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堂建築與設計課
每個時代，如何解決「安居」問題，於個人、於政府都是一大考驗。
在Mainzer的指引下，我們實地訪查「新法蘭克福公共住宅開發計畫」期間興建的新社區，
再爬梳文獻，看這個城市如何成功透過社會住宅完成建築形式的變革，
改善居民生活品質，不但成為現代住居的絕佳範例，也持續影響今天的建築與設計。
Mainzer開啟的建築設計課
二○一九年七月。被Mainzer在台灣首件建築作品勾起好奇心的我們，在德國參觀包浩斯一百週年各地展覽的同時，走訪了位於法蘭克福近郊一處工業區的Mainzer設計基地。
行前做功課，知道Mainzer先後在英國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Central Sain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以及倫敦建築聯盟學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研讀產品設計和建築。一九九五年與友人在倫敦共同創立家具品牌「e15」（其名來自第一間工作室地址的郵遞區號），至今已滿二十五年，有多件設計作品獲得國際獎項肯定，並成為博物館永久收藏。也曾在紐約執業從事建築設計，二○○一年返回德國，成立Mainzer建築與設計事務所。
等坐下來與Mainzer面對面，換了不同角度切入詢問，是受了什麼或誰的啟發和影響進而選擇設計這條路，只得到他分享少年時期曾設計比基尼top，自己找工廠生產、銷售大獲成功的經驗。不同於有些侃侃而談的設計師，Mainzer對作品以外的「心路歷程」罕有回應，只知道家族中並無他人從事設計工作，所以他算是「異類」。
於是我們轉而詢問時代及環境養成，說起之前參觀包浩斯的感想。Mainzer語氣平淡地建議我們去看看一九二○年代在都市規劃暨建築師恩斯特．梅（Ernst May, 1886-1970）帶領下完成的新法蘭克福公共住宅開發計畫（Neues Frankfurt），以及斐迪南．克萊默（Ferdinand Kramer, 1898-1985）的作品。法蘭克福於我們並不陌生，但以前始終把這個城市當成旅途轉運站，未曾長時間駐足品味。至於兩位建築師和一個計畫，則是只聞其名不知其詳，從未細究。
我們重拾起學生時代的熱情，奔向Mainzer建議的建築書店，帶回相關導覽書、作品集和專書，重新擬定接下來的行程，決心找出Mainzer不願言明、希望我們自己發掘的答案。
法蘭克福今與昔
今天的法蘭克福（全名Frankfurt-am-Main，意即「美茵河畔法蘭克福」）被譽為世界博覽會之都，歐洲重要的商展、書展皆以此為據點。不同於柏林等其他德國大城的古樸人文氣息和悠閒生活節奏，法蘭克福或許更符合大眾對於現代城市的「期許」，高樓大廈密度堪稱歐洲之冠，至於美醜暫且不論。主要是因為法蘭克福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到三十多次空襲，老城區大片歷史建築付之一炬，復甦後經濟高度發展，多家跨國企業總部設址於此，儼然成為歐盟的國際金融中心，徹底改變了這個城市的風貌。
其實法蘭克福在更早之前，就已開啟都市現代化的研究與實踐，時間是一九二○年代，主要由公共住宅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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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隨著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歐洲各國大城市的住居問題就已經浮出檯面。對勞動力的需求日增，大量人口從鄉間湧入城市，到鄰近原物料集散地、位於城市周邊交通便利區域的大小工廠應徵工作，謀求穩定收入。然而在資本運作下，城市的土地投機和營建炒作導致低收入勞動階層及小市民家庭不斷被驅趕，只能窩居在密度高、環境髒亂的郊區貧民窟裡，或奔波於城鄉之間。
