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雖說些許的閒暇令人愉快，但倘若一天二十四小時只需工作四個小時，人們會不知道如何填滿他們的日子。現代世界的境況正是如此，這是我們的文明所受的罪責，然而較早之前並非如此。以往我們有能力保持輕鬆愉快和嬉戲玩耍，但這樣的能力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受限於崇拜效率。現代人認為每件事情的完成都應該是為了其他事情，絕非因為本身的緣故。
——羅素（Bertrand Russell），《讚揚閒逸》（In Praise of Idleness），一九三二年
我們在星期天晚上回覆工作的電子郵件。我們閱讀無數篇如何驅策大腦的文章，以便達成更多生產力。我們剪裁照片、運用濾鏡，張貼在社群媒體以贏得別人的讚賞。我們只閱讀有趣文章的前兩段，因為沒有足夠的時間讀完整篇。我們工作過度、壓力過度，持續感到不滿足，並且想追求一個越來越高的門檻。我們崇拜效率，用生產力來殘害自己。
引言開頭的這段文字寫於一九三二年，在一九二九年的股市崩盤不久之後，而股市崩盤造成美國的經濟大蕭條。羅素所說的「崇拜效率」，時間早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搖滾樂的興起、民權運動和二十世紀的開端。而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它的寫成早於網際網路、智慧型手機和社群媒體的發明。
換言之，科技並未造就這股風尚，只不過助長了一種既存的文化。我們世世代代狂熱地投入工作，讓自己變得悲慘。我們長期逼迫自己，以致忘記了我們的目標，並失去「輕鬆愉快和嬉戲玩耍」的能力。
造成的結果：我們感到孤獨、厭煩以及產生自殺的念頭。每年都有新的調查顯示，越來越多人比前一年更加孤獨和沮喪。是時候了，為此感到絕望我們，應該停止觀望種種趨勢朝錯誤的方向發展。
縱觀我的一生，我一直受到驅策。這個詞一直用來描述就讀小學之後的我。
受到驅策不盡然是一種恭維，尤其用來描述女性時。它不太等同於雄心勃勃，而且與有進取心的意思略為不同。說實話，我認為自己相當適合受驅策，因為我向來視一切進展為天生的美德。
在孩提時代，我便開始在每日計畫表中列出長長的待辦清單（我在滿十二歲時擁有每日計畫表），以確保完成更多額外的任務。當我在節食減肥時，我會說明天要比今天減少一些體重，藉以激勵自己，儘管只減少了幾分之一盎斯。如果花一整個下午看電視播放的怪物電影，會讓我有罪惡感。我害怕有人看見我坐在沙發上無所事事，說我是懶蟲。
驅策我的力量幫助我取得成功，支持著我度過當單親媽媽、被解雇和生病受傷的日子。我不停驅策自己完成家中和職場上難以置信的大量工作。然而到了某些時候，驅策免不了與恐懼糾纏在一起：害怕我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是不夠的。
但我終究是幸運的。在四十歲時達成人生中想要的大多數目標，因此有時間停下來，好好喘口氣和重新檢視我的生活方式。過往的我被驅策，同時也一直感到精疲力竭、有壓力和吃不消。身為單親媽媽，以為被消耗殆盡是身兼多職且沒有足夠的錢應付一切開銷之下，自然而然的副作用。我的基本假設是一旦達成財務穩定，便會終結我的壓力。
如同許多假設，這是一個錯誤的假設。我長久夢寐以求的時刻，總算在幾年前到來。我達到了應該能讓我更舒適的穩定狀態，也付完我的學貸（終於！）。事實上，我清償了了欠下的每筆債務，甚至擁有可觀的存款和真正的退休帳戶。我期盼著放鬆心情的夜晚時光，預期自己將會感到振奮，二十年來所承受的壓力得以緩解，但還是無法如釋重負。
我的每日計畫表（依舊是老派的紙本），還是像還完債前那樣填滿任務，至少差不多。我做一份工作的工作量，與做四份工作時一樣大。到了傍晚，我依舊像從前那樣疲憊不堪和吃不消。
