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後至今，很明顯地港口都市的研究取徑，朝向避免港口和都市或是海軍和商業港口二分法的研究限制，而從海洋的港口、全球港口城市史以及跨洲或海域比較的觀點來探究，並逐漸重視功能演變、性別、特定族群、文化及跨文化面向的分析。港口城市研究也是跨學科注意的課題，方法因而更加多元化，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人類學者嘗試提出理想的範型。亞洲港口城市的討論，除了從殖民港口城市和帝國港口 城市的角度論述之外，甚至進一步類型化，至少有商業中心 （emporium）型，如麻六甲和廣州、出口（export-outlet）型， 如波斯出口油的城市、橋頭堡（bridgeheads）型以及進出口集 散（entrepôts）型。然而，如同 Frank Broeze 所指出，為了了解港口城市的性質、功能以及重要性，必須掌握其是一種動態 多元學科合成（dynamic multidisciplinary synthesis）的港口和城市。例如 1979 年 Santa Cruz 團隊使用殖民港口城市概念和理論來討論亞洲的港口城市，不一定適合解釋歐美地區的港口，無法成為一種有用的理想類型。換言之，港口城市是否存在一種共通的範型，仍需要針對全球各地域港口城市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近幾十年來，從跨海域或洲際的角度來討論和比較港口城市的研究成果，也漸多。不過，很明顯地，上述這些港口城市史的討論，大多忽略前近代海洋臺灣港口市街的存在及其角色。至遲十六世紀以來，臺灣的港口卻逐漸變成東亞、亞洲以及全球的人、貨物及資訊轉運或流動重要的門戶之一。
其次，如果從中國史視野下來看港口城市，則長時期以來附屬於城市史研究。由於都市化是現代化的重要標誌，從 1950 年代開始，西方學者 Rhoads Murphey、Jean Chesneaux、Marie- Clarir Bergere、Mark Elvin 等先後以上海為中心，討論城市的變化、城市的工人、商人以及士紳權力的消長。不過，最具代表性的是 1977 年 William Skinner 所編纂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強調前現代中國城市是一個獨特的文化類型、中國 城市間的系統和變動方式。Skinner 提出的九個巨區，認為每區都支持一個社會經濟體系。這些社會經濟體系的空間結構，各由一個相互聯繫的中國式城市群落，或多或少地結合起來。對外貿易和技術上的進展，則是帝國時期城市化的最重要因素。
從 William Skinner、Frederick Mote 以及 Mark Elvin 都注意到城市和鄉村成為一體的關係；Gilbert Rozman 則強調中國城 市在國內至國際城市體系的地位。1984 年，William Rowe 對漢口的一系列研究，則是晚清城市研究的經典之作。他的《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一書，試圖證明中華帝國晚期第一等級的城市中心中，存在著重要的社會力量，並全面呈現這些力量與城市核心功能之間相互影響的面貌，指出商業、個人身分、社會結構以及社會組織等的變化。2000 年之後，中國城市史的研究，試圖打破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觀點，從多元現代性的角度來修正 1950 年代的早期現代化理論。
然而，港口城市變成獨立的課題，始於 1998 年戴鞍鋼的研究。他以上海和長江流域為研究對象，首度跳脫城市史的架構，強調港口城市與腹地的關連性。腹地是港口城市周邊的陸地，不但包括輸往港口商品的生產地，同時也是經由港口輸入 商品的市場。2000 年之後，吳松弟及其學生、團隊繼續在「港口與腹地關係」的架構下，進行晚清至民國時期中國港口，特別是條約港與腹地的研究，著重於探究港口城市與中國現代化 的關係。
2011 年，蘇基朗和馬若孟（Ramon Hawley Myers）編的 《近代中國的條約港經濟》一書，則進一步提出「條約港經濟」一詞，認為其是具體的經濟實體，條約港系統帶來了國際化城市以及工業化，採用西方法制框架，遵照西方工業化和大 規模生產投資的模式，是實現利益最大化所建立起來的制度體系。蘇基朗也指出近代化的商業模式是條約港經濟的心態，其擁有新網絡、企業家以及新制度，且具有擴張性和滲透性。這是立足於中國大陸條約港城市的觀察，是否適用於解釋海洋臺灣的條約港城市，仍待檢證。
