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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評迴響

世界持續動盪，仇恨依然存在。黑暗，儘管深沉，但馮．席拉赫看到了黑暗，不忘點燃燭火，讓我們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的力量。
──黃瑞明（司法院大法官）、尤美女（律師）

馮．席拉赫真是一個特別的律師作家。
他筆下的法律，在面對真實人生時總顯得蒼白與無力，這種書寫讓人跟著作者自省，並且深深地認知到身而為人的複雜。
...

《罪行》律師馮席拉赫：我問槓上普丁的女律師，為什麼她要承擔這一切？對抗那些想讓東烏克蘭成為俄國的人？

18

我們在柏林市中心的波茨坦廣場碰面。索尼中心的屋頂是依照富士山的意象而建，那是日本的聖山，眾神住在那裡，據說會保護我們。我們喝了一杯咖啡，廣場上有幾百個人，你可以購買手機、首飾、報紙和紀念品，或是為眼睛做個雷射手術。
從這裡到基輔不到一千四百公里，飛行時間只要兩小時，那裡是個全然不同的世界。這位律師三十多歲，是個瘦削的女子，穿著單薄的洋裝，顯得柔弱。但是她槓上了所有人—槓上了所謂的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和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35，槓上了非正規軍隊，槓上了俄羅斯聯邦和普丁本人。她說起她國家的酷刑──在各地有超過七十五間地窖，男男女女在那裡受到折磨、殺害，或是被強行帶走，像動物一樣被關起來。為了壓制反抗，那些強暴、刑求、謀殺都是有計畫地在進行。那些人想讓東烏克蘭成為俄國的一省。這位女律師說：「基本人權在我們的國家並不存在，就連單純的法律都不再適用。」她說她的組織能做的就只是記錄這些罪行。她曾看見地窖牆上的血跡被洗去、遇害者的名單被銷毀，以及死刑判決書被燒掉。那些施暴者也知道違反人性的罪行沒有法定追訴期。總有一天會需要證據來了解過去。

一個騎著滑板車的小孩撞上了鄰桌，一個疊了三層的冰淇淋掉在一名男子懷裡，他罵了一聲。我們忍不住笑了，在那一刻，這位女律師看起來就像是過著完全正常的生活。「為什麼不能永遠這樣呢？」她說。

我們談起彼此家族的過去。她的猶太裔祖父母被納粹逐出維也納，後來被納粹殺害。她的母親得以逃走，去投靠遠方的親戚，對方是烏克蘭的農民。這位女律師在基輔長大。她說她家族的命運是推動她的力量，所以她才能堅持下來。

我的祖父巴度爾．馮．席拉赫當時是納粹維也納大區的長官。一九四二年，他在一次演講時說：「每一個在歐洲活動的猶太人都對歐洲文化構成危險。」他負責將猶太人從維也納運走，所以也要對這位女律師家人的命運負責。他說那是「對歐洲文化的積極貢獻」。也許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也是因為對他這種言行感到憤怒和羞恥。

我問她：這些罪行從何而來？為什麼會有這些罪行？她的目光越過桌面望向空無，沉默不語，一會兒之後才說：「源自於仇恨。」她說：「即使發生在我國的謀殺行為不能和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相提並論，但事情永遠是源自於愚蠢的仇恨。」
她的手機響起，她站起來，說她得走了。她的眼神很疲倦。我們向彼此道別。
我再度坐下，再點了一杯咖啡。這是柏林夏末一個溫和悠長的下午。技術人員此刻正把巨大的螢幕掛上索尼中心，據說明天將有一部賣座全球的鉅片要上映，好萊塢巨星將會出席。

在幾公尺之外是人民法院36，羅朗．弗萊斯勒（Roland Freisler）自一九四二年起擔任院長。他做出了兩千五百個死刑判決，由他主持的審判是被國家合法化的謀殺。他主持審理的過程有許多被拍攝下來。在一段影片中可以看見馮．維茨勒本37元帥。他在被拘留期間消瘦了，有人拿走了他的長褲背帶和腰帶，他必須抓住他的長褲，免得褲子滑落。弗萊斯勒對著他大吼：「幹麼老是去抓褲子，你這個骯髒的老頭。」