我明白是習慣而非環境造成我的壓力。儘管在辦公室的責任清單變得比較短，但我另外找到新的責任來填滿空白和召開更多會議。在家時，我以為我總算有時間自己做麵包和學習西班牙文。我沒有照著食譜去烹煮我喜愛的可靠菜色，而是在網路上搜尋一些需要花費一小時車程備齊食材的新奇異國料理。我答應任職兩個諮詢委員會，並且決定開始寫部落格。每逢週五晚上，我窩在沙發上，想起從前如何和朋友飲酒聚會，但現在的我卻沒有這種閒暇。
我嚴厲地質問自己。為什麼？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過去幾年來，我一直在找尋這些問題的答案。在讀過羅素那篇有八十七年歷史的文章後，我突然靈光乍現。我想到原來我甚少為了事情的本身而做，經常是為了滿足想要不斷進步和求取生產力的欲望。太多人迷惑於效率崇拜，我們受到驅策，卻早已看不見我們的目標。我們用效率的高低而非滿足感，來評價我們的生活。
從開會、運動到烤肉，我們莫不追求最有效的做事方法，並且受到改善生活的「終極方法」的引誘。我們就像組裝頂級零件來製造汽車的技工，只專注在找尋最好的零件，卻不在意這些零件組裝起來後是否運作良好。最終的結果是產生一輛難以發動且頻頻熄火的車子。
何謂效率崇拜？是指一群堅信動個不停的好處的人們，熱中於找出最有效率的方法來完成每件事情。他們隨時處於忙碌狀態，一味地相信他們的努力能節省時間和改善生活。
可是他們錯了，效率是一種假象。當他們自以為有效率時，其實只是在浪費時間。
想像一下當你需要學會游泳，於是閱讀了游泳相關的書，購買系列DVD，並且參加相關的線上研討會。也許你還在手機上安裝了幾種記錄游泳時間，以及幫助你找尋最近的游泳池的應用軟體。除了下水之外，你盡一切所能去學習游泳。
這便是越來越常見的解決問題的方式。
我們將時間、精力和辛苦賺來的金錢，投注在以為能產生更多效率的事物上，但這些事物終究只是在浪費我們的時間、消耗精力和造成更多的壓力，無法讓我們進一步向目標邁進。我們採取非常手段，想要更有生產力，結果卻非所望。這件事有合理的解釋嗎？
不停追求進步與成長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欲望，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值得讚賞。現代人類的歷史大約只有三十萬年（相較之下，恐龍的存在約有六千六百萬年），從第一批智人（Homo sapiens）的泥屋開始，我們已經取得了可觀的進展。
雖然歷經極大的艱辛和難以形容的苦難，但我們卻發展出一種應付的機制，來防止陷入絕望。這個機制稱作享樂適應（hedonic treadmill），說明人類調適心情的傾向，無論發生什麼壞事，我們都能快速回復到創傷事件發生之前，享有的快樂程度。
不過這當中有圈套：它也會反向運作。換言之，如果生活中發生難以置信的快樂變變，我們並不會進一步變得更快樂，享樂適應會回復到加薪、擁有新房子或減重之前的心境。這意味著對許多人而言，他們從未感到滿足。
想像一下你終於賺到一百萬美元，接下來你將變得非常愉快，不是嗎？錯了！你的心情會調適，回到你的快樂設定點。如同《不敗的心：建構不可摧毀的自我的科學》（The Undefeated Mind: On the Science of Constructing an Indestructible Self）的作者亞力克斯．立克曼（Alex Lickerman）博士所言：「我們的快樂程度會因為生活中的事件瞬間改變，但當我們隨著時間習慣了這些事件及其結果後，幾乎總是會回復到基準程度。」
因此，我們難以抗拒利用承諾帶來更多快樂和更好生活的產品、系統或軟體，渴望獲得更多的快樂和滿足。無論有什麼成就，如何超時工作，我們依舊不滿足。如同十九世紀經濟學家亨利．喬治（Henry George）所言，人類是「唯一在飽暖之後，欲望變得更多的動物，也是唯一從來不滿足的動物」。
