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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方文化中的禿鷹
「潛龍」一詞取自《易經》「乾」卦初九的「潛龍勿用」。所謂「潛龍」，具有兩層意義，一是指中、美「文明對抗」格局之下的中國知識菁英；其次是指中國知識菁英構成的群體應當持有的「勿用」心態。先談前者。
第一節 「內明」與「借光」
一九九一年余英時教授在夏威夷「文化反思討論會」上作了一場演講〈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其講稿的結尾部份感嘆：「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
「雙重邊緣化」的困境
在這篇講稿中，余英時從歷史學者的角度檢視，清末民初以來，在激烈政治和社會變遷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如何被「邊緣化」。他在結論一節中指出：
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他上承文藝復興對於古典的推陳出新和宗教改革對於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中國「五四」後期所歌頌的「啟蒙」則是向西方去「借光」。這好像柏拉圖在《共和國》中關於「洞穴」的設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從來看不清本相。現在其中有一位哲學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務的本來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卻永遠沒有辦法把他所見的真實告訴洞中的人。
我們可以用「自我」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來說明：中國知識分子這種「雙重邊緣化」的困境。在「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中（黃光國，二○一一），「自我」（self）處於外方內圓圖形中兩個雙向箭頭之中心：橫向雙箭頭的一端指向「行動」（action）或「實踐」（praxis），另一端則指向「知識」（knowledge）或「智慧」（wisdom）；縱向雙箭頭向上的一端指向「人」（person），向下的一端指向「個體」（individual）。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五個概念都有特殊的涵義，都必須作進一步的分疏。
上述理論模型與本書之論述最有關連的兩個概念，是「知識」和「智慧」。今天在中國及世界上大多數高等院校中所傳授的「知識」，主要是西方文明的產品，是十七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發生之後，歐洲人以「二元對立」的「離根理性」（disengaged reason）建構出來的，所以余英時說：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
從現代西方文明的角度來看，中華文明中「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傳統，本質上是一種「智慧」（wisdom），而不是西方意義中的「客觀知識」（object knowledge）。在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放棄了自己的文化傳統，而去追求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但又不知道「德先生」和「賽先生」在西方文化中的演變過程，所以余教授說：中國「五四」後期所歌頌的「啟蒙」，其實只是向西方「借光」。
正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接觸西方文化的時間極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尋找真理」，根本沒有進入西方文化的中心，所以才會陷入「兩邊都靠不上岸」的「雙重」困境。
由於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普遍陷在「雙重邊緣化」的困境裡，所以我們必須以「潛龍」自命，在涉及中美「文明對抗」的議題上，承認自己「底氣不足」，抱持戒慎恐懼的「勿用」心態，牢記「亢龍有悔」的教誨，把握「持其志勿暴其氣」的原則，認清對手的「禿鷹」性格，小心應付，絕對不可剛愎自用，做出任何誤判。
第二節 修昔底德陷阱
在中、美「文明對抗」的格局中，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必須」扮演「潛龍」的角色，而且「只能」扮演「潛龍」的角色，是由中、西兩種不同的文化型態所決定的。美國的「禿鷹」的角色亦復如是。這裡我們必須先從文化的角度，說明美國為什麼會有「禿鷹」性格。
