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皮與煽動份子
他與柏拉圖還有亞里斯多德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但是卻一點也不令人崇敬；後來的擁護者對他報以熱烈的敬仰，但是他在批評者的眼裡卻糟到不能再糟了。柏拉圖故意對他不予置評，亞里斯多德只在一個地方提過他。西元前三六○年的某個時候，來自米利都在黑海殖民地錫諾普的狄奧根尼（Diogenes）來到了雅典。自此之後，他無家可歸地棲身在公共建築的柱廊上，並且睡在——如果我們相信的話——一個木桶裡；根據他自己的佐證，他活得「像條狗」，還曾在光天化日之下手淫。關於他是否曾在莎草紙上寫下任何東西，各種觀點相互分歧。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在人生最後的那幾年甚或是死後才成為備
受崇拜的偶像。
幾乎所有我們知道關於狄奧根尼的事蹟，都來自於眾多流傳至後世的奇聞軼事，可能其中甚至沒有一個是真的。所有故事幾乎都圍繞在一個核心，即狄奧根尼宣揚人生無所求。根據這個主張，幸福既不在於至高智慧的人生中（如柏拉圖所認為），也不在善於使用細心培養出來的美德（如亞里斯多德）。依照狄奧根尼的看法，將自己從各種雄心抱負中釋放的人才是最幸福快樂的！
然而這個想法不算新穎，因為蘇格拉底的學生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早已捷足先登，或許狄奧根尼的許多主張事實上也源自於他。不過有關安提斯泰尼的史料狀況跟狄奧根尼的一樣糟，兩者皆被後世謠傳，他們將無所求視為通往幸福的唯一道路。人只要將自己從內在與外在的束縛中解放，那他便是一個無欲無求的人。他沉溺於自我知足（autákeia）之中，只懂得如吃、喝、睡、性與對溫暖居所渴望等生物需求。
狄奧根尼最出名的事蹟是他和亞歷山大大帝的相遇：據說這位世界征服者曾經撞見這位正躺在木桶裡的哲學家。亞歷山大問有什麼是自己能為狄奧根尼效勞的，後者的唯一回答竟是：「有啊，閃開一點，別擋住我的陽光！」
就像其他關於狄奧根尼的故事一樣，這個故事肯定是虛構的。基本上，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否真的以及何時待過雅典，而他又何時生活在科林斯。若是軼事蒐羅家拉爾修記錄下來的史料有幾分可信的話，那麼狄奧根尼曾經散佈過許多充滿挑釁的胡鬧，並且對眾人的震驚樂在其中。顯然他認為社會慣例與約束都是多餘的，任何政治秩序的形式也一樣；在教育方面，培養健全的人類理智已經綽綽有餘，其餘的其實都沒有必要學習。
不論歷史上的狄奧根尼多麼模糊又傳奇，他的重要之處似乎是他對後世所具有的重要性。「桶中男人」的故事吸引了大量追隨者及模仿者趨之若鶩地前來雅典，並且為西元前三世紀的這座城市帶來古代世界的舊金山風情。無論如何，這種阿提卡的嬉皮文化至少有七名哲學家和文學家為證，他們在自己的人生及世界觀中或多或少追隨著安提斯泰尼和狄奧根尼的腳步。犬儒（Kyniker）這個被拉爾修用來指稱他們的概念來源備受爭議，該名稱起源於「狗」的說法相當可疑。
著名的犬儒主義者包括底比斯的克拉特斯（Krates von Theben）與其妻希帕基亞（Hipparchia），後者為早期的女權運動鬥士；另外一位知名人物則是伽達拉的梅尼普斯（Menippos von Gadara），他是諷刺文學的開山鼻祖。而梅格洛玻利斯的犬儒克爾克達斯（Kerkedas von Megalopolis）為我們留下了一篇著作，字裡行間充滿了他對財富與貪婪的尖銳批評。他如此問道：人類為何想方設法從每顆石頭中謀取大膽的利益？又為何人人都追著可以掠奪的領地不放？
