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王吳振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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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蕉園小子寫了一本蕉王大傳

　　那時我只有十三、四歲，正在讀初一還是初二，家裡突然變成「香蕉家庭」。父親把兩大塊水稻田改種香蕉；還不夠，另外又去找地契作；這樣還不夠，還當起「香蕉單集散處」。蕉農把香蕉運交到合作社的集貨場，磅秤之後拿到的是一紙香蕉單，一個半月後才能領到錢，村內有急需用錢的農友，可以持單到我家先兌現。村民也可以先來我家借貸一筆錢，拿去向散農收購香蕉，割交後持香蕉單來依價折現還款。

　　那其實就是小農村裏簡易的「蕉農銀行」，只是我不想使用那麼堂皇的名詞。

　　我們家的小孩放學回家，尤其是在週末假日，常被父親指派去這裏那裏的蕉園鋤草，那時還沒有除草機和除草劑，農夫與雜草對抗的工具，就是一把鋤頭，外加一支鐮刀。烈日當下要鋤，下午雷雨過後也不敢休息。學校要月考或期末考什麼的，全都沒有比照顧好香蕉園更重要。

　　真正做過農就會相信，草長的速度比人工鋤草要快很多。南台灣溫潤多濕，我家蕉園面積又大，因而，我的青少年光蔭很多是花在蕉園與草為伍又與草為敵，一些實際與不實際的幼時夢想，也多在一鋤一鏟中升起又幻滅。

　　香蕉使我家富裕起來。父親那些年渾身的幹勁和臉上的興奮，至今猶歷歷在目。我也受到鼓舞。一個禮拜有兩天或三天，在半夜三點多會被父親叫醒，跟他去蕉園。父親摸黑將香蕉樹上的香蕉一串串割下，由母親和我負責用扁擔將它們一串串挑出蕉園。扁擔一頭吊掛一串，走在狹窄的田埂上，還要跨越一座小橋，才能挑到馬路邊，輕放在預先鋪好的棉被上。我一趟一趟的擔挑，通常要挑到天色微曉，再挑到天光大亮，然後快步回家，草草吃早餐，匆匆趕赴學校，那時我上學經常被記遲到，多是這個原因。

　　我曾向父親抱怨，為何總是要半夜爬起來幹活；他回答說，集貨場人車洶湧，大排長龍，不搶早不行。

　　那個年代，農家子弟都視幫忙家務為天經地義，沒人叫苦，也不知道應該訴苦。我一個蕉園小子，後來漸漸知道，原來那些年我是處在一個從未有過的「香蕉盛世」；高雄青果運銷合作社每一期都用很好的價格收繳香蕉，愈多愈好；也從長輩口中知道一個名叫吳振瑞的理事主席。我父親後來出馬競選合作社社員代表，連選連任多屆，以作為吳主席的下屬為榮。

　　那時台灣農村尚未脫貧，是吳振瑞讓幾十萬蕉農先富了起來。

　　吳振瑞當然不會知道，在他創造的「香蕉盛世」中，有我這個小小的參與者。

　　在完稿那一刻，我起身在書房漫步，心裏想著，寫好這本書，對我青少年時期在香蕉園裏的那些歲月，算是有交待了。

　　長大後我在報社工作，有一個好機緣，在東京鬧區一條弄巷裏的小旅館內，見到吳振瑞本人，做了一次長時間的訪談，一老一少斷斷續續談了兩夜三天。那時他已年邁，想像中一位香蕉大王應有的樣貌和風華不見，只有在談起香蕉時，才精神上臉，健談起來。我把自己在農村底層的「香蕉經驗」告訴他，他也詳述他的一生榮辱給我聽。我的經歷只是一小條香蕉，他的是長長的一大串。

　　因而，本書所述各節，泰半是既存在腦中，現成的，真實的。

　　這是一本傳記體小說，在真實的情節中，也虛構了一些人事物。虛構是為了能更真切地刻劃書中幾位要角以及他們所身處的那個時代，使那段歷史更好地被書寫，更容易被記住。

　　有時我會感到自己很幸運。我生長的那個時代，是日本列車己經離去，火車隆隆隆餘音餘緒猶在，而中國列車已然抵達，正在忙著下車卸貨。我的腦袋裏裝著一座月台，月台上本來就會有許多悲歡離合，而吳振瑞他們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我這一代人走過從貧窮到富裕，從刻苦到逸樂的全程，以前刻鋼板印刷滿手油墨，現在一根指頭瞬間複製傳輸；以前戒嚴森嚴朝會三呼萬歲，現在民主自由眾聲喧嘩。不是每一個世代都能完整閱歷這些變遷，有這些經歷是幸運，它們幫我順利記錄下本土精英在面對外來統治權貴時，那些刻進骨頭噴出血淚的生命故事。

　　本書為了還原故事發生時地的語言情境，在處理人物對話時，使用了許多福佬台語，但未必選用標準的台語文，有時刻意寫成半台半中，或只取其音，以方便不能使用福佬台語的人閱讀。

　　最後，在成書之際，要感謝幾位朋友：蘇天珍先生，他是一位老農夫，我稱呼他「牛博士」，是寫作本書時，經常請教的對象；林純美小姐，一九八九年為吳振瑞平反的推手之一，她為本書提供了若干珍貴資料；黃旭初先生，他著述的﹁金蕉傳奇﹂是經常查閱的書籍；林翠儀小姐，現為自由時報駐日特派員，我在書中須要用日文表達時，總是找她；余昭玟小姐，屏東大學中文系主任，在出版前審閱此書，提出寶貴意見。還要感謝﹁鏡文學﹂編輯和我太太李錦珠，他們仔細校閱本書，不時指出疏漏之處。

李旺台　二○一九年二月　寫於屏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