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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一七年，當我們為《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展開對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調查時，女性擁有的權力比以往都要更大。曾經幾乎被男性獨占的工作類別，像是警察、軍人或航空機師，至今已不復見。女性領導國家如德國、英國，也能領導如通用汽車與百事可樂這樣的企業。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性工作一年所賺得的錢，很可能比她歷代女性祖先辛苦一輩子全加起來的還要多。
然而，屢見不鮮的是，性騷擾女性的行為仍然可以不用受到懲罰。女科學家、女服務生、拉拉隊員、行政經理、女工必須面帶微笑經過人群、好色之徒或者不受歡迎的來者，才能得到下一筆小費、下一份薪水，或是下一次升遷。性騷擾是不合法的──但它在某些工作裡也是家常便飯。大膽說出來的女性往往會被解雇，或是遭受詆毀。受害者往往各自被藏匿或孤立起來。很多人會同意，她們最好的選項，是接受一筆錢作為某種形式的彌補，並且以噤聲作為交換。
而另一方面，加害者往往繼續高升，獲得更多的成功與掌聲。性騷擾者往往被認為是頑皮的壞男孩而被接納，甚至受到讚賞。極少人會受到嚴懲。梅根寫過幾篇文章，報導幾位女性指控唐納．J．川普（Donald J. Trump）向她們伸出魔爪，但後來她也報導了川普於二○一六年贏得美國總統大選。
我們於二○一七年十月五日揭發溫斯坦被指控性騷擾與性虐待後，我們驚訝地看著如同一道水壩坍塌。全世界上百萬的女性訴說自己遭受不當對待的故事。不計其數的男性突然必須為他們的魔爪行為做出回應，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究責時刻。記者推波助瀾，啟發了一種典範轉移。我們的工作只是這項改變其中一個驅動者，這項改變其實已經醞釀了好幾年，要感謝先鋒的女性主義者與法律學者的努力：發起「#MeToo」（＃我也是）運動的安妮塔．希爾（Anita Hill）、塔拉納．伯克（Tarana Burke），以及其他許多人，包括我們的記者同僚。
然而，看見我們得來不易的調查發現，大幅改變了大眾的態度，這讓我們想問：為什麼是這個故事？如我們一位編輯指出的，哈維．溫斯坦甚至不算那麼鼎鼎有名的人物。在這個無奇不有的世界，這種劇烈的社會改變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因此著手這本書，來回答這些問題。在這項改變中，沒有一件事是不可避免或能被提前預知的。書中我們描述了率先打破沉默、勇敢舉發溫斯坦的消息來源者，包含她們的動機，以及她們痛苦又危險的決定。蘿拉．馬登（Laura Madden），是一位住在英國威爾斯的前溫斯坦助理與全職媽媽，在她踉蹌走出離婚陰影，即將進行癌症後乳房手術時，披露了這件事。艾希莉．賈德（Ashley Judd）受到一段她不為人知的人生經歷所刺激，冒著職涯風險站出來，當時她暫時離開好萊塢，沉浸在設想性別平等的大格局思想中。賽爾達．帕金斯（Zelda Perkins）是一位倫敦的製片人，她對溫斯坦的投訴，受到二十年前簽署的一份和解書壓抑，即使可能因而遭受法律與財務上的懲罰，她還是選擇開口向我們說明。一位溫斯坦的長年員工，因為他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而日益寢食難安，他扮演了一個重要的（最初是匿名的）角色，幫助我們最終拆穿他老闆的真面目。英文版原書選擇的書名《她說》（She Said）是一個複雜的標題：我們寫那些說出來的人的故事，也寫那些選擇不說出來的人的故事，以及如何說、何時說、為什麼說的細微之處。
