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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遺恨失東北
往事追維，
真令人痛心疾首者也。
——白崇禧一九五六年致蔣介石密函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晚間，派赴東北四平街督戰的白崇禧，由前線趕回南京，參加蔣介石官邸的軍事會報，報告當前戰況。
會議結束後，白崇禧呈交給蔣氏一份「意見報告書」。報告書共八頁，寫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政治部用箋」上，由白氏前一晚親自以鋼筆繕就，全文共一千四百餘字，有幾處增補塗改。
通篇文字，流露出一種「時不可再」、良機稍縱即逝的急迫感：國軍於四平街一戰大獲全勝，擊潰林彪部共軍，「倘能一鼓掃蕩，不難根絕，若予以喘息機會，任其利用山岳地帶及裹脅伎倆，並獲得北滿豐富資源，及與外力成犄角之勢，則東北前途恐將不免釀成南北朝之局勢。」因此，要解決東北問題，「必須另籌有效辦法，下最大決心，在最短期間，謀徹底解決。」
白崇禧在報告中建議：在軍事上「立即編組民間武力」，「為爭取時機」，迅速選派幹員過松花江，收編東北偽軍，掩護黨政發展；並求在最短時間內，恢復瀋陽兵工廠生產。行政方面，「東北各省市主席市長人選，應立即調整，選忠勇堅貞、具備軍事知識、適於處亂應變之人員充當。」財政方面，一切舉措，都應以「爭取時機」為著眼，不能拘泥於普通法律程序，「以免貽誤事機」。最後，蘇聯及中共在東北發行的各種貨幣票券，「應立即停止使用」，改為就地印製流通券，作為替代。
這份報告，是在軍事上獲得重大勝利之後，對東北提出的緊急建言。通篇提到「時機」、「立即」、「以免貽誤事機」等時效字眼，共十二處，顯示國共東北戰爭已經到了最關鍵的時刻。白崇禧為何與東北戰事發生關係？
白在關鍵時刻提出的建言有沒有被蔣採納？
東北國軍從此時的大獲全勝之局，又怎麼會落得兩年半之後的滿盤皆輸？
一切都須回到抗戰勝利時說起。
I
白家一直記得一個故事：當年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時，拜會白崇禧。正當穿著一襲簇新深藍色中山裝的毛，大步踏進白副總長寓所前院時，白崇禧的三子先誠當時十二、三歲，走到父親跟前問道：「那是毛澤東嗎？」白崇禧回答：是的。
「既然是毛澤東，」先誠抬頭問父親：「為什麼不把他抓起來？」
按照《毛澤東年譜》的記載，這一天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毛澤東在八月二十八日由延安飛抵重慶談判，於九月三日下午，分別往訪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吳稚暉等四位國民黨大員。白崇禧則於隔天上午來到毛下榻的桂園回訪。
這應是白崇禧軍政生涯中，與毛澤東唯一的晤談。
孩子不知道，毛澤東是抓不得的，他的人身安全有美國的保證。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是二次大戰後期以來，美、蘇、國、共「兩強四邊」政治博弈中的一環。抗戰後期，國共兩黨本已劍拔弩張，之所以坐上談判桌，背後是美、蘇兩國的政略盤算。美國對於戰後中國，有以下的構想和認定：第一，中國政府應該是一個實行民主政治的親美政權；第二，從抗戰以來的經驗，國民黨一黨專政、貪汙腐敗，不足以承擔上述的任務；第三，中共是改革農村的民族主義者，並非共產黨；最後，美國軍隊不參與中國內戰，美援物資不得用於中國內爭。
因此，促成國、共合組聯合政府，拉攏中共不為蘇聯所用，合乎美國利益。
