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偽裝的身分
那些預告種族滅絕的辭令，看得出不同族群之間擁有無法化解的差異。共同的臍帶被切斷了，不再有個體存在。現在需要對付的是「他者」。隨著二○一二年後若開邦的管制措施更加嚴酷，大眾對羅興亞人的言論愈來愈慷慨激昂，那些辭令也更變得更直截了當。羅興亞人「像吳郭魚那樣」生孩子，威拉圖曾這樣說，這一百萬人宛如癌細胞惡性轉移，對所有共享緬甸西部山地和海岸平原的人口構成威脅。如果民主轉型後，這種晦暗的信念真的籠罩了緬甸的核心―族群差異代表的是威脅，給人的感受是如此深刻，讓消滅一個族群變得情有可原―那萬一有例子可以證明此信念是錯的呢？倘若有某個人出生自最受憎惡的族群，卻透過一番手腳，不但讓自己被接納為緬甸共同體的一員，甚至爬到權威機構裡聲望最高的位置呢？
儘管身分認同的爭議已讓緬甸死傷慘重，我卻聽過這麼一個事例，足以闡明軍政府據以判定誰是、誰不是一分子的那些要素有多荒謬。毛芒梭（U Maung Soe）或許只是一個人，可他人生的每個階段都很獨特。一如我看見的其他事，他走過的路似乎反映了緬甸既神祕又不合理的權力運作方式。
第一次遇見這位五十歲的大哥時，我人在仰光的商業區裡。一個朋友告訴我，有個羅興亞男人曾在軍中服役。來自一個備受嘲弄團體的人，竟能進入那樣的機構，是難得一見的事，我很好奇他是怎麼辦到的，又為什麼要這麼做。自獨立後就以緬甸種族宗教同質化為首要任務的軍隊，竟然允許羅興亞人入伍，實在很奇怪。更奇怪的是，他一開始還想參與那樣的同化計畫。
毛芒梭一九六六年在布帝洞出生，未滿一歲就跟著雙親搬到仰光。他的父系和母系家族已世居若開邦北部好幾代了，曾祖父母都生在那裡，以務農為生。母親的家族來自布帝洞北方鄉間，父親則來自布帝洞南邊。他從小就知道雙親家族都是羅興亞人，但直到一九八○年代中期，軍政府才要求人民在身分證上註記族群。對官方來說，他們之前為人所知的只有出生地：「BTH」（布帝洞）。
在奈溫掌權四年後才出生的他，童年生活並未被族群身分牽累。但當他年滿十二歲、必須申請第一張身分證時，問題就來了。那年是一九七八年，羅興亞人被迫持有外國人登記證，而軍方嚴厲的查驗工作第一次轉變成針對羅興亞人的集體屠殺，迫使二十多萬人逃到孟加拉。但他沒有維持他的羅興亞身分，為了避免當年的屠殺與掃蕩，他和爸媽一起捏造族群出身。他「變成」若開人穆斯林―當時獲承認的一類―就像拉拉搬去仰光時為了取信移民官員，從孟人變成緬人那樣。如此一來，他就能取得公民身分，不像其他同族同胞那樣必須蒙受無國籍的苦難。對毛芒梭及其家人來說，這是簡單盤算後的必然結果：不管跟中央政府的親疏程度為何，只要被接納為國家的一分子，就能享受該有的權利；若繼續當官員眼中的羅興亞人，就會失去所有。
二十出頭時，毛芒梭已在仰光念完大學，加入奈溫的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在北部郊區擔任職員。當時緬甸是一黨專政國家，而他決定入黨的原因也很簡單：他知道跟隨政府，職涯就有保障。父母決定變更族群時所顯現的務實傾向，似乎傳給了他。他了解到，若在政府任職，人生際遇會比較順遂。但他沒有在那裡待太久。一九八八年的暴動，推翻了奈溫和他的政黨，所以毛芒梭失業了。幾個月後，二十二歲的他開始幫民族團結黨―表面是平民政黨，背地為接手奈溫政府的軍事領導階層―打雜。一九八九年二月，他決定從軍。
