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記

媒體推薦：我十七歲那一年讀到了《變形記》……於是我就想：「原來能這麼寫呀。要是能這麼寫我倒也有興致了。」——哥倫比亞作家 賈西亞．馬奎斯
卡夫卡的小說是夢與現實的融合。重要的是，卡夫卡引起了一場美學的變革。沒有人能重複他所做過的事。——法國作家 米蘭．昆德拉
《變形記》是「無情或者純粹自我孤獨的象徵」，因為人變成了甲蟲，不會說話、沒有表情，失去了和外界的交流，然而他又保留了人類所有的情感，因此他的孤獨感就令人感到更加淒慘可悲。——卡夫卡終身好友 馬克斯．布羅德
幾乎沒有哪部文學作品能像《變形記》一樣...

變形記

1
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夢中醒來，發現自己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蟲子。他仰躺著，背部堅硬，像盔甲一般，稍微抬起頭，便看見他拱圓的、棕色的、分布著許多弓形硬塊的肚子。在肚子的頂端，被子快要支撐不住了，隨時會完全滑落。他那許多條相對身體其他部分顯得纖細得可憐的腿在他眼前無助地晃動著。
「我怎麼啦？」他想。這不是夢。他的房間，一間只是有點過於狹小的真正的人類的房間，正靜靜地立於四面熟悉的牆壁之間。薩姆沙是個推銷員，在那張堆放著拆封了的紡織品系列樣品的桌子上方掛著一幅畫，那是他不久前從一本畫報上剪下來放進一個漂亮的鍍金畫框裡的。畫上畫的是一位戴著皮帽子、圍著皮圍巾、坐得筆直的女士，正把一隻遮住了她整條小臂的沉重的皮手筒遞向觀畫的人。
格里高爾接著把目光投向窗戶，那陰沉的天氣——聽得到雨點敲打著金屬的窗框——讓他感到格外傷感。「如果我再繼續睡一下，把所有莫名其妙的事都忘掉，又會怎樣呢？」他想。但這完全辦不到，因為他習慣了右側著身子睡覺，但在目前這種狀況下他卻沒法讓自己躺成那個姿勢。不管他使出多大力氣想翻到右側，最後總是會搖搖晃晃地回到仰躺的姿勢上來。他嘗試了有一百次，閉著眼睛，以免看到那些踢騰掙扎的腿，直到開始感覺到身體右側出現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輕微悶痛，他才作罷。
「啊，上帝！」他想，「我選擇的是一份多麼辛苦的職業啊！每天都在路上奔波。跑業務的壓力比坐辦公室的內勤工作大多了。況且我還得承受旅行帶來的折磨：擔心錯過轉班火車，三餐又沒規律又難吃，人際關係總是在變動，永遠不能長久，永遠不能變成知己。讓這一切見鬼去吧！」他覺得肚皮頂上有點癢，於是仰躺著慢慢向床柱移去，以便更容易把頭抬起來。他找到了發癢的地方，那兒布滿白色的小點，弄不清是些什麼；他想用一隻腳去抓抓那個地方，卻立刻把腳縮了回來，因為那一下觸碰讓他打了好幾個寒顫。
他滑下來回到自己先前的姿勢。「這種早起，」他想，「把人完全弄笨了。人必須睡飽覺。別的推銷員過得像宮廷貴婦一樣。比如當我上午回到旅館，去登記新簽的訂單的時候，那些老爺還在吃早飯。但如果我敢這麼做，馬上就會被老闆掃地出門。不過誰知道對我來說，這會不會是件大好事呢？如果不是因為父母的緣故得忍著，我早就辭職了，我會去找老闆，把心裡的想法全部跟他直說。他非得從斜面桌上摔下來不可！他那種方式也夠奇特的，坐在斜面桌上居高臨下地跟員工說話，員工還得因為老闆耳背，而必須湊到他跟前。不過，希望還沒有完全破滅，等哪天我存夠了錢，把父母欠他的債還清了——應該還有五六年吧——我一定會把這件事辦了。然後我就會做一個大了斷。不過目前我還得起床，因為火車五點鐘開。」
他看向櫃子上那滴滴答答的鬧鐘。「上帝啊！」他想。六點半了，指針靜靜地向前移動著，甚至過了六點半，快到六點四十五分了。難道鬧鐘沒有響？從床上可以看到，鬧鐘被正確地撥到了四點鐘的位置，它當然響過了。是的，但是要在這能晃動家具的響聲中安穩地睡過頭，又怎麼可能呢？不過，他睡得倒並不安穩，但很可能卻因此睡得更沉。
現在他該怎麼辦？下一班火車七點開，要趕上這班車，他必須拚命趕才行。但樣品還沒裝好，他也完全不覺得自己特別有精神、特別靈活；就算他能趕上那班火車，也逃不過老闆的一頓大發雷霆，因為公司的聽差肯定已經在五點那班火車那兒候著，並且早就把他遲到的消息報告上去了。他是老闆的奴才，既無骨氣又沒頭腦。那怎麼辦，請病假嗎？但這樣做讓人相當難堪而且相當可疑，因為格里高爾在他五年的任職期間還從未生過一次病。老闆當然會帶著醫療保險公司的醫生前來，會因為這個懶惰的兒子而責怪他父母，還會藉助醫保公司醫生的意見，駁回一切聲辯。在這個醫生眼裡，根本只有完全健康卻不願工作的人。不過在這件事情上他也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吧？確實，除了睡了一個長覺之後實在多餘的睏倦感之外，格