過去約莫五百年以來，我們一直在為內在的問題尋求外在的解答。我們受到經濟和宗教力量的蒙蔽，以為活著的目的就是要辛苦地工作。每當我們感到空虛、不滿意或不滿足，便更努力工作和投入更多的時間在工作。這種傾向可以追溯到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Ninety-Five Theses）、哥倫布和地理大發現時代。由於馬丁路德的緣故，懶惰變成一種罪，而哥倫布和地理大發現時代讓已開發的世界，將目光轉向陌生的新地方，以追求新奇作為一種終極目標。
這樣的執迷在工業時代變得普遍，並在此後的兩百多年愈加嚴重。我們不再用人類的發展來替時代命名，例如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我們現在正處於噴射時代、資訊時代、核子時代以及數位革命時代，我們用工作成果而非個人的發展來估量我們的時代。
但數位終究不是解決之道，因為人類的身體屬於類比的構造。雖然科技能替我們做許多事—延長壽命、保護我們的安全、擴展娛樂選項，但科技無法使我們變快樂。幸福的關鍵在於我們共通的人性，儘管我們彼此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
我們似乎不信任自己的本能。在面對難題時，我們尋求能解決問題的適當技術、適當工具以及適當系統：防彈咖啡、折磨人的運動、原始人飲食、追蹤目標的日誌、生產力應用軟體。我們以為精心設想出來的策略和小玩意，能讓我們變得更好。而我的目的是消除這個幻覺，幫助你看清我們並沒有變得更好，反而在許多方面變得更糟。
我知道在這件事情上彷彿沒有選擇的餘地。倘若可以的話，我們會減少工作量。但真實情況不盡然如此。在美國，尤其對於休息有不好的看法。在二○一七年，我們選擇不享用七億零五百萬個休假日，超過兩億個休假日永遠消失，因為休假無法延續至隔年，這代表美國人一年捐獻六百二十億美元給他們的雇主。過去三十年來，我們用掉的休假日數量日益減少。即使休完全部的人，有兩成在人際關係上感到更滿意，而五成六的人整體而言比其他人更快樂。
至少從十九世紀開始，我們就已經學會這種行為，然後變本加厲地傳給下一代。我們將這種心態傳授給我們的孩子，灌輸他們這種習尚。在被問到時，大多數父母親會說他們只希望孩子能夠快樂。然而研究顯示，大多數父母親真正想要的是高平均分數，因為他們認為學業成功能讓孩子快樂。
讓我們先喘口氣。想一想什麼是人類的基本本質。從外表上看來，我們是直立、會說話的類人猿。依據我們的居住之地，我們會有不同的外觀、說不同的語言和看重極為不同的事物，但是否有什麼東西超越地理和文化，是真正的人類本質？有沒有我們從一出生就共享的特質，無關國籍、信仰或收入？我們的行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生物學支配，以及受個人條件和環境的支配，這是科學家們長久激烈爭辯的題目。
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事情是所有人類毋需經過學習便能做得好：玩耍、思考、社交、依情緒做出反應、數數以及自我省思。或許我們視之為理所當然，因為在從事這些活動時，我們通常不必花費太大力氣。或許，因為這正是大多數人與生俱來的天賦，我們把融入群體的能力視為已知的事實。所以過去十年來，我們發現了「更好」用來耗費時間的事。
極少日常活動專注在幫助我們變得更自然地喜愛玩耍，或深思熟慮或樂於交際。社會網絡無法取代二十萬年來，我們創造出來的親密互動關係，而且我們的工作計畫表也沒有考慮到玩樂這件事。
事實上，我們是為了得到快樂和幸福而奮鬥。然而在努力追求進步，與對我們所擁有的東西心懷感激之間，我們已經失去了平衡。我們接觸不到真正豐富人生，使我們感到滿足的事物。過去十幾年間，我們花費無數金錢，想要找尋身為人類早已駕輕就熟的事物的替代品。
當下，這股有害的趨勢已然產生深遠的影響。肇始於數百年前的事，現在控制著我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我們正在挖掘一個越來越深的洞，如果不停手，終究會將自己埋葬。這個風險已達到最高點，我們在談的是喪失人性。
