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語的承諾與政治〉
◎祖先
當你攬鏡自照時，印入眼簾的不僅僅是自我的臉龐，而是一整座博物館。就某種意義來說，我們的臉是自己的，但也可以說這張臉是從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曾曾祖父母……繼承而來的種種特徵所湊成的一張拼貼畫。不管是否喜愛自己的嘴唇和眼眉，這些都不僅僅是自身的、也都是祖先的特徵；就算他們已經作古了千年，其碎片仍然在我們的身體裡鼓動著。即使是像平衡感、音樂能力、在人群中的羞怯感，或者是疾病易感性這類複雜的特質，都曾經存在過。我們無時無刻不承載著過去，而且不僅僅是在自己體內。過去也存活於我們的習俗中，包括我們說話的方式。過去是我們一直戴著的無形鏡片，我們透過這副鏡片感知世界，世界也透過這副鏡片感知我們。我們永遠是站在祖先的肩膀上，不管我們是否願意垂眼承認他們曾經存在。
大多數人通常對祖先知之甚少，往往連名字都不知道，這實在令人困窘。每個人都有四位曾祖母，這些女性和我們在基因上十分接近，每當注視自己的倒影，都能看到她們臉龐、皮膚、頭髮當中的元素。這些曾祖母們在結婚前都有著各自的本姓，但我們也許連一個都想不起來。夠幸運的話，我們可能會在族譜或文獻中發現她們的名字，可惜戰禍、遷徙、紀錄受損等因素，都讓這對多數美國人來說不過是奢望。我們的四位曾祖母皆有過完整的人生和家庭，我們絕大多數的人格特質都是由她們傳下來的，但我們卻徹底丟失了這些連名字都叫不出來的先祖。又有多少人能料想得到，接下來區區不過三代，自己的後代就會將我們忘得一乾二淨，連名字都記不住？
生活在仍然由家庭、擴散式親族與村落組成的傳統社會中，人們往往更能意識到自己與祖先的深厚淵源，甚至還能感受到祖先靈魂和精神的力量。馬達加斯加農村的薩菲馬尼立族（Zafimaniry）婦女，從她們的母親與阿姨那兒學到如何在帽子上編織複雜的圖案。這些圖案在不同村莊之間有著明顯區別。某個村莊中的婦女向人類學家牟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說，這些設計是「祖先傳下來的珍珠」。就算是再普通不過的薩菲馬尼立族房屋，都被視為其建造者的靈魂所宿之處。在現代消費文化的思維當中，多半已找不到這種對先人力量的虔信。我們所處的現代世界依賴消費經濟，需要不斷接納新事物。然而，透過考古學、歷史、族譜和祈禱儀式所累積的豐富資料，讓我們能夠更加貼近對先人的認識。
考古學是認識前人的人性和重要性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理解我們自身的人性。這是唯一一門探究往昔日常生活紋理的學科──雖然未曾有人書寫過這些紋理，但這才是絕大多數生命所過的生活。縱然考古學家已經從那些無聲的史前遺骨中得到了許多驚人的細節，但是對於這種沒有留下想法、話語或姓名等文字紀錄的人群，我們的所知十分有限。
有沒有辦法能克服這些限制，復原史前人類究竟如何生活，以及至關重要的價值觀和信仰？他們是否在其他媒介中留下過任何蛛絲馬跡？許多語言學家都確信，這個媒介就是我們每天使用的語言。我們的語言當中包含大量的「語言化石」，來自於古代語言使用者所遺留的痕跡。教師說這些「化石」充滿著各種「不規則」的語言形式，而我們往往是不加思索地就這麼學會了。我們都知道，英語的過去式通常是在動詞字尾加上t或ed（例：kick-kicked, miss-missed），或者改變某些動詞的詞幹中間的母音（例：run-ran, sing-sang）。然而，通常沒有人會跟我們說，這種母音變化，其實是古老、原始的語言形式。事實上，藉由改變動詞詞幹中的母音來形成過去式，在大約五千年前是很常見的。儘管如此，知道這些仍無法讓我們知道當時人們的想法。
