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北伐途次的戎馬書生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郭沫若拖家帶口，從福岡回到了上海。這一天，是他三十三歲生日。
十幾天後，由曹錕賄選而引發的軍閥之間的「齊（燮元）盧（永祥）戰爭」（又稱「江浙戰爭」）在持續一個半月之後，偃旗息鼓。有人打算對這場戰爭所造成的破壞做一個調查，這事由國家主義團體「孤軍社」負責。該社的成員大多是郭沫若留日的朋友，他們邀他一同參加為期一週的戰地宜興調查，並擔任調查報告的總編輯。這正好與他「到兵間去」、「到民間去」的想法不謀而合。
調查中，一路上到處可見荒蕪的田野和披麻戴孝的女子，渾濁的大運河兩岸是枯槁的楊柳。在戰地的殘垣斷壁前，人們講述軍閥姦淫擄掠，焚毀殺戮的罪行。激起郭沫若義憤的還是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滲透，加速了中國殖民地化的過程。他開始意識到，要使自己的感情有一個切實的轉變，「要把頭埋到水平線下，多過些受難的生活，多領略些受難的人生。」
回到上海不久，新年過後，一個冬日晚上，郭沫若收到一封由浙江新登三溪口寄來的信，署名「余抱節」的陌生人。信中說：這幾天，孤山的梅花一定開得很好了，月也快圓了，何不趁此機會前去賞梅，好讓我們也見上一面呢？我正像你的小說〈殘春〉裡的主人公所說的「得見一面雖死亦願」渴望著和你見面。若回信，請寄杭州某某女中「余猗筠 小姐」轉。信中約定在杭州錢塘門外的錢塘旅館見面，那個旅館只要三角錢一天，還可以住兩個人或三個人。信末賣了個關子，故意沒作自我介紹。
手捧這封文句柔和、字跡清秀的來信，郭沫若立即想到所謂「余抱節」就是「余猗筠 小姐」的化名。他那顆總不停地追求的心又活躍起來了：風塵中的紅顏知己，這是古往今來多少文人夢寐以求的啊！「―啊，這杭州我是一定要去的，我一定要去的」
那時，安娜和三個孩子都不會說中國話，況且安娜一兩個月之內就要臨產，生下第四個孩子；而他卻要在此時去杭州看花，會素昧平生的女友。萬一這期間發生什麼意外，怎麼對得起患難與共的妻子呢？經過反復考慮，四天後，郭沫若決定不去杭州了，他把「余小姐」的來信當作一個笑話講給安娜聽。誰知，安娜卻力主丈夫走這一趟，一是不要辜負人家的一片好心，二是去了還可以寫出一兩篇文章來，一舉兩得的事。
一月十九日清晨，郭沫若來到上海北火車站，哪知因為軍閥之間的戰事，這裡已經好幾天沒有開往杭州的火車了。只好第二天改到南站乘車。坐在開往杭州的三等車中，郭沫若的想像又展開了翅膀：「……一到旅館，遇著的果然是她呀！啊，那真是再幸福沒有了！梅花既然還沒有開，孤山是可以不去的。……最初當然是要握手的。其次呢？……月亮出得很遲了，或者我們在夜半的時候，再往孤山去賞月，那比看梅花是更有趣味的。……假使她是能夠彈四弦琴或者曼多琳，那是再好也沒有。不消說我是要替她拿著琴去，請她在放鶴亭上對著月亮彈。……我最好是朗吟我自己的詩吧。就是〈殘春〉中的那一首也好，假使她能夠記憶，她一定會跟著我朗誦的。啊，那時會是多麼適意！」
錢塘旅館到了。看上去，非常簡陋；推門進去，清靜得像一座庵堂。牆上的黑牌上只有兩個名字，並無什麼「余抱節」；再打電話問某某女校，也回答說沒有「余猗筠 小姐」這個人。
郭沫若恍然大悟，原來是上當了。趕緊折回車站，趕上了當天晚上開往上海的火車。不過，安娜的期待卻沒有落空，此行的結果，果然成就了一篇散文―〈孤山的梅花〉和四十二首膾炙人口的愛情組詩《瓶》。不過，這兩部作品的風格大不相同，一則紀實，一則虛構。《瓶》將一段虛無縹緲的愛情寫得起伏有致，淋漓酣暢。其中既有鍾情男子焦渴的期待，又有聖潔女性溫柔的愛撫；有甜蜜的回憶，也有美好的憧憬。按照郁達夫的說法，這是詩人的思想矛盾和兩重人格的體現，郭沫若自己則說可以用「苦悶的象徵」來解釋。從同時期的小說〈湖心亭〉和〈落葉〉中，可以看出作者感情和現實生活之間的矛盾衝突。他想造一個文學之「塔」，把青春的殘骸都收在裡邊，告別文學，以便於輕鬆上陣，去思慮中國人應該走什麼道路這樣的重大問題。