將這些思想家和脾氣全部囊括於「犬儒」的概念之下，絕對是極為粗糙的作法，與其說是志趣相投的標記，不如說是史料狀況不佳導致的結果。此外，並非所有人都符合行動哲學家的楷模，譬如狄奧根尼不斷地用挑釁來娛樂自身周圍的世界。在哲學史的進程裡，無所求與煽動挑釁會徹底分道揚鑣，後來宣揚無欲無求人生的人大都不再是職業煽動份子。
相較之下，一種哲學家作為煽動份子的傳統延續至今。試想一下和狄奧根尼同一陣線的伏爾泰、巴枯寧（Michail Bakunin）、尼采，再想到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德勒茲（Gilles Deleuze）、齊澤克（Slavoj Žižek）等人。這種哲學變體的特徵包括了蓄意尋求的政治厭惡、過份誇大，以及經常對老實順從的同行的嘲諷—這些都是如同其現代藝術曾經尋找和發現的表達形式，尤其是從前衛一直到激浪派運動（Fluxus）。
「接下來」的世代
當犬儒學派正在流行的時候，柏拉圖的學院當然也繼續存在著，只不過在這位名師死後的幾十年間發生了很多事。西元前三三九或三三八年，他的姪子兼接班人斯珀西波斯在僅僅接班十年後便去世了。在這段時間裡，他遠離理型論並撰寫了一本事物相似性的書籍，據說它比柏拉圖更有助於將現實精準分類。在斯珀西波斯身上，柏拉圖宇宙的統一性與完整性再也找不到追隨者，存在的不是類似柏拉圖主張裡凌駕在一切之上的絕對的善，而是統一與多樣的平等。比起柏拉圖，這一切聽起來都更像是亞里斯多德。
迦克墩的色諾克拉底成為斯珀西波斯的繼承者，他是一名德高望重的男子，相傳他有些陰沉和遲緩。作為哲學家，他的生產效率非同尋常地高—他撰寫了七十篇著作，可是全數皆已亡佚。我們從不明的史料來源得知，色諾克拉底清楚且引領潮流地將哲學劃分為邏輯學、物理學和倫理學。他打算將柏拉圖錯綜複雜又充滿矛盾的著作做一番整理，並合併成一部作品全集，這是個相當棘手的任務，因為就如我們所見，柏拉圖的思維抗拒任何過快的平整化和系統化。
不管他這麼做是否幫了他偉大的老師一個忙，但是現今完整的柏拉圖式系統的確是透過色諾克拉底才有的，只不過裡頭的內容卻變動了許多。問題重重的理型物質特徵就此消失，理型在他的改造之下成了如同數字的抽象概念。唯有我們在自然中能夠發現的事物才擁有物性的理型，而人類創造出的東西——椅子、菜餚或是繪畫——在理型之中完全沒有對應之物。第二個步驟下，色諾克拉底單純將柏拉圖的思想顛倒了過來。對柏拉圖而言，動物的理型比狗要根本；但色諾克拉底認為狗比動物這個抽象理型根本得多。基於此基礎，色諾克拉底也否決了柏拉圖費盡力氣證明的人類靈魂不滅。
當色諾克拉底在西元前三一四至三一三年間辭世時，終於有了「柏拉圖主義」，只不過當時對此已經不那麼感興趣了。儘管接下來的接班人帕勒蒙（Polemon）和克拉特斯（Krates）相當重視這種柏拉圖主義，但是此時柏拉圖式的哲學在雅典不過是眾多之一。亞里斯多德死後的名聲更是不堪，他的哲學遠不及柏拉圖哲學適合敬奉。呂刻昂的後繼者，即所謂逍遙派學者（Peripatetiker）的思維並不侷限在封閉的系統內，現在的他們主要繼續研究亞里斯多德所產生的各種學科。泰奧弗拉斯托斯持續領導亞里斯多德的學院直至西元前二八七年左右，他以植物學家的身份聞名，在他主要的植物學著作——《植物的歷史》（Historia Plantarum）和《植物的生成》（Causa Plantarum）中，證明了他比亞里斯多德對自然更觀察入微。泰奧弗拉斯托斯與他的老師所見略同，也認為植物的生命就該正常運作、動物的生命就該順利進展，而人類的生命就該如願以償。然而，凌駕在亞里斯多德信念之上的「合目的性」的上層概
念，到了泰奧弗拉斯托斯被分解為具體的附註條文並且被相對化。