這也是一本關於調查報導的故事，從一開始報導內容充滿不確定性的那些日子，當時我們所知甚少，而且幾乎沒有人願意向我們透露消息。書中我們敘述如何套出祕密、鎖定訊息，並且極力追求關於一個權勢人物的真相，即使在過程中，他千方百計運用卑鄙手段，試圖破壞我們的工作。當這位製片知道他已經被逼進牆角了，我們也在出刊前，第一次，在《紐約時報》的辦公室與這位製作人攤開資料做最終攤牌──這也是他的最後一搏。
我們的溫斯坦報導發生在「假新聞」指控大行其道的時刻，「對事實的全國共識」這個概念似乎正在分崩離析。然而揭發溫斯坦事件的影響如此之大，部分是因為我們與其他記者建立了清楚且具壓倒性的惡行證據。書中，我們解釋了我們如何根據第一手自述、財務與法律紀錄、公司內部信件，以及其他蛛絲馬跡，勾勒出一種行為模式。當我們的調查公諸於世，大家對於溫斯坦的惡行很少有公開爭議，大部分爭論是在該如何回應這些做過的錯事。然而，溫斯坦繼續否認所有對「沒有合意的性行為」之指控，並多次宣稱我們的報導不實。「你們有的是指責跟控訴，但是你們沒有絕對的事實，」當我們要求對我們所揭露的內容給與回應，一位溫斯坦的發言人這麼說。
這本書的內容，在兩者中切換：一是我們於二○一七年對溫斯坦的調查工作中獲得的第一手資料，二是自那時以來我們所收集的大量訊息。我們關於溫斯坦的報導，大部份有助於說明法律制度與企業文化如何使受害者沉默，而且至今仍然抑制變革。企業成為保護加害者的共犯。一些所謂為女性發聲者，從掩蓋不當行為的和解制度中受益。許多瞥見問題的人，例如哈維．溫斯坦的弟弟，同時也是其商業夥伴的鮑勃．溫斯坦（Bob Weinstein），接受了本書大量的採訪──他們在事發過程中，幾乎沒有去嘗試與阻止這些行為。
在我們撰寫此書時，亦即在二○一九年五月，溫斯坦因涉嫌強暴與其他性侵害案件正等待刑事審判，並且面臨一系列的民事訴訟，包含女演員、前雇員和其他人士正在向他追究財務賠償。無論這些案件的結果如何，我們都希望這本書能為溫斯坦的行徑留下永遠的紀錄：他如何利用工作操縱、壓迫和恐嚇女性。
我們揭露溫斯坦的故事之後，#MeToo運動大爆發，新爭議不斷浮上檯面，從約會強暴、兒童性侵害、性別歧視，甚至到派對上的尷尬相遇。這使得公開對話感覺起來更豐富、更深入，但也更令人困惑：這個運動的目標是要杜絕性騷擾、改革刑事司法體系、粉碎父權，還是提倡無冒犯的調情？這個究責是不是太無限上綱，讓無辜的男性無端動輒得咎？或者這個運動走得還不夠遠，尚無法撼動體制而令人沮喪？
我們對溫斯坦的報導出版將近一年後，來自加州的心理學教授克里斯汀．布萊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博士出現在美國參議院委員會，控告當時被提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布萊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在高中一次喝醉酒後性侵她。卡瓦諾則激動憤怒地否認這項指控。有些人將福特視為#MeToo運動的終極英雄；有些人則視她為自不量力的象徵──對#MeToo運動日益高漲的反彈聲浪，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至今，我們視她為揭露過最複雜的「她說了什麼」故事之一的重要人物，尤其是當我們開始了解她前往參議院作證之路，有多麼不被大眾了解。茱蒂從在聽證室時開始看著，一路觀察她律師團的部分運作，而且在隔天早上與她會面。十二月，梅根在加州帕羅奧圖（Palo Alto）與福特早餐會面，進行聽證會後的首次採訪。在接下來的數個月，她又與福特進行數小時的採訪，詢問她如何走到公開發聲一途，以及後續結果如何。我們也採訪其他形塑與見證她經歷的人。我們訴說福特前往華盛頓的心路歷程，以及排山倒海而來的看法、制度、政治角力與恐懼，對她造成的影響。