為考慮經濟效益，有企業家在工業區興建勞工宿舍，節省勞工交通移動的時間和精力，且利於人員排班調度，可心無旁騖地投入生產，但此舉導致工作與生活密不可分，勞工成為沒有個體、只有群體的藍螞蟻。或有營建商在城郊興建連棟出租公寓，施工品質因陋就簡，同一屋簷下數戶人家必須共用廚房和衛浴，甚或只能依賴城市裡為數不多的公共澡堂，使用煤爐烹煮則導致空氣汙染嚴重，比鄰而建的高密度房屋也無法提供足夠的光線和通風。
上一章談到的田園城市，是相同背景下的另一個嘗試，希望改善前面兩種類型住居的弊病，讓人在下工後遠離工廠和擁擠的城市，回到設有開放空間、公園及綠地，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的居住環境，放鬆身心。只可惜，因為交通往返費時費力，不符經濟成本效益，田園城市最終成為資產階級的後花園市鎮。
勞工居住議題持續升溫，各國陸續擬定規範與政策，認為勞工住宅不止是「睡覺的場所」，應該注重環境品質，使勞工生活更加人性化，在考慮建築成本的同時須兼顧實用性，並捨棄藉由外在形式凸顯社會階層差異的設計，包括過度裝飾的建築外觀、線條繁複的天花板及家具等。
想當然耳，要落實相關政策，需要有共識，還需要由下而上的力量，否則不過是空談。
喚回靈魂的現代新工藝
自十九世紀中葉工業化時代來臨後，使用模矩樣板大量製造的工業產物蠶食鯨吞取代了成本高昂、曠日費時的手工製作，固然提供了大眾消費市場不同的選擇，卻也逐步扼殺了追求精緻的手工和藝術傳統。在英國，有美術工藝運動（Arts & Crafts Movement）崛起，認為機器應該用來減輕勞動工作的負擔，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降低成本，促成美術工藝的改革，而非一味大量生產缺乏靈魂的劣質產品。有人因此主張返回工業革命前的工藝作坊生產模式，有人則在藝術、工藝和生產技術間尋求和諧共處。德國便致力於改良工業量化生產的弊端，力圖以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優質產品取代廉價劣化的量產物。
一九○七年十月，十二名德國藝術家聯合十二家企業，在慕尼黑成立了德意志工藝聯盟（Deutscher Werkbund），其宗旨為「透過藝術、工業與工藝的共同作用，透過教育、宣導與對所有相關課題的共同表態，以促進工業製品更為精良」，讓已經全面工業化的生活環境「從沙發靠枕到都市建設」都因藝術而得以「美化」，提升人民的生活素養和品質。也就是說，以工業模式生產製造的產品形式要根據本身條件來作設計，除了必須符合其功能和使用方法外，也要兼具美感。
一九○八年，奧地利建築師阿道夫．魯斯（Adolf Loos, 1870-1933）撰文〈裝飾與罪惡〉（Ornament und Verbrechen），直陳新時代應有新建築，建築應首重機能和實用，避免無用且庸俗的花巧裝飾，被譽為現代建築運動先鋒。一九一三年，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創辦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 1863-1947）引入裝配流水線模式，使生產量化及標準化進一步獲得巨大成功。一九一四年，催生德意志工藝聯盟創立的德國建築師赫曼．慕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 1861-1927）在〈聯盟未來的工作〉文中說到：「一個新的表現形式正在形成，它反映了當下整個時代的特徵。」新的生產模式結合新概念、新技術、新材料和新工藝，與更早就開始透過形式風格來探索現代性的繪畫、文學、音樂等藝術，在二十世紀初聯手掀起一波新浪潮。