即使泰奧弗拉斯托斯並不認同恩培多克勒的靈魂輪迴說，但前者仍一再採用後者的「化學」思慮。在泰奧弗拉斯托斯的著作《論虔誠》裡，同樣也感受得到這位來自阿格里真托的哲學家的影響：如同恩培多克勒，泰奧弗拉斯托斯也慷慨激昂地痛斥用動物獻祭的慘無人道。不過他執著的部分不在如恩培多克勒對殺害輪迴進動物體內的人類靈魂的憎惡，他的論點比較偏向生物學，不那麼形上學。正是動物與人類之間的近親關係、兩者性情的相似度，顯得動物獻祭如此殘酷—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在十九世紀初也持如此看法，據此，道德上的重要問題不在於動物是否會思考或說話，而是：「牠們能不能忍受痛苦？」
直到西元前二六八年為止，泰奧弗拉斯托斯的接班人——蘭普薩庫斯的斯特拉托（Straton von Lampsakos）領導著逍遙學派，這顯示他幾乎不受任何形上學思想影響。他尤其以物理學家的身份著名；他認知到降落的物體會在飛行中加速，這是先於牛頓萬有引力定律的預示。僅管斯特拉托這個與其他的見解對物理學再怎麼重要，卻幾乎無法凝聚哲學學派的團結。西元前三世紀中期，即便亞里斯多德創立的學校仍繼續存在了好一段時間，他的光芒在接下來的一千五百年幾近熄滅。
懷疑論與質疑
隨著學院與逍遙學派影響力的消退，城市開放了眾多新哲學家發揮的空間；其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是激進懷疑論（Radikale Skepsis）。每當出現如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這等偉大建築師建造的崇高思想大廈，總會跑出像是狄奧根尼的狗翹起後腿對著它撒尿，或是冒出激進的質疑者，矢口否認整體建築的牢固基礎，並藉此不費吹灰之力地行銷自己。
在所有面對世界的哲學態度當中，最戒慎恐懼的無疑就屬激進懷疑論。懷疑一切的人永遠不會對任何事感到失望，此外懷疑既不耗時費力也不困難，卻很容易讓戰戰兢兢的人感覺「自己站在正確的一邊」。從邏輯上來看，懷疑並不具有知識論上的優越地位，沒有任何質疑會比看法更真確，「某件事『不正確』」的可能性基本上不會比「某件事『正確』」更大。
然而，以西元前三世紀的雅典氛圍來說，懷疑恰好是正確的態度。那時被推崇的上師是個一輩子從未到過雅典的人：伊利斯的皮羅（Pyrrhon von Elis），他出自伯羅奔尼撒半島，生卒在約西元前三六二年至二七○年之間。雖然可能是因為他與蘇格拉底、狄奧根尼一樣，沒有撰寫過任何一部著作，但他在世時便就是一段傳奇，關於他的英雄事蹟不絕於耳、沒有盡頭。據猜測，他和亞歷山大大帝的軍隊一同遠征來到印度，並認識了那裡的哲學。顯然他深受苦行主義者的影響，他們是一群用類似於狄奧根尼的方式過著無所求人生的禁欲苦行上師。相較之下，皮羅在亞歷山大大帝面前的舉止也如同苦行主義者般既勇敢又無關緊要，不過這些說法應該是虛構的。就像傳說狄奧根尼要亞歷山大不要遮蔽陽光，其他哲學家也相傳曾在這位佔領者面前表現出希臘軍隊不曾有過的大膽無懼。而且，自傲的城邦居民在外來統治之下所受的苦越多，哲學家在自己天馬行空的幻想之中也就變得越是大膽和精神獨立……
回到伊利斯後，皮羅創建了一門哲學學派，這可能是西方世界首個受印度哲學啟發的學派。許多史料告訴了我們那裡所教導的內容，皮羅的名氣如此之大，以至於連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和塞克斯圖斯．恩皮里科斯（Sextus Empiricus）等後來的思想家都對他的學說議論紛紛。除了印度哲學之外，皮羅顯然也受到德謨克利特的啟發，並宣揚了他平靜與靈魂和平的目標。在知識論方面，德謨克利特只接受可以在類似自然科學的角度下認知到的事物，並且拒絕所有關於世界本質的更進一步推測。皮羅在這一點上也追隨他，只不過更激進得多，基本上他質疑所有形式的認知、感官以及思想。皮羅說，