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柏林一片積雪，天空明亮清澈。同盟國聯軍在這一天進行了一場空襲。弗萊斯勒跑向防空洞，在法院的院子裡被炸彈碎片擊中，當場死亡。在他的公事包裡放著起訴法比安．馮．施拉布倫多夫38的文件，那是位參與暗殺希特勒行動的年輕軍官。弗萊斯勒肯定也會將他判處死刑，一如在他之前的所有其他人。

戰後，施拉布倫多夫成了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法官，參與了許多重大裁決。當時，聯邦憲法法院發展出「人之尊嚴」這個法律概念。「人之尊嚴」擺在《德國憲法》的開頭並非偶然，「人之尊嚴不可侵犯」是這部《憲法》最重要的一句話。《基本法》的這第一條具有「永久保障」，只要《基本法》還適用，就不能更改。「人之尊嚴」是啟蒙時期的偉大理念，能夠化解仇恨和愚蠢，這個理念對生命是友善的，因為它知道我們的有限，透過這個理念，我們才在深刻而真實的意義上成為人類。可是「人之尊嚴」並不像一條手臂或一條腿一樣是人體的一部分，而只是個理念，它是脆弱的，我們必須加以保護。

來自基輔的這位律師說得對。根據柏林反猶太主義監察組織39的資料，二○一七年在德國首都記錄有案的反猶事件共有九百四十七件，比前一年增長了六成。以仇恨的態度來面對世界是最可怕、最幼稚，也是最危險的。情況愈來愈糟，而且這些犯罪行為早已不再是邊緣現象。

埃里希．凱斯特納40寫道：「過去必須說話，而我們必須聆聽。在那之前，我們和過去都不得安寧。」這話說得沒錯。我們必須理解我們如何成為今日的我們，也必須理解我們可能再度失去什麼。當我們發展出意識，並沒有什麼理由顯示，有朝一日我們的行事原則會與我們的猿人祖先有所不同。假如按照大自然的法則，我們就也會把自己所增長的能力用來殺死弱者。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事。我們為自己制訂了法律，建立不偏好強者，而是保護弱者的道德規範。這就是使我們身而為人的最高意涵：對他人的尊重。古波斯帝國的居魯士大帝在三千年前解放了奴隸，他宣稱人人都有選擇宗教信仰的自由，儘管出身不同，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同等的對待，這在人類史上是頭一遭。居魯士大帝的律令就寫在《世界人權宣言》的前四條裡。今天如果我們不保護少數—不管他們是猶太人、移民、難民、同性戀者還是其他少數族群，我們就會重新陷入蒙昧之中。英國《大憲章》、美國《人權法案》、法國《人權宣言》，以及如今自由世界各國的《憲法》，這些都是我們的勝利，讓我們超越了自然，也超越了自己。就算我們極端厭惡去碰觸今日的暴行，也別無選擇。只有我們能夠去對抗這種野蠻、厥詞和猖狂。
我問過這位律師，問她為什麼承擔這一切。她說：「不然該由誰來承擔呢？」

（本篇原刊於二○一八年五月十九日的《文學世界》［Literarische Welt］）


註釋：
35這兩個共和國原是烏克蘭東部的頓内次克州和盧干斯克州，二0一四年，親俄武裝分子占領這兩個地區後自行宣布獨立建國，但並未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
36人民法院(Volksgerichtshof)為希特勒於一九三四年下令在柏林成立的特別法院，在《憲法》框架外獨立運作，用來審理廣義的政治犯罪。審判過程往往流於形式，宣判死刑的比率很高。
37馮.維茨勒本(Erwin von Witzleben,1881-1944)出身貴族的德軍元帥，因參與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刺殺希特勒之舉而被處決。
38法比安‧馮‧施拉布倫多(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1907-1980)在二戰期間屬於暗中反抗希特勒的一群軍官，首試圖將炸彈偷渡到希特勒的專機上引爆，但沒有成功。一九四四年，在七月二十日暗殺希特勒之舉失敗後的大規模搜捕行動中被捕。
39反猶太主義監察組織(Recherche-und Informationsstelle Antisemitismus，簡稱RIAS)乃一民間組織，監察針對猶太人而發生的暴力行為。二0一五年成立於柏林，二0一八年成立了全國性的總會。
40埃里希‧凱斯特納(Erich Kästner ,1899-1974)，德國作家、詩人、出版家，以幽默諷刺的詩文著稱，也是家喻戶曉的童書作家。