至於蘇聯的戰略著眼，則盯向中國東北。就蘇聯而言，東北像一柄利刃，直插蘇聯遠東國境腹部，如不牢牢掌握，將來必成威脅。美國在大戰後期，為了盡速結束對日戰事、減低美軍在遠東的傷亡，極力促使蘇聯對日參戰。蘇聯遂提出以控制滿洲（中國東北）作為代價。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三國領導人於黑海之濱的雅爾達（Yalta）召開高峰會議，討論戰後世界局勢。為換取蘇聯承諾對日作戰，美國犧牲同盟國中國的利益：蘇聯取得中國東北的大連、旅順兩個港口、中國長春鐵路的控制權，並且促成外蒙古獨立（實質納入蘇聯勢力範圍）。八月六日，美國投原子彈於日本廣島。九日，蘇聯對日宣戰，一百七十萬紅軍兵分三路，大舉攻入東北。日本關東軍在火力、兵力上都居劣勢，難以抵禦。到了八月二十八日，蘇聯佔領東北全境。
美、蘇兩強私相授受，中國迫於情勢，只能忍辱負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行政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杰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蘇聯取得東北利權正式加以承認。國民政府希望藉由在外蒙和利權的忍痛讓步，換取蘇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尊重，以及不支持中共的保證。
毛澤東在重慶四十三日，期間與蔣介石見面十一次、直接會談八次；政府代表張群、王世杰、張治中等與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亦商談多次，在十月十日發表〈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又稱為「雙十協定」，毛澤東於隔日飛返延安。會談重點，大致可分成「軍隊國家化」與「政治民主化」兩大項。政府要求中共先交出軍隊，而後開放政權；中共的要求，順序正好相反。雙方雖然都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實際並未達成任何實質結論。
「談判的結果其實是失敗的，」當時還是校級軍官的郝柏村後來指出：「但雙方為掩飾失敗，而以雙十會談紀要公布。」毛澤東更因親身來到重慶，期間一面做出和平姿態，一面觀察國民黨的虛實，從而確立接下來「邊打邊談」的方針。
II
中共在日本投降前後，已經發展成一個擁有一百二十餘萬軍隊、轄下一億人口的政治勢力，早有與國民黨平分天下的雄心。抗戰勝利，中共制定全國戰略，決定「向南防禦，向北推進」。東北資源豐富、工業發達，戰略形勢上背靠蘇聯，進可入山海關爭奪華北，退可倚靠蘇聯獲取援助，是中共必爭之地。
日本甫投降，中共即搶得先機，派遣八路軍、新四軍、各機關學校大批骨幹人員，沿長城內外兼程抵達東北。這裡所謂「骨幹人員」，指的是軍隊中富有作戰經驗的排、班長、戰鬥小組組長等戰鬥員，以及基層黨組織裡的資深幹部。中共明白蘇聯因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限制，不能與其正式接洽，但「部隊可用東北軍及義勇軍等名義，只要紅軍不堅決反對，我們即可非正式地進入東三省，」在各地建立政權，放手發展。
陸路之外，還有海路。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指示山東分局：「我黨我軍目前在東北極好發展。為利用目前國民黨及其軍隊尚未到達東北（估計短時間內不能到達）以前的時機，迅速發展我之力量，爭取我在東北之鞏固地位，」自山東膠東半島根據地抽調四個師、三萬兵力，經由海道分途進入東北。