「我不認為軍隊是什麼好地方，」他說：「我只是想學習技藝。我的家族當中該有人熟悉軍事技能。那是我父親的抱負，他說入伍從軍是好事。」
毛芒梭的父親在他的時代曾與軍中其他羅興亞人並肩作戰。當時，即緬甸獨立後那十年，軍隊沒有那麼嚴重的宗教和族群差別待遇。軍隊淨化是後來的事。
「他加入軍隊來保護族人的土地，為族人贏得尊嚴。其他擔任教師、醫生、公務員和警察等公職的羅興亞人，也秉持同樣的精神。」毛芒梭這麼說。
但從父親入伍到毛芒梭子承父志的那四十年間，緬甸發生了許多變化。毛芒梭或許改變了身分，以免遭受和其他羅興亞人一樣的命運，但穆斯林仍被禁止從軍。他在一九八九年初前往仰光的徵集中心，他的佛教徒朋友在那裡工作，答應在申請表上把毛芒梭登記為若開佛教徒，開啟他第二次的身分轉變―至少在書面作業上如此。這類官民之間的欺詐絕非前所未聞，啟用親戚、貪汙和各式各樣的賄賂在緬甸司空見慣。在滿二十三歲不久前，毛芒梭順利入伍，被派往克倫邦。當一九九○年實施新的國民登記證政策，而移民官員來到他的營區之際，他已經能提供「證據」了：在軍隊表格上，他是佛教徒了。他很快就拿到新的身分證，而那也讓「若開佛教徒」這個新身分成為「現實」。
一旦入伍，部隊的任務便沒有選擇的餘裕―上級叫他們去哪裡，就得去哪裡。毛芒梭在克倫邦待了兩年，與克倫民族解放軍的士兵交戰，接著橫越國土來到若開邦的皎道―他出生地附近，也是二○一二年後羅興亞人全體不得進入的城鎮。抵達後不久，他那一營就被賦予協助邊境安全部隊的任務。這個新成立的邊境安全部隊由軍、警、移民官員所組成，戍守孟加拉邊界，並針對羅興亞人實施管控措施。他們會恣意對羅興亞人施暴，因此令羅興亞人深感畏懼。在回憶這段的往事時，毛芒梭有點避重就輕。他是羅興亞人，支援以鎮壓羅興亞人為首要任務的安全部隊。該部隊曾協助策劃第二波對羅興亞人的集體屠殺，直到一九九二年三月，已有二十五萬人逃往孟加拉。毛芒梭說他主要駐紮在皎道的營區，但有時會為安全部隊提供額外的保護措施。他的單位會比移民官員早一步進入羅興亞人的居住區，而移民官員會對羅興亞人進行定期盤查、完全封鎖地區、阻止任何活動。一九九二年，有九個年輕羅興亞人在未經許可、也未被有關當局發現下離開布帝洞的家，打算前往仰光。他們穿過皎道一路去到謬烏，最後在那裡被逮。透過無線電，毛芒梭聽到謬烏的指揮官命令他的士兵先替那九個人挖坑，把他們活活打死在裡頭。「西司令部的師長下令把他們統統殺掉。我們可以從通訊裝置中聽到。」
我問他是否曾對這樣的事件感到內疚，但他沒有上鉤。「我確實覺得難過。不只難過―還有悲痛。」但也就這樣了，他未曾動過離開軍隊的念頭。他說他想要學習軍隊教給他的所有技能。他對羅興亞人有某種一體感，但同時，他也很高興能派駐若開邦。那裡離家很近，讓他不時可以回布帝洞探望父親。他知道一直有士兵對羅興亞人施暴，他也未曾參與，但他會給羅興亞人家藥物和其他物資，那多少減輕一點不好的感覺。
多年下來，在軍中同袍眼中是佛教徒的毛芒梭步步高升。二○○六年離開軍隊時，他官拜上尉。他以自己能夠晉階為傲，還把他仍帶在身上的軍人身分證拿給我看。照片裡的他綻放笑容，身穿軍服，肩章上釘著三顆星星。
但在離開軍隊後，他的人生轉了個看似更不可能的彎。「我命該如此，」他說：「四十歲的時候，我被調走了。」
軍官轉任政府閣員是常見的慣例，因為在緬甸，軍事和政治生涯之間的界線已經模糊很久了。二○○六年退役後，他被派往宗教事務部。當時，該部分成兩大司，宗教事務司表面上負責處理緬甸四大宗教的事務，但實質上是專屬佛教的行政部門，負責印文本、辦理僧侶考試、管理學校及僧院。另一司則較專心致志，名為教義推廣宣傳司，然而其首要功能是強力宣揚佛教，特別針對的是盛行基督教的多山邊境地區。
