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仰賴武士的平安京及朝廷的治安
――「獄門」與凱旋遊行的形成
守護京都治安的官衙――京職、彈正臺、衛府
平安京幾乎沒有名符其實「平安」的時期，因為自從遷都至平安京以後，有長達半個世紀左右的時間，無論國都或其他地區，都充斥著被稱為「群盜」的凶惡強盜集團。關於這段期間的詳細狀況，在《武士起源解析》一書中有清楚的說明，請各位參考。
當時的朝廷有三個負責維護治安的官衙，分別是「京職」、「彈正臺」以及「衛府」。京職負責監督平安京內居民的生活起居，負責左京的稱為「左京職」，負責右京的稱為「右京職」。遷都平安京七年後，也就是延曆二十年（八○一），桓武天皇將四百八十名士兵分配於左右京職。這些士兵以二十人為一班，總共分成二十四班，各班每年值勤一次，每次十五天；天皇外出時，他們必須在宮中、京城中擔任「先驅」（走在天皇前方，負責疏散民眾、排除障礙物的工作），而平時則是在宮中各處擔任警衛。平安時代初期以後，他們的職務重心逐漸轉為肅正風紀，主要負責取締破壞市區（例如擅自變更水路）、污損市區，或糾正怠忽清掃義務的官衙、官員、民眾等。
而彈正臺的職責是監督京職。彈正臺是彈劾違法亂紀的貴人或官員的單位，從平安初期開始，彈正臺就會陪同京職一起巡邏京城；到了九世紀中葉之後，朝廷制定了京職必須每十天騎馬巡邏一次、彈正臺必須隔月巡邏一次的制度。承合十年（八四三），彈正臺曾在巡邏時「勘當（斥責）」京職，認為居民之所以違法，乃是由於京職的職員監督不周。
然而無論是京職或彈正臺，都無法應付凶暴的群盜。主要是因為上述兩者皆不是專精戰鬥的警察機構，此外群盜個個擅騎射，十分棘手。所謂的騎射，就是騎在馬上射箭的技術，這是在槍枝、大炮傳入日本前最強力的高階武藝，亦是特權階級的技藝。因為當時的農民每天為了生活焦頭爛額，根本沒有餘力學習，只有領主階級（身兼消費者與領導者的族群）才有可能投注大量時間及金錢學習騎射，並持續練習。在中央爭權失利的貴族旁支，以及在地方擔任領導者的「郡司」等富豪階級（世襲的小地方官或有力的農民）學會了騎射之後，便將這項技藝應用於生存（欺壓掠奪弱小的同類或農民）。在這些人之中，有部分人因為成為中央貴族的隨從而狐假虎威、恃勢凌人，也有部分人組成了強盜集團；後者就是所謂的群盜。
負責對付這些群盜的，是同樣武藝高強的「衛府」。衛府是武官所屬的官衙總稱，在平安初期的嵯峨天皇時代，設有「近衛府」、「衛門府」、「兵衛府（左右各二）」，當時稱為「六衛府」。近衛府負責看守宮中大門，以及在天皇外出時擔任護衛；衛門府負責看守京城各處的大門；兵衛府則負責管理、監督派駐於宮中各建築物的衛兵，並在天皇出入皇宮時擔任護衛。
在京城裡，夜晚報時的「夜鼓」敲完後，在晨間報時的「曉鼓」響起之前，一般民眾是禁止在夜間外出的。衛府會在夜間展開名為「夜行（或行夜）」的巡邏工作，巡視京城裡的各條道路，盤查違反規定的民眾；倘若民眾沒有非不得已的理由（例如報喪或為病患求藥、求醫），便會遭到逮捕。
毫無作用的衛府夜行――實際執行的部隊素質過於低落
搜查躲藏在京城裡的盜賊，也是衛府的工作之一。根據記載，這項工作至少持續到承和四年（八三七）。從隔年的承和五年開始，各地正式進入「群盜時代」；兩年後的承和七年，就連京城也開始遭到群盜的襲擊，於是夜行和搜索盜賊便成了衛府的主要工作，朝廷亦多次修正制度並下令徹底執行。
