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奔走世界各地
環遊世界的工作機票
我的事務所目前經手的案子以地區來分的話，分為歐洲與美國、中國、韓國等亞洲地區以及日本，各占三分之一的比率，所以我平常必須依序到各地現場巡視。
建築是由龐大的資金構成，背後除了經濟因素之外，還牽扯到政治、外交、國際社會，以及人類行為等各種要素。要想昭示目前地球上哪裡是富裕與權勢的匯聚之處，最醒目的指標就是「建築」。
譬如一年前，我趁著歲末年初的休假，正月二日從北京出發，先後去了香港、緬甸、巴黎、愛丁堡、紐約等，迅速繞了地球一圈。
我初次造訪緬甸，客戶是二十年前定居緬甸，原是嬉皮一族的七十歲法國人。隨著軍事獨裁政權瓦解，緬甸進入全新時代，從以前就夢想開一家飯店的他，總算有機會圓夢。於是我飛往位於古都帕敢的伊洛瓦底江旁的飯店預定地，恰巧與緬甸軍事政權首領的夫人同機，沒想到客機還配合她的行程，更改飛行路徑。
明明和客人約好在緬甸洽商，為何成了環遊世界呢？歸根究柢，拜航空公司的票券機制之賜。年初，我在緬甸與中國有事要處理，原本預定先到中國，再飛往鄰國緬甸，然後回到日本，沒想到這段短短的距離，機票卻貴的離譜。環遊世界的機票有優惠折扣，只要行程規劃妥當，機票只要一般機票的幾分之一而已。於是，我將這趟旅程定義成「環遊世界」，然後邊解開這般高難度的謎題，感覺自己像是飛行在宇宙般四處奔走（笑）。
這趟旅程猶如耐力賽，大部分時間並非停留機場所在的大都市，而是趕赴更偏遠的工地。譬如飛往中國時，我先在北京下機，然後搭車到鄭州，再轉車前往位於深山的少林寺，就寺院的博物館設計案進行會商。接著經由昆明，前往騰沖，再從香港飛往緬甸。
八號晚上從緬甸舊首都仰光出發，九號早上抵達蘇黎世，再轉往巴黎。十日早上再從巴黎飛往愛丁堡，進行「維多莉亞＆阿爾伯特博物館／蘇格蘭分館」設計案的洽商。十一日再從愛丁堡出發，十二日抵達紐約，隨即在911事件被摧毀的世貿大樓之後興建的「新世貿大樓」，花了一整天時間商討「中華中心」一案的內部裝潢，十三日早上在甘迺迪機場搭機，十四日回到成田。
即便是這樣的旅行，我帶上飛機的也只有一件手提行李。因為如果托運行李，到達目的地之後搞失蹤的話，接下來的行程肯定一團亂，所以我絕對不托運行李。因此，關於如何以最少的行李進行長途旅行一事，包括服裝在內，我都精心研究過（笑）。
建築師好比賽馬
像這樣經常馬不停蹄的趕場行程，不只我而已，世界一流建築師或多或少都過著這種日子。
我想一切肇因於一九九七年，美國建築師法蘭克．蓋瑞（Frank Owen Gehry）於西班牙畢爾包市設計出舉世聞名的「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
一直以來，建築師的生活與一般上班族的規律生活大相逕庭，「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出現後，我們的體力更加速消耗。
說的更具體一點，一九八五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揭開全球化經濟的序幕，因著這般背景因素，新建築的設計方式透過畢爾包具體呈現在世人面前。
畢爾包原本是西班牙的一處工業都市，好比日本的名古屋，雖然不是窮鄉僻壤，但就觀光都市來說，並不具知名度。然而，隨著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的興建，畢爾包搖身一變成了不只西班牙，還有來自世界各地慕名造訪的觀光勝地，霎時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建築界稱此為「古根漢效應」。
