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學習資本主義時候到了
韓國是社會主義國家
現在的韓國是社會國家，因為比起市場經濟，執政黨將韓國社會變成一個計畫、指示大小事的「計畫經濟社會」。
文在寅總統上任後親自前往仁川機場下達取消非正職制度的相關指示，更宣布將透過以所得為主的經濟成長計畫，隨意決定將每週工時縮減為五十二小時、最低時薪調漲百分之十六。此外，文在寅總統更將能源政策裡的核電改為太陽能、提前廢除月城核電廠一號機、取消新開發核電廠，導致損失數千億韓元，更使得每年九萬兩千名的僱用機會憑空消失。雖然文在寅政府提出「為了保護環境價值因此變更能源發展計畫」的說法，但為了設置太陽能板而砍伐樹林，最後，還是破壞了自然環境。更連帶影響到大學主修核能科系學生大幅減少，就連學科領域也開始被嚴重扭曲。更嚴重的是，比起「單純的環境問題」這一「崇高」理念，現在的執政黨目的看似在於獲取自己黨派的利益。
現在的韓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因為現在韓國社會的「個人」不斷被抹殺，而集體主義聲浪不斷上揚。
如同文在寅政府每到海外發表演講時，總會提到「現在的韓國政府是誕生於蠟燭革命的蠟燭精神國家」；的確，文在寅政府是一個從名為「蠟燭遊行」的巨大集體主義中誕生的政府，只是他們將自己美化為「民主主義者」。
然而，即使執政黨稱自己為民主主義派，但民主主義並非絕對是好的──若是過於嚴謹，原本具有民主性質的政府必定走向極權主義之路。看到歷史上許多民主主義政治體制並加以省思的大部分學者們做出一個結論：絕對的民主政治並非共和政治的健全政體，而是腐敗與淘汰。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西元前三八二～三二二年）曾說過，用專制來支配市民的這種方式，這點民主政治與集權政治都高度類似。民主政治中，民眾的命令就如同暴君的聖旨；就像是集暴君寵愛於一身並掌握著所有大權一樣，民眾行使著執政黨的權力。
由走上街頭的群眾所執政的民主政治中，每當出現激烈的意見對立，大多數市民便會針對少數市民進行殘忍的壓制；此時少數一派所受到的壓制，比一人專制所行使的壓制更為殘忍。遭受群眾迫害的個人的處境，比任何其他迫害都要糟糕得多。
目前韓國便是如此：只要與執政黨的想法稍有一點不同，大學教授可能因此而丟掉飯碗、公務員也會被解僱。研究室裡出現集體暴力受害者也必須自行承擔；運動選手或藝人如果有任何違反執政意識形態的傾向，網友立馬便會給予惡評，而這些運動選手或藝人便被迫面臨接受「輿論審判」。
完全的民主，是世界上最不誠實的一件事；正因如此，只要躲在執政者的理念下，任何人都不須擔心是否會成為處罰對象，因此，在民主政治裡，民眾不須懼怕任何事物。人們也躲在「群眾」之名下，恣意地做著不合理的事情。
然而，民眾可隨意行使這些權利嗎？當然沒有。但民眾依然無限放大這樣的自由，同時依然行使著不自然又顛倒是非的統治；但即便如此，民眾依然不是真正的執政者，他們只是誤以為自己擁有權力，但實際上只是政治爭鬥中不斷奉獻自己的小兵罷了！
一般來說，教育水準與知識程度越高的個人，他們擁有的見解與興趣越多樣，對於特定的價值體制看法歧異的可能性就越高。而與此相反，道德水準、知識程度越低的人，相而言對於特定價值體制看法的一致性越高。
也就是說，為了掌權或維持權力，支持他們的團體並不是興趣極度分化且多樣的人。規劃者們想要吸引的群體是不具創意性、不獨立，單純僅擁有「多數」這個「數字力量」的群體。該群體對於宣傳的抵抗力較弱，容易被傳聞矇騙，也容易被情緒煽動。這種人數眾多的群體，才是讓極權主義政黨膨脹的「人力資源」。
現在的韓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因為所有人都輕視金錢。
社會主義輕視金錢、視利潤為罪惡，然而物質經濟是如此卑賤，而精神領域就是高尚的嗎？
人類歷史並沒有單一的經濟目的。對於金錢的欲望等同於其他欲望，也就等同於實現權力的欲望。人類想要賺錢的原因，在於金錢能提供更多選擇來享受我們辛勤工作的成果；而金錢是人類的所有發明當中，能夠讓人類獲得最大自由的手段。