其中建築涉及的層面更廣，肩負的社會責任也更大。
最壞的年代，最好的改革契機
前有國家住居政策，後有社會對現代性的共識，建築和都市建設開展新局看似「水到渠成」，但有些國家面臨的挑戰格外艱鉅，例如德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敗的德國因負擔巨額賠款導致大量負債，又受到極為嚴厲的軍事和經濟制裁，工業出口受限，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嚴重。有文獻記載當時十億馬克才能買一片巧克力，二十億馬克買一顆糖果，一尊大砲換一個麵包，一匹馬換一粒蘋果，加上飛漲的租金，讓百姓生活完全陷入絕境。剛剛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德國，當務之急除了穩定政局之外，便是思考如何開拓內需市場，創造就業機會，並由公部門介入解決自由市場中奇貨可居、長年被資產階級把持的住屋問題，以安頓返鄉的戰士及歷經戰火摧殘的百姓。然而中央財政困難，地方政府若自囿於被動服務民眾的固有角色顯然不夠，必須像企業一樣主動出擊—最壞的年代，也很可能是最好的改革契機。
一九二四年，德意志工藝聯盟在斯圖加特（Stuttgart）舉辦了一場以「形式」為主題的展覽，出版專輯《沒有裝飾的造型》（Die Form Ohne Ornament），底定了聯盟的中心思想。聯盟強調所謂「沒有裝飾」並非「去裝飾化」，而是在設計造型時須考慮到材質特性、產品功能、使用方法及生產模式。同年，路德維希．蘭德曼（Ludwig Landmann, 1868-1945）出任法蘭克福市長，他意識到要讓城市有所提升，讓勞工與資產階級融合，讓市民生活更有品質，德意志工藝聯盟思索的課題是必然的努力方向。
蘭德曼任命年僅三十八歲的都市規劃暨建築師恩斯特．梅出任營建局局長，負責全新的城市和建築規劃，啟動新法蘭克福公共住宅開發計畫，以公私合營模式大量興建住宅，積極改善積澱已久的住居品質問題，同時重塑城市面貌。
參與新法蘭克福計畫的團隊成員大多很年輕，有建築師、專業技術人員、藝術家和設計師，這個計畫需要的不是明星建築師或設計師，而是能夠理性解決迫在眉睫問題的人。這些年輕人看到眼前有很大的舞台，以及實踐理想的機會，也看見了責任。他們知道新法蘭克福計畫的目標不是個人英雄主義式的單一地標性建築作品，而是要用理性、科學、專業的態度和設計解決住房和基礎建設不足的問題；改善居住品質之外，還要帶動經濟效能，創造就業機會，避免繁瑣形式造成無謂的耗費，提升勞動生產力，更新市容，發揮建築的最大社會價值。
諸此種種反映在營建技術和建築語彙上，不僅呼應了新時代對現代性的追求，奠定了建築的新風格，在試圖改變建築形式和功能的同時，一併改變了居民的生活方式。所以就影響層面而言，新法蘭克福公共住宅開發計畫實為一場社會改革運動，這是它跟同時期在德國其他城市推動的城市設計與規劃最大的不同之處。就貫徹現代性、實踐現代建築精神的努力與貢獻而言，也非其他城市所能取代。
從裡到外找回居住秩序
自一九二五年起，恩斯特．梅大力整頓原先缺乏規劃、發展失序的郊區，將美茵河沿岸和鐵路周邊劃定為工業區，與住宅區做出區隔，讓市民把生活和工作切割開來。五年之內，他率領團隊開發了一萬兩千個住房單元，分布在十二個新社區中，大部分位於綠化帶環繞的城郊，同時完善原本付之闕如的基礎建設，架設交通道路網。待人口遷出後，市中心改以經貿商業活動為主要機能，在調控下讓城市穩健成長。這樣的城市和住宅規劃有別於傳統，又帶有田園城市的影子。