雅典與斯巴達之爭
當中國GDP在二○一○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之後，許多西方學者即已指出：中美已經掉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雙方將無可避免地在各個領域展開鬥爭。
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描述並分析古雅典（Athens）和斯巴達（Sparta）之間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戰爭，認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現存大國基於恐懼和自身利益，必然要回應這種威脅，雙方無可避免要發生戰爭，最後是兩敗俱傷，玉石俱焚。
修昔底德
早在公元前四六○年之後，雙方便開始爭鬥，期間並曾互訂停戰協議。到了公元前四三一年，雙方正式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可以說是當時的「世界大戰」。這場雅典及斯巴達兩集團之間的戰爭就是一場打群架，小城邦深知戰爭會帶來滅族之危，不得不在兩強中依附明主，以求自保。從歷史上看，這是一場雅典與斯巴達之爭，它卻涉及希臘島群的各個城邦。古希臘是有奴隸制的公民社會，城邦之間的戰爭非常殘忍，敗者男人被屠戮，婦孺成奴隸，所以戰時各盡全力，戰況非常激烈。
大國的恐懼與利益
當時的雅典與斯巴達各有許多大小城邦盟友。為了維持既有影響力及榮譽，雅典力圖維持其霸主地位，乃領導群英，組成「提洛同盟」（Delien League），斯巴達則組成「伯羅奔尼撒聯盟」（Peloponnesian League），以為對抗。公元前四六○年，一個小邦米加臘退出斯巴達聯盟，加入雅典為首之聯盟。雙方開始發生軍事衝突，期間曾經停戰若干年後，才在公元前四三一年，爆發第二次大規模衝突，成為主要的決戰。
伯羅奔尼撒戰爭
一個新興強國為什麼不能與既存強國友好共存，非要挑戰，取得霸權不可？雙雄對立的典型範例，說明兩強必爭的原因有三個。
第一是恐懼，因為戰爭結束，即是清算的開始。「勝者全拿」的邏輯提醒強者一定要以戰爭來固本。
第二是利益。每一位強國領導人一定要爭取國家利益，才能得到全民的支持。
第三是榮耀。強國是霸主，在國際上是最高權力者，這是榮耀，也是使命。至於敗者，只有「認輸」，俯首為奴。
修昔底德在書上分析戰事有利於斯巴達的原因：當時的雅典主要敗在軍事力量的衰落。其自豪之海軍，經過多年爭戰，已經疲態已露，經濟也發生困難。雅典未能善待各盟友，但斯巴達則以解放者之姿，救助雅典各小城邦的人民。換句話說，斯巴達人更瞭解心戰之重要。
米洛斯對話
這場數十年的戰爭，留下許多動人的事蹟。其中以「米洛斯對話」（the Melosad Dialogue）最值得吾人深省。米洛斯為一小島城邦，在兩大集團之間，希望以中立姿態，求取生存。
它先是對斯巴達示好，並以金錢為禮，冀求平安。後來看到惡鬥開始，企圖另投明主，乃與雅典商討和平大計。修昔底德在書中記下了米洛斯領導人與雅典談判代表之對話，並作了深度之評論。
雅典為壯大自身的陣營，要求米洛斯合併。米洛斯反對，反而要求雅典予米洛斯以中立地位。雅典直截了當指出：米洛斯如無意被併，那就將族滅城亡。雙方展開攻防談話，成為著名的「米洛斯對話」。最後，雅典認為沒必再浪費時間，當場下了「最後通牒」，聲稱：「強者做他可以做的，弱者遭受他必須要接受的」（強者為所欲為，弱者俯首聽命），成為「米洛斯對話」的中心思想，也是西方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
米洛斯領導人力陳：在眾神保護下，其他城邦看到雅典大欺小，強壓弱之惡劣行為，會同情米洛斯，起來協助米洛斯。
雅典代表堅稱：以強勝弱乃「自然法律」。雙方會談不歡而散，雅典迅即攻進米洛斯，男人被殺，婦孺淪為奴隸，米洛斯從此消失。
修昔底德分析：雅典之所以用武力解決問題，乃是因為任何讓步，等於是對米洛斯示弱。為了震懾其它城邦，以武力解決與米洛斯的爭端，實為唯一策略。
「自我」與「自性」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於三千多年前的希臘神話。我們可以從我所建構的「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來說明：為什麼三千多年前的一則希臘神話仍然會影響當今世界的「大國博奕」。
在〈自我曼陀羅模型〉中，「人」、「自我」和「個體」的區分，是Grace Harris（一九八九）所提出來的。她在深入回顧人類學的文獻之後，指出：不論是在哪一個文化裡，人格都包含有「人／自我／個體」三重結構。不同的文化可能使用不同的名字稱呼這個結構體的不同組成，但其結構體卻是一致的。即使是心理分析學派的創始人佛洛伊德也認為：人格是由「超我（super ego）／自我（ego）／本我（id）」所組成（Freud, 1899），它跟「人／自我／個體」是同構的（isomorphic）。