毛芒梭就被派往這個部門，於二○○六年赴撣邦南部山區的景棟（Kengtung）任職。一百多年前，浸信會（Baptist）傳教士曾在當地讓拉祜（Lahu）、阿卡（Akha）和其他族群改宗。教義推廣宣傳司派遣僧侶、軍政府的「反傳教士」到那些村子，捐贈從巴利語（許多早期佛教文本所使用的語言）翻譯的經典給山區佛教學校。毛芒梭負責歡迎這些遠道而來的聖僧，將他們安頓在景棟附近村落新建的佛寺裡。
但他隨即了解該司還有一項功能，他們會在那些小村子為基督徒和萬物有靈信仰者舉辦大規模的改宗儀式。人們會在田裡、用竹子搭成的舞台前整隊排好，面對坐在舞台上的高僧宣誓自己篤信佛教，接著就會收到一張國民登記證做為回禮。仍自認是羅興亞人和虔誠穆斯林的毛芒梭，就是要在這樣的場面負責組織工作。
「在改宗儀式中，我得擔任司儀。」他告訴我。「皈依的人會獲贈好幾袋米、鹽和料理油，最後還會拿到國民登記證，上面寫著﹃佛教徒﹄。」
在儀式預備階段，教義推廣宣傳司派到村子裡的僧侶會舉行佛教講道，並和鎮公所及像毛芒梭這樣的宗教事務官員一起向村民解釋皈依可以獲得哪些獎勵。「他們會勸什麼也沒有的窮人和沒有國民登記證的民眾改宗。」
但這其中還有更世俗的成分。僧侶會先誦經，而後細述改宗的獎勵。順利吸引基督徒的注意力後，鎮公所便會安排儀式。這些事情由鎮長掌管，但就毛芒梭的了解，鎮方做這些事情的主要動機是博取軍政府的信任。如果鎮長能向丹瑞上將報告他讓多少人改信佛教，他會獲得稱讚，甚至升官―他希望他的努力可以贏得肯定。
毛芒梭了解這一切有多諷刺。他自己就曾為了能在社會與人平起平坐而經歷過類似的轉換程序，此刻卻得站在舞台旁監督其他數千人被迫做同樣的事。改宗的人固然沒被拿槍指著，但宗教賤民若不屈從，他們未來的選擇將嚴重受限，就這層意義上來看，他們並非自願。沒對佛教宣誓效忠，這些人就拿不到國民登記證，會永遠被軍政府打上「外人」的烙印。
「看到那些事情讓我很不開心，」毛芒梭說：「一個人應該能自由自在地過日子。一名公民，基於公民權利，應該能無拘無束地生活，也該享有宗教自由。」
拉祜和阿卡人被剝奪公民權的狀態跟羅興亞人不大一樣。一如許多人數較少的族群，他們是被承認的國家民族。然而，毛芒梭解釋，許多人對國民登記證的法律權利一無所知。他們的社區領導人通常不了解相關程序，甚至有沒有資格申請都不知道，因此很容易被追名逐利的官員所利用。毛芒梭認為這是一種互惠的安排：他們獲得法律地位，軍政府則虜獲一批新的忠誠佛教信徒。
一如緬甸所有轉換族群或宗教身分的民眾，他們只是做做表面的成分非常強烈。對那些村民來說，一切似乎純屬形式。毛芒梭說，他們頭一、兩個月會勤上佛寺，接著熱忱就慢慢消退。僧侶會轉往其他村子，鎮公所則失去資源，甚至沒有意願檢查改宗者上佛寺的狀況。相反地，一切似乎只是統計數字的問題。地方官員只是想說服高層，他們殫精竭力，讓國家一體化的營造計畫開花結果。但他們提供的交易―只要入教就給國民登記證―是種勒索。反正村民知道遊戲該怎麼玩，他們只要聚集在舞台前，對佛教宣誓忠貞不二的信仰，就可以拿到那張珍貴的卡片、歸屬的象徵。那張卡片永久保值，就算持有者已悄悄回復基督教的生活，也不失效力。
這闡明了緬甸的國家營造有多麼荒謬：發展一個有凝聚力、長治久安政治單位的首要目標，需要各族群忠於計畫，但族群的忠誠度不過是一場短暫的屈從演出。