很多人好奇福特在參議院作證後，日子過得如何？這本書的最後一章納入一場很特別的團體採訪，當中，我們把不同故事報導中的幾位女性聚在一起，包括福特。然而，福特的旅程也意喻著某個更大的挑戰：人們繼續問，是什麼驅動與阻礙進步？#MeToo運動是我們這個時代社會改變的案例，但也是一項測試：在這個崩解的環境下，我們所有人是否能夠鍛造出一套新的、對彼此公平的規則與保護機制？
這本書記錄了美國與全世界女性驚心動魄的兩年。那段歷史屬於所有經歷過的我們：不像有些記者的調查是針對政府或企業深鎖的祕密，這次的調查工作則是關於我們──從我們自己的生活、工作場所、家庭與學校中經驗到的。但是我們寫這本書，是要帶讀者盡可能地接近事件爆發的核心。
為了要盡可能地直接與真確地敘說這些事件，我們集結了大量的採訪文字紀錄、電子郵件，以及其他原始文件。有我們與溫斯坦相關的電影明星的原始對話紀錄、鮑勃．溫斯坦寫給他兄長的究責信、福特相關文件的摘錄，以及其他許多第一手素材。有些原來是不公開的，但是透過更多的報導調查，包括回頭採訪涉案人士，才能將它收錄在此。我們透過記錄和訪問，得以將我們未親眼目睹的對話與事件描述出來。總的來說，這本書是根據三年來的報導，集結了數百次遍及倫敦到帕羅奧圖的採訪。書末註釋詳細的說明了資訊來源與紀錄。
最後，這本書也是一個我們投入了解這些事件，培養出夥伴關係的大事記。為了避免混淆，我們以第三人稱寫自己。（報導中的第一人稱敘述，通常是我們的共同作業，但往往包括各自追蹤個別線索，當中的「我」可能是茱蒂或梅根。）所以，在即將開始說這個故事之前，我們想先用我們自己的聲音說：謝謝你／妳揭開書頁加入我們的行列，謝謝你／妳和我們一樣在這些事件與線索中拼湊，見證我們所見證的，聽見我們所聽見的。
第一章 第一通電話
《紐約時報》對哈維．溫斯坦的調查工作，是從一個最有希望的，但卻連接電話都不願意的消息來源開始。
「事情是這樣的，我已經好幾次被你們家的報紙不堪對待，而且我相信問題根源是性別歧視，」1演員蘿絲．麥高恩（Rose McGowan）於二○一七年五月十一日這麼寫，回覆茱蒂詢問她是否方便談話的電子郵件。麥高恩一一列出她的批評：她在一場政治晚宴上的演說，被刊登在風尚版，而不是在新聞版。她先前與一位《紐約時報》記者針對溫斯坦議題的對話，令她覺得不舒服。
「《紐約時報》需要檢視自己的性別歧視議題，」她回應說：「我沒這麼想幫忙。」
幾個月前，麥高恩未指名道姓的指控了一位製作人，有傳說是溫斯坦強暴她。「因為這在好萊塢／媒體是公開的祕密，而且他們一面羞辱我，一面還對我的施暴者恭維奉承，」2她在推特上說，並加了用來強調主題的「#」符號：「#為何女性不舉報」（#WhyWomenDontReport）。據說她正在寫一本回憶錄3，意在揭露演藝界對女性的不當對待。
不像好萊塢幾乎每個人，麥高恩過去就曾冒著自己生涯事業的風險，大聲疾呼性別問題。她曾經發推特提到她為一部亞當．山德勒（Adam Sandler）的電影試鏡時，服裝要求有多麼羞辱人：「展現乳溝的無袖低領背心（托高型胸罩更佳）。」4大致而言，她在社群媒體上的語調嗆辣，挑戰意味十足：「生氣是可以的。不用害怕，5」她在數月前的推文上這麼寫著，後來加了一句：「拆掉這個體系。」如果連麥高恩這樣的倡議者女星都不願意私下談話，誰會願意？