「人／自我／個體」和「超我／自我／本我」雖然是同構的，其理論脈絡卻完全不同。前者可以幫助我們用「認知」或「行為」的語言，建構所謂的「科學」理論；後者則是適合於用「全人」的觀點，從事心理分析或文化心理學的研究工作。
在這兩個系統裡，self和ego兩個字翻譯成中文，都叫做「自我」。可是，如果我們要用英文討論「科學微世界」的建構，必須使用self；如果要用心理動力的模式（psychodynamic model），討論個人在「生活世界」中的「行動」，則必須使用ego。兩者各有不同的適用範疇，學者務必慎思明辨。
集體潛意識
佛洛伊德的分析理論只考量「個人潛意識」（personal unconscious），未考慮「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無法處理文化傳承的問題，這是他和榮格兩人理論分歧的關鍵所在。榮格晚年作品《基督教時代》的最後一章，試圖用「四方位體」（quaternity）來描繪「自性」的結構。在他繪製的許多張圖中，有一張是由正反兩個金字塔構成的八面體（ogdoad）。我在深入思考榮格心理學的思路之後，刻意以之作為基礎，跟我建構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相互結合（黃光國，2011；Hwang,2011），建構出「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黃光國，2019；Hwang, 2018）。
八面體由兩個對反的金字塔組成。下半部倒立的金字塔代表「集體潛意識」，兩個金字塔之間的「四方位體」，代表出生的那一剎那。八面體中上半部的金字塔代表出生之後的生命。懸在其間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代表個人生命中某一特定時刻「自我」所處的狀態。當「自我」以其「意識」回想他過去的生命經驗時，從出生到現在所有的生命經驗都儲存在他的「個人潛意識」裡。可是，即使運用個人所有的「生命智慧」，他的意識也很難進入「集體潛意識」之中。
「種族記憶」的影響
以八面體來說，佛洛伊德心理分析探索的範圍僅及於正向金字塔底層的「個人潛意識」，榮格心理學則要深入探討存藏於倒立金字塔中的「集體潛意識」。從榮格的心理學來看，「集體潛意識」是指從原始時代以來，人類世世代代心理經驗的長期積累，沉澱在每一個人的潛意識深處；其內容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是歷史在「種族記憶」中的投影，普遍存在每一個人身上。它影響著個體「意識」和「個體潛意識」的形成，使個體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都隱含著民族的集體因素。個人潛意識一度曾經是意識，而集體潛意識卻從來不曾在意識中出現過，它是客觀的，跟宇宙一樣的寬廣，向整個世界開放（Jung, 1969）。
從這個角度來看，「修昔底德陷阱」是儲存在西方人集體潛意識中的一種「原型」。從「文明對抗」的角度來看，今天的美國像是當年的雅典，中國像是斯巴達，台灣的處境，則像是米洛斯。從西方文化「二元對立」的角度來看，許多西方學者早就認為「中、美終須一戰」。然而，從東方「陰陽互濟」的文化傳統來看，卻未必盡然。這一點，我將留待本章最後一節，再作細論。這裡，我們必須再從歷史的視角，說明美國「禿鷹」性格的由來。
第三節 帝國主義的「永恆利益」
本書系第一冊《中西文明的夾縫》一書開宗明義地指出：從第十五世紀，歐洲國家展開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列強一向是秉持「大欺小，強壓弱」的原則，在發展殖民帝國主義。從西班牙、荷蘭、到所謂「日不落帝國」的「大不列顛」，幾乎無一例外。「伯羅奔尼撒」戰爭兩千多年後，中英「鴉片戰爭」開打之前，在英國的下議院中，就發生過類似的辯論。
「白色金子」
一八四○年四月七日至九日，英國下議院針對鴉片貿易展開辯論。國會該不該撥款對中國發動戰爭？當時英國反對黨的議員格萊斯頓（William E. Gladston, 1809-1898）慷慨激昂地發言：「我不知道而且也沒讀過比這場戰爭更加不義的戰爭，或是比這場戰爭會使我們更永久蒙羞的戰爭！對面這位先生竟然說廣州上空迎風招展的英國國旗，是為了保護臭名昭彰的走私貿易！如果它從未在中國沿海升起過，現在卻升起來了，我們應當以厭惡的心情把它撤回來！」
格萊斯頓堅決反戰的發言，使下議院議員感到震撼。戰爭撥款案無法通過，戰爭無法發動。辯論持續了三天。最後，關鍵人物站出來了，當時鴉片被稱為「白色金子」，是十九世紀最值錢的商品。鴉片非法貿易使英國對中國的鉅額貿易赤字變成貿易盈餘，其數額足以支付英國從中國進口的茶葉、生產向印度出口的工業製成品，和英國統治印度殖民地的大部分行政費用。利益實在太大了。
永恆的利益
英國外相帕默斯頓（Henry J.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 1784-1865）原本表示：「他絕不懷疑中國政府有權利禁止鴉片輸入中國」，現在卻宣稱：此事涉及維多利亞女皇的尊嚴，同時講出他不朽的名言：「我們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我們的職責就是追求利益！」帕默斯頓發言之後，下議院表決，結果以二七一票對二六二票，通過對華用兵軍費案。鴉片戰爭發生之後，反對黨議員格萊斯頓當了首相，他也由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堅決反對者，變成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狂熱鼓吹者，而促使他改變態度的理由仍然是「國家利益」！