里高爾感覺完全良好，甚至還覺得肚子特別餓。
當他飛快地考慮著這一切，還無法下定決心離開床的時候——鬧鐘敲響了六點四十五分——有人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靠著他床頭的那扇門。「格里高爾，」有人喊道——是母親——「六點四十五分了。你不是還要趕火車嗎？」多麼溫柔的聲音！
而當格里高爾聽到自己回答的聲音時，他嚇了一跳，毫無疑問這是他從前的聲音，但裡面卻摻雜了一聲似乎是從聲音底部發出來的、壓制不住的痛苦的「吱吱」聲，這「吱吱」聲讓他的話僅僅在說出口的那一瞬間保持清晰，一旦進入餘音之後便徹底破壞，讓人不知道是否真的聽清楚了。格里高爾本來想詳細地回答解釋一切，但在這種狀況下他只能說了一句：「好，好，謝謝母親，我這就起床了。」由於隔著木門，外面大概並沒有真正覺察到格里高爾聲音裡的變化，因為母親平靜了下來，踢踢踏踏地走開了。但是這短短的交談讓其他家庭成員注意到：格里高爾還出乎意料地待在家裡。
父親立刻就在一扇側門上敲了起來，敲得很輕，但用的是拳頭。「格里高爾、格里高爾，」他喊道，「怎麼了？」過了一小會兒，他又降低聲音催促道：「格里高爾！格里高爾！」在另一扇側門後，妹妹則帶著哭音輕輕說：「格里高爾？你不舒服嗎？你需要什麼東西嗎？」格里高爾對著兩邊的門回答：「就好了。」他努力透過極其細心的吐字以及每個單詞之間長時間的停頓，把他聲音裡所有會引起注意的地方去掉。父親走回去吃他的早餐了，妹妹卻悄聲說：「格里高爾，開門吧，我求你了。」但格里高爾根本沒去想開門這件事，而是慶幸自己在旅行中養成的謹慎：哪怕在家裡，夜裡也會把所有的門鎖好。
首先他想安靜而不受干擾地起床、穿衣服，尤其是要吃早飯，然後再去思考下一步怎麼辦，因為他分明察覺到，躺在床上他是想不出什麼理智的結果的。他記得，自己躺在床上的時候經常會感覺到某種可能由於睡姿不好而引起的輕微疼痛，而起床之後就會發現這些疼痛純屬幻覺；他很想知道，自己今天的種種想像將會如何漸漸消逝。聲音的變化僅僅是一場重感冒——這是推銷員的職業病——的前兆，對於這一點他沒有絲毫懷疑。
要掀掉被子非常容易，他只須稍微鼓鼓肚子，被子就自己滑了下去。但是下一步就困難了，尤其因為他的身體寬得那樣不尋常。本來他需要手臂和手使自己立起來，但他卻只有這許多條細小的腿，它們在不停地做著各種不同的動作，更何況他還無法控制這些腿。如果他想讓一條腿屈起，那麼發生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腰伸直了；等他終於讓這條腿執行了他想要它做的事情，那麼這期間其他所有的腿都會像獲得了解放一般，極度興奮而令人痛苦地亂動起來。「只要不在床上沒用地躺著就行。」格里高爾自言自語道。
一開始他想利用身體的下部讓自己離開床，結果卻發現，這個他還從沒見過、也無法正確想像的下部非常不靈活，挪動起來十分緩慢，最後，當他幾乎要發狂了，卯足了力氣、不顧後果地向前衝去時，卻選錯了方向，狠狠地撞到了床柱下方。那火燒一般的疼痛讓他意識到，眼下他身體的這個下部也許正是最敏感的部位。
因此他又試著先讓上身離開床，他小心翼翼地轉動著頭部，朝床沿移去。這一點他也很容易就做到了，儘管他又寬又重，整個身體最終還是慢慢地跟隨著頭部轉動起來。但等他終於把頭伸到床外的空中時，他害怕了，不敢繼續以這種方式前進，因為如果他最終讓自己像這樣摔下床去的話，必須真有奇蹟出現，才能避免腦袋受傷。而正是現在，他無論付出什麼代價也不能失去知覺，否則他寧願待在床上。
但是當他再次付出同樣的努力，又像先前那樣歎息著躺在那裡，再次看著他的那些細腿更加激烈地相互爭鬥，而他卻想不出什麼辦法讓這失控的動作平息下來時，他又對自己說：他實在不能待在床上，最理智的做法應該是犧牲一切，哪怕只有微乎其微的希望，也要把自己從床上解救出來。不過這期間他同時沒有忘記提醒自己：三思而後行遠遠好過絕望時的孤注一擲。在那樣的瞬間，他全神貫注地凝視著窗戶，遺憾的是，目光所及卻是一片晨霧，連狹窄的街道的對面都被遮掩了，讓人很難得到信心和鼓舞。「都七點了，」隨著鬧鐘再次響起，他對自己說，「都七點了，還是那麼霧濛濛的。」他呼吸很輕地靜靜地躺了一會兒，似乎期待著在這完全的靜謐之中，那種真實合理的狀態會重新歸來。