所謂「古根漢效應」，就是「建築成為一種地標，讓城市重獲新生」成為城市轉型的最新典範。
九○年代後期，隨著二十世紀工業化社會崩壞，取而代之的是由金融資本主義領導世界經濟。但進入二十一世紀，金融資本主義的負面效應益發突顯，其中又以「古根漢效應」最具代表性，意即企圖藉由建築的力量，突破已經陷入瓶頸的資本主義現況。自此之後，世界各城市無不懷抱「我們也想成為畢爾包」的野心。
這些懷抱野心的相關人士，著眼的是建築師的創造性，無關乎建築師的國藉與據點，只是抱持這種心態：「這個人也許能創造出拯救我們城市的新地標。」便冒然寫信給品牌化的建築師，詢求合作機會。
所謂「品牌化」，指的是「有個人特色」的建築師，這一點和演藝人員如何經營自己十分相似。個人特色不僅呈現在作品上，也包括個人魅力，就像職業拳擊手，除了實力之外，如何突顯個人特色也是一大要素。
那麼，這些詢問有無合作機會的信，「請託」的內容為何呢？雖然也有直接委託設計的案子，但大多是詢問能否參加競圖，意即請來好幾位世界知名建築師進行一場競賽，我們必須參加這場競賽才有機會脫穎而出，所以一整年都在競賽的我們好比每週都必須出賽的賽馬。因此，當今的建築師要是沒有承受這般狀況的精神力與體力，根本無法從事這一行。很明顯的，自從「古根漢效應」誕生之後，建築師再也不是高高在上，有權挑選工作的菁英，而是必須忙著出賽的悲慘賽馬。
二十世紀型建築師的成功模式
雖然已是過往之事，但不可否認的是，二十世紀型建築師們個個都能在國內發展得不錯，只要努力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拓展人脈，工作就會自動送上門，這就是「二十世紀型建築師的成功模式」。
以往的建築師多是從設計住宅開始，打造個人品牌。無論是老家或親戚家都可以，以近乎免費的便宜設計費，設計出彰顯自我特色的小巧住宅，再來是設計小型美術館，接著進階到稍具規模的文化設施，只要沿著這般成功模式前進就對了。好比先參加地方性賽馬、再來是國內賽馬、最終取得參加國際性賽事的資格，成為優秀的種馬，最後過著閒適的退休生活。
戰後日本的建築界，以一九一三年出生的丹下健三先生為第一世代，接著是第二代的槇文彥先生（一九二八～）、磯崎新先生（一九三一～）、黑川紀章先生（一九三四～二○○七）。一直到第二代為止，日本國內建築的發包情況都很穩定。因此，日本建築界的「二十世紀現況」是以槇先生、磯崎先生、黑川先生等，明星級建築師為中心。
之後，一九七○年代末的安藤忠雄先生（一九四一～）、伊東豊雄先生（一九四一～）等第三代正式登場。就某種意義來說，第三代處於轉變期，多少還受到國內發包機制的眷顧。譬如，伊東豊雄先生設計的「仙台媒體中心」（二○○○年），可說是轉變期的里程碑。雖然九○年代初期已經是泡沫經濟的尾聲，但九○年代靠著泡沫經濟時期的稅收，還是有施展空間。
到了我們第四代，國內建築需求達到飽和，沒有能讓我們一展長才的舞台，所以我們這世代只能出走海外，朝國際發展。
不只日本，也不只建築界面臨如此嚴峻情況。無論是製造業也好，金融業也罷，以往國內相互依賴、互信互惠的穩定機制，在吹起全球化風潮後，一切儼然瓦解。結果，如何單槍匹馬在國際舞台上競逐，成了所有人的必修課題。