恩斯特．梅曾赴倫敦留學，受教於英國建築師雷蒙．歐文（Raymond Unwin, 1863-1940），而歐文規劃設計的萊奇沃斯（Letchworth Garden City）是將田園城市概念付諸實現的第一個新市鎮。梅藉由法蘭克福大量開發公共住宅的機會，修正了田園城市「多中心化」的弊病，保留其優點，將新社區放進都會的組織架構裡，不再獨立於都會之外。因此就建築和都市設計而言，法蘭克福可以說是結合古典現代主義和功能主義的重要案例。
新法蘭克福計畫團隊在處理公共住宅時主要面對的挑戰是，為因應大量開發住房單元，降低成本，加快生產速度的需求，所有建築及建材皆得採用工業化施工和生產模式，設計師、工匠、藝術家和製造商必須緊密合作，才能兼顧功能、品質及形式美感，以低成本為住戶創造高水平的舒適生活。若想要進一步改善新社區居民的整體生活品質，還得從採光、綠化、隱私、衛生，及建立社區意識著手。
梅及計畫團隊成員首先做的是將住屋單元標準化。主要為勞工階級設計的這些公共住宅都是小宅，有限的空間裡處處都得斤斤計較。而落實標準化，是從室內、外空間概念到日常用品無所不包，例如：社區建築坐落採行列式排列，以確保每戶都有自然採光及良好通風；依每戶人口需求，設計一房到五房不等的標準化房型，皆有獨立的廚房、浴廁、儲藏室和地下室；建築內部平面、結構與外部形式彼此呼應，講究「誠實─表裡如一」，避免虛矯無用的造型；讓較大的孩子擁有自己的房間；取暖、烹煮都用更安全的電代替火；建立功能性空間的標準配置。
以廚房為例，不再兼作起居空間之用，在對家政工作行為進行記錄與分析後，縝密計算出最佳運作所需的最小空間，並就最小空間裡的動線、收納等做整體規劃，包括L形工作檯、與平均身高齊頭的崁入式壁櫥，因此有了兼顧實用效能和人體工學的現代「模矩化」一體成形廚房的先驅設計，也就是「法蘭克福廚房」（Frankfurter Küche），後續並發展出三種版型，適用於不同住宅空間。
就連壁紙、家具、窗戶、燈具、電話、門把、餐具、時鐘，甚至是門牌的設計和製作，也都牢牢抓在新法蘭克福計畫團隊手中，因為恩斯特．梅說：「即便平面配置得再好，空間計算再得當，室內設計再高明，只要把低劣的日常生活用品放進來，原本的和諧就消失無蹤。」
所有這些從標準化出發而形成的空間、細部美學乃至於生活習慣上的變化，都由恩斯特．梅創辦兼主編的《新法蘭克福》雜誌（Das Neue Frankfurt）一一記錄下來，成為新法蘭克福公共住宅開發計畫的最佳宣傳品。這本從一九二六年至三三年間每月發行的期刊，既是發布計畫成果的重要平台，也是推廣團隊設計的零組件、工業產品兼行銷法蘭克福的重要媒介。包浩斯的葛羅培斯和馬歇爾．布魯爾是固定的撰稿作家。後來柏林及慕尼黑紛起效尤，也發行《新柏林》、《新慕尼黑》期刊。回溯這份重要文獻留下的紀錄，就會知道與新法蘭克福計畫合作的製造商，都是今天赫赫有名的德國經典品牌，包括榮漢斯（Junghans，時鐘）、索耐特（Thonet，椅子）、瑪堡（Marburg，壁紙）、WMF（家居、廚房用品）和Tecnoline（門把）等。
諸多創新設計之中，有些成為我們今日生活裡習以為常的事物和用品。恩斯特．梅和鐵匠奧古斯特．史尚茲（August Schanz, 1871-1935）一起研發出凹折的不鏽鋼板，以取代複雜且容易鬆脫的絞鏈，崁入牆面後再安裝門板，便是如今全世界通用的門框；平面設計師漢斯．萊斯蒂科（Hans Leistikow, 1892-1962）接受委託，率先為法蘭克福設計市徽，負責所有市政府印刷品的美編，包括《新法蘭克福》的封面及版面設計，並首開先河與瑪堡壁紙廠（Marburger Tapetenfabrik）合作，為新法蘭克福公共住宅設計幾何圖案壁紙，取代舊式花團錦簇的古典壁布；隨後包浩斯也跟進，與壁紙廠合作推出供大眾市場選購的單色或幾何圖案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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