用「自我」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來看，所有儲存在西方人集體潛意識中的「原型」都可能成為儲存在他們「社會知識庫」中的「知識」，並成為在現實生活裡指引其「行動」的「智慧」。
用〈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來看，西方文化中的「正義」也可能是個人「做人」（person）的一種理想。這一點，從鴉片戰爭開打之前，格萊斯頓在英國下議院慷慨激昂的發言就可以看出來。然而，當他們考量到「國家利益」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便可能發生改變，這可以說是西方版的「義利之爭」。
第四節 美國的「擴張主義」
甲子戰爭之後，中國開始步入「羞辱的世紀」（century of humiliation），對於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幾乎沒有還手之力，種下了清朝覆亡的遠因，同時也醞釀出對中國近代歷史影響深遠的「五四意識形態」。這是後話，我們將留待本書第二部分再作細論。這裡要談的是：與英國同屬英格魯薩克遜民族的美國，如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深」，用同樣的手法，取代英國十九世紀「日不落帝國」的霸權地位。
擴張主義
美國原本是英國殖民地，從一七七五年發動獨立戰爭成功之後，便採取「擴張主義」（Expansionism）的政策，從原本的北美十三州，逐步往西擴張，在美墨戰爭中，打敗墨西哥，使其承認德克薩斯為美國領土，並割讓加利福尼亞。南北戰爭後，從沙俄購買阿拉斯加（一八六七），開始往太平洋發展。
一八五三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Mathew Perry）率領所謂「黑船」的「密西西比號」等三艘軍艦，繞過好望角東來。七月八日，出現在日本伊豆半島口的下田港，隔年即強迫當時執政的幕府開港，放棄鎖國政策。
隨後，他在前往香港途中，占領小笠原群島，並和琉球國王締結條約，取得建立加煤站的權利。他路經台灣的時候，發現台灣非常適合作為美國向東方發展的根據地。台灣島上豐富的煤礦，可以供應商務輪船與海軍船艦補給燃煤。由於中國海上海盜出沒頻繁，培里更建議在台灣建立美國的海軍基地，企圖將太平洋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有意或無意地使美國成為後來日本侵略中國的「影武者」。
日本侵華的影武者
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是世界的霸主。當時採取「擴張主義」政策的美國，正忙著擴大自己的地盤，並不想獨立與中國為敵，而是跟在列強之後，用「蠶食鯨吞」的手法，獲取最大的利益。
在鴉片戰爭後，美國援《南京條約》之例，與清廷訂立《天津條約》，要求清廷開放五口通商。當時美國駐廈門領事，是獨立戰爭中曾建立軍功的李仙得（C. W. Le Gendre）。本書系第二冊《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第一章〈被出賣的台灣〉曾經仔細說明：李仙得如何誘使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先挑起牡丹社事件，接著又派兵併吞琉球，順理成章地將琉球轉化成為「沖繩縣」。
牡丹社事件發生四年後，李仙得同時在紐約及橫濱出版《進步的日本》。他在自序中承認寫書的動機，一部分是為了美國的利益。因為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全盤接受歐美文化，是亞洲國家的「模範」；在地理上，日本又是比較鄰近美國的東方國家，他認為：兩國應當建立密切的關係，共存共榮，互惠互利。
亞洲近代化的「模範」
什麼叫做亞洲國家的「模範」呢？在日本明治維新初期，日本知識界的主流思想是「和魂洋才」。等到日本開始發展軍國主義，主張「脫亞入歐」的福澤諭吉一躍成為「日本近代化之父」，他主張日本應當全盤學習西方，包括歐洲的殖民帝國主義。在甲午戰爭開打之前，他便在日本媒體《時事新報》上發表言論，為這場戰爭「定性」並「定位」：
這次戰爭雖說是日清兩國之爭，但實際上卻是一場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之間的戰鬥，其勝敗如何，關係到文明日新的前途。
在他看來，已經「近代化」的日本，無疑是代表「文明」與「光明」的一方，而當時的中國，則是代表了「野蠻」與「落後」。「落後就該挨打」，作為老牌殖民帝國主義的美國，當然十分欣賞這位「後起之秀」，認為日本是亞洲近代化的「模範」。
