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同志文學一直被視為回應臺灣政治解嚴後，社會蓬勃發展而呈顯多元文學現象的一環，尤其於1990年代前後，藉由各項重要文學獎的肯定，在短期間內湧現了質量俱見的同志文學作品，於學院論述中喧騰一時，且與當時社會上烽煙初起的同志運動、社會運動互為表裡，亦與學院中的女性主義思潮、同志理論、酷兒理論的引進互通聲氣，同志文學不僅與臺灣當代的社會文化脈動息息相關，並與社會運動聯結互涉，過往不論從後現代文化視角觀察同志文學發展，或以同志運動觀點切入當代文學之研究，皆累積可觀成果。在過往的同志文學論述中，經常可見以出櫃、邊緣反抗意識概括同志文學，因此，當1990年代揭竿起義式的同志文學「運動」熱潮逐漸淡化，2000年後同志書寫熱潮稍歇之餘，在過往於結集運動式的反抗霸權路徑之後，如何讓臺灣的同志文學論述承接前緒，開創新局，帶入新對話空間與研究議題的可能性，進而尋訪同志文學作為文學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析論出隱藏於反抗異性戀霸權的大旗底下，更細緻幽微的同志文學特質，乃為原初的研究動機所在。
在臺灣1980年代後愈趨都市化與城鄉移民之進程中，女性的城市空間經驗與情欲自主，乃至於家庭型態的變化，早已成為解嚴前後女性文學著力刻畫的文學風景之一；而在白先勇的《孽子》發表以來，加以1990年代朱天文的《荒人手記》榮獲時報大獎，同志文學中的男男情欲與城市角落空間書寫，也成為廣受注目的文學焦點。然而，相對於女性文學所著力刻畫的女性自主、情慾與城市空間經驗，與男同志文學所細膩描繪的城市與新公園；出現於1990前後，描寫女女情愛的小說，卻呈顯了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文學風景。綜觀臺灣當代的女同志小說，泰半皆以校園作為起點，時時流露出對於重返青春「校園」的眷眷不捨。校園，尤其是高中女校，作為女女情愛故事的重要場景，其來有自，在華文／臺灣的女同志文學而言尤其如此，綜觀1990前後迭獲大獎、廣受注目的女同志文學作品，諸如邱妙津的《鱷魚手記》、曹麗娟的〈童女之舞〉等，在空間選擇上，多仍以接續朱天心《擊壤歌》、〈浪淘沙〉式的女校校園為主；除了校園空間的共通性以外，以文本中所經歷的時間而言，也多僅止於高中女校起始的青春時光，或至多延續至大學，對於進入社會後的情境描繪則多戛然終止，付之闕如。相對於同時期女性文學、男同志文學的情欲、城市、消費等多元面向，女同志文學在時間與空間的建構上，向來皆顯得較為縮限，然而，此類共通性的青春女校敘事，卻隱然成為女同志文學的共通美典，歷久不衰。
此外，於臺灣女同志文學論述中，邱妙津以臺大校園與臺大周邊溫羅汀一帶為主要場景的《鱷魚手記》，無論在學院論述或大眾讀者，都仍為最常被提及的作品；固然，邱妙津於九○年代以《鱷魚手記》同志現身、反抗霸權，而後又自裁於異國的悲劇色彩，在在推使她成為其時社會環境下悲情女同志的代言人，因而聲勢不墜；然而，邱妙津與早在1977年間便以《擊壤歌》、〈浪淘沙〉渲染高中女女情誼的朱天心，不僅同樣以菁英校園為背景，也同樣恰恰具有完全相同的優等生學歷：北一女，臺灣大學，便饒富意義。另外，再由其他文本中的角色設定看來，不僅是八、九○年代的《鱷魚手記》、《擊壤歌》中的主角就讀於名校，兩千年前後集結發表的張亦絢作品中，也經常以頗具運動集結能量的大學菁英女同志為主角，又如較受大眾關注、翻拍成影像的文本《逆女》、〈童女之舞〉、〈蝴蝶的記號〉等，作為主角的女同志也不約而同皆設定為就讀當地第一志願高中女校的優等生。
