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代士風與文學（摘錄）
第一節 唐初的風氣
奠定唐三百年帝業的太宗李世民，十八歲便隨父親李淵在軍中，從事於激烈的戰爭，三十歲即承繼大統作了皇帝。當他二十多歲為秦王時，便立下了不可一世的武功，同時還「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為學士，每更置閣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或夜分而罷。」（《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所謂十八學士者，為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等。（《舊唐書》卷七二〈褚亮傳〉）這十八人不是出身於南北朝的世家大族，便是出身於世代顯貴之家，在當時都是有極高社會地位的人。其中如薛收是薛道衡之子，姚思廉是姚察之子，又都是文學世家。而虞世南在陳時，為文即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文能得其意。（《舊唐書》卷七二本傳）不在十八學士之列的則有袁朗、令狐德棻、李延壽、顏師古、庚抱等，同是知名於前代的文士，其地位也不下於十八學士。
這些身列新朝的陳隋文人，對於新帝國的文學，卻沒有足與新帝國的精神相配合的貢獻，他們所帶來的只是六朝的遺緒而已。而一代英主李世民，雖說愛好文學，所作的〈帝京篇〉也還有些氣象，究竟脫不了六朝的風習，未能給他的新帝國灌注以新的精神。
太宗死，高宗即位，武則天專權，上官婉兒參與宮廷政治。婉兒為上官儀的孫女，儀是承襲六朝風尚的五言詩人，其詩以綺錯婉媚為主，時人謂為上官體。（《舊唐書》卷八十本傳）儀死時，婉兒尚在襁褓，然婉兒後來的詩風，猶沿其祖的風格。當她被武則天所親倖時，居然挾宮廷勢力，領袖詩壇，但她所倡導的，仍是宮體遺風。《舊唐書‧上官婉兒傳》云：
婉兒常勸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數賜遊宴，賦詩唱和。婉兒每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數首並作，辭甚綺麗，時人咸諷誦之。
而這種宮廷的浪漫生活，與陳後主同一群狎客們飲酒賦詩的情調，已無二致。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婉兒）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進，唯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彫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詞章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陟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唐詩紀事》卷三）
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虬錦袍以賞之。（《舊唐書》卷一九○〈宋之問傳〉）
以賦詩為逸樂，以詩人為倡優，直是陳後主、隋煬帝的遺風；而宋之問、沈佺期兩大詩人，竟恬然自居於弄臣之列，此唐初詩人猶在六朝士風影響之下，故不以較優劣於妃妾之前為可恥。
於是公主出嫁，詩人們也得充當吹鼓手，隨同侍候。如武三思的兒子武崇訓娶安樂公主時，武三思竟令「宰臣李嶠、蘇味道，詞人沈佺期、宋之問、徐彥伯、張說、閻朝隱、崔融、崔湜、鄭愔等賦〈花燭行〉以美之。」（《舊唐書》卷一八三〈武承嗣傳〉）而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廷。」「又廣營第宅，侈靡過甚，長寧及諸公主，迭相倣效，天下咸嗟怨之。」（《舊唐書》卷五一〈中宗和思皇后傳〉）雖淫侈如此，詩人也得作詩歌頌。如沈佺期〈安樂公主莊〉詩云：
皇家貴主學神仙，別業初開雲漢邊。山出盡如鳴鳳嶺，池成不讓飲龍川。粧樓翠幌教春住，舞閣金鋪借日懸。景從乘輿來此地，稱觴獻壽樂鈞天。
這種詩有什麼內容呢？既無諷刺，又無情志，除了辭藻浮夸，別無所有，然而這便是初唐應制詩的正格。又宋之問〈陪幸公主南莊〉詩云：
青門路接鳳凰台，素滻宸遊龍騎來。澗草自迎香輦合，巖花應對御筵開。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作壽杯。此日侍臣將石去，共歡明主賜金迴。
李嶠、沈佺期均有〈幸太平公主南莊〉詩，之問此詩應是同時所作；據《唐詩紀事》注云：「之問〈薦福寺〉、〈昆明池〉及此作，都為冠首。」（卷十一）然此作與沈佺期的〈安樂公主莊〉詩同樣的浮豔而無可取，如「此日侍臣將石去，共歡明主賜金迴」，這是多麼卑鄙可笑。又，《舊唐書》卷一八三〈武承嗣傳〉云：
