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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795年，卡萊爾（Thomas Carlyle）出生於蘇格蘭當福瑞郡（Dumfriesshire）安南區（Annandale）的易克勒非根（Ecclefechan），一個非常偏僻的小鄉村；1881年，他逝世於居住超過四十年的倫敦赤爾西區（Chelsea）。他的一生正值歐洲社會，尤其是英國社會，由十八世紀的農業社會轉變為十九世紀工業社會的過渡期，而他正是這個時代最敏銳的觀察者。
卡萊爾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第一位也是最偉大的先知（prophet），這由倫敦國家肖像館（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以卡萊爾的肖像作為十九世紀英國先知群像的中心可見。卡萊爾同時代的人史坦利（Arthur Penrhyn Stanley,1815-1881）對其先知角色的描述頗為生動：
一般尊敬他的人皆習稱他為「先知」。如果我們以這個詞最廣泛的定義來了解，他的確夠資格。他是一位先知，也確實自己感受到他是一個走入歧途的時代的先知。他先知的外貌是其粗鄙的蘇格蘭口音，以及他自己獨特的措辭，加上他自己隱居般的生活。而他作為先知最顯著之處，是他比任何人皆更勇於傳達對真理的強調，而他深信其所傳達的訊息是世界所僅需的。
作為維多利亞社會最重要的「先知」，卡萊爾對十九世紀英國社會輿論的影響力是無與倫比的。在說明卡萊爾對十九世紀英國社會的影響力上，其同時代人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的精闢的看法最常為大家所引用。且因為她不是卡萊爾的門生，因此她的說法更客觀、更具有分量。她早在 1855年即敏銳地指出：
在一個世紀後他的書還有沒有人讀，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如果把他的書像殉夫的印度寡婦一樣在柴火上燒掉，那也只如砍倒一棵果實已經散播成林的橡樹。在我們這一代中，幾乎沒有一顆優越或活躍的心靈不曾被卡萊爾的著作改變過，如果沒有卡萊爾，過去十年或十二年中所寫成的英文書，每一本都將不一樣。
然而，輿論對他的評價也令人驚異，由極端的頌揚轉為極端的貶斥。因此，由卡萊爾聲譽的升降我們可以很清楚地了解他與時代的關係，尤其是不同時代的人們對其評價的差異。
將卡萊爾的一生劃分為前後兩期並加以比較，是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評論卡萊爾所常用的模式。此模式的運用因卡萊爾的影響力在 1850年代迅速衰退而加強。當卡萊爾的〈黑人問題偶談〉（“Occasional Discourse on the Negro Question”）（1849）與《晚年論叢》（Latter-Day Pamphlets）（1850）出版後，由於違反當時社會以及其前此所頌揚的人道精神，因此受到圍攻。然而，卡萊爾此舉一反前此他給人的美好形象，頗令人費解。學者克拉克（James F. Clarke）於1864年的〈兩個卡萊爾〉（“The Two Carlyles,or Carlyle Past and Present”）一文，將卡萊爾分割為「過去的」卡萊爾與「現在的」卡萊爾，兩者截然不同。
在卡萊爾死後一直到 1970年間，負面的批評主導了對卡萊爾的評論。不僅社會大眾不相信他的說法，他也成為其英雄崇拜理論的犧牲者，甚至很多他的擁護者也否認其先知的角色而強調他的文學成就。但是，仍有一些卡萊爾的辯護者嘗試要拯救其作為一個先知的聲譽。當時一般討論卡萊爾社會與歷史思想的著作，大體是以其英雄史觀這個角度來進行，而雷曼（B. H. Lehman）的《卡萊爾的英雄理論》（Carlyle’s Theory of the Hero）（1928）與班特力（Eric Bentley）的《英雄崇拜的世紀》（Century of Hero Worship）（1944）就是此種研究的典型。因此，這些卡萊爾的辯護者所用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卡萊爾的思想劃分為兩部分：平民史觀與英雄史觀，並且和青年時期與晚年時期的劃分相配合。