身為一位建築師，當然希望能在時間、預算都很充裕的情況下，細細琢磨出最佳設計。但現實是不參與競賽就沒有工作，沒有工作，自己和事務所都會垮掉，所以必須不眠不休的往前衝，活在競爭激烈的賽馬場上。
建築具有戰鬥力
泡沫經濟之後，建築師除了「賽馬化」之外，年輕世代的建築師跳脫框架，迅速成名的「三級跳現象」亦是焦點。這些年輕建築師不是透過建築，而是藉由博物館、藝廊等，藝術世界的呈現以及裝置藝術（空間構成）展現自己的才華，我私下稱這些新世代建築師為「Pavilion系」。
其實我們這些第四代建築師，也是被來自藝術界的新需求所鍛鍊出來的世代。換句話說，我們就是挾在二十世紀型建築師的傑出成就，以及下個世代Pavilion系的夾縫中求生存的世代，像是如何在美術館演繹自己的特色等，藉由這些訓練累積經驗，不難預測現今建築界將朝這樣的方向發展。
在日本，八○年代後半的泡沫經濟時期，建築展突然如雨後春筍般興起。雖然說起來像在緬懷過往，但當時的建築業界真的是資金充裕，建設公司就是建築展的贊助商。一提到八○年代，就會想到由堤清二先生率領的SAISON集團的美術館，極力催生建築展。當時還是三十世代的第四代建築師們，正值勇於嘗鮮的年紀，因此從八○年代中期開始，以位於池袋百貨公司裡的西武美術館為首，建築師們的創作活躍於各美術館的展覽會場。
泡沫經濟時期的建築展場地，並非特別建造一棟什麼樣的建築，而是更為純粹有趣的東西。譬如，美術館若是請來藝術家設計展場，通常藝術家會在展場呈現自己幾十年累積下來的經驗，達到一定的空間密度與展覽密度。但若請來建築師負責展場空間規劃的話，就算毫無類似經驗，也能以最簡單的結構打造出最完善的空間，這就是建築具有的「戰鬥力」。因此，泡沫經濟時期可說是建築具有的戰鬥力越高，越能讓我們清楚認識自己的時代。
文學、繪畫、雕刻等，人類傳達訊息的表現手法有千百種，但建築是其中──最暴力，也是最有效率的媒體之一。因此，建築師化身賽馬的同時，也會以其暴力性，化身堅毅好戰的格鬥家，克服萬難的深入世界各地。
當世界改變時，出現了利用這些勇猛的格鬥家的人們，我們稱這些「聰明的人們」為「客戶」。在這些客戶的勸誘下，天真純樸的格鬥家飛往緬甸、孟加拉，飛往世界各地。
新客戶的崛起
邁入二十一世紀，最多新客戶崛起的地方莫過於中國。我在中國的第一件設計案，就是位於北京市郊萬里長城下的「竹屋」（二○○二年）（參照二十一頁的圖片）。「竹屋」是為了以邀集亞洲頂尖建築師，創造新世代共同體為題的企劃而設計的作品。這棟竹屋也是將我拉進世界建築競賽的一大契機，也是從這件企劃案開始，我進入每週都必須出賽的情況。
竹屋是我在一九九○年代接到的最後一個案子，然後從二○○○年開始著手設計，但那時的我對於中國完全不瞭解，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又將如何開始，我完全不知道，甚至連關於中國的建築設計流程也沒有接觸過。
那時的我只是直覺的想：「中國只有無聊的設計案吧！」卻也很感興趣就是了。只是胡亂蓋些模仿美國摩天大樓的二流建案，完全感受不到文化氣息與洗練感。老實說，那時我完全沒興趣接來自中國的案子。
那麼，為什麼後來決定接受呢？全是因為這個企劃案的策劃人，也就是中國建築師張永和先生的緣故。他的父親是中國共產黨的御用建築師，也是面向天安門廣場那棟龐然建物的設計者。但他本人留學美國，對於當前的中國體制多所批判，是個性格叛逆、非常有趣的人，我就是欣賞他的叛逆特質。他說：「這個企劃想要表現的是與北京那些光鮮亮麗的摩天大樓，截然不同的東西。」後來他又補充了一句：「因為是文化性質的企劃案，所以經費有限，不好意思。」（笑）那時，我四十六歲。