《罪行》律師馮席拉赫：我問槓上普丁的女律師，為什麼她要承擔這一切？對抗那些想讓東烏克蘭成為俄國的人？

18

我們在柏林市中心的波茨坦廣場碰面。索尼中心的屋頂是依照富士山的意象而建，那是日本的聖山，眾神住在那裡，據說會保護我們。我們喝了一杯咖啡，廣場上有幾百個人，你可以購買手機、首飾、報紙和紀念品，或是為眼睛做個雷射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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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在黑暗的盡頭，是否終能看見光亮？

蔡慶樺

法蘭克福大學有個傳統，該校之創立來自市民捐款，因此也將自己定位為不只是高等教研機構，還是屬於全體市民的大學。多年來該校與市政府合辦「市民大學」系列講座，邀請多位學者及作家對全民演講。我參加過幾年主題為「我們如何成為我們所是」（Wie wir wurden, wer wir sind）的系列講座，講者介紹影響德國社會及文化的重要人物之生平與思想，如何影響德國人成為今日的樣子，包括抗議歌手、參與「德國之秋」的左翼恐怖分子、學運領袖、文學家、電影導演、藝術家、學者、服裝設計師，甚至情趣用品商店創辦者等。
讀這本德國知名律師馮．席拉赫的文集時，我一直想到曾經參加過的那些講座，那些在歷史中留下足跡，並左右其同代人的自我認同或者政治信念的人們；那些「陰暗與明亮」的人們，自身也決定了其國家與民族的陰暗與明亮。我不記得我參加過的講座裡有法律人，也許未來可以把馮．席拉赫放到這個主題中，從他的作品裡探討德國人如何成為今日之所是。馮．席拉赫的重要性不在其法律見解或文筆（但無可否認，其優美簡練、節奏鮮明的德文寫作方式確顯其寫作才能），而是他在本書中寫下的這個問題：「我年輕時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什麼是『惡』？」
什麼是惡？德國思想史一直試著為這問題找到答案，例如康德在〈論人性中的根本惡〉論文中，便點出人類天性中的「為惡的傾向」；一九四五年後，這更已不是德國人可以擱下的問題，後世德國人之認同形成過程，有義務思考納粹與大屠殺歷史，也包括探問惡的現象與本質。而我讀過的馮．席拉赫所有作品，都在試圖定義惡，以及人在脆弱與死亡中如何面對惡。這本書，看似隨筆，卻是在散文的文體中同樣承擔起這樣的義務，問了所有德國人都應該問的問題。
例如寫其祖父，一位曾行不義（與不法）的納粹高官；例如寫那些為赤軍團左翼恐怖分子辯護，甚至參與其中的法律人；例如寫聯邦共和國成立前、《基本法》廢除死刑前最後一件判死的犯行；例如寫倖存於大屠殺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因惹．卡爾特斯，十六歲時便認為「我已經活過了這一生的所有瞬間。人生已經結束了，而我還在」；他也書寫自己的憂鬱與年少時自殺的欲望……。這本書從對他人可能是不起眼的小事來討論善與惡，以及許多難以抉擇及面對的生命困境。他寫的是自己的歷史，但也是一整代人的故事，有時帶著憤怒、有時帶著羞愧、有時是懷疑，但也時有神來一筆的幽默。
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刻，德國哈瑙（Hanau）發生了極右派激進分子持槍射殺多名無辜者的事件，這不是單一事件，這些年來世界的黑暗似有逐漸壓過光明之勢。如何面對黑暗，護存明亮？我沒有完美的答案，但也許本書的一個故事，是一個線索。馮．席拉赫少年時期就讀的寄宿學校中，教授他拉丁文與希臘文的神父，在面對因無知而殘殺動物、既疲倦又羞愧的少年時說：「一個人只需要三種品德：勇敢、堅強和溫柔──勇敢地動手去做，堅強地忍受失敗，並且溫柔地對待別人。」一個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或者，如何避免走入黑暗？我們需要更勇敢、更堅強、也更溫柔，這本書正是起點。
（本文作者為作家，著有《爭論中的德國》和《美茵河畔思索德國》等）


每個人都值得被凝視

神奇海獅

一聽到是馮．席拉赫的新書，我毫不猶豫就點頭答應寫了推薦文。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當時在看他的作品《可侵犯的尊嚴》時，所引發的真實生理反應──呼吸紊亂、頭暈目眩。我至今難忘裡面有一個關於作者本身的真實故事，原來他小時候就讀一間寄宿制的耶穌會學校，那時有一位慈祥的教士在某些機緣巧合下摸了摸他的頭。幾年後他長大了，聽到那名教士性侵男幼童的新聞。
從此以後，他的記憶就再也不一樣了。