溫斯坦不是當時最有權勢的人。最近幾年，他的電影魔力已經開始動搖。但是他的名字是權力的同義詞，尤其是推進演藝生涯的力量。首先，他創造了他自己，從紐約皇后區不起眼的出身，到推銷演唱會，到發行與製作電影，他似乎知道怎麼把他身邊的每樣東西做大──電影、派對，而且最大部分是人。他一次又一次地將年輕的演員拱成巨星：葛妮斯．派特洛（Gwyneth Paltrow）、麥特．戴蒙（Matt Damon）、蜜雪兒．威廉絲（Michelle Williams）、珍妮佛．勞倫斯（Jennifer Lawrence）。他可以將小型的獨立電影如《性、謊言、錄影帶》（Sex, Lies and Videotape），或是《亂世浮生》（The Crying Game）變成風潮。他引領現代奧斯卡，為他自己贏得五座最佳影片，也幫助其他人抱走了好幾座小金人。他為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募款、陪在她身旁打點過無數的募款者，幾乎長達二十年。當瑪莉亞．歐巴馬（Malia Obama）尋求在電影界的實習機會，她就是為「哈維」工作──只用名，不用姓氏，連許多陌生人都這麼稱呼他。二○一七年，即使他的電影不如之前成功，他的名聲仍維持不墜。
他對待女性的傳言已經流傳一陣子了。人們公然對此開玩笑：「恭喜，妳們五位不再需要假裝被哈維．溫斯坦吸引了，」喜劇演員賽斯．麥克法蘭（Seth MacFarlane）在二○一三年宣布奧斯卡入圍名單時這麼說。但是很多人只是將這種行為視作風流，沒有任何事被公開記錄下來。其他的記者過去曾嘗試過，但失敗了。二○一五年紐約市警察局針對一宗指控溫斯坦猥褻的案件進行調查，最後沒有任何刑事起訴。「到某一刻，所有害怕談論哈維．溫斯坦的女性必須手牽手一起跳進去，6」一位記者珍妮佛．賽尼爾（Jennifer Senior）當時曾這樣推文回覆。兩年過去了。什麼事都沒發生。茱蒂曾聽說有另外兩位記者嘗試過，一位是《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的作者，一位是全國廣播公司（NBC）的羅南．法羅（Ronan Farrow），但還沒有任何報導。
關於溫斯坦與女性互動的耳語是錯的嗎？麥高恩的推特文指涉的另有其人嗎？檯面上，溫斯坦吹噓自己擁有女性主義者的資歷。他以美國女權主義先驅格洛麗亞．斯泰萊納姆（Gloria Steinem）之名，捐了一大筆錢贊助一個教授職位。他的公司發行了《消音獵場》（The Hunting Ground），一部關於校園性侵的紀錄片與集體哭訴。他甚至於二○一七年一月在猶他州帕克市（Park City）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 Festival）期間，參加串聯美國多座城市的歷史性女性大遊行，加入頭戴粉紅貓咪帽的人潮之中7。
《紐約時報》調查部門藏身遠離其他嘈雜的新聞室，目標是挖出從來沒有被報導過的事，追究某些刻意隱瞞犯罪的人們或機構。第一步通常是謹慎地向外尋找線民。所以，該如何回覆麥高恩，讓她有動機接電話呢？
麥高恩的電子郵件啟了一個開端。首先，她回信了。很多人從來不回覆的。她在她的訊息裡思考過，而且很認真地提出了一項批評。也許她是在測試茱蒂，戳《紐約時報》的痛處，看看這位記者是否會否認。
但是茱蒂不想對她工作了十四年的地方掀論戰。但恭維麥高恩（例如「我真的很佩服妳推文的勇氣……」）也不是辦法。這樣會削弱茱蒂在互動之中的權威。而且，對於麥高恩能夠貢獻的這個調查主題，她現在也沒什麼能說的：如果她問茱蒂已經和幾個女性談過，答案會是零。
話得要拿捏成這樣，不要提到溫斯坦的名字：麥高恩有在推特上貼出私人通訊的紀錄，例如亞當．桑德勒的試鏡注意事項。她是一個會想引爆事情的人，但是那樣的衝動在這種情況下，會有不良的後座力。（「嘿，大家來看看這封來自《紐約時報》記者的電子郵件。」）這個議題使得回應更加棘手。麥高恩說過她是一位性侵害受害者。對她施壓不是恰當的作法。