如同張先生所言，包括交通費、住宿費等，設計費總共只有百萬日圓。明明是必須花費長時間設計監工的工作，給的卻是團隊出差中國一次就會用光的金額。我很坦白地對他說：「我想這樣的設計費用，不會有人想接的。好吧！我就抱著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心情吧！」於是，我的腦子裡抹去了「客戶」的存在，抱著誠摯的心情，回歸初心，開始著手進行設計。
這件企劃案的實際「客戶」是潘石屹、張欣這對當時才四十歲的年輕夫婦，在北京經營名為「SOHO CHINA」的房地產開發商。雖然兩人現在已是中國屬一屬二的企業家，但那時的他們雖然有著代表一個時代的明星特質，卻還沒有很多上山下海的實戰經驗。
所以我覺得沒必要過於在意他們的感受，將希望在中國有這樣的建築、希望能成為這樣的國家等，諸多個人想法寄託於建築。雖然當作品完成時，意外贏得「具有中國風情」之類的評價，但因為使用的是竹子這種容易腐朽的材料，又是提出如蟲籠般輕巧的建築，所以當我邊繪製藍圖時，邊想：「這案子應該過不了吧！應該不會被接受吧！」處於自暴自棄的狀態（笑）。
要是在日本，使用竹子這種素材就要有「等著挨告」的覺悟，因為這是一種可能會讓客戶抱怨：「都是因為你用這種容易腐朽的建材啦！你要負責免費幫我重建。」如此棘手的素材，所以我真的有點擔心。然而，當我向客戶提案「使用竹子作為素材」時，沒想到張欣女士居然說：「用竹子當素材很有趣，不是嗎？」非常喜歡這樣的設計。我猜她之所以覺得竹子作為建材很有趣，可能是因為竹子算是比較便宜的材料吧（笑）。
後來知名導演張藝謀很欣賞這棟竹屋，還用它作為二○○八年北京奧運宣傳影片的開頭。似乎因為這段插曲讓中國文化界人士評價我設計的竹屋，是展現中國文化真髓的當代建築。自此之後，我接到許多來自中國的合作邀約。
竹屋成了使用當地素材，深具環保概念的建築代名詞，我的建築哲學也藉此滲透到客戶們的心中。中國的房房地產開發商們為了取得政府的開發許可而奮戰著，於是有些人想到使用「隈研吾」作為從這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利器。
中國是「老闆說了算文化」，日本是「公事公辦文化」
相較於日本客戶，中國客戶最大的差異點在於基本上大家都是老闆，不是「員工」。相較於日本的「公事公辦文化」，中國可以說是「老闆說了算文化」或是「由上而下的文化」吧。即便是共產主義，也是強烈的老闆說了算文化。
反觀日本，則是以「公事公辦文化」為主流。日本企業就算有老闆這個存在，實際做決定的還是負責的窗口，老闆的影響力沒那麼深。畢竟要是由老闆主導一切，最終不是搞到公司體制崩壞，就是老闆被董事會逼下台。
問題是，公事公辦機制無法打造出真正有趣、青史名留的建築，因為公事公辦機制說穿了，就是回避風險的機制。當前的建築界也越來越傾向「訴訟社會化」（意即什麼事都訴諸法律途徑解決），所以如何避免陷入訴訟局面，成了工作的主要課題，而避免訴訟正是公辦公辦機制的一大目的。
另一方面，中國所有的民營企業，基本上都是老闆獨大的公司。無論組織變得如何龐大，所有案子都是由老闆親自定奪，這是他們的基本企業文化，尤其建築業界更是如此。倒不是因為老闆想主張什麼、誇示權力，而是他們認為對自己的事業來說，賦予建築物強烈的特色，絕對是一大助力。那麼，怎麼做才能賦予建築物強烈的特色呢？不是回避風險，簡言之，就是一種另類的「自暴自棄」。
