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美國記者海倫（Helen）與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住在北京一座寬敞的四合院裡。海倫年近三十，體態纖瘦，容貌姣好如好萊塢明星。她靜下心來，開始晨間的寫作。這時，前門突然打開，愛德加走了進來，她四個月沒見到丈夫了。六月以來，愛德加前往中國西北部的中國共產黨黨部後，幾乎音訊全無。如今，套用海倫一貫犀利的描述，他「那灰白的鬍鬚後面，露出傻乎乎的笑容，儼然就像一隻吞下金絲雀的貓」。他戴著一頂「褪色的灰帽，帽子前方有顆紅星」，興高采烈地在家裡手舞足蹈，並向家裡的中國廚師點了一份豐盛的美式早餐（蛋、咖啡、牛奶）。他的行李裝滿了筆記本、底片以及兩萬字的毛澤東訪談筆錄。接下來那幾個月，他會根據這些資料寫成《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那本書將暢銷全球，不僅奠定了史諾的職涯，也將使他成為中國共產黨革命的記錄者，以及中國共產黨和國際輿論之間的橋梁，也一舉把毛澤東推向國際，變成政治名人。那本書將把毛澤東的思想以及他的革命傳播給印度的民族主義者、中國的知識分子、蘇聯的游擊隊、美國總統、馬來亞的叛亂分子、反種族隔離的戰士、西方的激進分子、尼泊爾的叛軍，以及許許多多的其他人。《紅星照耀中國》可說是全球毛主義的濫觴。
一九四○年代末期，在馬來亞霹靂州（Perak）的一處叢林。英國殖民軍的士兵（包括英人、馬來人、澳人、廓爾喀人）在馬來亞共產黨（MCP）的廢棄營地裡搜羅殘留物，發現數十本《紅星照耀中國》的中譯本。一九四八年，以華人為主的MCP發動了一場反英叛亂，馬來亞的殖民統治者稱此叛亂為「緊急狀態」（Emergency），那是二戰後最早針對舊歐洲帝國所展開的反殖民叛亂之一。毛澤東與他的革命是這些叛軍的靈感來源：因為他致力投入長期的游擊戰，創建了中心思想明確的政黨和軍隊，而且英勇地反抗歐美日的帝國主義。
一九五○年十一月在華盛頓特區，美國國務院的大樓裡彌漫著冷戰的緊張氣氛。中國共產黨干預韓戰的消息已獲得證實，眼看著毛派叛亂恐在全球興起，恐懼逐漸蔓延開來。人稱「超級國家恐嚇者」的參議員喬．麥卡錫（Joe McCarthy）利用民眾對共產主義滲入美國的恐慌情緒，指控兩名自由派參議員「染紅」而罷免了那兩人。對美國的領導者來說，馬來亞的「緊急狀態」是冷戰的一部分，而不是反殖民主義抗爭。他們宣稱，那起事件的根本原因是跨國的中國顛覆，必須加以擊敗，才能阻止共產主義稱霸全球。於是，「多米諾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美國不介入干預的話，東南亞的領土將逐一落入共產黨手中，遭到赤化──就此應運而生。那年冬天，隨著韓戰局勢的惡化，中國士兵突破防線、進入首爾（當時的漢城），俘虜了約七千名美國大兵。一場新型的毛派心理戰在這些戰俘身上測試，相關的故事引起了美國的關注。美國記者（有時可能是中情局的特務）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er）發文指控毛澤東用來對付人類的可怕新武器：洗腦。於是，整個一九五○年代，中情局的官員、記者、行為科學家、小說家、電影製片人都在想像一個強大的毛派思想控制機制。這種對中國「洗腦」的恐懼，是建立在原本就對蘇聯的思維操弄所抱持的恐懼上。而且，從此以後，這將使美國的「祕密圈」（covert sphere）持續膨脹，並為國內有「祕密國家」以及中情局的龐大心理行動計畫提供合理的論據。一九五○年代和六○年代，中情局透過一系列以代號命名的計畫（藍鳥計畫、洋薊計畫、MK-Ultra），試圖逆向打造蘇聯與中國的洗腦技術。