茱蒂從二○一三年，就開始調查女性在企業與其他機構的處境。美國的性別爭議似乎已經充滿了情緒：社論、回憶錄、在社群媒體上忿怒的發洩文或姐妹情誼的互相取暖。它需要的是暴露更多隱藏的事實。尤其關於工作場所這部分。勞工，從最精英到最低階，往往都害怕質疑她們的老闆。記者則不然。在調查這些故事時，茱蒂發現，性別不只是個議題，也是一種調查的切入方式。因為女性在很多組織裡仍然是局外人，記錄她們所經歷的情境，即意謂著看見權力如何運作。
她回信給蘿絲．麥高恩時，訴諸她過往的報導經驗：
以下是我追蹤這些議題的紀錄：亞馬遜、星巴克、哈佛商業學院全都改變了他們的政策，以回應我報導揭露的性別相關問題。當我撰寫哺乳的階級差異，描述白領階級的女性可以在工作時擠奶，而低薪工作的女性不能，首次出現的移動式哺乳室是我收到的讀者回應，如今分布在全國兩百個以上的地點。
如果妳傾向不說，我能理解，也祝福妳的書出版順利。
謝謝妳，
茱蒂
麥高恩在數小時後回信了。她在週三前，任何時間都方便講話。
這通電話感覺有些弔詭：麥高恩因為有著強勢、留有一頭平頭的形象，以及經常發煽動性的推特貼文，顯得不太好惹。但是她在電話裡的聲音屬於熱烈、有冒險精神的，聽起來是一個有故事且正在找恰當抒發方式的人。她在推特文中關於她被強暴的事只是引子，很少細節。通常採訪的規矩是，它們是公開表明的（on the record），意謂著採訪內容可能出版，除非另有討論。但是，任何投訴溫斯坦性侵的女性可能連開啟對話都不願意，所以，茱蒂同意這通電話會保密，除非另外徵得同意，因此麥高恩開口了。
一九九七年，她還很年輕，少年得志，前往嚮往中的日舞影展。她在影展的首映會與派對中穿梭，還有一組電視攝影組人員跟拍。當時她只拍過四或五部電影，如青少年驚悚片《驚聲尖叫》（Scream），但是她正成為明日之星，影展中就有幾部她的新電影。「我當時是日舞影展之花，」她說。獨立電影是那個文化的中心，這個影展即是其舞台，而溫斯坦位高權重：這個影展是製片商─代理商採購小成本電影如《瘋狂店員》（Clerks）和《霸道橫行》（Reservoir Dogs）的場合，溫斯坦把這兩部片搖身變成文化試金石。在麥高恩的說法裡，她不記得那是哪一年；許多女星記憶過去不是根據日期，而是根據她們那時正在拍哪一部電影，或哪一部電影的上映時間。麥高恩記得那場首映會她恰好坐在溫斯坦附近。那部電影名為《青春迷航》（Going All the Way），她發出一副不可置信的笑聲。
後來，他要求與她會面，這很合理：頂尖製片想認識有潛力的新人。她和他約在帕克市鹿谷的史坦愛瑞克森渡假飯店（Stein Eriksen Lodge Deer Valley），在他的房間見面。她說，一開始沒什麼特別的事，只是關於電影和角色的閒聊。
但是要離開時，根據麥高恩的說法，溫斯坦把她拉進一個有熱水浴缸的房間，在浴缸邊脫掉她的衣服，然後硬把他的臉湊到她的兩腿中間。她說，她記得感覺自己像是離開了身體，飄浮到天花板上，從上面旁觀這幅景象。「我只覺得受到巨大的驚嚇，我進入了一種求生模式，」她說。為了順利逃脫，麥高恩說，她佯裝一個性高潮，心理上給自已一步步的指示：「轉開門把。」、「離開這場會面。」
她說，幾天後，溫斯坦電話留言在她洛杉磯的家，說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提議：其他的大牌女星是他的特別友人，她也可以加入他的俱樂部。麥高恩既驚嚇又極度焦慮，她向她的經紀人抱怨，也聘請了一位律師，最後從溫斯坦那裡拿到十萬美元的和解金。基本上，這是一筆平息這起事件的費用，不承認他那方有任何不當行為。她說她把這筆錢捐給強暴危機中心了。
她這筆和解金有紀錄嗎？「他們從來沒有給過我任何文件，」她說。
她說，整個問題遠比溫斯坦一人還糟。好萊塢是一個系統性虐待女性的體系。它用成名的願景吸引她們，把她們變成高度獲利的商品，把她們的身體當成財產，要求她們看起來是完美的，然後把她們丟棄。在電話中，她的控訴有如連珠炮，一個接著一個：
「溫斯坦──不只有他，這是整個機器，供應鏈。」
「只要沒有監督，他們就什麼都不怕。」