我們今時今日所用的字彙，真的是五千年前人類語言的化石嗎？一部字彙表將能夠闡釋過去歷史中許多晦澀難懂的部分。正如語言學家愛德華．沙皮爾（Edward Sapir）所言，「一種語言的完整字彙表，確實可被視為一個社會所關注的所有思想、興趣和日常事務的商品清單」實際上，目前已經重建出一個完整的字彙表，屬於五千年前人們所使用的一種語言。這個語言便是現代英語的祖先，也是許多現代和古代語言的祖先。所有源自這個母語的語言都屬於一個語系，即「印歐語系」。今天印歐語系的使用者約有三十億人，遠遠多於其他任何語系的使用者。而印歐語系的母語，也就是「原始印歐語」（Proto-Indo-European）的研究至今已有大約兩百年的歷史。然而在這兩個世紀中，印歐語的各個研究面向幾乎都存在著分歧與爭論。
不過，熱烈的爭論總是帶來解決問題的希望。本書或許有機會解答「原始印歐語」的核心課題，即「原鄉」（homeland）的問題──是誰使用、在哪使用，以及何時使用原始印歐語。這個問題讓幾個世代的考古學家和語言學家爭論不休，許多人懷疑尋找「原鄉」是否有其必要性。過往的國族主義者和獨裁者堅持「原鄉」起源於他們的國家，並且屬於他們自身的優越「種族」。但是，今時今日的印歐語言學家正試圖改進研究方法，並且有了新的發現。他們重建原始印歐語字彙中成千上萬個語詞的基本結構和涵義──這樣的研究本身就是驚人的壯舉。分析這些語詞有助於描繪出使用這種語言的人群的思想、價值觀、在乎的事物、家庭關係和宗教信仰。但我們得先確定他們生活的地點和時間。如果我們能將原始印歐語的字彙與特定的考古遺跡相結合，便有機會掙脫考古知識的一般性限制，並且更加豐富我們對這些特定祖先的認識。
我與許多學者的觀點相同，都認為原始印歐語的「原鄉」位於黑海和裏海以北的大草原，也就是在今天的烏克蘭、俄羅斯的南方地區。草原上新的考古發現極為豐富，讓「原鄉」起源於大草原的說法比過去更有說服力。
印歐語言的「原鄉」位於大草原上，這點為什麼如此重要？要想明白，就需要一腳踏入既複雜又迷人的草原考古世界。「草原」在俄羅斯農業國家的語言中，意指「荒地」（wasteland）。類似北美中西部的大草原──被遼闊天空所壟罩的一大片單調草原海洋。連綿不絕的草原地帶，從西方的東歐（草原帶結束於烏克蘭的敖德薩〔Odessa〕和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Bucharest〕之間）一直延伸到中國北方的萬里長城，亦可說是一條橫跨歐亞大陸中心七千公里不斷的乾旱走廊。數千年來，這片巨大的草原強而有力地阻隔了思想和技術的傳播。如同北美的大草原，這樣的環境十分不利於徒步旅行的人群。而且，就像在北美一樣，打通草原通道的關鍵是馬，再配合歐亞草原上普遍馴養的綿羊、牛等放牧牲口，讓草原上的「草」可以加工、轉變成對人類有用的產品。最後，騎馬和放牧牛羊的人群獲得了車輪，接下來不管在哪裡，都能跟著自己的牲口走，並能使用沉重的馬車來運送他們的帳篷和物資。只有在馬被馴化、且發明了有蓋四輪馬車之後，中國和歐洲的史前社會才有可能模糊地意識到彼此的存在，並且結束彼此的隔絕狀態。同時，這兩種運輸革新也使得歐亞大草原人群的生活變得可預測且富有生產力。歐亞大草原的打通──從一道對人類極不友善的生態屏障轉型成跨大陸交流的走廊──永遠改變了歐亞大陸的歷史發展方向，並且，本書主張，這更深深影響了印歐語系的第一次擴張過程。
◎舊題新解
近兩百年來，語言學家不斷努力重建原始印歐語的文化─語彙。而距今不到一個世紀，考古學家才開始爭論原始印歐語社群的考古特徵，似乎比語言學家慢了一步。這一個多世紀以來，印歐語系源頭的問題始終與歐洲智識史和政治史交纏在一起。為什麼在考古學和語言學證據之間，未能產生被廣泛認可的一致性？