在這種方式下，卡萊爾早年的社會思想主要是平民史觀，而晚年則變為英雄史觀。我們在崔維林（G. M. Trevelyan, 1876-1962）的著作中發現極佳的例子。崔維林自述，當他僅僅是大學生時，即把卡萊爾的著作劃分為早期與晚期，並且「一向忽視《腓特烈大帝》與《晚年論叢》」。他在《克萊娥 ──一位繆思女神》（Clio,a Muse）（1905）書中指出：「卡萊爾到了晚年瘋狂於英雄崇拜，因而中止了對他的同胞無所不包的寬容與同情的了解，而此種了解正是他的《法國大革命》一書的精神標記。」崔維林後來又特別為文〈兩個卡萊爾〉（“ The Two Carlyles”）（1918）以說明兩者的不同。以崔維林所代表的二分法，實際上是根據卡萊爾兩種不同的社會與歷史思想。
卡萊爾的社會與歷史思想有著極為不同的兩種看法。在其 1830年出版的〈論歷史〉（“On History”）一文中，他宣稱 「歷史是無數傳記的精華」，強調無名的大眾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但在1840年《英雄與英雄崇拜》（Lectures on Heroes and Hero-worship）的演講中，則主張「世界史是偉人的傳記」，強調偉人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古奇（G. P. Gooch）在其《十九世紀的歷史與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13）書中已注意到卡萊爾的兩種不同的歷史思想，但他認為「當卡萊爾從事歷史寫作時，所寫的是偉人的傳記，而非無數的與無名的大眾的歷史；而他在中晚年所致力的那種歷史寫作，正是他在 1830年所批評的。」
在卡萊爾研究上，運用「稱頌早年的卡萊爾，指責晚年的卡萊爾」這個研究模式最為成功的，應屬西蒙斯（Julian Symons）的《卡萊爾 ──一個先知的理念與生活》（Thomas Carlyle: The Life and Ideas of a Prophet）（1952）。西蒙斯指出，卡萊爾的洞察力有如下的變化：「由尊敬全體人民到輕蔑他們；由痛恨只知遊獵的貴族到期望貴族來拯救不列顛；由信仰人具潛能到只知崇拜權力。」西蒙斯的論斷頗能疏通兩派的爭端，但缺乏論證的過程。其書強調心理的分析研究，此為其優點，也是缺點。丁尼生即明白指出，西蒙斯過分強調卡萊爾心理的研究，反而解釋不通了！這使他陷於僅專注卡萊爾的個性，而沒有餘力研究其他層面。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與社會》（Culture and Society）（1958）一書，對卡萊爾的討論，也是採用頌揚早期，貶斥晚期的模式。然而，書中具有一個相當重要的看法，那就是強調卡萊爾作為一個思想家的重要性，應在於他對其所處的世界的直接反應；他不強調德國歷史主義或喀爾文教義對卡萊爾的影響，而強調卡萊爾作品的原創性。
另外，李奎斯內（A. L. Le Quesne）在其《卡萊爾》（Carlyle）（1982）書中，接續西蒙斯的論點而有所舉證，認為對人民態度的改變是卡萊爾晚期作品的主要特徵。然而，此種改變「因在英雄崇拜主題持續不斷的籠罩下而歷久不覺」；而英雄崇拜主題本身在1830年代與1850年代間也經歷了很大的改變。他的結論是：「在1837年至1848年間，卡萊爾在道德與實際之間，在讚嘆與恐懼工業社會的成就與怪異之間，產生其影響巨大的張力，而為十九世紀任何批評家所不及。加上其前後不一致卻極為深刻的人道『精神』，皆顯徵在其社會評論上，使他成為十九世紀最開放、最具社會敏感的一個時代的發言人與良心。」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卡萊爾聲譽的升降，卡萊爾的先知形象歷經社會導師、斥責者、與文學天才的變化。而在卡萊爾論爭中所強調的英雄史觀，在長期籠罩卡萊爾研究後，終已逐漸喪失其壟斷性的地位。對卡萊爾的認識已傾向於多元化，卡萊爾的先知形象也不再只是喀爾文式的「錯誤的先知」，他對社會變遷的觀察，對窮苦大眾的認知皆已逐漸受到重視。然而，在卡萊爾研究上，仍然不能跳出「頌揚早年，貶斥晚年」的模式，以此二分，或僅重視早年，或專貶斥晚年；而在討論其變化的原因時，大體專注其特殊的性格，仍然不免為「符路德的論爭」。因此，在卡萊爾的研究上，我們不僅須重新認識其英雄史觀，更須對其平民史觀做一全新且完整的了解；打破「兩個卡萊爾」的模式，而以其一生為範圍，除探討其個性外，並應綜論其背景淵源，以及其所受各種智識上的影響，尤其是著重其對社會的直接觀察與分析。我們期待浴火之後的卡萊爾，在其舊形象的灰燼中能有一個新形象的出現。而本書即企圖重新塑造卡萊爾的形象。
本書《平民的先知 ──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為吾人對卡萊爾研究的創新與綜合。大體上，我的研究是以英國史學史為範圍，其中卡萊爾的爭議性與多樣性始終未能有一個令我滿意的面貌。因此，過去這些年來，我對卡萊爾個人的史觀與事件的研究主要是以「迷思與事實」的模式來研究。在此種模式的研究中，我首先探討的主題是卡萊爾的平民思想，而我的主要論點為：卡萊爾的平民思想為其早年、甚至是晚年的歷史思想與社會評論的中心，此論點一反學者們對其「英雄史觀」的強調。此論點基本上是屬於史學史的研究，著重卡萊爾與時代的互動關係，而卡萊爾這位在十九與二十世紀的英國最具爭議性的歷史家，正是顯示史家與時代的互動關係的最佳人選。