「每一個片場都做羞辱受害者和付錢的事。」
「幾乎每個人都有一份保密協議。」
「如果有一個白人男性的遊戲場，這裡就是。」
「這裡的女性一樣有罪。」
「不要逾越界線，妳會被取代。」
麥高恩的話很引人注意。說好萊塢占女性的便宜、迫使她們遵從，然後在她們年華老去或是背叛時將她們甩開，這些不是什麼新聞。然而，從一位熟悉的面孔聽見這些直接的剝削指控，完整而揪心的細節，而且加害者還是好萊塢最出名的製片人之一，就完全不同了：讓人聽起來覺得更尖銳、更具體，也更令人作嘔。
結束通話前，麥高恩同意很快可以再繼續聯絡。這位女星不是個普通人，但有時候她做出或說些驚世駭俗的事、或者與誰約會，其實都不影響她的目標。問題在於，她的敘述要怎麼經起嚴密的報導程序，以及，如果走得更遠，如何經得起溫斯坦勢必提出的挑戰，以及到時大眾的檢驗？甚至在《紐約時報》願意考慮刊登麥高恩的指控之前，報導需要有證據支撐，而且最後還需要通過溫斯坦那一關，因為他會被給與回應的機會。
報紙有公正報導的責任，尤其是這宗指控的嚴重性。二○一四年，《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描述了發生在維吉尼亞大學，該雜誌稱之為恐怖集體性侵的新聞，但是他們卻沒有足夠的證據8。隨後的爭議招致一連串的法律訴訟，幾乎毀了這份雜誌的名聲，讓那些說女性杜撰性侵故事的人士有攻擊藉口，反而使打擊校園性侵的目的嚴重受挫9。《華盛頓郵報》報導說，警察稱這則新聞是「完全胡說八道」10，而《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稱它為「一場混戰」，最後那篇文章贏得了「年度錯誤報導」獎。
乍看之下，麥高恩的敘述對上溫斯坦的挑戰，似乎顯得無力。溫斯坦可以輕易地說，他記得的實際情況不一樣，說她似乎樂在其中。他會有完美的證據：她佯裝的性高潮。舊式電話答錄機的錄音照理很重要，顯示溫斯坦運用他身為製作人的權力，希望強迫對方提供性招待。然而，除非麥高恩仍擁有這卷二十年前的錄音帶，否則這只是久遠記憶中的訊息，也很容易被否認。
作為單方敘述，麥高恩的故事極可能成為經典的「他說，她說」爭議。麥高恩會說一個可怕的故事，溫斯坦會否認。沒有任何目擊證人，人們會選邊站，蘿絲隊（Rose McGowan）對抗哈維隊（Harvey Weinstein）。
但是，麥高恩說她拿了一筆和解金。要找到它的任何紀錄是很困難的，但曾經有律師參與、一份簽署的同意書、轉手的錢、給強暴危機中心的捐贈，那份同意書必然在某個地方留下紀錄。它不能證明飯店房間裡發生過的事，但可以證明當時溫斯坦曾經支付一大筆錢給麥高恩，以平息某項爭議。
茱蒂把所有她知道的事，呈報給《紐約時報》與她長期合作的資深編輯蕾貝卡．寇貝特（Rebecca Corbett），她是複雜調查案的專家。她們討論麥高恩的陳述是否能被證實，以及關鍵的問題：其他女性跟溫斯坦之間是否也有過類似遭遇？
尋找這個答案需要花很大的力氣。過去幾十年，溫斯坦製作或發行了數百部電影。他和他的弟弟鮑勃共同擁有與經營兩家公司：米拉麥克斯（Miramax）與他目前經營的溫斯坦影業（The Weinstein Company, TWC）。這意味著潛在的消息來源極多，比起有時重要資訊被少數人把持，這種情況好很多。然而，也因有太多人可以聯絡，女演員和前員工散布在好幾大洲，她們絕大部分可能不願意談論這個問題。
六月中，寇貝特建議茱蒂聯絡另一位同事梅根．圖伊，她在新聞界的資歷相對較短。這位編輯說，梅根正在請產假，但她對這類工作有實戰經驗。茱蒂不知道梅根能幫什麼忙，但她還是寄出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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