世界對人類而言純粹無法捉摸；唯一剩下的就是存而不論（懸置〔epoché〕）——這個立場在二十世紀成為胡塞爾（Edmund Husserl）創立的現象學起點。
這種態度在哲學史上稱為皮羅懷疑主義，而它的影響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藉此，世界的可靠認知——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目標——打從一開始就被貶為自欺欺人，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是。哲學的工作不再是認識或知識，而是對萬事萬物包含邏各斯在內提出質疑。
從邏輯的角度來看，這種態度很有問題。因為如果我懷疑一切的認知，那我為何不去質疑「懷疑是明智的」這個看法呢？假如一切都不確定，那麼連懷疑也同樣無法確定；相反地，如皮羅這等激進的懷疑論者卻宣稱，懷疑是比相信某事更正確的作法！但他是從哪裡得知這件事的？這位激進的懷疑論者難道不必也懷疑自己提出的懷疑主張真實性嗎？恰好我們早已認識這個早在皮羅時代之前的希臘哲學就有的想法，依照西塞羅的記載，德謨克利特的學生希俄斯島的邁特羅多魯斯（Metrodoros von Chios）曾說過：「我們當中沒有人知道任何事情，甚至連『我們知不知道』都不得而知。」然而，尤其以物理學家頭銜為人所知的邁特羅多魯斯是否實際上是想說：「在外在的世界裡，我們根本什麼都無法認知。」這點本身就充滿疑問。
和蘇格拉底一樣，皮羅也沒有將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區分。據說他對世上的事物與紛爭都無動於衷；既然什麼都沒辦法認識，那麼我們也就無法或是不需要在人生中定位自己了。如此攻不可破的立場令許多同時代的人深深著迷，就連諷刺作家斐利亞修斯的第蒙（Timon von Phleius）也為之入迷。他約在西元前三二○年出生於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城市斐利亞修斯，並謠傳曾在皮羅身邊研究學習。在雅典，他以嘲諷作家及《諷刺詩》（Silloi）的作者身份為人所知，那是一部多卷的諷刺詩作。然而，從其估計超過一千行的詩句當中，只有一百三十五行被保留了下來。在這些詩句裡，這位作者和當時已過世超過兩百年的克塞諾芬尼互相討論；而我們（在〈流浪者、他的學生與雅典的公共秩序〉章節裡）所認識的後者，對過於擬人化神祇進行了許多言詞辛辣的批判。
該詩作的風格以荷馬與赫西奧德的史詩作為藍本，而他們兩人不斷在其中出現。第蒙和克塞諾芬尼對所有偉大的希臘哲學家品頭論足了一番，尤其藉由神話英雄的自視甚高與博學多聞的比喻來貶損他們，唯獨皮羅得以在批評中逃過一劫，因為他是第一位把光帶進其他哲學家傲慢主張晦暗之處的人。缺乏立場、諷刺和尖酸的嘲諷是一種思維的廉價成份，這種思維在政治無聊的時代總是一再興旺發展，屢試不爽。從這個角度看起來，沒有什麼值得為之奮鬥或爭辯，只存在一個普遍的反對和些許的個人小確幸。心平氣和是懷疑論者致力追求的境界，因為「神聖與善的本質總是在於『一個人最平和的生活從何而來？』」。
「我並不因為現實中的損失而受到折磨——我反倒很享受啊！」以及「哲學使人變得漠不關心——我無所謂，隨便啦！」顯然皮羅式的嬉皮智慧完美地與馬其頓統治下的希臘城市政治低潮一拍即合，於是就這樣，激進懷疑論不久後便傳進了雅典，甚至佔領了從前的英雄式哲學之聖殿——雅典學院！
隨意的謹慎魅力