社會主義者張嘴閉嘴皆不斷攻擊資本主義，憎惡擁有某些事物的人，總是向大眾散播「自己擁有全世界的正義」的訊息：所有人民皆平等，金錢是低下的。他們的行為舉止總是透露出「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貧窮者好」的訊息。然而，當我們仔細一窺究竟，我們可以發現社會主義者透過各種非法手段與貪汙，增加自己的財產，但另一方面又殘忍地埋沒他人，不看一個人是否具有能力或專業，只會和自己人「分食」公家機關的工作機會。雖然這些社會主義者不斷咒罵有錢人或財閥、輕視金錢，但自己卻又不斷狡猾地用各種方式塞滿自己的荷包。舉例來說，韓國前法務部部長曹國的女兒不當領取獎學金，曹國本人只領薪水不做事，藝人金濟東、金於俊領取天文數字的演講費、出場費等，他們認為自己與自己的子女必須揚名立萬，自己也必須站在可支配他人的位置、不斷增加財產成為有錢人，這也都是目前韓國社會主義者的行為與想法。
現在的韓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因為韓國政府目前針對新生兒、老人支付各種名目的現金。
現在的韓國政府將國民繳納的稅金當成自己口袋裡的錢，不斷「免費」提供給國民。二○一八年，京畿道道知事李在明，針對京畿道內年滿二十四歲之青年（共十六萬六千名），每人每年支付一百萬韓元；江原道道知事崔文洵則每月提供生育新生兒家庭七十萬韓元補助，並提供每位青年六十萬元補助。
久而久之，若習慣了這種體制，人們會喪失用自己的勞力開拓未來的能力，年輕人也越來越難培養獨立精神或堅強個性。這些原本可能成為未來的賈伯斯或馬克．祖克柏的年輕人，原本充滿著熱血與衝勁，但現在「一年」可不勞而獲得到一百萬韓元補助，導致這些具有未來發展性的年輕人漸漸成為無有動力的奴隸，未來社會也走向充滿想像的反烏托邦社會。雖然海耶克曾說過「社會主義者是樹立計畫的規劃者」，但韓國的「規劃者」在規劃經濟時卻不付出絲毫努力，只熱中於向有錢人奪取金錢，將所得稅賦而來的金錢不分男女老少地支付給國民。
社會主義的失敗
執行自由民主主義、資本主義體制的國家中，韓國是社會主義傾向最為明顯的國家之一。上任不到一個月便下臺的韓國前法務部部長，下臺後便正正當當地說自己主張社會主義，明目張膽地擁護北韓極權主義體制的團體在街頭上進行示威抗議，甚至襲擊美國駐韓國大使館。首爾教保文庫光化門店的「一般社會科學」書籍展示臺上陳列著《二十vs.八十的社會：前二十%的人如何維持這個不平等？》、《不平等的世代》、《不公平》、《我們如何不斷對貧窮視而不見》、《為何世界的貧窮問題不會消失呢？》等探討類似不平等議題的書籍。現階段可說是透過強調不平等、主張社會主義的「準備階段」。
然而，如同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班．夏皮羅（Ben Shapiro，一九八四～）所指責的：二十世紀世界給予人類的最大教訓之一就是「社會主義必定走向失敗之路」。社會主義在前蘇聯時已失敗一次，在中國也失敗了，在坦尚尼亞、北韓、古巴都失敗了。而像瑞典、挪威及丹麥等社會民主主義國家能夠運作良好的原因並非在於「社會」主義，而是託過去殘存的資本主義的福。沒有資本主義經濟，一個國家便會陷入泥淖，這就是二十世紀世界給我們的血淋淋記憶。
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韓國政府，在過去兩年間不斷施行規模龐大的財政政策。但即便如此，低所得階層的所得反而減少，所得兩極化問題越趨嚴重。年平均所得最低的前二十%家庭，二○一七年上半年時為兩百八十三萬三千韓元，到了二○一九年上半年，反而卻減少了二十五萬四千韓元，為兩百五十七萬九千韓元；這都是因為勞務所得減少所導致。同期相比，勞務所得從一百一十六萬一千韓元 減少了三十一萬八千韓元降到八十四萬三千韓元。與此相比，所得最高的前二十%家庭，二○一七年上半年時，為一千七百五十七萬五千韓元，到了二○一九年上半年，增加了一百七十七萬六千韓元，為一千九百三十五萬一千韓元。在二○一五年到二○一七年期間，年平均所得最高的家庭所得每年約增加五十九萬三千韓元；但在兩年後，所得漲幅已接近三倍。最終，上位階層的勞務所得增加幅度越大，導致所得兩極化越來越嚴重。文在寅政府聲稱將增加低所得階層的所得，但他們提出的政策卻完全相反，致使富更富、貧更貧，所得兩極化問題更加嚴重。
