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無以警眾，非辯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採，非博則語無依據。
——惠皎，《高僧傳》
這本書是我過去十多年間發表在《臺大校友雙月刊》的雜文。我原來希望把它定名為《杜鵑花城的教育》，但是仔細想想，畢竟我這些文章所反映的「教育」就好像我常常說的，實在是非常「個人」的，不應該把它們完全推給臺灣大學。所以最後只能用我個人的名義來出版。
這本書不是學術論文集，但是對於一般大學生(更不用說中小學生)，它是很難讀的，畢竟它是一個學者的作品。我是一個右手寫學術論文，左手寫雜文的匿覓(Mneme;希臘神話司記憶的女神，是九個繆思之一)，所以堆積了很多的人事地的名字。這是寫作的習慣使然。但是如同我在書中引述的薩洛維校長(耶魯大學)對大學新生的鼓舞一樣，我是從學習作一隻狐狸開始;自得於廣汎的知識，然後慢慢追求哪一件最大的知識(就當作是真理吧)。
從臺大的日子開始，我就覺得廣博的知識是教育的基礎，其次才是明辨，也就是說能用批判的訓練來選擇正確的知識和判斷。再次才是去問權威。最糟糕的莫過於是去問不是權威的威權人士。我說這句話是放在人類對於宇宙人生的種種知識究竟是從何而來的這個大問題。我在上研究所時，教我西洋思想史的包默認為西洋思想史有五個大問題(上帝、自然、人、社會、和歷史)。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反省，因為知道我們要在宇宙世界裡面過安定和幸福的生活，那麼一定要發展出可靠的方法來分析、瞭解、或參透這些知識，缺一不可。近代的西方思想史反映的就是人類建構方法論的努力，惟其有可靠的方法論，人類才可以談獲取真正的知識。它的第一個階段就是確立知識如何可靠:不該只靠上帝或教會的權威。近代以來，人類發現廣汎收集各樣的知識資料的重要性。從此知道要辯證地描述、比勘、批判，以建立一個多數人可以接受的解釋。顯然，博學就是這個知識鏈接的第一環。
當然，對於東亞受傳統中國(特別是儒家)思想的讀書人一定不會同意這五樣東西是宇宙間最重要的問題，至少會覺得他們的比重并不相同。例如上帝或許對東方人來說不是那麼重要，而人和他的社會才是真正有意義的問題。這個可以接受。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處理人及社會問題的可靠途徑。顯然地，中國人通常就是認為聖人和聖人的話(「經」)就是絕對有權威的知識。對於這一點，東方人太過自信了。從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已降，多數的西方知識人已經放棄這種尊重經書(更不用說政治的領袖，師長或父母)的權威以求得知識及真理的想法了。
我所謂杜鵑花城的教育大約不外就是這種廣汎閱讀的習慣，並且相信它是日後堅固的學術或技術知識的基礎。
我後來常常提倡通識教育，也把它和德國洪保德提倡的Bildung(教養)教育相互發明。大約二十年前，台灣(香港則略早)學界對於通識教育興起了以前沒有的關心。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而我也正好回到台灣，參與了這個發展。我曾經寫了很多篇有關通識教育的文章。在經過了大約二十年吹捧「人文」的口號之後，有相當一段時間，臺灣高等教育的關心轉而支持通識的理想。通識之為名，不外就是廣汎的知識。
當然，廣汎閱讀本身不是教育的目標，而只是基礎而已。下一步當然就是讓這些多面向的種種知識互相為用，好辨明知識的真相、次序、相關性等等。這個是我常常說的批判的態度，它是達到可靠知識的重要途徑。
當然，批判是一個與批判的對象互為依違，或說有辯證關係的過程，因此批判的態度本身還會隨著批判對象的改變而改變。持批判的態度固然是很好，但是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把那種辯證的過程處理妥貼，能做到當他批判的對象改變時，也跟著修正他的批判方法或途徑。這個潛在的困窘是阻擾人們獲得真知的絆腳石。能夠越過合理的程序而克服這樣的絆腳石的人，他就必須具有特殊的才能。在我看來，這種才能應該與所謂的魅力(charisma)很相近，可以用來說明為什麼許多有魅力的領袖可以通過超越理性的方法來影響時間的腳步和方向。慧皎說「非才則言無可取。」在我看來，這正是講不出道理來的情況。的確，很多時候我們必須依賴一種超然的恩賜(charisma的原意;也許也可以說有上天給我們的啟示)來克服暫時的迷茫。並不是所有的知識都是用簡單的理性就可以處理的。