在雅典使激進懷疑論變得為社會大眾所接受的人是阿爾克西拉烏斯（Arkesilaos），他在約西元前三一五年出生在小亞細亞西北岸的皮塔內。就跟眾多其他當時的哲學家一樣，他也是來自今日土耳其地區的移民，為了讀書來到雅典。他在泰奧弗拉斯托斯的教學環境裡待了一段時間，後來便轉學到學院去。西元前二六八年至二六四年間的某個時候，他成了學院的院長，將一種全新的精神引進學校之中。
相傳他極具獨特魅力又寬宏大量，同時也是敏銳的思想家和才華洋溢的演說家，他在面對自己的批評與讚美時一樣慷慨。據說他的私生活與犬儒學派和懷疑論的理想典範完全背道而馳，比起無欲無求的人生，他熱愛奢華與享受，並且毫不害臊地讓自己身處於高貴妓女（古希臘的高級藝妓）的包圍之中。他與馬其頓的軍事當局，尤其是與比雷埃夫斯的指揮官關係友好。
在阿爾克西拉烏斯的帶領之下，柏拉圖式的哲學從根本上轉變了；學院的知識份子不就後便被稱呼為「skeptikoi」（懷疑論者），與皮羅追隨者們的名號一致。因為這位新任院長將柏拉圖的哲學再次倒回蘇格拉底式的出發點，「懷疑論」這個概念本身不大可能在學院裡發揮什麼作用。普魯塔克將阿爾克西拉烏斯周圍的學院知識份子稱為「在所有事物之上皆存而不論」的人。
我們並不清楚阿爾克西拉烏斯在這個基礎上是否也撰寫著作，或是效仿蘇格拉底只從事口頭傳授。無論如何，他讓蘇格拉底式的哲學復興成為對任何據稱已確定的知識的駁斥。
當阿爾克西拉烏斯接管學院的時候，柏拉圖已經過世七十年了。不過，相傳這位新任名師居然曾經持有他的原始手稿。柏拉圖的思想在色諾克拉底的編輯下轉變為井然有序的系統，這在他眼裡是大錯特錯。對阿爾克西拉烏斯而言，柏拉圖特別是這麼一回事：一個不採取任何可靠立場，自身立即再次對每個立場提出質疑的人。阿爾克西拉烏斯心目中的柏拉圖是懷疑論者和諷刺家，他從沒有獲取確定性，更不用說建立任何教條了。
對這位和皮羅沒有兩樣的學院新任院長而言，根本不可能獲得可靠的知識，因為追根究柢我們要怎麼知道某件事正確與否？為此，我們需要一個從來就不可能存在的客觀準則，因為每個準則都面臨著相同的問題：為了將一個準則證實為客觀等等，它又再次需要另一個客觀的準則。根據阿爾克西拉烏斯的想法，在每個證明的結尾總會留下一種無法真正證明的信念、直覺或證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像皮羅一樣存而不論，充其量我們也只能研究和揭示他人思維裡的遊戲規則、認知方式及邏輯。阿爾克西拉烏斯復興了蘇格拉底的修辭術，並且確立了這樣一條規則：「那些想聽他講話的人不能向他提出任何問題，而是應該說說自己的想法。如果他們已經說了，他就會予以辯駁。」
對阿爾克西拉烏斯來說，哲學中一切斷言都是純粹的推測。這般激進的懷疑論大概與柏拉圖沒有什麼關係，即便阿爾克西拉烏斯從來不批評這位學院創始人，而且巧妙地採用了他的傳統——身為蘇格拉底在世上的代理人。正如西塞羅所說，我們可以像在跟皮羅爭論一樣和他爭辯他的懷疑有多激進，以及他是否同樣質疑過自己懷疑的意義。然後，阿爾克西拉烏斯會與西塞羅從邁特羅多魯斯那裡流傳下來的引言站在同一陣線：我們甚至連自己的無知都沒辦法確實知道。照此說來，被認為是蘇格拉底名言的那句「我知道自己一無所知」就必須加上附註「就連這個我也不知道！」這樣的立場前後一致而且並非不得要領——但它是一切哲學的終結，使所有更進一步的哲學思考都沒有意義。事實上，對自己的專業有如此想法的哲學家既無法自立門戶（如皮羅），也沒有辦法領導一門學派（如阿爾克西拉烏斯）。
不管如何，至少連阿爾克西拉烏斯這等激進懷疑論者也知道評價，亦即「存而不論是件好事」的評價。從邏輯上來講，他的生活對道德事務漠不關心，既不重視某種特定舉止，也不鄙視之。這個立場也很一致，因為那些克制不作任何判斷的人，甚至連「存而不論是件好事」都不該擁護——這也是一種價值判斷，甚至是相當強而有力的評價。此外，阿爾克西拉烏斯和德謨克利特、皮羅一樣將心平氣和宣稱為人生目標，顯然他知道這是一個良善的目標，對一個認為自己無法判斷的人來說，這卻正好是一個相當明確的評斷！