與左派主張不同，所得兩極化本身並不是一件壞事。若是所有的社會成員沒有生活壓力，在所得兩極化的情況下，底層階層無法享受最上流階層所享有的奢侈，那麼該狀態並不會成為太大問題。但過去兩年，韓國低所得階層的生活不斷受到許多影響，路上的店家一家一家倒；整體來看，社會不再充滿活力。社會的活力與經濟發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文在寅政府過去兩年的財政問題用一句話總結就是「無底洞」；而這也再次證明社會主義無法發展經濟。
答案相當明確，若要增加低所得階層的所得，比起社會主義，只有資本主義才可實現。資本主義精神主張誠實地承認個人的自私心理，努力工作為家庭與社會創造財富，這才是最為正義、最為簡單的概念。
為了與讀者一起學習，我翻遍了許多專家的書，搜尋了許多新聞報導，也閱讀了亞當．史密斯的資本主義經濟經典，以及保守主義的埃德蒙．柏克，和強調自由主義的海耶克等學者著作。為了能更加容易理解這些學者的著作、幫助讀者理解資本主義歷史，我也試著深入研究中產階級的誕生過程。
若不希望韓國成為下一個委內瑞拉或是北韓，現在，就是我們學習資本主義的時候了！
二○一九年十二月
朴貞子
01右派的自由、左派的自由
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越發達，那個地方的貧富差距則會越來越小；這都是因為「機會平等」。──米爾頓．傅利曼
福利政策並不會讓貧困階層受惠。
自由是生命也是財產
人們盲目地認為「資本主義重視自由，而社會主義重視平等」，但這其實是一句有道理的話──因為資本主義的哲學即來自於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起源於英國亞當．史密斯及約翰．洛克思想；更正確地說，從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一五八八～一六七九）定義何謂「自由」開始，約翰．洛克、大衛．休謨、埃德蒙．柏克到現代的佛烈德利赫．海耶克、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等奧地利學派學者，再到了米爾頓．傅利曼與喬治．斯蒂格勒等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等，皆延續了此概念及思想。
那麼，到底何謂「自由」？湯瑪斯．霍布斯認為「自由」和「欲望」是不可劃分的。「自由」指的是在欲望下無任何阻礙的自然狀態。舉例來說，當我肚子餓想吃東西，或是當我想穿帥氣衣服時，「但我沒有錢可以購買想吃的食物或是想穿的衣服」，此時指的就是妨礙欲望行為的狀態。也就是說，在這個狀態下，我是不自由的，對我而言，自由也不存在。
從此角度來看，「自由」和「財產」也具有密切的關係。對人類而言，如果無法擁有實現自己欲望的方式──即私有財產，那麼對人類而言，就無法擁有自由。因為，自由是維持人類生命時的必要條件之一。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想，實現自由及創造財產的首要條件必須要有「生命」，若沒有生命，那麼自由和財產都是無意義的。因此，「生命」、「財產」與「自由」這三大要素便成了不斷循環以及連接三者的重要扣環，就像三條曲線箭頭般環環相扣，最後形成一個圓──而這也就是約翰．洛克（John Locke，一六三二～一七○四）所說的「自由主義三大要素」。
洛克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將「生命」、「財產」與「自由」定義為自由主義的三大要素；他也曾說過，人類的權利指的是這三大要素不被侵犯的權利，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是。這是因為生命如果沒有財產和自由，是無法維持的；當財產沒有生命和自由，也無法取得；而自由在財產和生命不被保障的情況下，也無法享受。因此，把洛克提出的三大要素視為一件事情來看，其實也是對的──無論是將生命與財產放在自由裡來看也好，將生命與自由包含在私有財產裡也好，將財產與自由囊括於生命上來看也好。