為戰爭加柴添火
一八八四年底，中法戰爭爆發，日本駐朝鮮公使趁機策動開化黨人金玉均引日軍攻入王宮，挾持國王，並組織親日政權。事變後，清廷應朝鮮請求，派袁世凱率兵擊敗日軍和開化黨，救回朝鮮國王。當時日本的力量還不能與清軍抗衡，因此派伊藤博文為全權大使，跟清廷代表李鴻章談判，簽訂《天津條約》，雙方約定同時從朝鮮撤兵，將來朝鮮國若發生重大變亂，清、日要派兵，必須先行文知照。
在牡丹社事件後的第二年，日本藉口軍艦「路過」朝鮮江華島時，被朝鮮士兵砲擊，而爆發連續三天的武裝衝突。「江華島事件」後，日本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允許日本在釜山通商，派駐使臣；日本並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家，以分化清朝廷與朝鮮的朝貢關係。此後，日本對朝鮮的政治及經濟影響力不斷增強，朝鮮的統治階層也開始出現親日的「開化黨」。
一八九四年一月，朝鮮發生東學黨之亂。六月一日，朝鮮向清廷求援，清廷決定出兵，內閣總理李鴻章依約知會日本。日本也派兵到朝鮮，但亂事平定後，日本卻不撤兵。七月九日，美國受朝鮮之託，請協助勸清、日双方撤兵。當日本拒絕時，美國僅在形式上表示遺憾，實際上美國軍火商卻大賣武器彈藥給日本，為其軍事行動加柴添火。七月二十五日，中日甲午戰爭終於正式爆發。
在甲午戰爭的過程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美國政客的「禿鷹」性格。用一個比喻來說，在中美「文明對抗」的過程中，美國人下的是西洋棋，他們最擅長的本事是拿大陸邊緣地區的國家或政府當「棋子」，向中國進攻，自己則是像「禿鷹」般地在旁邊「觀戰」，等到時機成熟，再伺機下手，謀取最大利益。
「以散地易要地」
甲午戰爭爆發後，隨著威海衛、劉公島相繼陷落，二月十三日，清廷任命北洋大臣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前往日本商定和約。出發前，李鴻章知道，慈禧太后堅持不可割地。當他拜會各國公使，商請各國出面制止日本割取清朝領土的野心，美國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反倒力勸各國公使，不要過問此事。
當李鴻章與田貝談到全權大臣應否同意割地時，田貝明白表示：「日本已宣布可以接受『答應割地與賠款的全權大臣』，其他人都不會受到日本接待。假如清朝堅持不割地，不必多此一行。」他更直截了當地告訴李鴻章：「不必再向歐洲各國求助，只要專心向日本求情，盡力避免割讓大陸土地。至於大陸以外的島嶼，應是無可避免。」
三月二日，李鴻章以「割地」為交戰時常有之事，只有「暫時委屈」的理由，向清廷請示。朝廷大臣害怕日本侵入北京，紛紛上奏慈禧太后：「以當前情勢來看，只能顧及北京，至於邊遠的土地就不用考慮太多」。此時，清廷對於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割棄「邊地」總算有了共識。
三月四日，清廷授予李鴻章決定和約條款、署名畫押之全權，當天下午，他與田貝長談，田貝建議，割地的原則是「以散地易要地」，也就是，割讓台灣各島，盡力保全全中國大陸。李鴻章對於田貝的建議，只有點頭稱是，隔天田貝即向美國國務院報告密談的內容。
「裝成朋友的敵人」
從東、西文明交會的歷史經驗來看，日本這個美國人心目中「文明開化」的「模範」，是在美國「先輩」的「循循善誘」之下，才學會如何實踐殖民帝國主義。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菲律賓原本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在美國公使田貝教李鴻章「以散地為要地」，而簽定「馬關條約」之後的第三年，也就是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爆發，美國開始扶持菲律賓境內的反西班牙游擊隊。西班牙戰敗後，美國立即改變態度，以武力強制將菲律賓納為殖民地，菲律賓才發現美國原來是「裝成朋友的敵人」！
夏威夷原本是一個獨立王國。其後美國和日本的殖民和商業不斷進入。南北戰爭後，美國逐漸加強對夏威夷的控制，夏威夷王室準備與日本合作，抗衡美國，兩國展開爭奪。一八九三年，美軍登陸夏威夷，發動政變，廢黜女王，建立了「夏威夷共和國」。一八九八年，美國戰勝西班牙之後，順勢將夏威夷吞併，實施「軍事佔領」，成為美國的一州，「以身作則」，教導日本人怎麼搞殖民帝國主義。
第五節 美國的「禿鷹」性格
從以往的歷史經驗來看，美國自立國以來，一直是奉行「強凌弱，大欺小」的原則，對於比他弱小的國家，會肆無忌憚地發動戰爭。但是對於他有所顧忌的對手，就會展現出「禿鷹」性格，唆使別人替他打「代理人戰爭」，自己則在旁邊「隔岸觀火」，看情勢的發展，再伺機下手，從中獲取最大利益。這種「禿鷹」性格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可以看得最為明顯。
英、德大戰