根據無數的研究，自一九九○年代起，社交孤立的成年人數量已經倍增，而且社交孤立有致命的危險。英國於二○一七年創設一個新的政府職位：孤獨部長（Minister of Loneliness）。美國青少年的自殺率曾逐年下降，但在二○一○年時卻開始急遽上升，而且仍在攀升中。在一個連結程度更勝以往的世界，何以會發生這種事？在現今這個時代，就連世界上最偏遠的地區，通常都能在幾天內收到亞馬遜公司寄來的包裹。
部分的問題出在我們正在斬斷我們的基本人性表現，只因為它們「沒有效率」：無聊、長時間的電話聊天、嗜好、和鄰居一起烤肉、參加社團。我們笑著回想起過去的天真年代，那時人們有時間做許多事，例如組隊打棒球，以及播放去夏威夷度假的幻燈片給朋友看。多麼古怪啊，我們不免這麼想，祖父母竟然有時間縫紉東西和打草地保齡球，諸如此類。
可是他們的空閒時間難道不比我們少嗎？畢竟，我們有微波爐和洗碗機，還有割草機以及網際網路！我們可以訂購任何東西，讓人送到家門口。我們有掃地機器人，還有報告氣象和設定鬧鈴的人工智能助理。憑藉過去一百年的先進科技，如果將省下來的時間加總起來，豈不應該有過剩的時間，去做想做的事？
為何如此有效率，卻依舊感到吃不消？為何我們如此有生產力，卻表現得如此乏善可陳？
我認為我們已經越來越遠離那些我們擅長且發揮人性的事。這麼一來，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更艱辛和極其可悲。《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丹．帕洛塔（Dan Pallotta）便寫道：「我可以大半天弓著背，待在電腦螢幕前，發瘋似的翻看電子郵件，卻沒完成多少要緊的事，同時告訴自己，我真窩囊；到了下午六點鐘下班時，感覺自己工作了一整天。考慮到心理的疲勞程度，情況確實如此！」
許多人以這種方式自我消耗，非常努力地投入感覺有必要，實質卻沒什麼意義的事。若要解決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必須改正我們的錯誤觀念。感覺有生產力不等同於真正生產出東西。真相是過度工作減損了我們的生產力。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資料，希臘人的工時多於任何其他歐洲人，然而在二十五個歐洲國家中，他們的生產力名列第二十四。
或許我們採用的某些系統是不必要的。畢竟，人類不需要協助或介入，便能辦好許多事情。就算沒有冥想或瑜珈，我們也能舒解壓力和產生快樂的感覺。研究顯示，你只要散個步便能提振心情，根本不需要記錄你走了多少步。
我想讓大家重新思考悠閒為何物，以及重新正確評價閒逸。閒逸就此意義來說不代表沒有活動，而是非關生產的活動。美國猶他大學的丹尼爾．達斯汀（Daniel Dustin）說：「悠閒，指的是一種不受時鐘規範的生活步調，往往與經濟效率、大量生產等概念背道而馳。不過對我來說，悠閒意味著放慢腳步和盡可能利用人生。」這種悠閒是我希望大家都能騰出時間來享用的。那是身為人類理應享受，也是我們想要發揮最大的能力所不可或缺。
我們不必為了享受悠閒而放棄進步。我想說的不是我們的步調太快了，或者改變得太快。事實上，我的意思正好相反。我認為不停地催逼，反而阻礙了進步。
當我們順應自己的習慣，便會產生最佳的工作成效。不要死命地強迫你的身心，從事繁重的工作和「挺身而進」，直到達成目標，從中脫身可能是解決之道，儘管違反直覺。更加拼命工作對我們不會有更大的幫助。
我們可以並且必須停止把自己當成能夠任意驅使、打氣、放大和處置的機器。我們可以在工作和閒逸的交替中頌揚我們的人性，而非限制和壓抑我們基本的天性。我們能更瞭解自己的本質和能力。我們可以倚靠我們與生俱來的天賦，而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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