變形記

1
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夢中醒來，發現自己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蟲子。他仰躺著，背部堅硬，像盔甲一般，稍微抬起頭，便看見他拱圓的、棕色的、分布著許多弓形硬塊的肚子。在肚子的頂端，被子快要支撐不住了，隨時會完全滑落。他那許多條相對身體其他部分顯得纖細得可憐的腿在他眼前無助地晃動著。
「我怎麼啦？」他想。這不是夢。他的房間，一間只是有點過於狹小的真正的人類的房間，正靜靜地立於四面熟悉的牆壁之間。薩姆沙是個推銷員，在那張堆放著拆封了的紡織品系列樣品的桌子上方掛著一幅畫，那是他不久...

難以實現的自我
荒誕裡的真實
「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夢中醒來，發現自己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蟲子。」奧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代表作《變形記》開篇的這句話，是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文學作品片段之一。
在傳統文學作品裡，人變成動物的描寫並不新鮮，但沒有任何一個人物的變形能夠像格里高爾的變形那樣，給讀者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因為這個變形來得這樣突然，沒有原因，沒有鋪墊，沒有任何外在力量的影響。他沒有給讀者時間去追問和質疑這個世界存在的可能性，也沒有花費時間去描寫為什麼他會變成一隻蟲子，甚至沒有說明這是一隻什麼樣的蟲子。你只知道這是一隻討人嫌的蟲子（德文原文Ungezifer意為「害蟲」），有很多條腿，有褐色的胸部，有盔甲式的背部，因此很可能是一隻甲蟲，但牠到底是什麼樣的甲蟲，比如牠的背部是什麼顏色，讀者卻並不知道。不過不要緊，作者不關心這些，他也不想要你去關心這些，他給你的只是一個概念，他要講的故事，是關於人和命運，尤其是和突如其來的外在變化的關係。
作者只用一句話，一本正經地把一件本來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設置成事實，擺到你面前，讓你頓時置身於一個荒誕的世界之中。荒誕，正是卡夫卡筆下世界的基調。
法蘭茲．卡夫卡出生於奧匈帝國時期布拉格市的一個說德語的猶太家庭，他的兩個兄弟都在幼年時期即已夭折，下面還有三個妹妹。他的父母經營一家高級服飾用品店。白手起家的父親，性格務實、專斷，對這個唯一的兒子期許甚高。雖然德語在當時的布拉格屬於少數民族語言，遵照父親的願望，卡夫卡接受的是以德語為主的中小學教育。一九○一年高中畢業後，他在卡爾—費爾南德大學（DeutscheCarl-Ferdinands-Universität）註冊學習化學，兩週後即轉到了法律系。之後，卡夫卡曾學過一個學期的德語、藝術史和哲學課，並且打算到慕尼黑繼續學習德語，但最終他仍然決定回到更實際、能夠提供更多工作機會，也是更能令父親滿意的法律系。
卡夫卡在大學時期就已經開始寫作，他的首篇文章發表於一九○八年。一九○六年七月，卡夫卡大學畢業，取得法律博士學位。經過一年實習期，他被義大利忠利保險公司聘用。由於不滿意工作時間太長，一九○八年七月，他辭職去到半政府機構性質的波西米亞王國工傷保險機構，並在那裡一直工作到一九二二年。由於工作出色，卡夫卡在這裡晉升得很快，然而他本人並不看重這份職務，而稱其為「Brotberuf」（糊口的工作）。這份工作的好處是下班早，使他可以有較多的時間寫作。他把下班前的最後幾分鐘稱為「通往快樂的跳板」；在給一位女朋友的信裡他寫道：「我的工作很可笑，而且輕鬆得可憐……我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得到這
份薪水。」
