康生傳達關於山西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傳達時關鋒在場）（1967.7.28.）
中央首長第八次接見河南赴京代表團紀要（1967.7.30.）
中央首長在武漢革命派組織的座談會上的談話紀要（1967.8.9.）
中央首長在形勢座談會上的講話（摘錄）（1967.8.10.）
中央首長對寧夏問題的指示（1967.8.12.）
康生接見河南省軍區及駐軍負責人的講話（1967.8.14.）
康生、李天煥接見寧夏軍區代表時的談話（1967.8.16.）
中央首長首次接見安徽代表時的講話（1967.8.18.）
康生給中共中央組織部各戰鬥組織的信（1967.8.24.）
中央首長第一次接見瀋陽三派代表團講話摘要（1967.8.26.）
中央首長接見寧夏軍區及駐軍赴京同志的談話（1967.8.26.）
康生接見安徽談判代表時的講話（1967.8.27.）
周恩來、康生、江青簽發的給昆明軍區的電話指示（1967.8.29.）
中央首長第三次接見安徽雙方代表團的指示（1967.9.5.）
中央首長接見劉建勳王輝時的指示（1967.9.5.）
康生、李天煥對寧夏軍區及寧夏總指揮部代表的談話（1967.9.6.）
康生接見安徽支左部隊有關人員講話（摘要）（1967.9.12.）
康生、吳法憲在武裝幹部會議河南組彙報會上的講話（1967.9.12.）
康生第二次接見武裝幹部訓練班河南組代表時的指示（1967.9.13.）
康生接見寧夏三派赴京代表團負責人時的講話（1967.9.14.）
中央首長接見西藏軍區任榮等人時的指示（1967.9.18.）
周恩來、康生接見遼寧各地代表談話紀要（1967.9.19.）
康生接見寧夏軍區和各派組織代表時的講話（1967.9.20.）
周恩來等回答群眾組織代表關於大聯合問題（1967.9.24.）
中央首長接見各省軍隊幹部地方幹部和紅衛兵時的講話（1967.9.26.）
中央首長接見東北三省赴京彙報團時的講話（1967.9.28.）
中央首長接見江蘇省赴京代表團的講話（1967.9.28.）

康生研究文獻
「文革」研究文獻
後記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體例說明

1967
康生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宣言（草案）》的意見（1967.4.）
中央首長在接見四川一些專市代表時的講話紀要（1967.5.7.）
康生在北京和平門中學的講話（摘錄）（1967.5.11.）
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的講話（摘錄）（1967.5.11.）
周恩來、康生第二次接見重慶代表講話記錄（1967.5.16.）
中央首長接見重慶市來京彙報代表時的講話（1967.5.17.）
康生對廣州軍區黃永勝等人的講話（1967.5.19.）
中央首長接見內蒙古領導幹部的談話紀要（1967.5.21.）
康生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