在中國談生意時，一開始老闆一定會出面，先與老闆喝酒搏感情，再開始談案子。為什麼要從如此毫不相干的事情開始著手呢！因為要是不與他們先建立互信關係，一切便無法進行。
我們邊喝酒，邊觀察彼此的「個性」。在中國喝的是一種叫作白酒的烈酒，幾杯下肚後就會喝醉不是嗎？但這時還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狀態才行，無疑是一大考驗。如何在酒醉與保持清醒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猶如在談一場戀愛拉鋸戰。
所謂喝醉，是指讓對方看到真實的自己，得到對方的認同。彼此進行一場試探對方是否坦誠相見，是否坦白、有節操的考驗。所以在中國，喝酒搏感情的同時，表示你已經站上跑道，或許這部分是最耗體力的一環吧。
法國人的功力更深厚
我收到來自法國的合作邀約也不少，而且中法兩國有著相似之處。法國對於異國文化的接受度很高，也很尊敬不同的文化。我的看法是：「二十一世紀的建築師，被迫成為一定要參與國際賽事的賽馬。」而最大方善待參賽馬匹的國家就是法國。除了請你喝杯紅酒、香檳，法國人還會付你「參賽費」。或許可以說，他們了解文化蘊含的「價值」，但更正確的解釋是，他們了解文化蘊含的「利用價值」。
對日本人來說，法國、義大利、英國都是「歐洲國家」，但這三個國家的競圖方式截然不同。歐盟為了確保建築品質，制定「超過一定規模的建築物必須進行競圖」的基準，意即沒有經過競圖，不能任意發包公共建築的設計案。然而，各國對於競圖的酬勞標準不一，其中又以法國給的最大方。
雖說如此，歐洲自從二○一一年發生通膨危機以來，建築業也每況愈下。
具體來說，我在義大利方面的工作幾乎停擺。我在義大利拿坡里南方一處叫卡帕．多．德朗尼的城鎮，負責設計一座位於市中心，結合廣場與商業設施的複合式建築，目前也處於停擺狀態。此外，位於米蘭北方，以水質聞名的聖佩萊格里諾（San Pellegrino Terme）的超市設計案，以及將位於羅貝雷多大街的十九世紀香菸工廠，改建成IT產業園區的設計案也宣告暫停。雖然義大利人不氣餒，誓言總有一天要復工，無奈每個案子都處於暫緩狀況。
因此，像日本的案子從一開始就以飛快的速度進行，算是世界少有。歐洲方面的案子則是即便暫停，也會重啟，然後波折不斷地進行。由此可見，經濟危機造成的影響也成了一種判斷案子能否落實的基準。
除了通膨危機之外，我在義大利的競圖成功率不高，也算是一種個人危機。問題是，看到別人脫穎而出的設計，也不明白到底是哪裡出類拔萃，總覺得檯面下有什麼黑手在運作，像是義大利前首相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便和黑手黨組織有牽連。
其實我在德國的成功率也不高。德國人注重的不是獨特的創意設計，而是能否確實滿足必要的功能，所以雀屏中選的大多是四四方方的箱子型設計。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建築充滿活力，像是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沃爾特．葛羅佩斯（Walter Gropius）、布魯諾．陶德（Bruno Taut）（每一位都是現代主義建築的巨匠）等，可說人才濟濟。但或許戰時遭受的精神傷害到現在還餘毒未消，所以「反省」的氛圍始終支配著德國，總覺得少了一股積極打造大規模建築的衝勁，因此二次大戰後的德國建築走的是低調風格。