宜興調查的實際經驗，朋友間的理論切磋，使郭沫若終於明確了，「我們假使不想永遠做人奴隸，不想永遠做世界的資本國家的附庸，我們中國人只剩著一條路好走―便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走勞農俄國的道路。」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三十日那天，兩千多名學生到租界內進行反帝愛國演講，聲援工人罷工鬥爭。英國巡捕竟開槍鎮壓，當場打死多人，釀成了「五卅慘案」。這天下午，郭沫若偶爾來到南京路，正遇上英國巡捕開槍殺人！他逆著湧動的人流，想上前看個究竟，被人群擠進了先施公司。來到三樓的西南角上，從一堵玻璃窗口俯瞰下去，目睹了慘劇。先施公司中的人被困在樓裡。直到晚上，路面上同胞的血跡被水龍頭沖淨後，才被放了出來。街上行人絕跡，只有滿載全副武裝的外國士兵的卡車呼嘯而過。
血的教訓，使郭沫若進一步認清了中國所面臨的迫切問題；從工人群眾的英勇鬥爭中，他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在「五卅運動」中，郭沫若到處演講，起草反帝宣言，還創作了二幕歷史劇《聶嫈》，借戰國時代聶政刺韓王的歷史故事，歌頌鬥爭中受傷的工人和犧牲的烈士。他把自己哀愁的情緒和戰鬥的勇毅集中在了走江湖賣唱的盲叟這一角色中。劇本完成後，由上海美專學生在救濟工人的遊藝會上公演了三天。收入七百餘元，郭沫若把它全部捐給了上海總工會。
一九二六年初，與郭沫若有一面之交的瞿秋白向廣東大學推薦了郭沫若；二月，郭沫若就收到了廣東大學的聘書，請他擔任文科學長。郭沫若邀請了創造社同人郁達夫、王獨清一同南下，與先前已在廣州的成仿吾會合。三月二十三日到達廣州時，正趕上「中山艦事件」，廣州氣氛緊張。當天，在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林伯渠家裡，郭沫若第一次見到了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的毛澤東，「人字型的短髮分排在兩鬢，目光謙抑而潛沉，臉皮嫩黃而細緻，說話的聲音低而委婉。」革命黨人低聲說話，郭沫若過去從未遇見過。毛澤東談的是廣東的現狀，可惜郭沫若有中耳炎後遺症，連三成都沒聽到。當時廣州風雲際會，聚集了中國現代史上的許多重要人物，蔣介石、周恩來、邵力子、汪精衛、何香凝、茅盾，郭沫若與他們都有來往，有的還結下了終生的友誼。
三月到廣州，七月參加北伐。四個月中，郭沫若依靠廣東大學師生中的左派和進步力量，大膽地整頓了文科學院，准許學生自由改選科目，借此將尸位素餐的前清翰林清除出校。此外，郭沫若還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多次前往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東山青年會、紀念馬克思誕辰大會等處演講。聽說魯迅受到段祺瑞政府通緝，郭沫若便與校方商定，準備聘請魯迅來校當教授。在文學方面，郭沫若提出了「革命文學」的主張，指出這種文學「在形式上是現實主義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開後期創造社倡導「革命文學」之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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