「從八月中旬到十二月初，（山東煙台）龍口和欒家口碼頭處於一種史無前例的亢奮中。」描寫東北內戰的長篇紀實文學《雪白血紅》作者張正隆，形容當時大批共軍人員經由海路到東北的盛況：「岸上擠，灣裡更擠。
沿海能徵集到的船隻全來了，擠擠匝匝開了鍋似的。一眼望去，一隻隻船划過去，好像就能一直走到東北。」
據國府方面的情報，海路進入東北的共軍前後多達八萬人。
中共中央東北局於九月十五日成立，以彭真為書記。十月三十一日，進入東北的共軍統稱為「東北人民自治軍」（隔年一月起又改稱「東北民主聯軍」），由已經六年沒帶過兵的林彪掛帥出任總司令，彭真擔任政治委員。中共進入東北後，大力收編原來偽滿軍隊，全軍到了年底，號稱發展至三十萬人馬。
中共爭奪東北初期，在發展上面臨不少問題。首先是基層士兵視「闖關東」為畏途，爆發逃亡潮。一開始是被動員參軍的新兵逃跑，接著是基層幹部開小差，後來甚至連「戰鬥英雄」也在溜號之列。九月初，東北挺進縱隊司令員萬毅向林彪、彭真報告：「部隊採取逐次動員，但逃亡仍嚴重」；十一月中旬，新四軍第三師師長黃克誠向東北局報告，該師從蘇北出發時，共三萬二千五百人，「到達冀東（河北省東部）者共約二萬八千人」，許多人沿途逃跑、掉隊、病號，不願到東北。中共為求急速擴充，在東北大肆收編地方武裝和原來偽滿的保安團隊，但這些部隊紀律敗壞、士氣低落，「不但不能發動群眾，反而成為群眾對我不滿；不但不能消滅敵人，反助長敵人士氣；不但不能打土匪，且受土匪勾引。」而東北淪陷十四年，民眾「想中央，盼中央」，有正統觀念，認為「八路」不是「正牌」國軍。有的人虛與尾蛇，「明投八路，暗投中央」，等待機會反正；有的甚至暗中破壞、對路過的共軍「沿村抗擊」，逼使「民主聯軍」只能在夜間行軍。
此時蘇聯給予中共的幫助相當有限。雖然蘇聯東北佔領軍統帥部對中共進入東北開了方便之門，並和中共保持密切聯繫，希望利用中共的力量牽制美國和國民黨，以防美國力量進入東北，然而矛盾的是：蘇聯並不相信這時的中共具有與國民黨抗衡的實力，更不願意給美國製造口實，因此對中共進駐東北各城市，決不正式移交，更給予種種限制。
儘管有上述困難阻礙，中共畢竟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時機，搶得了爭奪東北的先機。
III
相較於中共，國民政府接收東北已失了先著，形勢上顯得困難重重。東北與其他淪陷區不同，與國民黨打交道的不是日本，而是蘇聯。因此，如何應付蘇聯，以及如何在蘇聯暗助中共的情況下，順利接收東北，國民黨內各有兩種看法：對蘇聯，有一派主張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規定下，為求交涉順利，盡量委曲求全；另一派則認為必須伸張國格，對蘇聯擺出強硬姿態。至於接收東北，則也有一派意見認為，考慮到國軍主力於日本投降時尚在西南，對華北、東北，鞭長莫及，應該先接收華北，再徐徐進圖東北。
在關於接收東北的各方意見中，本書的主人翁白崇禧認為東北之事應該從長計議，安定華北才是首要之務。據黃旭初回憶，日本宣佈投降後，李宗仁曾用長途電話和白崇禧商量，共同向蔣委員長提出「先接收，後受降」的建議：「當前政府的基本任務，在於迅速接收東北和華北，確切控制淪陷的地區。為達到此目的，應責成日軍統帥岡村寧次通飭各地日軍暫駐原防，切實保護交通，嚴防破壞」；同時，接近華北前線的國軍各部，則應採取「波浪式」推進，一層疊一層，交互掩護，沿津浦、平漢兩線向前挺進，先行收復華北各省，進而安定東北全局。等華北各省底定，才接受日軍投降，收繳日軍武器，將其遣送回國。不過這項建議並未被中央接受，政府決定採取「先受降，後接收」的順序。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白崇禧函呈蔣介石，提出數項緊急處置建議。