就我的各種經驗來看，法國、英國、西班牙的競圖最公開、積極，感覺不到什麼黑箱作業。姑且不論競圖結果是贏是輸，歐洲的整體機制讓我們這些賽馬能集中精神參賽，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至於中國那套先喝酒搏感情的文化，就體力來說，還真是一大負荷呢（笑）！
猶太人是媒體與建築的支配者
美國是多民族國家，有盎格魯薩克遜人、也有猶太人等，依客戶的文化背景不同，喜歡的風格、要求也不太一樣，這是特色也是一大難題。但美國的都市開發基本上是由金融資本主導，而金融資本的主要操控者是猶太人，所以說美國的建築界是由猶太人掌權一點也不為過。事實上，與我接洽的客戶也以猶太裔居多。
有人說，猶太人的視覺文化比聽覺文化來得強烈。有一說是因為他們原本是生活在幾乎沒有什麼聲音的沙漠地帶，雖然出了不少知名畫家和雕刻家，卻幾乎沒有什麼音樂家，也才會冒出：「所以猶太人很喜歡建築」的說法。姑且不論這說法的真偽，猶太人對媒體的掌控非常敏銳，似乎將建築也視為一種媒體。
對猶太裔來說，經濟也是媒體的一環。他們透過電視、新聞、網路等媒體，主導經濟發展。
紐約可說是最具代表性的都市。在紐約，不只金融界，媒體界也是操控在猶太人的手上。所謂經濟發展趨勢，其實是看人心如何驅動。大家滿懷衝勁的話，自然一片榮景；大家多持保留態度的話，景氣就蕭條。雖然藉由媒體力量可以左右社會趨勢，但經濟才是最貼近人性的一種社會活動。猶太人非常瞭解比起電視、比起網路，建築更能有效的操控人心。正因為他們明白建築不但能承載任何訊息，也是最能有效向世界發聲的容器，所以猶太人在國際建築舞台上，始終居於領頭羊地位。
猶太人原本就是顛沛流離，散居世界各地的民族，所以為了求生存，一直以來都是跨越國界做生意。對他們來說，建築也是一種重要的交易，而且是獲利率相當高的商品。猶太人從歷史中發現若將建築純粹視為「住起來十分舒適的家」，不但商品價值不高，也沒什麼利益可圖，於是他們試著將包括建築在內的所有藝術，以「交易市場」的準重新定義。
猶太人的這種方法論成為二十世紀的普世價值觀，更借網路之力急速進化。二十一世紀的現在，不只猶太人，世界已然朝向「全球化市場」發展，猶太人的鋒芒也就黯淡許多。
日本人比較無法感受失去國土、失去安身立命之處的切膚之痛，因為日本人沒有被外族逐出家園的經驗，也沒有尋覓安身之處，重建國土家園的經驗，所以不知不覺間，便失去活用建築提升地利價值的氣概。放眼二十一世紀，也許這是日本人必須迎頭趕上的部分。
我所說的國際競賽，其實絕大部分都是由猶太人操刀主持，無論是歐洲的設計案，還是俄羅斯的設計案，幕後金主大多是猶太人。比較猶太人和中國人，猶太人對於資金一詞，沒有國界之分，所以他們樂於跨越國界藩籬，起用最適合的建築師。直到稍早之前，我還在為選擇哪一邊的人脈，為了決定事務所的將來一事而感到茫然不安，但現在我又有一種幾乎所有事情都和猶太人有所關連的感覺。
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中國人還活在自己構築的框架中。雖說如此，中國的影響力其實已經跨越國界，擴及全球，相信中國今後的商業勢力也會持續跨越國界吧。
山寨版的出現也是一件可喜可賀之事
我曾多次去印度洽商，但還沒跟印度人有任何正式合作。問我究竟問題出在哪裡，只能說他們對於案子的盤算方式，與我們建築人的認知與想法相去甚遠。感覺他們只是按照腦中的盤算，迸出一句：「請按照這方式進行」，並未表現出對建築設計的敬意，讓人很難產生合作意願。