然而，取締群盜的成效卻依然不彰。根據記載，在嘉祥三年（八五○）與齊衡二年（八五五），甚至出現「頃來盜賊爲群，黎甿被害，或暗中放火，或白晝掠人」、「時京師多盜，掠奪人物」等狀況。群盜的勢力愈來愈大，作亂範圍也愈來愈廣，為了因應，衛府搜索的範圍也擴大至「五畿內」（平安京所在的山城國與其周邊的大和國、攝津國、河內國、和泉國），甚至包括宮中（皇宮所在之「大內裡」範圍內）。換言之，就連天皇的四周，都有群盜的蹤跡出沒。
搜索群盜的人力也在此時增加，原本負責管理朝廷馬匹的單位「馬寮」，也加入搜索的行列。馬寮的官員並非武官，無法參與戰鬥，因此他們的職責應是提供、管理衛府武官所騎乘的馬匹。之所以需要馬匹，是因為群盜也使用馬匹行動，機動性相當高。
儘管增強了人力，夜行卻仍舊無法達到預期的成果。我們可以從貞觀十八年（八七六）頒布的警戒令得知原因。此命令規定「分遣左右近衛、左右兵衛等『勇幹者』，騎官馬，於東西京中，每夜巡行，伺視非常」。這是朝廷第一次為了應付群盜問題而選拔精銳，這意味著：平均而言，衛府官員的武力根本無法抵擋群盜的襲擊，而主因是他們的素質太低。
衛府的組織，分為屬於高層的「官人」與聽命於高層的「舍人」。隸屬於近衛府的官人包括：長官「大將」、次官「中將」及「少將」、三等官「將監」、四等官「將曹」。而隸屬於兵衛府和衛門府的官人，則包括：長官「督」、次官「佐」、三等官「尉」，以及四等官「志」。這些官人大多為出身平安京的貴族階級。
相對地，舍人則是從外地出身的郡司富豪階級徵召而來的實戰部隊，隸屬於近衛府的舍人稱為「近衛」，隸屬於兵衛府的舍人稱為「兵衛」。或者應該說，由名為近衛、兵衛的舍人所統轄的單位，分別是近衛府與兵衛府。隸屬於近衛府的近衛有六百人，隸屬於兵衛府的兵衛有四百人。
這些官兵全是弓騎兵，照理說應能成為可靠而強大的警力，然而事實上他們卻一無是處。最大的原因是――本來應該存在的這群人，實際上根本不存在。原來他們絕大部分都是沒有真正值勤的「幽靈官員」。貞觀十三年（八七一），由於京城裡的盜賊實在太多，朝廷下令更密集地執行夜行，然而當時值勤的官兵人數，包括官人在內僅有十人。七年後的元慶二年（八七八），群盜展開大規模襲擊，當時的夜行值勤人數，包括官人在內也只有二十人。衛府派來對付群盜的實戰部隊人數實在少得可憐，素質也其差無比。他們只顧著享受該職位可免除納稅義務的特權，連上京都不肯，只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甚至被民眾批評為社會害蟲。也就是說，這些舍人不但一無是處，甚至可說是群盜的同類，也就是破壞社會安寧的一群人。
眼見衛府如此不可靠，京城的居民決定自己組織民間警衛隊。在京城裡，民眾將相鄰的五「戶（家）」編成一個「保」，維護日常生活與治安。每個保都設有一名「保長」，各保的成員必須互相監督，以防彼此違法，並掌握是否有外來者或外出者；當一戶逃亡時，同保中的各戶必須負起連帶責任，追查該逃亡戶的蹤跡。然而，當時與一般平民混住的「王臣家」（皇族或貴族），卻沒有義務加入保的編制，阻礙了這個具有組織性的民間警衛隊發展。儘管貞觀四年（八六二）頒布了法令，強制他們必須也加入保，卻由於沒有制定罰則，而導致無人遵守。
到了昌泰二年（八九九），雖制定了罰則，卻毫無作用。因為當時日本的律令（法律）對皇族和貴族極為寬容，王臣家及其後裔無論犯什麼法，幾乎都不會被判處死刑，甚至擁有免受任何刑罰的特權，於是貴族及其手下便肆無忌憚地違法亂紀。他們隸屬於朝廷，而且是最高階層的達官貴人，朝廷（政府）和天皇卻對他們一籌莫展，任由他們在京城內形成一股宛如治外法權般的勢力。這些無法可管的權貴在京城橫行霸道的狀況，正是中世京都基本型態的源流。從這個角度來看，平安京可謂名義上屬於天皇，實際上卻不受天皇掌控。