最終，這項專案演變成對當前反恐戰爭的「強化審訊」，破壞美國民主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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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在紐約的布朗克斯區（The Bronx），年輕的美國激進分子丹尼斯．奧尼爾（Dennis O’Neil）和友人起了爭執。奧尼爾就像他那個世代的許多人一樣，是毛澤東及其文化大革命的狂熱崇拜者。他的朋友支持蘇聯的托洛斯基（Trotsky）。他們設計了一個科學化的試驗，以決定誰的政治策略比較優越。在一段固定的時間內，他們每天都在十四樓公寓的陽台上，為他們各自栽種的大麻朗讀偶像的精選作品。奧尼爾後來回憶道：「我的植物成長茁壯，他的植物枯萎了，可見我是對的。」與此同時，舊金山一家書店裡正上演著更怪誕的戲碼。中國書刊社（China Books And Periodicals）是美國西岸傳播毛思想的主要管道。在成堆的小紅書（《毛語錄》）中，坐著一群名為「七掘客」（Seven Diggers）的人。他們以「極端民主派」自居，盤腿坐在地上，因吃了摻有大麻的布朗尼顯得精力旺盛，讀著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游擊戰的看法。兩名身穿風衣的聯邦調查局（FBI）特務站在書店的另一側，一邊瀏覽中國郵票，一邊觀察現場的情況。
中情局在設計心智掌控計畫時，是以致幻劑做實驗。這件事對一九六○年代與七○年代由毒品引發的青年叛逆風潮，有很重要的影響。到了一九六九年，中情局資助大學研究室所使用的致幻劑流出研究室，淪為學生的消遣性毒品。這個蓬勃發展的毒品情境促成了喧鬧的抗議文化，而此抗議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中找到了共鳴，造就了毛派嬉皮（如奧尼爾的陽台實驗以及「七掘客」的聚會）。毛澤東熱潮席捲整個西方：法國校園裡貼著「大字報」，西德學生的外套翻領上別著毛澤東的徽章，義大利講堂的牆上塗寫著小紅書的語錄。毛派的無政府主義者匆匆爬上西柏林一座教堂的頂端，對著路人狂灑數百本小紅書。不過，這些毛粉有的剛烈，有的薄弱。充滿抱負的革命分子前往中國或阿爾巴尼亞，接受由中華人民共和國（PRC）設計及資助的政治與軍事訓練。一九六八年後，文革毛主義的好戰特質激發了西德紅軍派（Red Army Faction）和義大利赤軍旅（Red Brigades）的都市恐怖主義，他們攻擊那些在法西斯主義之後，苦苦爭取正統地位的歐洲脆弱民主政體。
一九六五年在南京，隨著毛派革命的熱潮席捲全球的左派政治圈，一名祕魯的哲學教授來到南京的一所軍校接受訓練。後來有人猜測，他在那裡遇到了沙洛特紹（Saloth Sar）──亦即一手主導赤棉種族滅絕的波布（Pol Pot）。同年，波布也在北京的亞非拉培訓中心（就在圓明園的大理石院內）接受革命訓練。阿維馬埃爾．古斯曼（Abimael Guzman）後來憶起一堂炸藥訓練課時說道：「我們拿起一枝筆，筆就爆炸了。我們坐下來，座位也爆炸了，簡直就像煙火秀……巧妙地讓我們知道，只要你懂得怎麼做，任何東西都可以爆炸……那所學校對我的成長貢獻良多，我因此開始景仰毛主席。」一九七九年，古斯曼身為祕魯共產黨「光明之路」（Shining Path）的領袖，展開毛派的人民戰爭──那是一場殘酷的戰爭，在往後的二十年間奪走約七萬人的性命，也對祕魯造成價值約一百億英鎊的經濟損失。經過長達十二年曠日持久的游擊戰後，古斯曼身為毛派的最後一道烈火，決定把毛澤東的九十九歲冥誕（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訂為他最終奪權進攻的日子。他預測，那場革命將造成「一百萬人死亡」。一些人預測，光明之路要是革命成功（在一九九○年代初期的祕魯，確實有那種可能），後果可能令赤棉大屠殺相形見絀。
