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在靈光消逝的年代裡

001
一把刺破冰封內心的文學小刀


如果讀者先迅速翻閱一下《在與世界的對抗中：慢讀卡夫卡》（注1），會發現編者收錄的格言或短篇，有不少是落在一九一七年──因為在這一年九月，卡夫卡確認染上肺結核，這也促使他在年底決定解除剛在七月與第二次與菲莉絲（Felice Bauer, 1887-1960）婚約。在短暫時間內經歷如此大的人生變故，使得卡夫卡開始致力於具有箴言風格的短篇寫作，並記錄在所謂的八開筆記本上頭。
八開筆記本是卡夫卡好友馬克斯‧布羅德（Max Brod, 1884-1968）在卡夫卡遺物中發現的八本藍色封面的創作札記，寫作時間大概是始於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一八年五月。若讀者有機會去布拉格旅遊，通常會去城堡的黃金巷參觀卡夫卡小屋。其實卡夫卡並不是住在此地，這是妹妹奧特拉（Ottilie "Ottla" Kafka, 1892-1943）為了讓他可以專心寫作而租的工作室。卡夫卡於一九一六年十一月起，開始在下班後獨自到這小屋寫作，約待到八、九點後才返回住所，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底──黃金巷小屋開啟了八開筆記本的寫作。
八開筆記本中比較著名的幾個短篇，都收錄在他生前出版的《鄉村醫生》（1919）這本短篇小說集裡，包括〈鄉村醫生〉、〈給科學院的報告〉、〈兄弟謀殺〉與〈在法的門前〉等。所以讀者會發現，編者所挑選的段落大多是出自八開筆記本，另外則挑自一些書信與日記，反而沒有選如《蛻變》、《審判》或《城堡》中的句子。最主要的理由，也是在這些片斷的私人寫作中，卡夫卡展現了他特有的寫作風格與私人情感。
即使大家都對《蛻變》等卡夫卡小說耳熟能詳，但卡夫卡的短篇往往跟長篇有很大不同。比如在短篇中會有很多小動物出現，而在像《美國》（又稱《失蹤者》）、《審判》與《城堡》這些長篇小說中，則更多是低著頭的人物。尤其本書取材還有他與菲莉絲、米蓮娜（Milena Jesenská, 1896-1944）等人的情書，這些情書寫作通常會讓一位男性在女性面前刻意去塑造另一種形象，而有別於日記與小說中的自我剖析。
卡夫卡曾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六日的日記裡提到：「隱喻是使我對文學感到絕望的原因。」法國文學評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則認為，卡夫卡的寫作技巧是一種影射。影射跟隱喻不一樣，隱喻是把新的意義加在舊的對象上，那是一種固定關係──我說你像玫瑰般嬌豔，玫瑰的形象附著在你之上。但卡夫卡的格言寫作有一種矛盾性，打開了各種解讀的有效性。羅蘭‧巴特說：「影射是一種純粹的意指技巧，它實際上使整個世界都參與進來。」影射是一種論斷，影射指引你去發現新的事實。當卡夫卡寫下「惡是善的星空」時，他並不是在隱喻，因為隱喻是建立在相似性上，但我們無法在此發現相似性，反而是他做了一個新的論斷，這個論斷需要我們去發現，而且句子本身往往充滿矛盾性，讓我們感到既新鮮又困惑，比如說「宗教跟人一樣都會迷失自己」。
這種充滿矛盾的寫作風格是卡夫卡的文學特色。法國卡夫卡專家瑪爾特・羅貝爾（Marthe Robert）認為卡夫卡是透過一種「是的，但是……」的寫作模式，來調節他的文學與世界的關係。卡夫卡說：「相信會有進步，不代表相信進步真的發生過。所以這是不能相信的。」我把這句話詳解如下：你可以相信會有進步這件事，但是進步不一定真的就會存在，所以這種相信不值得去認真對待。但我的解釋缺少了玩味的空間，將影射的曖昧空間給破除了，解消了讀者用自己經驗去打開這句格言的可能性。