以上交代一下我思想的方法。它在相當的程度上反映了我的書名所用的「聲辯才博」四個字的特色。本來聲辯才博是用來形容講解佛經的倡導師的工作內容和條件，但是我覺得它用來說明知識人的特質也非常合適。其中的辯、博和才上面已經說了。現在用我思想所標榜的理想來說明我揭示聲這個字的意義。
我認為廣汎的知識和建立一個與不斷演化變更的知識之間的辯證關係，這兩個工作之間，無非是要把握知識的動態真相，用超過單純理性的魅力來控制知識「有時而窮」的窘境。這就是近代學者追求知識的形象。同時，我認為還有一個常常被忽略的特色，那就是學者們一般都相信一切的知識都有它的美的性質。我在書中多次談到「美」:偉大的歷史作品必然具有美麗漂亮的文字特性。我也說過真理常常會表現在很簡明的公式上面，事實上，我簡直認為美是所有知識的必要且充分的特色。
這就帶我們進入所謂的「聲」的境界。慧皎原來對「聲」的說法很簡單，在一個大多數人還都是文盲，沒有讀經能力的世界裡，人們一定必須依賴經師朗讀和闡釋來瞭解信仰的內容。如何用聲音的抑揚頓挫、儀式的設申會興來演繹經義，這是對真理的無上禮拜。我在書中也兩次提到中國因為佛教的傳入而發展出氣派宏遠而程序周全的演講技術。所謂的「聲」指的就是這樣的境界。
所以我選擇了聲辨才博作為追求知識乃至於真理的方法和理想，是值得讀書人充分憧憬的指引。這四個觀念原本是對僧人講經的儀式的簡單描述，歷史上很少有人引述它。到了敦煌學問興起，這才有人注意俗講和倡導的重要性。我在思考中國教育傳統時，不時談到演講的重要性，其實就是受到它們的影響。從更為廣濶(例如知識的追求)的角度來看，聲的方法(及理想)卻能幫助我們演繹出人類知識活動的詩篇。
讀者們只要讀幾篇這本書的文章，一定會馬上發現我對古典自由主義最為認同。這一點我幾乎完全可以不必在這裡覆述，書中已經表露無疑。其次，我對於歷史的學術最有興趣，甚至於可以說是最有心得。收入的文章多半是談歷史的「知識」。我膽敢說，歷史幾乎是人類展現他們對抗真理的具體，而且不間斷的過程。為什麼這麼說呢?我上面說我追求知識遵循的是一個有一定理性的程序，目標是為了規劃美好的人生，用它來指導我們與人以外世界的交流和互動。然而，歷史是人自己造出來的，歷史的現實卻常常與人類全體共同的理想相互牴觸。我完全相信歷史充斥了人類「背叛」理性準則的行為。把它們如實地寫出來，用感人的文字以及能讓讀者共鳴的筆法次序地交代。這個是歷史學術的核心任務。
最後，我應該指出，教育是我最中心的關懷。書中我屢屢談到學生運動和它們的歷史意義。教育的目的是養成學生博學的習慣，並進而能「審問」、「慎思」、和「明辨」！但願讀者能參與一同建構現代學生的知識內及知識外的終極而統一的理想。進一步說，雖然我再三強調理性的知識，但是我也瞭解：許多不屬於「狹義理性」的方法和程序也可以幫助我們證成真理。在通識教育裡面，音樂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對於音樂沒有研究，但是卻喜歡讓音樂變成我生活當中積極的一部分。我缺乏正確(更遑論典雅)的文筆來敘述如何可以達成這個理想，但是對於熟悉的樂曲，我對於它們的寫成，流傳的歷史，卻常常有莫名的感覺，渴望能把它們當成完美的知識。的確，知識最後的形狀應該是流動不拘、上下跳躍、發而中節的表現。教育的終極目標不正就是如此麼?
在過去十多年中，我曾經得到很多朋友的幫助及指教，我無法盡列這些朋友的名字。只能在這裡表示對他們全體的感謝。不過臺大校友雙月刊的編輯林秀美女士一定要提出來道謝。她好意安排讓我替校友雙月刊寫文章，讓我覺得我寫的文章居然還有人讀，而發展出一種公共知識人的自我認同，並且一寫就十多年。非常感謝她的負責和鼓勵。
也謝謝幾位推薦這本書的朋友們。他們是我生命中的貴人，是時刻鼓勵我的忠誠摯友:古偉瀛，吳密察，林健男，孫康宜，陳耀昌，陳力俊，關子尹。希望我的文章和思想還與他們的識見與期待相符。另外，我當然必須不忘謝謝商周出版的編輯人員和美工，特別是林宏濤和梁燕樵兩位。他們的犧牲和鼓舞才能成就這麼一本難得的出版品。我相信讀者們都跟我一樣，欠他們從心底出來的感激。
李弘祺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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