很難想像作者經歷的那種認知震撼：突然間只發生了一件事，就讓他的記憶整個崩塌。記憶是相同的、景物是相同的，但是意義卻變得完全不一樣了。也許就是因為如此，作者一直很避談自己的私人生活。身為全德國最知名的作家之一，馮．席拉赫的生活卻神祕得不成比例：只知道他是執業律師、爺爺是知名的納粹黨政人士、他喜歡散步和城市迷走。不過根據德國媒體宣傳，這本《一個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德文書名直譯是《咖啡與菸》）就是作者所寫過，最觸及自身的一本書。
事實上，這本書的德文原名取為《咖啡與菸》是有原因的。這起源於二○○三年導演吉姆．賈木許（Jim Jarmusch）拍攝過的一系列同名迷你影集，在這十一集裡，各角色一邊享用著咖啡與菸，一邊天南地北地聊著天。聊天內容從醫學知識、健康飲食、對生活的迷戀、快樂，與對生活的沉迷，應有盡有。整部影集的主題就在於兩個背景天差地別的人，卻可以進行深入且發人深省的交談。所以在看這本書時你會有種感覺，就好像馮．席拉赫本人坐在你的對面，一邊享用著美好的咖啡與抽著菸，接著他就會告訴你關於他自己，或是他見過的，許許多多人的故事──

在十五歲時，他曾經試圖自殺過。
在本書四十八個小故事裡，開篇講的就是童年創傷，作者用自己一貫、如律師陳述案情般的極簡筆調來描述這段過往。文章中很少描述角色的心境，也沒有大聲嘶吼，但卻用細緻的景物描述，來替代角色自己的內心轉折──他被帶離了充滿中國藝品、絲綢壁紙的家中，司機開著車一路駛過村莊和空曠的野地，一路往下深入黑森林，來到了一所由耶穌會教士所辦的寄宿學校。「校地位在一處幽暗窄仄的黑森林山谷，冬天長達六個月，距離附近較大的市鎮很遙遠。」
而那年，他未滿十歲。
寄宿學校起初禁止家長前來探望，只有在寒暑假時才能回家，每個星期也只准打電話給爸媽一次。直到學生十三歲時才終於放寬規定，允許每隔三週回家一次。十五歲時他接到父親過世的消息，而他卻發現自己根本不認識父親──父母早在他還小時就已經離異，旁人口中父親的一生、棺木旁的相片，對他都像是一個陌生人。
幾個月後，他不得不用克萊斯特（德國著名文學家）的文章與威士忌麻痺自己，最後他帶著霰彈槍走到父親種的那棵榆樹下，將槍管伸進口中扣下板機──不過最後他沒有死，因為他實在太醉，忘了在槍裡放子彈。

就因為這樣的故事背景實在跟作者太像，像是耶穌會寄宿制學校、慕尼黑的家，以至於德國的媒體發出了這樣的疑問：這篇故事講的究竟是不是作者本人？但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也不重要，因為在這四十八個小故事裡，都凝聚著作者自身幸福、悲痛、孤寂的短暫瞬間，每個人都會從某些地方拼湊出自己。像我，在十二歲時也被送到北部的寄宿中學去，雖然不至於像故事的主角一樣那麼絕望，但第一次躺在宿舍堅硬的木板床上，我也是整整哭了一整個夜晚。
但作者畢竟是個溫柔的人，故事裡總還有些光明值得我們去期待。他談到古波斯帝國的居魯士大帝在三千年前就宣稱人有選擇宗教信仰的自由，儘管出身不同，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同等的對待，這是人類歷史的頭一遭；他也談到《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的「人之尊嚴」，這是啟蒙時期的偉大理念，能夠化解仇恨和愚蠢；他也提到透過法律與文明，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隨著文明與社會意識發展，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我們不會走上原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

我們為自己制訂了法律，建立不偏好強者，而是保護弱者的道德規範。
這就是使我們身而為人的最高意涵：對他人的尊重。

（本文作者為作家，著有《海獅說歐洲趣史》和《我是留德華》）

【推薦序】

在黑暗的盡頭，是否終能看見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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