從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發生之後，歐洲列強為了爭奪海外市場與原物料來源，不斷在外交上合縱連橫，努力擴大殖民地和勢力範圍，並進行軍備競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歐洲已經是戰雲密佈，大戰一觸即發。到了一九一四年，新興的德國和奧匈帝國組成同盟國，挑戰當時作為世界霸權的英國；後者則和俄國、義大利、日本組成協約國，兩者間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列強在戰場上展開廝殺，美國則是利用其「中立」的地位，隔著大西洋，開動生產機器，不斷生產軍需用品，主要賣給協約國，同時兼售同盟國，兩邊得利，大發戰爭財。
英、法兩國為戰爭需要，不得不向美國銀行團借錢。以摩根財團為主的銀行團掌握的戰債愈來愈多，美國在國際關係事務的處理上，便開始偏向協約國。
開戰前，英、德兩國都從美洲進口物資。開戰後，英國海軍把德國的航線完全切斷，糧食、藥品，以及任何補給品都不許運入，德國國內陷入饑荒。德國海軍無法與英國對抗，只好用潛艇襲擊。剛開始，德國潛艇遇到開往英國的商船都是先發出警告，讓商船上的人棄船上救生艇，然後再擊毀空船。英國人立刻派出武裝商船，等德國潛艇浮上水面警告時，開炮射擊。德國只好搞無限制潛艇戰，不事先警告，就把船炸沉。
禿鷹得利
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威爾遜警告德國：不得傷及美國利益。一九一七年，協約國中的沙皇俄國內部發生革命，退出戰爭；羅馬尼亞也宣告投降，義大利更是敗象畢露。威爾遜擔心戰局對協約國不利，損及美國的利益，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向德國宣戰。理由是因為英國客輪「盧西塔尼亞」號被德國潛艇擊沉，導致一千多名旅客喪生，其中有一百多名美國人。其實這艘船早在兩年前的一九一五年五月姿日，就已經被擊沉了，事後的調查顯示，這艘船上確實有五千箱運給英軍的彈藥，並不是純粹的民用商船；而且德國在此事之後，為了怕激怒美國，早就停止攻擊客輪了。但威爾遜領導下的美國，其實只是需要一個宣戰的藉口而已。世界八大列強中最龐大的一個國家，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短短幾個月之間，美軍參戰人數從四十萬增加到四百萬，一船船的美國大兵跨越過大西洋，踏上歐洲的土地，整個戰局立刻改觀。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國內爆發革命，威廉皇帝被推翻，德軍宣布無條件投降。美國適時扮演了「救援打手」的角色，在一九一九年一月舉行的巴黎和會上，威爾遜總統提出的「民族自決」原則，影響到英國「日不落帝國」的地位；對德國訂下苛刻的賠償條約，種下納粹在德國崛起的原因；同時決定將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則在中國激起了「五四運動」，中國代表最後也沒有在合約上簽字。難怪法國元帥福煦事後評論說：「這不是和平，這是二十年休戰。」
「救援打手」
我們可以用〈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來說明：美國政治人物為什麼會偏好在別人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扮演「禿鷹」的角色。〈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將人際關係分為「情感性關係」、「混和性關係」、和「工具性關係」三大類，個人分別傾向於以「需求法則」、「人情法則」和「公平法則」和他人進行互動（Hwang, 1987；黃光國，2009）。
我曾經一再強調：〈人情與面子〉理論模型的副標題雖然是「中國人的權利遊戲」，其實它是普世性的社會互動機制（Hwang, 2010,2019）。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之初，對於「協約國」和「同盟國」雙方，美國都是最重要的「資源支配者」，可以將軍需用品賣給雙方，影響雙方的戰力。等到雙方打得精疲力盡的時候，牠再挺身而出，對其中一方扮演「救援打手」，並對另一方扮演「禿鷹」，以追求美國「永恆的利益」。
全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約四千萬人，美軍陣亡人數為十一萬六千五百餘人。這是美國在「關鍵時刻」扮演「救援打手」所付出的代價。由於扮演「救援打手」可以讓美國以最少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利益，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又故技重施，在戰爭初起時，堅持「冷眼旁觀」的「中立」立場，耐心等候「出手」時機的到來。