（安樂）公主產男滿月，中宗、韋后幸其第，就第放赦，遣宰臣李嶠、文士宋之問、沈佺期、張說、閻朝隱等數百人，賦詩美之。
公主生孩子，也算大典，居然動員詩人數百人之多，齊來歌頌。正因李唐帝國經太宗銳意經營以後，天下無事，宮廷上下遂以淫樂為務，六朝宮體詩風，頓時復活起來。
詩人既以所作娛樂人主，而人主也因之特加倡導，於是學梁武帝故事，而有類書之編撰。《舊唐書》卷八六〈孝敬皇帝弘傳〉云：
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
武則天又以她的幸臣張昌宗主編《三教珠英》。《舊唐書》卷七八〈張行成傳〉云：
（武則天）以昌宗醜聲聞於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內。乃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
這些文學之士，都是當時的作家，同時又是張易之的私人。「易之、昌宗皆粗能屬文，如應詔和詩，則宋之問、閻朝隱為之代作。」後來二張被誅，「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等皆坐二張竄逐，凡數十人。」（《舊唐書》卷七八〈張行成傳〉）二張之卑汙，本是當時天下人所共指，而一般大文人皆奔走其門下，甘心供其驅使，唐代初年的士風，於此可以想見了。又如：
（李）迥秀雅有文才，飲酒斗餘，廣接賓朋，當時稱為風流之士。然頗託附權倖，傾心以事張易之、昌宗兄弟，由是深為讜正之士所譏。俄坐贓出為廬州刺史。（《舊唐書》卷六二〈李大亮傳〉）
（顏師古）貞觀七年，拜祕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是時多引後進之士為讎校，師古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稱其納賄，由是出為郴州刺史。（《舊唐書》卷七三〈顏師古傳〉）
義玄少愛章句之學，五經大義，先儒所疑音韻不明者，兼採眾家，皆為解釋，傍引證據，各有條疏。……高宗之立皇后武氏，義玄協贊其謀，及長孫無忌等得罪，皆義玄承中旨繩之。（《舊唐書》卷七七〈崔義玄傳〉）
大學者如顏師古，經師如崔義玄，以及共推為「風流之士」的李迥秀，皆依附權勢，貪汙納賄，以至如此。顏、崔兩人同是服膺儒學的大師，而儒家的出處之義，絲毫沒有影響他們，竟將學與行當作兩回事。何以發生這種現象？一則由於六朝詩人現實的享樂主義，久成風氣，故每多無行，而有風骨者甚少。二則李唐建國之初，並不重視骨鯁之士，即如秦王府的十八學士，皆是六朝末年的豪彊，利用這種人的社會地位作號召則有餘，而希望他們樹立新政權的新風氣，則是不可能的。尤以三百年來所未有的統一的新帝國，王公顯貴生活的豪侈，權勢的宣赫，一般文士既素無出處的觀念，自易向之低頭。故王船山云：「唐以功立國，而道德之旨，自天子以至於學士大夫，置不講焉。」（《讀通鑑論》卷二二）其實當時人又何嘗不知這一群文士的無行？例如武則天為求人才向狄仁傑說：「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舊唐書》卷八九〈狄仁傑傳〉）狄仁傑所謂「文士齷齪」，真是看透了當時文士的人格。
第二節 進士科與士風
武則天理想中的將相之才，既不屬於一般的文士而是另一種所謂「好漢」，足見她早已看出當時文士之齷齪。然她又何以特重進士科，而以此為選拔人才的標準？據陳寅恪云：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權之後，逐漸破壞傳統之「關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創業垂統之野心。……蓋進士之科雖創於隋代，然當日人民致身通顯之塗徑並不必由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選，破格用人，於是進士之科為全國干進者競趨之鵠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
所謂「關中本位政策」的人才性質，大抵以經術門第為主，武后則以文章代經術，以進士科推倒東晉以來世族門第的積習。故陳氏云：「唐代貢舉名目雖多，大要可分為進士及明經二科：進士科主文詞，高宗、武后以後之新學也；明經科專經術，兩晉、北朝以來之舊學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武后以後，繼承之君，人才之選，均以進士科為主，自此社會不復重視明經，而讀書人的觀念及社會的風氣，因之大為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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