從～（何）來的自由、做～（什麼）的自由
洛克將「自由」定義為追求及實現欲望時「不受妨礙的自然狀態」，同時也確立了「從～（何）而來（freedom from）」這個現代自由主義的基礎；這裡的「從～（何）而來」意指「從妨礙我滿足欲望而來」──這也意味著「從～（何）而來的自由」即「消極（negative）自由」。
佛烈德利赫．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一八九九～一九九二）是消極自由當中更為極端的消極自由派學者。他甚至曾說過「『從～（何）而來的自由』不是自由。自由並不會因『為了獲取自由的努力』而出現，唯有保護自己已經熟悉、已經獲得保障的個人領域才可算是自由」。
個人必須努力保護的「自己已熟悉且已經獲得保障的個人領域」，指的是財產、工作以及家人生命與安全，也就是我們平常相較不太留意的日常生活領域。
個人想保護的生活方式，實際上指的就是歷經漫長歲月不斷變化而來的東西；因為生活方式也包含了一個人的歷史。如果把保護這樣的生活方式稱為自由，那麼從本質上來看，自由只能變得保守；為了守護（conserve）自己的生命、財產、生活方式以及與此相關的規範或法律便意味著「自由」。海耶克認為這樣的自由才算是可實現的真正、有用且實際的自由。
然而，左派也是，社會主義者也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目前美國民主黨政策及思想大多偏向左派、社會主義，但人們也稱自己為自由主義者（liberal）。
如同上述情況，自由主義和原本的意義不同。從歷史上來看，國家介入所得重新分配並賦予意義，起源於十九世紀英國的功利主義。當時功利主義主張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義者為了消除社會不平等，開始提倡改革社會制度，這也就是以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一八○六～一八七三）為代表的「進步自由主義」（progressive liberalism）或「古典自由主義」。該學派為了消除自由市場與人類自由所產生的障礙，不斷追求經濟與社會的現代化。為了能提前實現上述領域的現代化，該學派主張政府須介入相關問題。
到了二十世紀，於一九三○至一九七○年代支持政府須介入經濟市場的「凱因斯理論」為當時主流思想。但到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代，隨著政府介入經濟市場開始遭受批判，海耶克、傅利曼與布坎南等經濟學者提倡的思想便開始受到當時眾人矚目──也就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
最後，是否贊成「政府人為介入經濟領域」的問題變成區分「左派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分水嶺。
總結來看，保守主義所說的「自由」與社會主義所說的「自由」到底哪裡不同呢？「保守主義的自由」主張個人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命所需的最底線的消極自由；而社會主義者提倡的自由則指在犧牲他人自由的同時已獲得自己的自由。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的自由並不是「從～（何）而來的自由」（freedom from），而是「做～（什麼）的自由」（freedom to）的積極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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