「易卜生主義」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戰爭威脅迫在眉睫，對日寇是戰是和中國政府和人必須解決的迫切問題。當時，有人主戰，有人主和，也有和稀泥者，各派吵吵鬧鬧，莫衷一是。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公開表示中國的軍事力量不能與日本抗衡，中國應當想方法「忍痛求和」，與日本公開交涉，解決兩國之間的懸案，以謀求十年的和平。同時警告政府當局「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於大戰發生前為之」。依照胡適的構想，在這十年中，中國應全力發展現代軍事工業，阻止日本以武力征服中國的企圖。
當時胡適在學術文化界及青年人心目中聲望崇高，而有「青年導師」之稱，他的主張也分外引人注意。隨著日本軍閥步步緊逼，華北告急，抗日救國呼聲一天比一天高漲，胡適仍堅持他青年時代主張的「易卜生主義」，號召青年學生，愈是在國家危難之時愈應冷靜，把握時機，努力追求知識，一如易卜生所說：「你的最大責任，就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作為將來救國的憑藉。胡適因而受到包括北大學生在內的一片咒罵。
一九三六年七月，胡適應邀參加在美國舉行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六屆年會，當選為副會長。它在國際學術界的聲望更為提升。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發生，胡適認為：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雖然尚未準備充分，但事到如此，大戰以不可避免，但是在戰之前，還是要做最後的和平努力，當局「外交路線不可斷」。
「情義相挺」
淞盧抗戰爆發後，中國守軍以血肉之軀，奮起抵抗，戰事持續一個多月，仍呈膠著狀態，全國軍民士氣有增無減。面對悲壯慘烈的戰爭場面，又看到中國軍隊寧死不屈的精神，胡適大受感動，同時態度也為之改觀，認為在國家存亡的緊急關頭，中國守軍還是能以民族大義為重，奮起作戰；而日本軍隊也不是永遠打不垮的「鐵軍」，經國一番思考斟酌，胡適決定公開明確支持蔣介石的抗戰政策，並提出「和比戰難百倍」的新論點。
鑒於胡適在美國知識文化界的聲望，蔣介石想請胡適以非正式外交使節的身分，到美國疏通國際關係，爭取美國朝野對中國抗戰的支持。但胡適認為：在這個關鍵時刻貿然出國，會招致自己貪生怕死的非議，而且也不知道出去後「能做些什麼」，所以直截了當地謝絕，並說：「目前戰爭已經很急，我不能離開南京，我要與南京共存亡。」
在蔣介石親自出面勸說無效的情形下，只好請傅斯年出面，敦促胡適出洋為國效力。傅斯年苦勸良久，胡適仍不為所動。最後，傅斯年流淚說：「我要事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這是為了抗日呀……」聽到這裡，胡適也留下了熱淚，終於說：「現在國家是戰時，戰時政府對我的徵調，我不敢推辭。」答應赴美。
下一章將會提到，胡適二十七歲在哥倫比亞大學學業告一段落，回國任教於北京大學時，曾經受到學生的質疑，當時身為學生領袖的傅斯年聽了他幾堂課之後，出面相挺，胡適終於化險為夷，兩人從此成為莫逆之交。
從理論分析的角度來說，我曾經多次指出：〈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雖然是普世性的社會互動機制，但其中「資源支配者的心理歷程」跟先秦儒家所主張的「仁、義、禮」倫理體系卻是互相對應的。更清楚的說，傅斯年曾經有恩於胡適，現在它扮演「請託者」的角色，請胡適在國家艱難的時刻，以他極為稀有的資源「國際聲望」，為國效勞，胡適只好答應「情義相挺」。
美國堅守「中立政策」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胡適輾轉抵達檀香山，二十六日抵達舊金山，開始擔任非正式外交使節，為國效勞，他自嘲為：「做了過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
當胡適到達華盛頓，由駐美大使王正廷陪同去拜訪羅斯福總統。羅斯福很關切中國戰局，並問他：「中國軍隊能否支持過冬天」，胡適聽到這個問題，心中為之一震：「想不到美國佬如此輕視中國！」他有些激動地予以肯定答覆，並且說道：「中國需要美國的支持，我想總統會以明快的眼光，很快判斷是非！」通過胡適的解說，羅斯福進一步瞭解了中國的軍事情形，同時也理解中國人民需要美國政府幫助的迫切心情。可是當時美國政府奉行「中立主義」政策──不管你們中國、日本或是其他國家如何開打，打到什麼程度，美國都是袖手旁觀、一律置之不理。這個政策使身居總統高位的羅斯福也無法對胡適做出任何承諾。臨別時，羅斯福緊緊握住胡適的手，態度誠懇地說了些安慰的話，令胡適深為感動。
用〈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式來看，羅斯福見面時的「輕視」，使胡適覺得「失面子」，他和胡適時的「安慰」，其實只是西方人對於「朋友」關係的「表面工夫」。在中國戰場方面，從一九三一的七七事變，中國展開全面抗戰以來，美國始終袖手旁觀。在歐洲戰場方面，一九三四年，希特勒逐步突破《凡爾賽條約》；一九三五年，墨索里尼入侵衣索比亞；一九三六年，希勒勒、墨索里尼協助西班牙法西斯首領佛朗哥打贏內戰；一九三八年，希特勒併吞奧地利、捷克；墨索里尼併吞阿爾巴尼亞，美國也是不動聲色。羅斯福總統怎麼可能因為跟胡適的一席話，就改變美國的「中立政策」？
