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來去台灣（摘錄）
許雪姬（中研院臺史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一、前言
台灣移民史歷年來很少成為貫時性的研究主題，若有也只是依不同的統治者所制定的移民制度做斷代性的論述，大都偏向當時的移入、定住的相關法規。對於台灣人的移出，則到近一、二十年來才開始有研究成果。之所以如此，實因台灣是個移民之島，住民先後來到台灣，歐洲殖民者、鄭氏王朝、清治、日治、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分成省、國兩個時期），隨著政權的轉移，有一批舊的統治者離開、新的統治者進來，來來去去，比朝代更迭較少的地區更難掌握詳密的資料，還要克服語言的多樣性。在未進入主題之前，先對台灣做一個地理範圍的說明，目前台灣的政府所能統治的領土除了台灣本島外，還包括澎湖群島及金門、馬祖兩個外島。由於金、馬迄今仍屬福建省，且和台灣合為一國是在1949年12月，中華民國撤退來台之後。有關這兩個軍事要地的「移民」，可能由軍事史的角度比移民史的角度來研究更適宜。不過1955年1月中國攻下浙江外海的一江山島，雙方均傷亡慘重，大陳島岌岌可危。此際美國總統艾森豪乃向蔣介石總統承諾協防金門，國府乃在美國要求下自大陳島撤退。何政哲已經在〈戰爭下的新移民—大陳人在臺灣的安置與輔導〉一文中說明得十分清楚。因此「台灣移民」、「來去台灣」指的是台灣、澎湖兩地住民移出、移入的現象，當然此一移出、移入，有一時性的、也有永久性的。至於時間上，則由荷蘭在台時期的17世紀迄今為範圍。
有關過去移民史的相關史料，大都集中在使用族譜作為觀察家族移民的重要資料，另外使用方志資料，但往往資料有限；此外是官方的檔案，如2017年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公布最後一部分「臺灣總督府的旅券（護照）下付（發給）表」（1897.4-
1942.9），得以了解這時段台灣人申請到海外的登錄紀錄，目前使用的人尚屬有限。此外以口述訪談的資料來突破、補充上述資料的不足，但受訪者往往不是本人，大半是後代，因此所能上溯的時代已經是日治中後期。戰後由於「省籍衝突」和長期戒嚴，再加上對政府的不信任，日治時期有移民經驗，尤其夥同日本帝國的「侵略」前往中國（包括滿洲）、南洋移民者，戰後面對漢奸／戰犯審判，對其經歷採取隱蔽的態度，以致這段不可說的歷史隱諱難明。戰後移民者，前期向日、美，中後期向美、加、澳、紐，甚至南美洲移民，除利用正常管道外，常有「跳機」、「留學即移民」、「移民的再移民」現象，這些移民的史料，在公家檔案上並不充分，亦即此時再不從事百年來的移民史的研究，趁早進行口訪，將有失去這一段歷史之虞。本文擬先分幾個不同的主題介紹目前斷代移民史的研究，及利用二手資料簡介台灣移民史各個時代不同的移民背景和特色，最後提出編輯本書所採用的論文之重要論點。
二、荷治迄清的移民史的研究
由荷蘭治台時期開始談唐人、華人／漢人移民來台，可說是一個不得不如此的切入點。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今台南一帶設治之前，在1622年就已占領娘媽宮（即往後澎湖的媽宮、馬公）作為向明朝強要互市的根據地，在風櫃尾築城，經明廷出兵澎湖並帶領荷蘭人到非明朝版圖內的台灣南部，命令荷人撤出澎湖。當時台灣有多少華人，荷蘭兵又有多少人，史無詳書。本節擬以荷蘭、鄭成功家族統治時期、清領時期探討移民史的研究為對象加以探討。由於篇幅有限，僅以近20年來的研究成果為主。
（一）荷治與鄭氏王朝時期（1622-1683）