推究其因，我們很容易聯想到，無論是臺灣的同志運動，或是學院裡的同志論述，具有高學歷的菁英族群向來是主要的引導力量，也因此經常可見後續關於同志社群內部階級分化的討論。然而，有趣的是，儘管同志內部此類的階級分化路線檢討仍時有所見，女／男同志皆仍不免尚有菁英化色彩，但以兩千年迄今的文學改編影像與電影再現看來，女同志顯然要比男同志更為流連徘迴於菁英校園之中，2000年後上映、且較為知名的《藍色大門》、《蝴蝶》等皆為此中代表。
由此看來，在邱妙津的《鱷魚手記》與《蒙馬特遺書》中，作為第一人稱敘述的主角，雖皆標舉以文化菁英身分，然而這應不僅只為自傳性質的作者自況，再對照同世代作家的女同志小說，曹麗娟的《童女之舞》、杜修蘭的《逆女》都以第一志願女高中生為敘述主體，而比邱妙津早一輩的作家朱天心，也以描繪北一女中女女情誼的《擊壤歌》聲名大噪，顯見在臺灣當代的女女小說中，常有相類的文化菁英角色安排，幾已自成脈絡；如此說來，則令人好奇的是，在臺灣當代女同志小說中普遍可見的女校校園與菁英氣質，其中究竟具有怎樣的特殊連結與文化意涵呢？然而，必須特別說明的是，筆者並非意欲獨厚菁英，而是令人好奇的，菁英女同志角色何以在臺灣當代女同志文學中反覆出現？且其雖亦居於較為優越的文化位階，但卻似有其無法跨越的邊緣異境，乃至菁英女同志文本長年以來充滿無所不在的憂鬱氣質與死亡陰影，其所面對的困境，究竟與社會學研究中所關注的較不具文化資本的T吧女同志族群有何差異？
另一方面，在臺灣女同志文學與文化中，無論是文學或影像，皆不斷重返追憶女校校園與青春時光的同時，是否無形中也限制了女女情愛的時間與空間，而這又將有什麼樣的影響呢？在臺灣當代女同志小說中幾已自成脈絡的校園文化與菁英氣質，是朱天心、邱妙津、曹麗娟等作家的偶然生命經驗，或其實與臺灣女同志文化之生成具有微妙關聯？而學院論述及大眾讀者，對於這種菁英純女校的女女戀情描寫的偏愛，又可能暗示著怎樣的女同志文化想像與大眾期待？在往菁英路徑、學院殿堂邁進的同時，「純」女性校園與「純」愛描寫，一方面固然鞏固了這些以女校菁英女同志情愛描寫為主的文本的「純」文學品味，但如此「純」愛文學的表像下，是否也壓抑了「性」的可能？
從朱天心時代有情無欲的「春風蝴蝶女子」，到堅持女生與女生不能做愛的「童女」，乃至於悲壯激烈愛欲無能的「拉子」，女同志文學的情欲書寫都顯然難以離開「柏拉圖」式的精神世界，乃至於將純愛／性愛、精神／現實、菁英／庸人等牢牢對立？而菁英女同志因其無法於公領域中現身的同性情欲，在自我性向無以現身的生活日常之中，是否可能更將自限於個人私密空間？甚且，當菁英女同志以知識、學歷換取情欲自主的籌碼的同時，自原鄉、母國出走，身處於提供相當匿名性的城市中，在常見的異鄉／異國的情欲自主書寫之中，又將與其同志之身的私密性疊合產生如何的空間經驗？而如此菁英品味（「純」愛／「純」文學）式的女同志文化再現，對於往後臺灣的女同志文學與文化走向，又可能會有怎樣的影響？兩千年後，臺灣的女同志文學書寫較之九○年代以前，又呈現出怎樣的承接與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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