早在一九三七年，馬克斯・布羅德就曾將八開筆記本的第三冊與第四冊（稱為「Ｇ」本與「Ｈ」本）中一些片段與格言集結起來，以《對罪惡、苦難、希望和真正道路的思考》（Betrachtungen Über Sünde, Leid, Hoffnung und den wahren Weg）的名稱，收錄在當時出版的卡夫卡全集第六冊。後來我在大學時買到的張伯權翻譯的《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自華，1987），即了收錄這部箴言錄，但《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最早可推溯到一九七五年新竹的楓城出版社。到了一九九○年代末期，書市上已見不到《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這本小書。二○○三年麥田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編選的《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又把《對罪惡、苦難、希望和真正道路的思考》收進來。這大概就是本書出現之前，卡夫卡的箴言錄在台灣的接受狀況。
本書編者彼得‧霍夫勒（Peter Höfle）是當代德國知名卡夫卡專家，也是德國出版界龍頭蘇爾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編輯。他近年為蘇爾坎普編選了《卡夫卡讀本》（2008）與《給父親的信》評註版（2008）等都大獲好評。各位手上這本書的最大優點，不但是把《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與《卡夫卡三重協奏曲》綜合起來（尤其收錄在後者的〈給父親的信〉），也是一個全面性針對卡夫卡的寫作與人生的精選集。讀者在本書會碰觸到另一個卡夫卡，那個將寫作視為祈禱的卡夫卡，而不是《城堡》或《審判》裡被體制操弄的Ｋ。
在二十世紀，卡夫卡的名聲，主要是與存在主義及冷戰氛圍結合在一起。一方面從個人角度，他的作品論及個人對生命的迷惘與存在感受，如《蛻變》；另一方面從時代精神，他是小說《城堡》與《審判》又精確地描述了冷戰之前共產體制底下的荒謬生活狀態。但我最近關心的，是在冷戰已遠、存在消散在手指滑動螢幕動作當中的二十一世紀，卡夫卡是否能引發新的時代共鳴？而我在本書中發現了新的影射。
「我人生中所有的不幸──我沒有要抱怨，我只是把它當作一種一般性的教訓來看──來自於，這麼說吧，信件或寫信的可能性……。」卡夫卡如此強調。這不是有些耳熟能詳嗎？當代人不是就將生活中大多數的時間，都放在寫信上嗎？只是當代人寫信不是用過去的紙本郵件，而是各種電子郵件、社交軟體、即時通訊app。當代人對寫信與回信的熱烈心情，彷彿吸血鬼需要鮮血一般，無時不刻掛念著對方是否回信，這跟卡夫卡等待回信的心情是很像的。最關鍵的，不是信件的內容，而是寫信與收信的動作──當代人隨時上網看信與回信，不是因為有什麼重要事需要溝通，而是這個動作本身就是目的。在同一封信件最後，卡夫卡論道：「寫信其實是：將自己暴露在飢腸轆轆的鬼影前。用字寫下的親吻無法到達它該去的地方，只會被那些鬼影在中途攔截並吃掉。豐富的食物讓這些鬼影不斷的巨幅增加……人類繼信件後，又發明了電報、電話、無線電報。那些鬼影子未來依舊餓不著，但我們卻會逝去。」
如果透過當代電子媒介的書寫，成為主流的寫作模式，那我不得不說，本書所呈現擅長短篇與格言的卡夫卡，其寫作風格正好預示了當代人每天面對的微型自傳寫作。卡夫卡簡直就是我們的化身：「我一從辦公室裡解脫出來，就立刻想去從事我渴望的自傳書寫……此結果連我身旁的每個人都能了解和感受到。」我們在臉書上寫下短短的句子，就像卡夫卡在八開筆記本上所做的一樣──而且卡夫卡也貼圖，只是那是他自己畫的（讀者可參閱商周於二○一四年出版的《曾經，有個偉大的素描畫家：卡夫卡和他的41幅塗鴉》）。
但我們與卡夫卡的差別，是他一輩子嚴肅對待這種自傳寫作，他所有的人生問題不論是家庭、婚姻或身體，都是他為寫作付出的代價。什麼叫嚴肅寫作？我覺得卡夫卡下面這兩段話做了最好回答。首先是他認為「一本書必須像一把斧頭能擊破我們心中那片冰封的海」，既然一本書是透過一句句文字的寫作累積，那麼格言與短篇寫作對卡夫卡來說，勢必也像打造一把能刺出一個洞的銳利小刀，需要苦心琢磨。
如何琢磨，最後還是得依賴大量閱讀：「魏爾什（Weltsch）帶了些有關歌德的書給我，這些書激起了我一股混亂且無處發揮的澎湃情緒。計畫要寫篇名為《歌德不同凡響的人物》（Goethes entsetzliches Wesen）的文章。」一位偉大作家只能被另一位偉大作家所激勵。
對卡夫卡而言，寫作是一種祈禱，而且是孤獨的祈禱。他不能沒有寫作，更不希望被干擾，彷彿他本身就是寫作的意志。沒有比卡夫卡更純粹的作家了。

