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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辦？【班雅明】
「如果一方面我們知道某個人性格的所有細節，即他面對事情的反應方式；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那個人所在區域發生的一切事情，那麼我們就能準確說出那個人的遭遇以及他會做的事情。」這個說法成立嗎？一個人的生命旅程真的能以這樣的方式決定、判定和預定嗎？所以自己的人生遭遇也可以事先確定嗎？一個人還有多少自由空間可以打造自己的人生？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歲的班雅明懷著這樣的問題，著手撰寫《命運與性格》（Schicksal und Charakter）。正如文章開頭第一句話顯示的，他極力想在這個時代猜出未來的模樣，而這正是歐洲整個年輕世代的知識份子所共有的，因為他們在大戰結束後，面臨了一個重大的考驗：他們必須重新檢視自身的文化與存在。而寫作就是他們釐清自我的手段。
然而在戰後第一個夏季，班雅明也出於個人因素而處在一個轉折的處境裡。此時他已大致跨入了成年的生活。他於一九一七年結了婚，一九一八年有了小孩，而且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底完成了哲學博士的學位。至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方面，他倒是免於無情戰火的波及。他逃過了一九一五年的第一次徵兵令，因為在體檢前夕，他和好友舒勒姆徹夜不睡，還喝了大量的咖啡，結果第二天早體檢時脈搏異常，體位被判定不合格。這是當時逃避兵役常見的技倆。一九一六年班雅明又躲過了一次，這次更是費盡心思。他請未婚妻朵拉對他催眠了好幾個星期，讓他深信自己罹患嚴重的坐骨神經痛。結果極為成功：軍醫判定他的症狀無可疑之處。即便最後仍無法免除兵役，但至少軍方批准班雅明到瑞士一間醫院進一步檢查。一旦到了瑞士，只要繼續待在那裡，就沒有被強制入伍的危險。所以一九一七年秋天，朵拉與華特決定留下來。
避難所【班雅明】
他們先在蘇黎世暫住，在戰爭期間，德國甚至於整個歐洲的年輕知識份子都匯聚此地。譬如一九一六年，雨果．巴爾（Hugo Ball）和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就在這裡宣揚達達主義（Dadaismus）；當時在「伏爾泰酒館」（Cabaret Voltaire）幾步之遙處，就住著一位名叫佛拉迪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Wladimir Iljitsch Uljanow）的男子，正以列寧（Lenin）的假名策劃著俄國革命。然而這對年輕的新婚夫婦並沒有和這些圈子往來，而是在兩人的共同好友舒勒姆的陪伴下，很快又前往位於瑞士中部的伯恩（Bern）；華特就在伯恩大學哲學系註冊，以攻讀博士學位。
伯恩是一座至今以步調緩慢聞名的城市；這兩位—更確切來說是三位—柏林的流亡者住這裡時，大抵上孤立於當地的文化生活之外。班雅明和舒勒姆相當鄙視大學課堂的水準。因為覺得學校要求過低，他們不只杜撰了一個名為「慕里」（Muri）的幻想大學，還編造了一些荒謬的課程如「復活節彩蛋—論其優點與危險」（神學系）、「侮辱的理論與實踐」（法律系）或「自由落體理論及課後練習」（哲學系）。他們也利用在伯恩的這段時間，進行兩人私下的閱讀與研究，譬如整晚逐句討論新康德主義者柯亨（Hermann Cohen）的著作。
這樣的生活有著根本的不確定性，尤其是情欲方面的矛盾不安，因此特別投合班雅明的性格。最遲至一九一八年四月兒子史帝芬出生之後，他的創作力如泉湧，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完成了博士論文。由於戰爭的結束指日可待，他不得不開始具體規劃未來的職業。尤其是班雅明的父親因為家產在戰爭中遭受嚴重損失，因此也催促兒子儘快自食其力。
關鍵的日子【班雅明】
當這個年輕的家庭在一九一九年夏天前往布里恩茨湖（Brienzersee）湖畔的一間膳宿公寓度假時，他們在這之前已經辛苦工作了好幾個月。「朵拉與我已經精疲力竭。」班雅明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八日給舒勒姆的信上如此寫道。小史帝芬的健康狀況也是原因之一，因為他幾個月以來「一直在發燒」，所以夫婦倆「根本無法休息」。尤其朵拉因為「一連幾個月過度勞累」，導致「貧血與體重急遽減輕」。班雅明自己則是仍然得與催眠得來的坐骨神經痛奮戰——那疼痛並不輕微，此外他還對好友舒勒姆說，他「最後六個月裡一直為耳鳴所苦」。今天我們大概會說，這是處在過勞或心力耗竭的邊緣。
所以班雅明一家非常需要這次夏天的假期。膳宿公寓有個好聽的名字：「我的休憩」（Mon repos）。迎著湖景、三餐供膳，還有專程陪同小孩的保姆—確實，班雅明一家的情況儘管嚴峻，但基本上還不至於財務窘迫。他們本來可以吃好睡好、讀點書，華特還可以時不時把他所愛的波特萊爾的一兩首詩譯為德文。一切本來可以很美好。
然而就跟班雅明的其他計畫一樣，這次的度假也是多災多難。這很大程度也是他自己造成的。因為班雅明為了繼續獲得父親的財務支援，決定暫時不要告知柏林的老家他已經順利完成博士論文的消息。
然而他的父親對於兒子的進展完全沒有信心，便決定與太太到瑞士突襲拜訪。他的雙親到達他們度假地的時間點，我們確切知道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七月三十一日。要是知道班雅明父子的性格，又知道他們見面時的具體情境，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公式，就能準確預測這對父子會面的過程將如何開展。班雅明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十四日給舒勒姆的信上提到「那幾天真是糟透了」，並且不好意思地加上一句「現在我完成博士的消息不用再保密了」。
班雅明的父親在知道他已經完成學業後，有鑑於時局非常動盪，便堅決要求兒子儘快找個體面的、最好是穩定而且有薪水的工作。這對班雅明來說並不容易，因為當父親逼問他對於接下來的出路有何打算，他唯一的真心話是：批評家（Kritiker），爸爸。我要當個批評家。
至於這句回答具體來說代表什麼、又意味著什麼，他在博士論文裡已經做了詳細的鋪陳：《德國浪漫派的藝術批評概念》是一本厚達三百頁的書。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初的這幾天裡，班雅明要對他這位幾乎沒有受過哲學薰陶，而且還長期抑鬱的商人父親解釋，「批判」這個概念是多麼重要—對自身的文化與個人的自我是多麼意義重大，特別是批判完全可以是個能賺取報酬的事情—這一定讓他感到十分痛苦。
不過至少值得嘗試一次。尤其是在學位論文艱澀的標題背後，隱藏著一個班雅明深具自主性的訴求，那就是在一個新的理論基礎上，從根本上公開自我的成長與整個文化的演進。而使這公開成為可能並且永遠產出新內容的核心活動，班雅明在博士論文裡簡單地稱之為：批判（Kritik）。他深信，在追隨康德的費希特、諾瓦利斯（Novalis）與謝林等人的作品裡，已經出現一種特定形式的精神活動，其對於人類的個人生活與自身文化所具有的獨特重要性，一直都還沒有為人所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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