資源輸往日本
一九三八年九月，國民政府召回在美國四處碰壁的大使王正廷，並於十七日發表胡適出任駐美大使。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廣州落入日軍之手。二十四日，蔣介石正式下達放棄武漢的命令。二十五日，武漢淪陷，日軍沿長江一線開始向西南大舉進攻。這時候，原集中在武漢三鎮及周邊進行防禦的一二九個師，總共一一○萬國軍，已經被打得七零八落，中國國土精華盡失，徹底陷入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的絕境。國民政府的抗戰武裝力量，已經沒有一個完整的師可以繼續作戰。外援方面，除了向蘇聯購買的一點有限軍援之外，英美和其他所謂民主國家皆袖手旁觀，幾無片甲之助。駐美大使胡適與奉命前往美國借貸的金融家陳光甫，正在拜訪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懇求美國當局盡快借款，為即將崩潰的中國政府「打一劑救命針」。這時候，美國的鋼鐵、石油及其他戰略物資，仍然源源不斷地輸往日本。
一九三九年七月，希特勒進攻波蘭，二戰在歐洲爆發，納粹勢力席捲歐洲，羅斯福總統感受到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後，美國才在一九四一年三月通過《租借法案》，支援它的盟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不宣而戰」，以六艘航空母艦裝載四百餘架飛機，配合其他各型船艦，組成龐大艦隊，在南雲忠一中將的指揮下，偷襲珍珠港，炸沉、炸傷美國各型船艦四十餘艘，炸毀、炸壞飛機四百五十架，造成美軍四千五百餘名傷亡，美國太平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
日本不宣而戰
翌日，羅斯福總統要求美國國會對日宣戰，同一天，中國政府對德、意、日三國宣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紐西蘭、自由法國、波蘭等二十多個國家，也相繼對德、意、日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宣告全面爆發。
在美國總統羅斯福建議下，十二月二十二日，蔣介石電令國民黨第五軍、第六軍、第六十六軍編組成中國遠征軍，以羅卓英、杜聿明為正副司令官，進入緬甸，配合英軍對日作戰。這是中國軍隊首次反守為攻，走出國門，與同盟軍隊一起夾擊日軍。
第二天，蔣介石在重慶官邸召集中、美、英等國軍事代表，對太平洋戰局發表演說：「日、美開戰之初，日本不宣而戰，偷襲檀島，使美國遭受重大損失……我國抗戰，以後如能自強不息，則危險已過大半。往者美國限制日本，不許其南進北進，獨不反對其西進。而今則日本權力侵華之危機，已不復存在矣！」
蔣委員長這一席話，聽得中方人員百感交集！當時最有實力制衡日本的美國，不但隔岸觀火，而且暗示日軍把戰火燒向積弱的中國，以保存他們在東南亞的利益。在日寇步步進逼之下，中國軍民已經孤軍苦戰長達四年半矣！
結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死亡人數高達七千五百萬人，其中美軍戰亡人數則為三十八萬人。二次大戰之後，歐亞大陸上的大多數國家幾乎淪為廢墟，美國本土根本沒有受到戰火的波及，因此一躍成為獨霸西半球的巨強，並在東、西冷戰時期間，扮演「自由世界」領導者的角色。到了一九八○年代，美國在政治上反共，在經濟上開始和英國一起推行「新自由主義」，而開始播下「新自由主義瘟疫」的種子。這一點，本書第七章將會作仔細析論。
從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聽從季辛吉的建議，跟中國建交之後，美國人便信心滿滿，認為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最後一定可以「轉化」共產主義。不僅美國人有此自信，甚至「自由世界」中許多非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也對此深信不疑，這一點，在本書第四章〈科學與辯證〉和第五章〈自由民主與自我殖民〉將分別仔細討論。
一九九○年代，東歐共產國家崩解，有些西方國家的知識菁英以為東、西「二元對立」的冷戰，已經走到「歷史的終結」，從此之後，全世界都會採取美國式的民主政制。不料「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在「八九天安門事件」之後，卻一路保持經濟和社會的穩定成長。到了二十一世紀之後，甚至可以開始跟美國「叫板」！美國的知識菁英開始擔心：美、中兩國的關係是否會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並形成「大國政治的悲劇」？這是本書第二章所要討論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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