說到這一點，中國人對建築表示敬意的方式，就是面不改色的抄襲。可以說，中國就是一旦出現山寨版，表示「恭喜，你的設計得到認可」的國家，理由是「因為覺得你的設計太讚了，所以才抄襲，表示你的設計得到認可」。在中國，對一個人表示敬意，就是覺得這個人的「利用價值很高」（笑）。中國人覺得剽竊別人的創意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也不會像阿拉伯人滔滔不絕地申辯不停。
和印度人溝通時，感覺他們的雙眼不是在注視你，所以會有一股想衝著他揮手，問對方：「請問，你是在跟我講話嗎？」的衝動。而且在印度，我不知道競賽場在哪裡，應該說就算到了競賽場，也不曉得要往哪個方向衝刺的感覺，所以到現在我還摸不清印度客戶的原則與需求究竟是什麼。
感覺自己是個鄉巴佬
綜觀各國客戶，今後最受注目的當屬韓國。目前我的事務所接到來自韓國的設計案越來越多，不愧是韓國，這幾年有著驚人的轉變。
韓國因為一九九七年的通膨危機，國家經濟瀕臨崩壞。韓國以此為跳板，徹底認知到今後要是無法在國際舞台上一決勝負，便無法生存下去，於是以三星為首的製造業勢如破竹的拓展，帶給韓國莫大自信，還有以現代集團為首的總承包商，也培養出日本總承包商遠遠比不上的國際競爭力，他們在世界各地的建案招標屢戰屢勝。就連一向稱不上友好的中國，都讓韓國的建設公司接了不少案子。
以往在韓國，百貨公司大樓突然倒塌，地下鐵瞬間崩坍的例子可說層出不窮，施工品質明顯有極大問題。但現在韓國在這方面可說突飛猛進。無論是施工還是設計，自從韓國引進美國那一套承包機制後，相比於始終跳脫不出老派承包方式的日本，可說截然不同。韓國意識到要想在全球化市場占有一席之地，確保施工品質絕對是最重要的事，也充分明瞭自己的弱點。以往韓國在設計方面稍嫌薄弱，但近幾年他們在這方面也大有精進，不斷提升品質。吸收力加上學習力，還有往外拓展的野心，當然也歸功於韓國強烈的民族性。
基本上，韓國人覺得他們必須活在國際性場子才行，或許這一點和猶太人很像。韓國人有著騎馬民族的驃悍本性，這一點也和原本生活在沙漠地帶的猶太人相似，所以就風土文化來說，他們都有著極強的適應力與接受度。
我認為對日本企業來說，韓國絕對是一大威脅。尤其是他們具有的全球化DNA讓他們克服經濟危機、重拾自信，一舉加速前進。每次面對充滿自信與志氣的韓國客戶，我就會有一股落寞感：「唉……我還真是個日本鄉巴佬啊！」。
雖說現在是全球化競爭時代，絕大部分日本人的骨子裡還停留在「日本最棒，友誼萬歲」的自我感覺良好中，不說別人，至少我的內心還沾染著這樣的感覺。之所以會有這種心態，或許歸因於日本的風土人情與歷史，感覺我們就像住在悠閒的鄉下，窩在暖呼呼的暖桌取暖。直到前往韓國出差時，我才心生危機：「啊、要是不趕快脫離暖桌就慘了。」
日本的「天空樹」蔚為話題，在「日本的施工技術果然是世界第一」的自誇自讚之餘，不可否認的，日本的「獨自發展化」也是世界第一。這種閉門造車的趨勢，就像一種傳統工藝，一味自認施工品質一流，技術獨享的結果，就是連中國市場也進不去，反觀韓國，則是步步進軍中國市場。日本的建設公司顯然已經與巨額資金席捲的建築戰場漸行漸遠。不只中國，放眼東南亞，日本建設公司的勢力顯然已經被韓國遠遠拋在後頭。
邁入二十一世紀，只有日本被遠拋在後的感覺在我心中越來越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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