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
海耶克教授在一九四四年出版了《到奴役之路》一書。批評家們將這本著作和約翰‧穆勒的《論自由》相提並論，可見它的重要。一九五三年我才有機會讀到這本著作。當我讀到這本著作時，好像一個寂寞的旅人，在又困又乏又渴時，忽然瞥見一座安穩而舒適的旅舍，我走將進去，喝了一杯濃郁的咖啡，精神為之一振。
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正同五四運動以後許多傾向自由主義的年輕人一樣，那個時候我之傾向自由主義是未經自覺地從政治層面進入的。自由主義還有經濟的層面。自由主義的經濟層面，受到社會主義者嚴重的批評和打擊。包括以英國從邊沁這一路導衍出來的自由主義者為主流的自由主義者，守不住自由主義的正統經濟思想，紛紛放棄了自由主義的這一基幹陣地，而向社會主義妥協。同時，挾「經濟平等」的要求而來的共產主義者攻勢凌厲。在這種危疑震撼的情勢逼迫之下，並且部分地由於緩和這種情勢的心情驅使，中國許多傾向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醞釀出「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主張。這個主張是根本不通的。這個主張的實質就是「在政治上作主人，在經濟上作奴隸」。我個人覺得這個主張是怪彆扭
的。但是，我個人既未正式研究政治科學，更不懂得經濟科學。因此，我雖然覺得這個主張怪彆扭，然而只是有這種「感覺」而已，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正當我的思想陷於這種困惑之境的時候，忽然讀到海耶克教授的《到奴役之路》這本論著，我的困惑迎刃而解，我的疑慮頓時消失。海耶克教授的理論將自由主義失落到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重新救回來，並且擴大到倫理基礎上。一個人的飯碗被強有力者抓住了，哪裡還有自由可言？這一振興自由主義的功績，真是太大了。
我平生讀書與思考，受影響最深的要推羅素。除了羅素之外，近年來對我影響最深的要推波柏爾和海耶克兩位教授。我受海耶克教授的影響是從讀《到奴役之路》開始的。這本論著曾給我的思想以一個新的衝擊。它使我對自由主義的認識加深並且加廣。
我現在說自由主義是一種「主義」，實在有些勉強。我現在之所以用「主義」一詞，純然是因為我找不到更適合的字眼來表達我所要表達的意義。「主義」一詞的用法，在許多情形之下，與現實層界的權勢不可分。於是，它變成「只許信奉不許批評」的聖諭。這樣一來，它帶有權威的陰影，和強制的意味。自由主義即令算是一種主義，也不是這樣令人緊張的「主義」；否則根本就失其為自由主義的資格。自由主義可以被反對，可以被批評，而且無寧歡迎批評，它也無懼乎反對和批評。政治層面的自由主義只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層面而已。自由主義之最中心的要旨是一種人生哲學、一種生活原理，及人際互動的一組價值觀念，或對人對事的態度。它是人本主義的，認為個人是人生一切建構和一切活動的始原起點。個人有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法治的基本出發點和功能，並非保障政司的權力，而在保障個人之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從這一組設準出發，自由主義者看得最嚴重的事是鎮制權力的隨意濫用，並且反對國邦統治大家的經濟生活。自由和責任有不可分性。依此，一個自由主義者對於他的所言所行的後果都負有責任。不負責任的人是沒有資格講自由的。沒有理知和道德觀念作基礎的騷動根本就不是行動自由。不從理知和對社會的責任感出發的言論不是言論自由。騷動和不負責的言論往往招致極權主義的災禍。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和東方的若干大變亂的史例可為殷鑑。
海耶克教授的《到奴役之路》當時給我那樣的感興和幫助。我很願意將我從這本書所得到的益處分給別的讀者。於是，我著手「翻譯」，並且作註解。這個工作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到一九五四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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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胡適之先生在當時的「自由中國社」歡迎茶會上的講演詞裡說：
二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的新聞記者同我談話時，我曾對他說：「我所知道的，在臺灣的言論自由，遠超過許多人所想像的。」我還舉了個例子。他們大概是因為篇幅的關係，沒有登出來。我舉的例子是說：比方我們《自由中國》最近七八期中連續登載殷海光先生翻譯的西方奧國經濟學者海耶克（原係奧國經濟學者，後來住在英國，現在美國支加哥大學任教。）所著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lfdom）。我舉這個例子，可以表示在臺灣有很多的言論自由。因為這種事例，平常我們是不大注意的。這部書出版於一九四四年，到現在已出了十版，可說是主張自由主義的一部名著，也可說是新的主張個人自由主義的名著。這本名著的用意，就是根本反對一切計劃經濟，反對一切社會主義。一切計劃經濟都是與自由不兩立的，都是反自由的。因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計劃經濟，所以儘管自由主義運動者多少年來以為：社會主義當然是將來必經之路，而海耶克先生卻以一個大經濟學家的地位出來說：一切社會主義都是反自由的。……（載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第十卷第六期）