有關荷治時期的研究，對於南島語族遷徙來台灣的時間，經李壬癸教授長期的研究，指出「南島語族由長江上游（金沙江）向東到達長江出海口附近，然後沿南岸南下，到達福建沿海一帶，距今約在七千多年前，大約再過一千年才到達臺灣。」此即根據語言學的角度，推測大約在六千多年前南島語族已經登陸台灣，當時有多少人無由得知。荷蘭統治時期究竟原住民和荷蘭人加總有多少人？依1650年荷人的社名來看，共有315社，但有多少人則很難估計。另據江樹生的研究，當時漢人人口在2.5至3萬人左右。除了早期隨荷蘭人來台的所謂「唐人」，如蘇鳴崗者，為了在台灣進行蔗、稻的種植以便輸出，因此招募閩南一帶的農民來台。鄭瑞明利用前述李壬癸、江樹生的研究，再利用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檔案、《熱蘭遮城日記》、《巴達維亞城日記》等史料；程紹剛、包樂史、中村孝志、曹永和、韓家寶等人的研究成果，指出1641年有449名VOC職員在台，又有由荷、西（1626-1642）自爪哇、呂宋帶來的當地人，西班牙的駐台人員有143人。得到的結論是荷蘭統治時期華人人口最多時為3萬人左右，此外荷、西人數百人，再加上他們帶來的印尼爪哇人、亞齊人、班達人，菲律賓Pampangers、Cagajers、越南廣南人，印度的Gougeratters、Bengalas，乃至於日本人，似乎具有地球村的雛形。
荷蘭人在1662年向鄭成功投降，離開台灣。鄭成功據說帶領25,000兵入台，鄭氏三世共統治台灣22年，當時的人口據陳紹馨推估自1650至1680年，這30年間華人為20萬人左右，迨1683年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率兵攻台，鄭克塽降清，自己與文武大員被遷回內地安置，一時之間「井里蕭條、哀鴻未復」依蔣毓英的《臺灣府志》卷七戶口所載，台灣府「實在民口三萬二百二十九（男子一萬六千二百七十四、婦女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實在番口八千一百零八人」，共38,337人。民口的數字和江樹生的3萬，數字相近，但和陳紹馨相比，只到約4成。由於研究不足，因此此問題只能探討至此。
以上純就人口數、移民人種做探討，也可處理閩南漳、泉文士支持、響應鄭成功的反清復明與渡台的情形，據唐立宗的研究這批渡台文士對推動鄭氏王朝的文教、政經有所貢獻，但因與當政者漸不合，亦無法適當的安插，因而大都消極隱退、思鄉，或選擇離開，對鄭氏王朝逐漸離心，無形中消蝕了鄭氏王朝的國力和士氣，這些像沈光文、盧若騰、徐孚遠、王忠孝者流，逐漸消失在歷史的洪流，而鄭氏王朝也在清軍攻伐下選擇投降。
（二）清的移民
不論前述的荷西、鄭氏王朝和即將要談到的清代移民，基本上到清中葉之前台灣仍有容納移民的空間，而且是私營移民，到了清領後期開山撫番開拓東部時，出現一次官營移民格外令人囑目。台灣真正成為漢人與原住民的居住空間，而在人數上超過且遠超過原住民的人數都在清朝時期。這時期有關清代移民的研究，可分幾個部分來加以探討：
1. 相關移民法令與政策
清代台灣屬於移入地，不僅由中國大陸移民至台，來到台灣之後又有在島內移民的現象，如由澎湖移民到台灣，由前山移民到後山。這種在島內再遷移的現象，不在此次研究範圍內。近20年來學界對清領時期的研究，投注在制度史的不多，其中有個關注的主題是，清廷是積極或消極治台，若就清帝國而言，對攻下原本不屬清帝國的台灣，自不可能消極治理，但對早已是「無所不有」的台灣之立場來看就顯消極。尤其對閩粵移民是否有頒行所謂的「渡台禁令」？渡台禁令的具體內容為何？有沒有嚴禁廣東惠、潮之民來台？是否禁止攜眷？都有各家的說法。