這場作假大戲也是種反諷。對緬甸成千上萬的人來說，若在族群和宗教的分裂狀態下選錯邊，就得付出送命的代價。如果村民像毛芒梭那樣，可以在軍政府的監視下，透過貼上新的標籤成為國家民族的一分子，而且日後也不用再親身實踐那套標籤，這很大程度上證明了軍政府並不重視標籤的實質內涵。以上都只是要達成配額，以強化緬甸在軍方領導下邁向統一、和諧的國家幻覺。這將使焦點更清晰地集中在拒絕加入的少數族群身上，因為正是他們―就算民主轉型已展開一段時間―證明一支依舊強大的軍隊仍具有實質作用。
在景棟待了一年後，毛芒梭又被調去奈比多，擔任宗教事務副部長昂哥（Thura U Aung Ko，後來在全國民主聯盟執政時升任部長）的助理。不久後，他轉任仰光巴利佛教大學（State Pariyatti Sāsana University）的行政官員，協助安排僧侶赴邊境的基督教地區建立僧院、勸人改宗。二○一三年，他永遠離開了宗教事務部。他改走一條截然不同的路線：成立一家建設公司。我就是在該公司位於仰光商業區的總部聆聽他的故事。
在緬甸過去半個世紀攸關生死的身分政治中，毛芒梭的從軍無疑讓他成為局外人，而且是個特例。他來自一個深知軍隊有多狂暴的族群，但最後竟想入伍，可以說是非常奇怪。他顯然繼承了父親對戰爭技能的熱情，許多童年時光不僅在軍營裡與各種宗教信徒共度，後來在仰光社區也與不同族群的人士為伍。他熟知佛教的文本和歷史，這大大有助於讓同事相信他是佛教徒。不過他們似乎也沒有太深入探查就是了。只有佛教徒可以從軍，所以他們當然認定他是佛教徒。
但他又是怎麼跟這個現狀和解的呢？他協助軍方近乎執迷地追求種族一致，並特別針對羅興亞人，讓他們不可能成為國家的一分子。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熱愛我的國家，熱愛我出生的地方，」他解釋：「那就是我從軍的原因。我服役保衛國家。我不在乎自己在種族和宗教上是如何被定義、被看待的。我需要驕傲地展現我是緬甸公民。」
對緬甸的獨裁政府而言，要證明自己百分之百效忠國家，最好的方式莫過於服從或加入那個負責保衛國家的機構。但身為羅興亞人穆斯林，同時為宗教和族群賤民的毛芒梭，不僅能進入軍隊，做出與佛教徒同袍同等的貢獻，還官拜上尉。他有此成就，或許是為了證明他可以跟任何人一樣，成為民族共同體的一分子，也或許是想追隨父親的腳步。甚至，他的決定可能是投機的產物，其強烈到願意為了大好前途而助紂為虐，對自己的族群逞凶。我們很難研判他到底是哪一種動機，正當我試著觀察他對於自己所做的決定，是否有任何道德不安時，他總是含糊其辭。「那是職責所在。」他常這麼說。
但在營造緬甸國族的背景下，有個看起來比他從軍理由更重要的事：即使大環境對穆斯林、特別是對羅興亞人深具敵意，毛芒梭仍被軍方接納，之後還步步高升。他不必為此改變任何內在的東西，只要在一張表格上造假，就溜進去了。
「在民主制度下，」他告訴我：「各形各色的人都可以互相合作。我就親自證明了。」他能從緬甸社會的最邊陲直入中心，就推翻了以下假設：因為族群和宗教不同，只要隸屬不同團體的個人，其核心性格就有深刻且無法化解的差異。就是這個謊言，導致一個人在緬甸是如此極端地被判定，要不是被國家所接受，就是被殘暴地攆出國外。雖然只是一個人，毛芒梭卻看似那則謊言的普遍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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