注1：《在與世界的對抗中：慢讀卡夫卡》（Lektüre für Minuten. Betrachtungen aus seinem Werk），闕旭玲譯，商周出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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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刺破冰封內心的文學小刀


如果讀者先迅速翻閱一下《在與世界的對抗中：慢讀卡夫卡》（注1），會發現編者收錄的格言或短篇，有不少是落在一九一七年──因為在這一年九月，卡夫卡確認染上肺結核，這也促使他在年底決定解除剛在七月與第二次與菲莉絲（Felice Bauer, 1887-1960）婚約。在短暫時間內經歷如此大的人生變故，使得卡夫卡開始致力於具有箴言風格的短篇寫作，並記錄在所謂的八開筆記本上頭。
八開筆記本是卡夫卡好友馬克斯‧布羅德（Max Brod, 1884-1968）在卡夫卡遺物中發現的八本藍色封面的創作札記，寫作時間大概...

導論 書的導論

聽，天使在唱歌

我成長的一九八○年代，非常流行聽西洋音樂，當時最熱門的節目，是余光在警廣的廣播。他的節目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七點到八點，我都會固定守在收音前，特別是周五晚，那天他會介紹最新的告示牌（Billboard）前二十名的單曲。不過要說最新，其實已是至少兩到三到禮拜前的資訊了。當時沒有網路，得等美國那邊將榜單與音樂寄過來台灣，余光才能在節目中播放。
但我實在沒辦法等那麼久，為了想要知道最新的告示牌排行，我決定把存的錢拿出來買一台短波收音機。那時一台短波收音機要三四千塊，感覺像是現在年輕人去買 iPhone。當年還是冷戰時期，各國都有短波電台，向全世界廣播，宣揚其政治理念，有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或是德國之聲等。這些電台的頻率是一般的 AM/FM 收不到的，唯有透過短波收音機才聽得到。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在這浩瀚的短波海洋中，一定會讓我撈到一個美國電台，節目中會播放范海倫樂團（Van Halen）或是史班杜芭蕾合唱團（Spandau Ballet）的最新單曲。現在回想起來，感覺就像是進入了影集《怪奇物語》（Stranger Things）的世界，但真的，那就是那個年代的普遍氛圍，即便故事是發生在美國。
那天晚上風很大，應該是我高一升高二的暑假，我帶著剛買到的短波收音機，騎著腳踏車，到花蓮市的南濱海邊，將收音機打開，用手指轉著調整頻道的轉鈕，試著辨識出聽得懂的聲音。不久，奇蹟發生了，我真的找到一個夏威夷的電台，名字叫 KYLM 之類的，正在介紹最新美國告示排行榜前四十名。我聽到的第一首歌如天籟般從收音機裡傳出來，那是舞韻合唱團（Eurythmics）的「There Must Be an Angel (Playing with My Heart)」。我不知道是因為歌曲太好聽，還是那一刻對我來說就像是天使現身，我這一輩子都無法忘記歌曲一開始的「La la la la la la... Dara... dada, la la la la la la... Dara... dada」！
對西洋流行音樂的熱情還造成其他的影響。為了想獲得更多資訊，余光音樂雜誌一創刊，我就開始訂閱，雜誌每一期都附有告示牌單曲百大與專輯兩百大排行。我大學畢業時，曾經去算紫微斗數，老師對我說:「你成長過程中，常常很晚睡，不知道在做什麼。」其實我知道為什麼，我半夜都在研究排行榜上的名單。這些排行不是只有歌曲或專輯名稱，還有製作人、上榜週數以及是否獲得金唱片或白金唱片等資訊。有些專輯雖然沒有進入前二十名，但卻可能停留週數很長，甚至獲得金唱片。我會猜測這是否這意味著這些專輯或歌曲更為耐聽，即使我在廣播節目從來沒聽過。這些名字會引發我的好奇，成為去唱片行狩獵的目標。這個經驗影響了我後來很喜歡收集與研究各種名單，它訓練我對各種蛛絲馬跡的探索，就像是偵探一般。