在對於卡萊爾的研究上，智識與道德的層面始終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因此，「赤爾西賢者」（Chelsea Sage），始終主導著人們對其形象的看法。誠如他的妻子珍（Jane Welsh Carlyle,1801-1866）曾憤慨地指出，卡萊爾同時代的人都把卡萊爾看錯了，因為他們皆只看待卡萊爾為「赤爾西賢者」，而不知他具很多類型：隱士、朋友、獨白者、抱怨者、哀悼者、神經過敏者、慈愛者、同情者、忠誠者、鍾情者、負責的人子、怠慢的先生、善辯者、自詡的藝術家、尖銳的諷刺家、傑出的談論者。
實際上，卡萊爾的形象是多樣的，前此學者們的研究無法顯示卡萊爾多樣的面貌，因為他們過於重視智識與道德的層面，而忽略了卡萊爾自身。因此很難了解甚至沒有注意到卡萊爾為什麼是隱士、獨白者、抱怨者、哀悼者、神經過敏者？這種現象在討論年輕卡萊爾的「憂傷與改變」上更是明顯。儘管有些學者很清楚地看到卡萊爾在書信中自述其憂傷是因「身體的」疾病而產生，但是仍沿用「智識與道德」的角度，慣用卡萊爾自傳式的小說《衣裳哲學》中三階段的說法。這皆是以「赤爾西賢者」的角度來研究卡萊爾，以「赤爾西賢者」在年輕時的智識與道德發展為重點。結果我們大體上只看到被「理想化」或「理性化」的卡萊爾。對於「不理性」的卡萊爾，人們不是難以理解，就是淪為詆毀者的謾罵。
身為一個神經疾病的患者，卡萊爾的「幻象」與對病情的「敘述」，在為其作傳的門生也是當時著名的史家符路德認為：卡萊爾誇大了他的病情。歷來研究卡萊爾的學者，皆同意這種看法。因此，卡萊爾誇大病情成為定論，卡萊爾的形象也被塑造為自艾自憐，對其病情大驚小怪、反覆無常的人。但是，身為一個神經疾病的患者，卡萊爾深受此疾所苦，這種痛苦絕非外界所誤解的是「想像」的產物，而是真實的災難，並且是人世中「最重大的災難」。尤其是當他深陷「煉獄」時期（1821-1823），他將自己描述為「瘋人院中的病人」、「孤魂野鬼」與「惡魔」，即可知其嚴重性。而在雷絲路事件中，卡萊爾重新找回人的價值與對自己的信心。卡萊爾在雷絲路事件中的轉變，就是頓悟到只有透過堅決的對抗，才能抑制「魔鬼的我」，而使「神聖的我」茁壯，此後即對駭伯症展開一生的鬥爭。
另外，卡萊爾的好友艾爾文（Edward Irving, 1792-1834）為卡萊爾指出一條適合他走的路：運用媒體建立自己的名聲並發揮影響力。卡萊爾接受其建議，以專業文人為其職業。卡萊爾的論述，不再只是私人的言談，也表現為具廣大影響力的公共議論，具有明確的目標。艾爾文不僅勉勵卡萊爾與「魔鬼」的鬥爭，並且鼓勵他推己及人，不僅自救並且救人。這可說是卡萊爾一生寫作的主要目的。卡萊爾認為他所處的時代是「有病的與失序的時代」，幾乎所有卡萊爾著作中皆有一個一貫的主題，那就是「人如何在這有病的失序時代中生存？」
卡萊爾作為英國維多利亞社會的先知，與疾病是息息相關的。卡萊爾個人年輕時即罹患「神經疾病」，一輩子在其陰影的籠罩下，「健康」受損，故深知健康的重要。而其與「神經疾病」的鬥爭，可以說是很成功的，使其從瀕臨瘋狂中解救出來。這種經歷更促使他對「疾病」與「人」的本質有更深的體悟。對於卡萊爾而言：「健康比所有的想像的哲學更為重要，如果哲學不以教導健康為第一準則，這種哲學就一點也沒有價值。」
本書在原有的「智識與道德」的角度外，再加一個新的「疾病」角度去討論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其中疾病不只是呈現出患者生理與心理的現象，並反映出患者當時的文化現象。神經疾病在十八與十九世紀初期的英格蘭被視為是「文化的疾病」。因此，當時英格蘭所盛行的神經疾病顯然具有「階級性」（流行於中、上階級或所謂「時髦人士」）、「生活方式」（商業化、城市化）、「道德」（物質慾望、腐化）、「文化」（墮落）各層面的意涵，甚至形成為「英格蘭性格」。卡萊爾的論述與其蘇格蘭的平民傳統有密切關聯。卡萊爾認為「農民」才是真正的蘇格蘭人，卡萊爾深切體認到「平民的」、「鄉間的」、「勞動的」、「健康的」「蘇格蘭性格」的重要，而貶斥「英格蘭性格」，並以其蘇格蘭的「鄉野之眼」與「平民觀念」自豪。這是卡萊爾之所以能成為「赤爾西賢者」的根源。1834年卡萊爾遷居倫敦，自然具重大意義；來自蘇格蘭荒野已經完成自我救贖的「平民的先知」，向身陷疾苦的維多利亞社會大眾傳布救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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