那時的胡適能注意到《到奴役之路》的出版和翻譯，這表示他的自由主義的餘暉猶存。不過，在臺灣能翻譯並發表《到奴役之路》，這件事對當時「臺灣的言論自由」究竟有什麼證明作用就頗不易斷言。嚴格地說，胡適之先生關於臺灣言論自由問題的談話我並未清楚了解。當時他說的「臺灣的言論自由，遠超過許多人所想像的」，他說的「許多人」是多少人？是些什麼種類的人？這些人當時所「想像」的「臺灣的言論不自由」的程度有多大？胡適之先生所說的「臺灣的言論自由，遠超過許多人所想像的」，「超過」的程度有多大？這些問題，我從他的講詞裡得不到解答。我所能確切指出的，是當時《到奴役之路》有發表的自由。不過，這是十一年前的往事了。往事如煙！在這十一年之間，臺灣的言論自由是進步了，退步了，或是停在原處未動，這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問題。這個頗為複雜的問題必須研究輿論的專家來解答。可是，無論他的解答是否和每個人的切身經驗符合，特指地說，我希望《到奴役之路》一書的「譯註」原文於十一年以後的今天在這裡不是沒有和讀者重逢的實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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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個艱辛的年頭就這樣飄過去了。人生並沒有太多個的十一年。回首這十一年來，我個人經歷了這激變時代裡的一些激變。這些激變，使我對於這個時代的了解加深，尤其對於我個人的處境的認識加深。因此，我的思想也發生若干改變和進境。這些改變和進境使得我現在認為我在《到奴役之路》的「譯註」裡所展現的思想有些更動的必要。例如，對於自由和民主的認識，對於道德價值的認識，我現在的了解和當時頗不相同。凡此等等，我祇有在別的論著裡去表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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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對《到奴役之路》作「譯註」時，我說是「翻譯」。照我現在看來，這個說法有些欠妥。雖然，我借來的《到奴役之路》原書因早已歸還原主以致無法將原文和「譯文」查對，可是，我現在覺得有些地方不能算是嚴格的翻譯，只能算是意譯；還有節譯的情形，也有幾章未譯。關於這一方面，目前被種種事實上的條件所限，我無法補救。我希望在將來對於自由的觀念和思想之啟導工作上能有機會多作努力。現在，我只能把本書叫做《到奴役之路》的「述要」。同時，我趁出版之便，把內容稍加修改——特別是有關人身方面的，因為我所應著重的是觀念和思想及制度。
復次，近四五年來，我對海耶克教授有進一步的認識。我從他的著作和行誼裡體會出，他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節，和肅穆莊嚴的偉大學人。我所處的環境之動亂，社群氣氛之乖謬，文化傳統之解體，君子與小人之難分，是非真假之混淆，以及我個人成長過程中的顛困流離，在在使得我對他雖然心嚮往焉，但每歎身不能至。而且，近半個世紀中國的現實情形，不是使人易於麻木，便是使人易趨激越。從事述要《到奴役之路》時代的我，是屬於激越一類的。十幾年過去了，回頭一看，《到奴役之路》經過我的述要，於不知不覺之間將我的激越之情沾染上去。我那時的激越之情和海耶克先生的肅穆莊嚴是頗不調和的。關於這一點，我很慚愧。我認為我應該向海耶克先生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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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奴役之路》這本論著的述要，就所倡導的觀念和思想內容來說，今後大部分有現實的生活意義。實實在在，它展示了一組生活的基本原理，因而也就指出了一條生活的大道。至少，依我的人生理想而論，有而且只有跟著這條大道走下去，人才能算是人，才不至變成蜜蜂、螞蟻、牛群、馬群、工奴、農奴、政奴，或一架大機器裡的小零件。就最低限度的意義來說，這本書的述要之在這裡出現，可能讓這裡長年只受一種觀念和思想薰染的人知道，這個地球上尚有許許多多不同的觀念和思想；而且，在那許許多多不同的觀念和思想中，說不定有的比他所薰染的更好。人不能完全藉消耗物質來延續生命，人的生活還須有理想的遠景。有道德和知識作基礎的理想，至少比需靠現實層界的權勢和利益來支持的種種氣泡，較值我們懷抱得多。
古人說：「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我近年來常常想，人生就過程來說，有些像一隻蠟燭。這隻蠟燭點過了以後，永遠不會再燃了。我從來不做秦始皇那種長生不老的痴夢。那些藉語言和幻想編織一幅圖象來把自己躲藏在它裡面的人實在是軟弱的懦夫。世界上最剛強的人是敢於面對逆意的現實真相的人，以及身臨這樣的真相而猶懷抱理想希望的人。現在，我像冰山上一隻微細的蠟燭。這隻蠟燭在蒙古風裡搖曳明滅。我祇希望這隻蠟燭在尚未被蒙古風吹滅以前，有許多隻蠟燭接著點燃。這許多隻蠟燭比我更大更亮，他們的自由之光終於照遍東方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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