專斷的父親對卡夫卡的性格和人生的影響非常大。一九一九年，他給父親寫了一封長達一百頁的信，在這封信裡，他描述了他在童年所受的創傷，抱怨自己從來沒有得到過父親的認可，父親對於自己所做的一切，除了嘲諷，就只有鄙視。而神一樣的父親的形象多次出現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最突出的就是《變形記》和《判決》。
《變形記》中的主人公格里高爾是一個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的推銷員，他幾乎沒有自己的生活，為了替父親還債以及維持家人的生計，他做著自己不喜歡的工作。一開始，家人對他的貢獻「驚訝而欣喜」，可是慢慢的，「……大家都已習以為常：家人感激地接受著那些錢，而他則心甘情願地提供著那些錢，但是不再有一種特別的溫暖感了」。
當格里高爾變成甲蟲之後，他也經歷了家人的改變：父親從一個躺在扶手椅裡的老弱男人變成了銀行的差役；病歪歪的母親變成了縫製高檔內衣的裁縫；那個在父母眼裡是個「沒多大用處的女孩」的妹妹則當上了售貨員——曾經完全依賴格里高爾的家人，原來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隨著這種身分的變化，家人對格里高爾的態度也變了：父親自不用說，他兩次對格里高爾大打出手，最終使他遭受致命創傷；母親則游移於對兒子的愛和對甲蟲的恐懼之間，一直無從選擇；最後，是跟格里高爾最親近的妹妹宣布了他的死刑：『牠必須離開，』妹妹喊道，『這是唯一的辦法，父親。……』」
對於家人的這種改變，格里高爾卻沒有提出任何疑議，似乎這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實際上，雖然外形變成了蟲子，他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並沒有變。變形當天，他一如既往地試圖起床去趕火車上班；代理來到後，他費盡力氣打開房門，為的是讓代理看到自己並非無故曠工，以避免被炒魷魚。當他發現父親其實並非一無所有，他手上有一筆「往日留下的小小的財產」，雖然他「原本可以用這筆閒錢進一步還清父親欠老闆的債，而他擺脫這個職位的那一天也會提前很多」，但他的反應卻是：「格里高爾在他的那扇門後用力點著頭，為這種出乎他意料的謹慎和節儉感到高興……但是現在毫無疑問，還是父親這樣的安排更好。」他甚至接受了家人要他消失的決定，臨死前，他還「帶著感動和愛想起自己的家人。他對於自己必
須消失的想法，大概比妹妹更堅定」。
可以看出，《變形記》表面上寫的是格里高爾形態的改變，實質上描寫的卻是人心的改變。雖然這篇小說字面上描寫的是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實質上卻也觸及了這樣一個問題：當個體失去其在社會中原有的、被認可的功效之後，他和社會其他成員的關係將如何改變？這是一個典型的卡夫卡故事。需要提到的是，在卡夫卡的故事裡，當厄運臨身時，他的主人公都跟格里高爾一樣逆來順受，似乎絲毫想不起要去抗爭什麼、質疑什麼，面對命運的安排，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屈服和順從。
卡夫卡的作品裡沒有英雄，只有小人物，那是他在保險公司裡接觸到的悲苦百姓，也是為了生計不得不放棄自我的作者本人。環境變了，身分變了，人性卻一成不變，卡夫卡用冷靜詳實得彷彿司法文件一樣的細節描寫，不動聲色地一點一點地把這個世界和這些人性展示在讀者面前，這是他眼中的世界的真相。而在荒誕虛構的環境襯托之下，這種真相也更讓人怵目驚心。正因為如此，卡夫卡被後人譽為西方現代文學的鼻祖、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文學家之一，尚—保羅．沙特、村上春樹、米蘭．昆德拉、阿爾貝．卡繆等許多大師級人物都曾公開承認自己受到過卡夫卡的影響。哥倫比亞作家賈西亞．馬奎斯則聲稱卡夫卡的《變形記》讓他發現「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寫作」，從而開始了自己魔幻寫實主義的寫作道路。英文中甚至產生了一個以卡夫卡命名的形容詞kafkaesque（卡夫卡式），指的就是卡夫卡所描寫的那種荒誕、壓抑的世界。