據施志汶的研究，「渡台禁令」的說法沿自伊能嘉矩，他說出自《六部處分則例》台灣編查流寓；至於禁惠、潮之民來台之說，則出自連雅堂的《臺灣通史》，事實上《六部處分則例》找不到任何相關記載，當然也沒有《臺灣通史》禁惠、潮之民來台的相關出處。李文良進一步研究有關漢人移民台灣的條例，指出第一次出現在《大清會典》中，對到台移民者規定，即由原居地的縣給照發單，再令台灣府、縣查明，出具印文，移交給內地府、縣，知照該縣，申報該道稽查，仍令報明該督、撫存案。亦即移民取得內地縣發給的照單，再發往台灣查核，再知照內地縣、道、督撫，即可入台。對於管理移民的地方縣，若有濫發照單，則由督撫題參，1次罰俸6個月、2次罰俸1年、3次者降1級留任、4次者降1級調用。他同時對有權討論、決定的官員層級加以分析，並說明漳浦集團在規定上發揮的效力，對治台政策中的移民做出順應實情、時勢做出具體的規定，有利於移民的攜眷和治產。
2. 人口的估算
研究清代台灣的人口，最主要在估計由1684至1895年間移民數及出生率，是否已使台灣由移入區變成移出區。許毓良認為清領時期在台各地所配置的兵力和人口數息息相關；由於綠營兵力最多時達1萬餘名，面對數百倍以上的人口，清廷如何在綠營外增加防禦類型和不同性質的人員。由武力配置基礎的發想，他先就人口的估量著手，分3期用不同的方式來設法估計，因而得出康雍時期（1683-1735）有440,686人；乾嘉時期（1736-1820）為1,786,883人（乾隆年間已突破100萬人大關）；到道咸同光時期（1821-1895）大約是300萬人，以上的推估根據相關的史料加以計算，並彈性考量各種人口的計算得出來的成果，具有參考的價值。他也徵引清末洋人對台灣人口的諸種紀錄，最高達300至400萬人，其中包括英國領事報告中記為255萬人（相對於1860年的領事報告記為200萬），這個數字應是值得參考，相對應於伊能嘉矩利用1895年修成的《臺灣通志》中的戶口統計和《臺東州釆訪冊》所載的人口加總為2,545,731人、陳紹馨估計1896年台灣人口為2,587,688人相近。若採用300萬人，誠如作者所言：「無法對光緒20、21年間突然內渡的50萬人口再做出更有力的說明。」
3. 後山的開發與移民
1810年清廷未在噶瑪蘭設治前，對前山而言噶瑪蘭也算後山，當時因已有4萬3千名漢人，才促成設廳，這些人在當地進行武裝拓墾，由北部到此地進行武裝拓墾的吳沙拓墾集團，扮演重要的角色。另一個島內移墾地為東台灣，即清代的後山（北起蘇澳南到八瑤灣之間），後來設台東直隸州的地區。1874年清廷在台灣開始了開山撫番的工作，首先解除禁令允許漢人自由的進出，但當地有原住民且交通不便，因而開路為先，不過1880年後開山費用挪做海防經費，也就暫時中止開山事務。招撫原住民的「撫番工作」，一直要到1887年設州（州治水尾），並增設卑南、水尾兩個撫墾局，1888年將水尾增設秀姑巒、花蓮港兩個分局逐次進行。
在築路、移民過程中需要駐軍築路、維持道路暢通，為了當地的拓墾，必須招徠武裝墾戶，但效果不彰。福建巡撫丁日昌見蘇澳到新城一帶沃壤甚多，卻未招墾，1877年乃制定「撫番善後章程二十一條」，擬由臺灣道夏獻綸所轄的營務處先到汕頭、廈門、香港等地招工前來開墾，是年秋天共有潮汕之民500人抵達，乃被安插在大庄、客人城一帶。1878年夏獻綸再擬「招墾章程二十一條」，再招汕頭、廈門、香港之民來（數目不詳），安插在拔仔庄、水尾庄、新開園庄、里壟庄至鹿寮社、利基里吉社與知本西岸間各處。另也招島內移民，但效果不佳。移民因環境惡劣而有部分喪生，當地又有水患，因此若非移至前山，即返回中國，留下的只有少數。可見清末由福建巡撫、臺灣道主導的第一次台灣官營移民並未成功。究竟清末台東廳有多少人？只能由《臺東州釆訪冊》略窺一豹，據載當時番民丁口數為9,424人可為參考。