除了波布以外，古斯曼在南京可能也遇到了另一個充滿抱負的革命者：高大、熱情、嚴謹的南羅德西亞人 （Southern Rhodesian），幾近平頭，淺棕色的麻臉上配著碧綠深邃的雙眼，名叫約西亞．通格加拉（Josiah Tongogara）。他常若有所思，一心想著把南羅德西亞從白人的統治中解放出來。有人刻意找他閒聊時，他只會談到他願意死在槍桿下（事實上，他是在高速公路上不當超車而車禍身亡）。通格加拉就像古斯曼，待在中國期間變成了虔誠的毛派分子。在南京的軍校裡，他視中國人為「道德、軍事技能、戰略的導師」。一九六○年代末期，通格加拉回到南羅德西亞的邊境，辛巴威民族聯盟（ZANU）的武裝分支「辛巴威非洲民族解放軍」（ZANLA）正在那裡準備對南羅德西亞展開游擊戰。他拋棄了ZANLA以往的失敗招數（突襲後迅速撤離），改以耐心持久的毛派路線來整頓軍隊。他把毛澤東思想翻譯成紹納語（Shona）：他的游擊隊必須依靠人民，才能simba rehove riri mumvura（即如魚得水）。與此同時，中國的教官在附近的坦尚尼亞訓練ZANLA的新兵。一九七○年代末期，五千名軍校學員接受名為Sasa tunamaliza（勝利在望）的進攻訓練。南羅德西亞的白人統治者不堪ZANU的持久抗爭，被迫談判。通格加拉年幼時曾打零工，幫一個名叫伊恩．史密斯（Ian Smith）的白人男孩揀網球。一九七九年，通格加拉身為ZANLA的和平談判代表，來到倫敦的蘭開斯特府（Lancaster House），與史密斯（現為白人占多數的南羅德西亞政府的總理）一起喝咖啡。
如今在印度中部的叢林深處，身穿軍綠色軍裝及鮮豔紗麗的納薩爾派（Naxalite）游擊隊，在毛主席的照片前列隊跳舞，向政府的「制服無賴」宣戰。那些政府無賴為了獲得寶貴的鋁土礦藏，沒收當地的土地。在這片美麗又殘酷的叢林裡，依然好戰的印度毛派運動，其源頭可追溯到一九六七年：受到文化大革命啟發的化身。當時，此運動的領導人在北京，而同時在北京的，還包括古斯曼和通格加拉等人。二○○六年，印度的統治者認為，這次毛派叛亂是「對印度邦最大的安全威脅」。當新德里的知識分子仍在爭論那些叛亂分子究竟是由高種姓的操縱者所領導的部落恐怖分子，抑或是抱持特定理念的絕望叛軍之際，毛派叛亂分子和警方已經對彼此大開殺戒：短短一週內，毛派埋設的地雷便將十幾名警察炸得粉身碎骨。隔週，警方強姦並殺害那些據稱與毛派有關連的平民。印度的毛派叛軍和尼泊爾的毛派叛軍不同。尼泊爾的叛軍在二○○六年放棄叛亂，參與議會民主。而印度的叛軍則是純粹毛主義教條的堅定擁護者，拒絕參與選舉。納薩爾派讓印度最著名的作家兼公共知識分子阿蘭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獨家報導他們的故事，並護送她參觀他們的祕密基地。羅伊回到文明的新德里後，發表文章讚揚他們充滿活力與同志情懷的簡樸文化。難道羅伊是愛上兇殘革命理想的浪漫知識分子嗎？要是納薩爾派真掌控了印度，那套兇殘的理想會「像雪貂和農民對待兔子般，自然地摧毀她」嗎？〔作家納博科夫（Nabokov）曾如此形容那些早期崇拜蘇聯的外國人。〕或是說，她只是凸顯出一個現象：下層階級遭到殘酷腐敗的政府迫害後，別無選擇，因而深受無政府的毛派解放所吸引？