孤獨的藝術家

卡夫卡的小說集《飢餓藝術家》出版於卡夫卡去世後兩個月，收有他生前最後兩年創作的四個短篇：〈最初的痛苦〉、〈小個子女人〉、〈飢餓藝術家〉，和〈女歌手約瑟芬或老鼠民族〉，這四個短篇在他生前都曾單獨在雜誌上發表過。儘管卡夫卡一九二二年就寫信給他的好朋友布羅德，要他收集並銷毀自己所有的手稿，而在〈最初的痛苦〉發表之後，卡夫卡寫信給朋友，稱其為一個「醜陋的小故事」，但他去世前，仍然著手把這四個故事集結出版，可見他自己對這本書的重視。在這本集子裡，除了〈小個子女人〉，其他三篇主角的職業（空中飛人、飢餓藝術家，以及歌手）都與藝術有關，他們都過著近乎與社會隔絕的生活，孤獨地進行著自己
的藝術創作。後人認為，這些小說是卡夫卡對自己作為作家的生活和心理的寫照。
比起卡夫卡的其他作品，〈最初的痛苦〉缺乏卡夫卡慣有的深度，結構也相對粗糙。它更像一篇模仿卡夫卡風格的習作，不過，也許卡夫卡只是一時興起把它寫了出來，打算過一段時間用於其他小說之中，但後來沒有時間也沒有可能這樣做了。這篇小說主要表達了作者對自己藝術創作能力減弱的恐懼。也有研究者說，空中飛人的兩根吊桿象徵著藝術和現實，作者藉此表達了自己對於保持兩者平衡的苦惱。
在卡夫卡開始寫〈飢餓藝術家〉的時候，他的結核病已經轉移到喉部，使他進食困難，「飢餓藝術家」這個荒誕職業的靈感大概由此而來。在〈飢餓藝術家〉裡，讀者確實能夠在很多片段看到作者的影子。作為一個藝術家，藝術就是他的生命，他別無選擇（「因為我必須挨餓，我沒別的辦法。」）；但同時，他又必須順從觀眾的意願，不僅因為他們是他的衣食父母，也因為得到認可的才華才能稱為才華。藝術家和觀眾（讀者）的關係，是這篇文章的主題。
這種關係在〈女歌手約瑟芬或老鼠民族〉（以下簡稱〈約瑟芬〉）中被深化。比起飢餓藝術家，觀眾的認可根本不是女歌手約瑟芬操心的事情。如果說飢餓藝術家是在為自己的才華被認可而奮鬥，約瑟芬所奮鬥的，則是得到以「自己的方式的認可」。不過，這種奮鬥同樣徒勞：「她認為自己反正是在對著聾子的耳朵唱歌；儘管從不缺少掌聲和歡呼，但對於她所期待的那種真正的理解，約瑟芬早就學會了放棄。」而約瑟芬的聽眾呢？「但願約瑟芬不會意識到：我們願意聽她唱歌這個事實，正是反對她的歌唱的證據。」雖然約瑟芬無法放棄她的聽眾，她的聽眾也絕對需要約瑟芬，但約瑟芬對她聽眾的生死存亡毫不關心，正如她的聽眾實質上對於她的歌唱毫不關心一樣。我們也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藝術家和受眾的關係，也許僅僅基於一種誤解。在藝術這個平臺上，兩者各有所圖、各取所需，但永遠無法真正互相理解。這一點，在〈飢餓藝術家〉裡也有所提及。也許，正是基於這種懷疑，卡夫卡才親手毀掉了自己的大部分手稿，並留下不得出版或再版自己其他作品的遺願。