因為有六大問題擋路。一是西方學術界最近的智識風氣使許多嚴肅的人開始質疑整個原始語言的概念。現代世界見證了日漸增加的文化融合：音樂領域（雷村黑斧合唱團〔Black Ladysmith Mombasa〕和保羅．賽門〔Paul Simon〕、帕華洛帝〔Pavarotti〕和史汀〔Sting〕）、藝術領域（後現代折衷主義〔Post-Modern eclecticism〕）、資訊服務領域（八卦新聞〔News-Gossip〕）、人口混合層面（國際移民達到最高水準），以及語言領域（多數人身處雙語或三語世界）。隨著一八八○年代對文化融合現象的興趣日增，深思熟慮的學者開始重新思考那些曾被詮釋為個別、獨特的實體語言和文化。就連「標準語」（standard language）也開始被當作「克里奧語」（creole）看待，即來源多樣的混合語。在印歐語研究中，此運動顯示出學者開始質疑語系和語族樹狀模型的概念是否牢不可破，有些人宣稱尋找任何原始語言都不過是妄想。許多人將印歐語系間的相似性歸因於相異歷史源流的鄰近語言間的融合，這意味了單純的原始語言從不存在。
其中大多都很有創意，但不脫模糊的臆測。語言學家如今已經確立，印歐語系間的相似性不能歸因於克里奧化和融合。根本沒有哪個印歐語系的語言類似克里奧語。印歐語系必定取代了非印歐語系的語言，不僅僅是改造它們。當然，有跨語言的挪用，但其並沒有達到所有在克里奧語中所見到的混合和結構簡化的極端程度。「唯有」從一個共同的原始語言出發，才能產生威廉．瓊斯爵士在印歐語系中發現的相似之處。多數語言學家都同意這一點。
因此，我們應該要能將重建後的原始印歐語字彙當作史料，推測出它被使用的地點和時間。但這衍生出第二個問題：多數考古學家顯然不認為有可能如實重建「原始印歐語」語彙的任何部分。他們不承認重建字彙的真實性。這抹煞了追尋印歐語系源頭的首要原因，以及搜尋中最具價值的工具之一。在下一章中，我將為比較語言學辯護，簡單說明其運作方式，並解釋重建字彙的方針。
第三個問題是原始印歐語有多古老？考古學家尚無法取得共識。有人說它的使用年代在西元前八千年，另一批人則說應該遲至西元前兩千年，還有一些人認為「原始印歐語」只是抽象概念，僅僅存在於語言學家的腦袋中，因此無法定於任何一個年代。當然，這使得它無法專指特定時代。但造成此長期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多數考古學家並不關注語言學。有些學者提出的解釋與眾多語言證據相悖。藉著解釋第二個問題，也就是可信度和真實性的問題，我們將能大幅解決第三個問題（原始印歐語在何時被使用），此問題縈繞整個第三章和第四章。
第四個問題是考古方法在那些對印歐語系源頭研究最為關鍵的領域中，恰巧並不發達。大多數考古學家認為，史前語言群體與考古文物無法等同，因為語言在物質文化中不會以任何一致的方式反映出來。說不同語言的人群可能會使用類似的房舍或陶罐，但說同一種語言的人群也可能用不同的方式來打造陶罐或房舍。但在我看來，語言和文化在某些情況下「具備」可預見的相關性。在這些情況中，我們看到一道「非常明確」的物質文化邊界──不僅止於不同的陶罐，還包括不同的房舍、墓葬、城鎮格局、塑像、飲食和服飾──「延續」了幾世紀或幾千年，這往往也是一道語言界線。不管在哪裡，這都不會發生。事實上，這種「民族語言」（ethno-linguistic）的界線似乎很少出現。但是，如果一道強大的物質文化邊界確實延續了數百、甚至數千年，語言往往牽涉其中。這種觀點使我們能在純粹考古文化的地圖上指認出至少「些許」語言界線，此為追尋原始印歐語原鄉的關鍵一步。