後山台東地區的移民狀况，也有以客家移民為中心，探討1945年前的移民狀況。孟祥瀚和潘繼道，是長期研究花東一帶歷史的學者。清代在台東有多少客家移民，由於資料零散不易明瞭，前所利用《臺東州釆訪冊》數字是民番丁口的總合，故民中的客家人有多少，無由得知，但大抵是島內的第二次移民。潘繼道的研究指出，如果由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技師田代安定於1896年8至12月奉命前往調查台東是否有適合日本人移入之地，之後所寫成的《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他在支那人族統計簡表說「廣東人」有498人，全部中國人也不過只有3,303人。比前述《臺東州釆訪冊》所載丁口要少2/3。
清代台灣史的研究在幾個大斷代中不敵戰後、日治時期，主要原因在於戰後相關檔案多，沒有語言的障礙；日治雖有語言的障壁，但並非難以突破，且可與日本、韓國學界交流；清代最不必顧慮政治立場的問題，但資料以文言文為多，又較少有國外交流的機會，因此研究人力逐漸流失。
三、日治時期的移民研究
（一）背景
1895年台灣割讓後到底有多少人遷回中國大陸？如果依前許毓良的研究引用易順鼎的《魂南記》、洪棄生的詩，都強調當時台灣人紛紛「內渡」，令人目不暇給。若據臺灣總督府在1895年11月18日公布「台灣及澎湖島住民退去條規」，其中規定1898年5月8日「住民去就決定日」，所發布離開台灣人數資料是，退去的清國人中，台北縣1,574人、台中縣301人、台南縣4,500人，澎湖島有81人，共有6,456人。如以當時台灣有250萬人來說，退去者的比例只有0.0025%，也未免過少。但與上述完全不同的資料，可做進一步的解釋。兵燹之禍，人人必欲逃離，但要渡台灣海峽並非易事，天候、船都很難預測與安排。有些人一時逃離只在觀風，地方一平靜，就選擇歸家，因為臺灣總督府不准非日本籍者登記不動產，如此一來將喪失幾代以來累積的財產。清國文人的紀錄在於強調很多不願入日本籍的人倉皇出走；日方要強調的是這些走的人是聽說日本要禁鴉片、不准辮髮、有功名不回內地則沒有晉升之道、在清國內地有家產者，兩方似皆言之成理。戰爭前後不少台灣人一度回閩粵原鄉，但再回來的也有。舉例來說丘逢甲的表弟謝道隆、霧峰林家的頂厝林獻堂率領的一家40口人避難泉州，下厝林痴仙、林幼春叔侄都一時內渡再回台灣。
不論割讓時台灣有多少人口？最重要的要了解，日治50年的台灣移民史有何變化？近20年相關的研究偏重哪些方面、取得什麼成果才重要。
研究這段移民史有幾個觀念必須釐清，首先是必須將台灣人等同法理上的日本籍、日僑，而非中國人、華僑，儘管日本政府將在海外的台人視為台灣籍民；在台灣本地的視為本島人，但在中國仍可和日本人一樣，在訴訟時享有領事裁判權，同理到中國已不能視為國內移動，已是跨境。其次是台灣本地不再只是由中國移民而來的「台灣在住華僑」，也成為日本統治者階層、工商界人士、農民、漁民移民的地方。1905年日俄戰爭勝利，日本稱霸亞洲，趁勢擴張國力，侵略中國，隨後並想取得南洋的資源，台灣人跟隨在後前往另一個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如果運用Robin Cohen提出的「輔助型離散」（auxiliary diaspora）的理論來做解釋，也許不失為一個研究方法。而研究這時期台灣人到中國（包括滿洲）、南洋的跨境行動特別值得注意，因過去的政治禁忌雖在1987年解嚴後消失，但苦於老成凋零無法及時訪談，幸得近一、二十年不少資料開放，才得以做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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