最後的一絲希望――檢非違使
在衛府和民間警衛隊都不值得期待的狀況下，「檢非違使」成了僅存的一絲希望。
檢非違使是九世紀初期嵯峨天皇在平安京設置的警察單位，雖被稱為「令外官」（未規定於《養老令》中的新設官吏），但嚴格來說並不算是官職；因為檢非違使乃是一種附加在左右衛門府官人職務上的屬性，實際上並沒有專職的檢非違使。
檢非違使的工作是「巡檢京城中的非違（違法行為）」，他們能逮捕罪犯，將罪犯關進牢裡，還會追查犯罪事實，甚至可以做出判決，也就是兼具警察、檢察、法院三種功能的機關。檢非違使的職務雖然與既有的官衙重複，但京職的肅正風紀工作，只能在處理京城各類大小民政事務之餘執行；而彈正臺的工作是監察、彈劾京職等官衙及朝臣，並不包括直接取締京城的居民。此外，京職與彈正臺皆為文官，無法應付武裝的群盜，而身為武官的近衛府和兵衛府，又完全派不上用場。
於是，檢非違使成了眾人的期待。而他們之所以倍受期待，是因為只有左右衛門府的官人有資格擔任檢非違使。其實衛門府不同於近衛府、兵衛府，只有官人，而沒有舍人；講白一點，也就是衛門府裡完全沒有既不守法又懶惰的廢物。而且，檢非違使是經過遴選的精銳部隊，擁有追捕犯人（追趕、逮捕罪犯）及處罰（名為「律」的刑法知識）的高度專業技能。儘管未臻完美，檢非違使之所以仍能一肩擔起京都的行政事務，直至南北朝時代末期（十四世紀末），都要歸功於上述的精銳主義。
貞觀六年（八六四），朝廷將左右檢非違使的值勤地點由左右衛門府遷至東、西「市司」。市司是負責監督公設市場――東市與西市的官衙。之所以將取締犯罪的機關遷移到市場，是因為市場同時是犯罪現場及執行處罰的現場。相信各位不難想像，聚集了大量商品和貨幣的地方，確實較容易成為犯罪的溫床。根據記載，天長八年（八三一），一名在某起命案中擔任共謀的女性遭判六十大板之刑，並在西市公開行刑。在市場公開執行處罰，大多京城居民必定會圍觀，故可期待藉此達到殺雞儆猴之效。將檢非違使的辦公處遷至市場，應是意圖透過當場執行體罰等輕微刑罰，以提升執法效率。
在市場裡，商家必須每個月制定「沽價（定價）」。向京職提出沽價，獲得許可印之後，便能以該價格販售。倘若有人打破沽價，以不當手法買低賣高，便會當場遭到逮捕並處以刑罰。這原是市司的職務，但由檢非違使負責更合適；既然如此，乾脆讓檢非違使兼任市司，豈不是更方便？――於是天曆二年（九四八）四月，檢非違使便正式開始兼任市場的「權正（在原有市司員額之外增置的長官）」。自此，平安京的治安維護便日漸仰賴檢非違使，直到平安時代中葉。
檢非違使的少數精銳不敵以人數取勝的群盜
特別為追捕犯人而設置的檢非違使，某種程度上確實讓京城裡的群盜減少了，然而問題並沒有因此徹底解決。一直到九世紀末，群盜都以「近京」或「邊城」，也就是平安京的近郊作為根據地，特別是淀川的山崎、與渡（淀），以及大堰川（桂川）的大井等「津 （港口）」，以躲避檢非違使的搜查。群盜只不過是將根據地轉移至京都附近的郊外（京郊）罷了。此外，群盜的新根據地多位在與京城鄰接之河川下游、距離京城不遠處的港口，前往京城極為方便，增加了群盜侵襲平安京的機動性（之所以將根據地設置於下游處，最大的考量或許不是便於襲擊，而是為了便於在襲擊後順利脫逃）。於是，檢非違使的搜查範圍也擴大至這些港口。貞觀十六年（八七四）十二月，檢非違使被要求簽署一份承諾「有所看著，即便糾彈（一旦目擊群盜，便立即取締）」的文件。這是因為檢非違使的工作熱忱持續低落，到了這個時期，甚至對群盜視而不見。