臺灣港口城市的研究，早在 1930 年代，地理學家富田芳郎 在進行臺灣鄉鎮研究和調查時，最先注意到港口鎮的角色和變化。然而，戰後一開始也是依附在城市史研究範疇中，如前述 William Skinner 和斯波義信的《中國都市史》都有論文探討臺灣的新竹、鹿港、臺北以及臺南等港口城市。1980 年代後期，臺 灣史研究逐漸興盛之後，港口成為重要課題，但較少以清代臺灣的港口城市為研究對象。1995 年，Donald R. DeGlopper 則以鹿港為研究主題出版專書，根據他 1967-1968 年在鹿港的田野民族誌資料，仍從中國城市史的角度來觀察和反省，進行社區研究，試圖從個人、行會與城市、空間和時間、政治、社會結構、社區意象以及清代團體與個人網絡等面向，釐清中國都市社會過去與現在的性質，建構城市社會結構的模型。
整體而言，從全球港口城市史的研究視野來看，先行研究大多關注近現代各國或各海域重要的國際港口城市，即使在中 國史研究範疇中，也幾乎以上海、漢口、天津、重慶等大城市，特別是條約港為中心，而很少進行其他中小規模或傳統港街的研究，更遑論討論各地域港口市街之間的層級、類型、關 係以及彼此的競爭，或是比較各級港口市街與腹地及對外貿易圈的差異。
相對於前述以國際港口城市或條約港為中心的研究，中小型港街的角色和重要性常被忽視的，清代臺灣的港口市街史研 究應該可以提供不同面向的樣貌。十六世紀之後，臺灣才逐漸因為東洋針路航線的開闢，而躍升到世界舞台中。歷經荷蘭和 西班牙統治、鄭氏王朝的經營，臺灣雖然是東亞轉運站，貿易 網絡更擴張到全球，但是大概以大員（臺南）為據點，開發範圍有限，直至康熙 23 年（1684）清朝將臺灣納入版圖之後，來自福建和廣東的移民大量進入，臺灣西部才展開全面性開墾。換言之，清朝統治的兩百多年（1684-1895），是港口市街成長 和首度出現衰落的時期。港口由於是移民登陸地點，往往最先成立市街，更是移民與原住民最早的接觸點，港街的族群關係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也是東南亞不少港街共同面臨的問題。
其次，清代臺灣是一個農業移墾社會，海島型的農商連體 經濟型態是經濟發展的首要特徵，也呈現以港街為中心帝國邊 區市場（frontier market）的型態。漢人大舉入臺拓墾之後，基於比較利益法則，農產品高度商業化，大多對外輸出，以交換中國沿海外向型經濟區的手工製品和日常用品。不過，由於陸 路交通不便和沿岸航行困難，使得各地域的吞吐口，扮演土地 開發和商業貿易火車頭的角色。即使晚清輪船盛行之後，臺灣 南北交通仍不方便。如 1893 年，史久龍帶士子至臺北考舉人鄉試，需先從臺南搭輪船到福州，再從福州搭斯美號到滬尾。正由於臺灣南北沿海交通不便，大多數中大型的港口市街直接 對外貿易往來，而產生各地域的特色，成為今日宜蘭學、桃園學等地方學成立的基礎。不過，這些港口之間競爭激烈，消長明顯，也形成大小不等的港街。這些港街的類型、層級、彼此的關係，貿易型態，以及發展或衰落的原因或差異，都值得觀察。
總之，由於清代是臺灣大多數港街出現的時期，不僅可以觀察港街的形成過程、族群組成，也可以建立這些港街彼此從屬或競爭的關係。另一方面，過去僅以臺北、鹿港以及臺南等 條約港或正口城市為中心而忽略小口港街的立論，往往無法解釋以竹塹、中港、東港等小口為樞紐，在對內地域市場圈和對外貿易圈的位置。對於像麻豆港這種地方型港口，認識更有限，往往忽略自十六世紀以來臺灣西南海岸的港口市街透過偌大的內海網絡，在人群、貿易以及宗教信仰擴散下的關係和演變。
本書即集結和重整筆者近三十年來有關清代臺灣港口市街的研究成果，說明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海島型港口市街的性質、類型、功能以及其特色。本書從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文化等面向，分成港口的政策與管理、族群與港街變遷、港街貿易 與網絡以及港街信仰等四部分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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