要過著完全抱持懷疑的人生是不可能的，因此「激進懷疑論是否真的是一個好主意？」的問題便冒了出來，至少它無可避免導致表面最一致的思維形式變得前後不一。錯誤可能在於，懷疑論者將一個對所有人類思維要求過高的真理作為目標。可是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哲學家真的需要那唯一真理的知識來
進行哲學思考嗎？我們能不能將哲學思考的門檻稍微降低一點？比起絕對的正確性，某件事合理有說服力難道還不夠嗎？阿爾克西拉烏斯後來的繼任者昔蘭尼的卡爾內阿德斯（Karneades von Kyrene, 214/213-129/128 B.C.）便踏出了這一步。他主要是因一篇西塞羅流傳的軼事而聞名：卡爾內阿德斯是某個希臘駐羅馬外交代表團（我們會在後面談到）的成員之一，某天他在元老院前為公平正義辯護，隔天卻自打嘴巴反駁，隨後便遭到驅逐出境。
作為懷疑論者的指引，卡爾內阿德斯提出了「同時具有可信度、不受干擾並經過徹底檢驗」的「可信想法」。但是從懷疑論哲學的角度來看，不可能存在這樣的準則，也不可能被有意義地應用。因為我是從什麼角度得知某樣東西是可信的？學院的知識份子如此謹慎想阻止的錯覺和自欺欺人，此時卻在此面對著敞開的大門。
這種「絕不把任何引導過上成功人生的事物交到追隨者手中」的哲學顯得破綻百出，因為「哲學應當以某種方式變得有用和有助益」不單純是古典時期裡是個未成文的憲法任務。根據恩丕里柯的紀錄，阿爾克西拉烏斯採用了一個不那麼絕對的準則，即「理由充分的事物」；有充分根據的事物雖然無法創造任何最終確定性，不過它能區分合理與較不合理。然而，問題在於恩丕里柯在此處是否忠實呈現阿爾克西拉烏斯的說法，因為在一切都能被質疑的情況下，怎麼還會有「理由充分的事物」存在呢？什麼才是有充分根據？是我在深思熟慮後，不顧許多反對論述而認為的事情嗎？還是我本能感覺到的事物——比方說，當我肚子餓時可以吃飯是件很棒的事？後來的思想家對阿爾克西拉烏斯的立場是如此矛盾，以致我們必須在黑暗中摸索。
僅管阿爾克西拉烏斯的懷疑受到各方質疑，但據說他仍是「當時最受讚賞的哲學家」。他剩下的是將蘇格拉底兼柏拉圖式的哲學再造為一種系統性的反駁藝術，他將思維完善化，為的是要找出某件事不正確的原因。他的哲學成功肯定不是偶然，在我們看來，這通常是悲觀和政治冷淡時期的典型表現。
在馬其頓統治下的好幾十年中，雅典的居民明顯然已經放棄相信自己可以決定自己命運的信念，於是反對意見優先於宣稱斷言的哲學在此便恰到好處—整體驚人的冷漠之下的個人的敏銳。對馬其頓當局來說，這是一種易於共處的無害哲學，至少它不會導致什麼結構性和實際上的後果。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學院的激進懷疑論時期讓人聯想到一九六○到九○年代的法國後結構主義。阿爾克西拉烏斯和其學生所認為的事物的「不可辨別性」，到了德希達和他的門徒那裡就成了語言表達的「任意性」（隨意性）。與阿爾克西拉烏斯的哲學類似，後結構主義是一種思考方式，可以在前後連貫的（語言）懷疑論中抵制任何批評。它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得越不政治，同時擴散得越胡鬧狂妄。正如後結構主義癱瘓了超過一個世代的學生（然後將他們當作憤世嫉俗者發佈在廣告仲介和報紙副刊中），學院的菁英懷疑論者可能也同樣根本導致了阿提卡地區社會的社會與政治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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