當代考古學理論的另一弱點是考古學家通常不太了解遷徙，而遷徙是語言變異的重要載體──當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也彌足重大。二戰之前，考古學家單純用遷徙來解釋史前文化中所觀察到的任何變化：在考古遺址中，如果第一層中的陶罐A型被第二層中的陶罐B型取代，那便是B人群的遷徙導致了此種變化。此一簡單的假設被後來的考古學家證明非常不充分，他們意識到「內部」變異，其實源於各式各樣的催化劑。工藝品型態的移轉顯示出受到社會聚集的規模和複雜程度所影響，其移轉包括經濟變遷、工藝品管理方式的重組、工藝品社會功能的變異、技術革新、新貿易的引介和交換商品等等。自一九六○年代以來，每個西方考古系學生都學過「陶罐不是人」（pots are not people）這條金科玉律。遷徙從一九七○和八○年代西方考古學家的解釋工具箱中徹底消失。但遷移是至關重要的人類行為，若忽視遷徙或假裝它在過去歷史中無關緊要，就無法理解印歐語系的種種問題。我試圖從現代的遷徙理論來理解史前遷徙及其在語言變異中的可能角色，這些問題將在第六章中討論。
問題五關乎我在本書中所擁護的特定原鄉，其位於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綠茵草原上。近來的草原史前考古資料，以一些只有少數西方考古學者可以閱讀的語言，發表在一些冷僻期刊中。其所採的論述方式，讓人憶起五十年前那種「陶罐是人」（pots are people）的陳舊考古學詮釋。在這二十五年的時間裡，我嘗試理解這些文獻的成果十分有限，但我可以說，蘇聯和後蘇聯時期的考古學自有一段獨特的歷史和理論基礎，而不單單是在重現西方考古學的哪一個階段。在本書的後半部，我綜合呈現了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草原地帶新石器、銅器和青銅時代的考古發現。雖然帶有選擇性且無可避免的不完美，但其直接承載了早期印歐語系人群的本質及身份。
馬躍上歷史舞台，這引發了最後的第六個問題。百餘年前，學者發現最早被好好紀錄的印歐語系語言──西臺帝國語、邁錫尼文化的希臘語和最古老的梵語形式（或稱古印度語），是軍事社會在使用的，似乎是隨著由快馬拉著的馬戰車（chariot）爆發式的進入古代世界。也許正是這些說印歐語系的人群發明了馬戰車。也許他們是第一個馴化馬的人。這能否解釋印歐語系最初的傳播？距今大約一千年前，西元一千七百年至七百年間的古代世界，從希臘到中國、從法老到國王，無不對馬戰車這項武器青睞有加。在宮廷的軍備清冊所描繪的戰役中，炫耀性的記錄了數以百計的戰利品，包括多不勝數的戰車。在西元前八○○年之後，最早一批訓練有素的騎射部隊出現，也就是最早的騎兵，革新了戰爭的型態，馬戰車便逐漸遭到棄用。如果說印歐語系的人群是最早使用戰車的人，便能解釋他們早期的擴張；而若他們是最早馴化馬匹的人，便能解釋在古印度雅利安人、希臘人、西臺人和其他印歐語系使用者的儀式中，馬為何會成為兵力和權力的核心象徵。
但直到最近，人們仍然很難或根本無法確定馬是在何時何地受到馴化。早期受到馴化的馬在骨骼上留下的痕跡少之又少，所有我們能找到的古代馬都是牠們的骨頭。十幾年來，我和研究伙伴及妻子朵卡絲．布朗（Dorcas Brown）持續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相信自己如今已經知道人類是在何時何地開始馴養馬。我們也認為，儘管在古代世界中，馬戰車比騎兵還早出現於有組織的國家與王國的征戰；但早在馬戰車發明的很久之前，人們就已經開始在草原上策馬奔騰了。
（摘自：第一章 母語的承諾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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