在榮登「中國最幸福城市」的重慶、長江沿岸的一處大都會，數千名身穿紅襯衫的市民聚在公共廣場上載歌載舞，歌詠著毛派思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共產黨好，共產黨好，共產黨是人民的好領導」。媒體上充斥著這些頌歌展現神奇療效的故事，例如一個婦女聽了這些歌曲後，擺脫了嚴重的憂鬱症；精神病患加入革命合唱團後，症狀「突然消失了」；囚犯唱過「紅歌」後，便改邪歸正。學生被送到農村向農民學習；穿著藍色制服的黨幹部一臉嚴肅地前往中國東南部一處與世隔絕的山地，「去深入了解並體驗」革命及提高「紅色道德」。一名資深的解放軍指出，那些政權批評者被關進共產監獄，消聲匿跡後，「目前周遭仍有些令人厭惡的酸臭文人，他們攻擊毛主席，實行去毛化。我們必須努力擊退這股反動的逆流。」一個年輕人向政府請願，起訴那些批評「偉大舵手」 的作家，並要求社區向警方舉報任何涉嫌對毛主席不忠的人。
這不是一九六六年──亦即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年，他的烏托邦狂熱達到顛峰，一群群紅衛兵走上中國城市的街道，數百萬受過教育的都市人被逼到偏遠的農村，造成至少一百五十萬人死亡。而不久前的一九六○年代初期，人為饑荒才剛造成三千萬人死亡──這是二○一一年，所以這些歌曲在KTV也聽得到，中國的手機因此頻頻收到毛語錄的轟炸──一次廣傳一千三百萬支手機──毛澤東思想因而得以透過那些經常播放經典革命電影的電視台來鎖定觀眾，而政府也才能夠推出「紅色推特」（Red Twitter），透過這個非常二十一世紀的微媒體來傳遞一九六○年代的名言錦句。薄熙來是打造這場新毛派復興的總策畫，他於二○一二年春天因腐敗及其妻毒死哈羅公學的老校友尼爾．海伍德（Neil Heywood）而失勢下台。然而，二○一二年十一月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承接了薄熙來的新毛派復興並在全國落實。習近平上台才幾個月，就推出「群眾路線網」（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最愛的口號之一）以打擊腐敗，加強共產黨與基層之間的聯繫，並在全中國的官僚機構重新導入毛派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以來，習近平首度把毛派策略重新融入中國的民族以及大眾文化中。
以上八個情境，時序從一九三○年代開始，延續到現代；場景橫跨亞洲、非洲、歐洲、美洲。由此可見，毛主義在時間上和地理上橫跨的範圍，可說是現代世界中最重要、最複雜的政治力量之一。毛主義是建黨紀律、反殖民的叛亂、「持續革命」的有力結合，嫁接在蘇聯馬克思主義的世俗信仰上。不僅揭開了中國的當代史，也在過去八十年間對全球叛亂、不服從、不寬容的風潮產生重大影響。不過，在中國之外，尤其是在西方，人們對於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全球傳播，以及在當代激進主義史上的重要性，幾近無感。隨著冷戰的結束，新自由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明顯勝利，以及宗教極端主義的死灰復燃，毛澤東及其思想也遭到抹除。本書的目的，是把毛澤東及其思想重新攤在檯面上，重塑毛主義，成為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主要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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