「近查華北各省，自敵軍投降後，中共軍隊乘機積極進展，壓迫偽軍，侵奪要點，並思利用敵偽武器擴軍抗命。」由於「黃河以北，我黨政力量均屬微弱，」白氏因此主張，「黃河以北黨政軍各機關漸次向北推進」。國軍應從陸空兩路，迅速推進，派遣部隊控制各要點，以免本來歸順或仍在觀望的偽軍，遭到中共併吞。其次，盡速發表北平行營主任人選，並由北平行營指揮偽軍及地方武裝，布防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之線，防堵中共由陸路進入東北。
「政府是否急需派兵出關收復東北？即令必須急收東北，是否必須立佔長春？」九月初，考試院院長戴傳賢於陳立夫寓所，約集何應欽、白崇禧等軍政要員，討論此一重大議題。戴傳賢從歷史事實著眼，主張步步為營，先安華北，再出山海關，否則孤軍深入，顧慮甚多。白崇禧則以軍事角度分析，認為「欲保東北必先固平津；欲固平津，必須先收熱、察。」即使國軍必須出關，也只能先以瀋陽為限，待包頭、綏遠、錦州、承德依次肅清之後，才能向北推進，否則部隊的彈藥，入冬後士兵的寒衣，補給上都有困難。
九月十五日，白再致函蔣，申述對蘇聯動向的判斷。「默察蘇聯自參加遠東戰事後，對所定國策更為積極，例如對新疆加緊策動匪黨，在張家口不肯交防，在東三省佔領三海關各處要隘，有等待奸黨（指中共）接防模樣。東三省各級行政首長，聞蘇方將由民選，當然扶植東北潛伏之奸黨，使其掌握政權，將來是否藉治安或其他問題延緩撤兵，或留兵鎮守，均難逆料也。」
兩個半月過去，局勢變幻更加快速。十二月一日，白崇禧上書蔣主席，對全局提出三項建議。白氏認為，「近自奸黨披猖，強鄰（即蘇聯）侵逼，危機四伏，國步日艱。過事寬容，固難遏亂源；一味忍讓，尤足長凶焰。」他開宗明義，主張「以政治收拾人心，以軍事勘定叛亂，以條約維護國權」。具體作法，分別是：對中共明令討伐、懲辦陳公博等偽政府漢奸首腦，而赦免脅從、以及堅守中蘇條約，維護東北礦產國權。
「以條約維護國權」涉及東北問題。白崇禧回憶幾日前參加蔣主席官邸會報，當聽到蘇聯要求在東北共營工礦產業時，曾立刻發言反對，「極力陳述萬不可應允」。蘇聯野心，比往日的日本為大，「或者謂若不允蘇要求，則東北交涉不易，熟知蘇之野心，直欲併吞整個東北，豈區區之工礦乎？」白氏主張，今後對蘇聯交涉，應該嚴格遵守中蘇條約，以條約為退讓底線，「過此限度，不可允行。」即使拒絕蘇聯要求，致使蘇方將東北工廠設備拆卸一空，「寧可任其搬去，其礦產仍舊我有，不至引狼入室，啟其野心。」
這封建言書經蔣氏細細披閱，更以紅色鉛筆在「以政治收拾人心，以軍事勘定叛亂，以條約維護國權」等句旁畫線圈點。
由上述可以看出白崇禧的反蘇態度，可謂旗幟鮮明。一九四六年三月，駐莫斯科大使傅秉常返國述職時，訪晤白崇禧，兩人詳談蘇聯情況，以及對東北的意見。傅秉常是對蘇外交的溫和派，這次與白氏談話，雖然白對他相當客氣、表示親密，「但其語氣間對蘇聯似甚懷疑，以為蘇聯對其東西南各鄰邦，欲以武力逼其成為蘇聯之附庸，對東三省、內蒙及新疆亦如此，並主東北問題提出安全理事會」，立場十分強硬。傅氏寫道：「白之態度如此，真出余意料之外。」
又一年後（一九四七年），外蒙軍隊在蘇聯支持下，於新疆北部的北塔山與國軍爆發武裝衝突，是為「北塔山事件」（參見下一章「國防部長」）。當時國民黨正在南京召開全會，白崇禧出席時憤然表示，政府應該就蘇聯掠奪東北兵工廠、製造北塔山事件等二事向聯合國提出控訴：「我們的外交太弱了，難道挨了別人的打，連哭都不敢哭嗎？」言畢，會場立時響起一片掌聲，而外交部長王世杰正坐在其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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