但〈約瑟芬〉並沒有停留在這個關係的描寫上。這篇小說裡出現的「人物」有三個，除了約瑟芬，還有敘述者「我」以及作為整體的「民族」。和「我」相反，約瑟芬特立獨行（「……在喋喋不休的人群中她是沉默寡言的——我們這些人裡只有少數能閉上嘴，而她就能做到……」）。「我」其實是「民族」這個整體的一員，作為整體，民族是那個「溫暖的、一個緊挨著一個的、屏住呼吸凝神傾聽的大眾」；它為辛苦奔波的個體在生存奮戰的間隙裡提供了「溫暖的大床」；它是強大的，「民族和個體之間的力量懸殊如此驚人，民族只需把受保護者拉到它身邊的溫暖之中，後者就已經得到了足夠的保護」。因此約瑟芬和民族的對抗最終必定會以失敗告終。個體和群體的關係也是卡夫卡小說的重要主題。這個群體可以是社會（比如〈約瑟芬〉裡的民族）、可以是一個團體（比如卡夫卡未完成的小說《城堡》裡一直未露面的權力集團），甚至可以是一個家庭（比如《變形記》裡格里高爾的家人）。不難看出，卡夫卡相信：與眾不同的個體如果不接受群體的同化，必定會被群體壓抑甚至消滅。
同時，在〈約瑟芬〉裡，讀者還能夠讀到卡夫卡對於藝術本身的質疑。作者在文章開始不久，對約瑟芬的藝術便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那到底是不是歌唱？」而這個問題一直到文章結束也沒有得到正面的回答。相反，作者不無嘲諷地寫道：「就算那只是我們日常習慣的吹口哨，這件事卻首先包含了這樣的奇特之處：某人鄭重其事地站出來，不為別的，單單為了做一件普通尋常的事情。嗑開一個堅果實在算不上藝術，所以也不會有人敢於召集一群觀眾，在他們面前表演嗑堅果來娛樂他們。但如果真有人這麼做了，而且達到了他的目的，那麼這件事就不可能僅僅是嗑堅果那麼單純了。或者，這件事確實只是單純的嗑堅果，卻因此讓我們看到，我們一直都對這一門藝術視而不見。因為這件事我們自己做起來實在已經駕輕就熟，而只有這位新來的表演嗑堅果的人才向我們展現出這件事的實質。在這種情況下，假如他嗑堅果的技能比我們大多數人還要差一點的話，效果反而會更好。」
有趣的是，一九一七年，和卡夫卡同一時代的法國藝術家杜象在紐約展出他著名的裝置作品，名為「噴泉」的一個小便池，正式提出了對傳統造型藝術的質疑，並因此開創了裝置藝術的先河，被後人稱為「西方現代藝術的保護神」。在卡夫卡生前完成的最後一篇小說裡，卡夫卡不僅提出對藝術家和受眾關係的質疑，同樣對藝術提出了質疑。而他並沒有像自己在〈約瑟芬〉中預言的那樣「很快，她就會在昇華解脫中被遺忘，就像她所有的弟兄一樣」，反而被後人追認為西方現代文學的鼻祖。這一切，是偶然？還是時代造就英雄的必然？如果是後者，對於反英雄的卡夫卡，以及對於生前自稱不是藝術家的杜象，一定都是很值得玩味的事情。