過去，檢非違使的工作細則並未明文規定於律令中，直到隔年頒布了《左右檢非違使式》，才首度概括性地予以規定；之所以這麼做，應該就是為了提振檢非違使鬆懈散漫的工作態度。也許，對於本來只需要管轄京城的檢非違使而言，延伸至山崎、與渡、大井等地區的管轄範圍實在太大，因此導致他們無力負荷，進而失去了工作熱忱。
宇多天皇在位時的寬平六年（八九四），朝廷為過去沒有專用官廳的檢非違使設置了「左、右檢非違使廳」，要求他們每天在官廳值勤。官廳座落於左衛門府與右衛門府的範圍內，或許是由於當時審判必須在設有牢獄的衛門府密集地進行，以提升效率的緣故。然而直到隔年，檢非違使都沒有動靜，朝廷甚至下令要求盡速執行此命令；可能是檢非違使的工作實在太忙，根本沒有餘力搬遷吧。
同樣在寬平六年，朝廷下令要求檢非違使每十天前往大井、與渡、山崎、大津出差一次，「糾察非違者」。這項命令與十九年前的《左右檢非違使式》內容幾乎無異，不過位於東邊鄰國――近江境內琵琶湖畔的大津，在此首次被納入搜索範圍。醍醐天皇繼任後，在昌泰二年（八九九）曾有「京畿群盜蜂起」、在延長九年（九三一）則有「近日群盜滿京，掠人物」等記載，可知群盜並未減少。
到京城「通勤」的群盜與無能為力的檢非違使
當然，檢非違使並非沒有付出努力。延喜四年（九○四），檢非違使因為逮捕群盜而獲得獎賞；承平元年（九三一）十二月，霸佔儒學家藤原菅根舊宅的群盜也在檢非違使及衛府的包圍下投降。兩年後的承平三年（九三三），朝廷頒布了新的制度，要求衛門府、兵衛府、馬寮以輪值制的方式執行夜行。然而這些努力宛如杯水車薪，完全無法根除群盜。
最大的原因是，犯罪者的數量遠比僅是少數精銳的檢非違使來得多。康保元年（九六四）有一份回顧檢非違使額員變化的紀錄；根據此紀錄，在寬平七年（八九五），左、右檢非違使共有佐四人、尉四人、府生（下級職員）二人、左、右別當（長官）二人，合計十二人。天慶三年（九四○），增加為尉十人，志六人，府生八人，合計三十人。天慶九年，志減少二人，合計二十八人。要處理京城中所有警察、檢察與刑事裁判工作，這樣的人力勢必不足。
天慶二年（九三九）四月，為了搜索襲擊京城的盜賊，檢非違使被派遣至山崎、與渡（淀）、會坂、龍花越、大枝山。會坂是屬於古代「三關」（防止外敵由東方入侵京畿的三個關卡）之一的逢坂關所在之地，位在近江境內；龍花越（龍華越）是連結山城與近江國境的山口；大枝山（大江山）是從山城往西，通往丹波的老坂峠。其後，根據紀錄，檢非違使曾在安和元年（九六八）搜索「京邊東西山野」；天延四年（九七六），則曾搜索「西京邊土」。由此可知，此時群盜的足跡已西至丹波，東至近江，從遠方將平安京包圍，廣泛散居於國境地帶的山野之中，過著山賊的生活，偶爾到京城搶奪民眾財物，就像以「通勤」的形式工作一般。
面對不斷擴大、分散勢力範圍的群盜，檢非違使早已無能為力。天曆元年（九四七），當朝廷終於正視這個問題時，囚犯已經多到來不及審判；等待判決的囚犯人數眾多，牢獄人滿為患，囚犯因為牢獄設備簡陋而身陷飢寒交迫的窘境，甚至有囚犯還沒等到判決就在獄中喪命。朝廷認為，審判速度緩慢，乃是因為身為法官的檢非違使為了訊問、調查，必須多次往返左、右衛門府，造成時間上的浪費。於是，原分為左、右的檢非違使廳，自此整合為一。然而，改革的速度卻遠不及罪犯增加的速度。隔年，也就是天曆二年，狀況已經惡化至「強盜橫行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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