難以實現的自我

和〈最初的痛苦〉相似，〈小個子女人〉的風格也與卡夫卡的其他作品相去甚遠。卡夫卡的文風準確細緻，在中性的描寫後面暗藏著深厚的情感。但〈小個子女人〉給人的感覺是匆匆寫就，文中還有些前後不通的地方，似乎連作者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說什麼。因此，卡夫卡的研究者在提到這篇小說的時候，多致力於對作者在這篇文章中表現出來的心理意義加以分析。
卡夫卡和女人的關係向來是卡夫卡研究者的一個重要的題目。他一生未婚，雖然認識過很多女朋友，還訂過兩次婚，卻都無疾而終。從他留下的寫給女友的信件的龐大數目幾乎可以斷定，他更傾向於和女人建立一種柏拉圖式的關係。對於女人，他似乎既嚮往又恐懼。這一點，在〈小個子女人〉裡可見一斑：「我」其實對於小個子女人非常在乎，卻無法主動出擊，或者和解，或者徹底翻臉。「我」的被動，和卡夫卡在現實生活中女性關係裡的被動如出一轍。
對於卡夫卡和女人的關係，後人有很多猜測，卡夫卡自己曾表示害怕結婚會讓他的寫作時間減少，漸漸喪失寫作能力。同時，他還害怕有人介入他的生活後會使他失去自我。
卡夫卡的恐懼並不難理解，他生活在以捷克語為主要語言的布拉格，卻被迫接受德語教育，自己也把德語當作母語；他雖然出生於猶太家庭，父親對猶太人卻並不認同，在卡夫卡家，猶太教只不過是節日裡必須走的一種形式而已。這一切，讓他沒有群體歸屬感。而強勢的父親、備受壓抑的童年，更讓性格敏感的卡夫卡缺乏安全感。他害怕親密的關係，只能在寫作裡尋找和實現自我。但是，正如他在自己寫給父親的信裡所說：「在寫作中，我確實獨立地離你遠了一截，即便這有些讓人想到蟲子，牠的後半截身子被一隻腳踩著，牠用前半截身子掙脫開，掙扎著爬向一邊。我稍微舒服些了，我鬆了口氣。」「……經常湧上我心頭的這種渺小感……來自於你的影響……」
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卡夫卡病逝於奧地利東部的一家療養院，死後遺體被運回布拉格火化，埋葬在當地的猶太人墓地。在世時，他的名氣並不大。直到二戰之後，卡夫卡作品的意義才得到世界性的認可。
卡夫卡寫給父親的那一百頁的長信，他從來沒有交給父親，直至他去世之後，才由他的朋友布羅德首次在一九五二年整理發表。卡夫卡的一生都在企圖掙脫那隻踩住了他半截身子的腳，但最終卻難以辦到。他一輩子都是那個沉默、羞怯、敏感的孩子，仰望著自己粗暴、專斷、強勢的父親（後來還有他的讀者），他的目光批判而挑剔，這目光無所不及，無論卡夫卡走到哪裡、正在做什麼，他都能感覺到這目光的壓力，能感覺到父親隨時可能撇著嘴，從鼻子裡冷冷地哼了一聲。
方玉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難以實現的自我
荒誕裡的真實
「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夢中醒來，發現自己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蟲子。」奧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代表作《變形記》開篇的這句話，是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文學作品片段之一。
在傳統文學作品裡，人變成動物的描寫並不新鮮，但沒有任何一個人物的變形能夠像格里高爾的變形那樣，給讀者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因為這個變形來得這樣突然，沒有原因，沒有鋪墊，沒有任何外在力量的影響。他沒有給讀者時間去追問和質疑這個世界存在的可能性，也沒有花費時間去描寫為什麼他會變成一隻蟲子，甚至沒有說明這...

導讀　難以實現的自我方玉
Part 1 卡夫卡經典中篇小說
變形記
Part 2 卡夫卡短篇小說自選集
最初的痛苦
小個子女人
飢餓藝術家
女歌手約瑟芬或老鼠民族

附錄一卡夫卡生平年表
附錄二卡夫卡作品年表

導讀　難以實現的自我方玉
Part 1 卡夫卡經典中篇小說
變形記
Part 2 卡夫卡短篇小說自選集
最初的痛苦
小個子女人
飢餓藝術家
女歌手約瑟芬或老鼠民族

附錄一卡夫卡生平年表
附錄二卡夫卡作品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