書架上的最初

千禧年後，我從布拉格回來。當時我從捷克寄回了三十幾箱的書與資料。捷克國家小，許多書都不太容易再版，去舊書店尋寶，成了我每個禮拜的固定行程。其中有一家藝術二手書店是後來常去的地方，我在那裡培養出對超現實主義的興趣。後來當出版社邀請我為《超現實主義宣言》寫導讀的時候，我已經在這個題目上浸淫了很久，閱讀過許多相關資料。在本書的〈詩歌、愛情與革命的子彈火力全開〉一文中，我就略為提到這段時光。
這本書收錄了我近二十年來為各種書籍寫的導論或導讀，最早的一篇是二○○四年為《童話治療》寫的〈女性的分析之道〉。通常，一篇導論的書寫，要花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前提是我要對這個題目有興趣，我會願意將所有閒暇時間都拿來準備這篇文章。首先，當然是先將全書讀過至少兩遍，讓文本得以進入身體。我會開始跑圖書館，去借各種相關的資料回來查閱。大量進食的閱讀過程中，有些想法或句子會在睡前胡思亂想時，像泡泡一樣浮上意識表面。我會將它們記下來，但不會太快或太早就去構思整體架構，而是讓這些內容在我的無意識醞釀，直到不同想法之間，開始浮現相關連結，我就知道這篇文章快要成熟，可以準備動手寫了。
二○○四年出版了一本書叫《逛書架》，裡面介紹了十多位愛書人的書架，我是其中一位。當年我還默默無名，在景美租房子，捷克寄回來的書加上自己平日買的書，堆滿了我小小的房間，那時買不起木質書架，只能去師大路的便宜百貨店，買正方形的鐵製網格，組成臨時書架。但是這些網格的承重不足，往往被書壓到凹陷。《逛書架》就有照片，捕捉了這樣的慘狀。不過，書中沒有記錄到的更悲慘的，是每隔三、四個月，這些臨時書架會因為過重而造成中間的卡榫滑動鬆弛，最後書架會瞬間整個垮下來，讓我欲哭無淚。要重新把書上架是非常累的事。我的書架沒有什麼系統，它們就像是一片野生草原裡的羊群，而我是牧羊人，羊群會亂跑，牧羊人只是憑野性的思維，去記住每隻羊。我對每一本書放在哪個區域會有身體的記憶，但不見得馬上找得到要找的那一本，卻會在找書的過程，發現很久沒有看到的另一本書。書架垮的時候，這種情形會呈現指數成長，上架的過程會變得很慢，每一本我都要重新再翻閱一下，因為好久沒看到這隻羊，得摸它一下。
當然，我不是什麼都會寫，我有興趣寫的導論，還需要一個另一個前提，是我對這位作者或題材已具有一定的知識背景。法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蒙迪安諾，我對他的小說不熟，但要寫的導論，是關於他的劇本《我們人生的最初》，這就讓我有一定的把握，去接受書寫導論的挑戰。我比較喜歡吸收第一手的資料給我的靈感，特別是作者在出版這本書的同期與前後期的作品，往往能給出更多解讀的線索。寫書是這樣，作者不見得是寫完一本才寫另外一本，有時可能好幾個計畫會同時醞釀，有時先寫好的作品，也不見得會先出版。所以我偏好先去了解這部著作當年出版的狀況，再根據對版本的理解去做去詮釋的定位。像〈遊蕩在一座名為班雅明的迷宮城市〉、〈離開地面一寸，重啟面對他者的力量〉、〈成為卡夫卡的親人與朋友〉、〈文學作為一道反抗災難的陽光〉、〈當下的開放〉等好幾篇文章，我在文章一開頭，都是先釐清當年出版的狀況，而不是直接切進內容詮釋。
我在網路上查到一些評論與訪談，都提到《我們人生的最初》與他另外一本書《家譜》的關係。我覺得這是個線索，在台大找到這部小說的英文本。兩本書交叉閱讀的結果，最後得出自己對這部劇本的解讀。我希望我的導讀不光只是一種知識性的詮釋或是單純介紹，也是奠基在我個人創作與人生經驗上。大學畢業當完兵後的一九九○年代中期，我有一段時間在花蓮的有線電視台工作，有很多直播節目都是在晚上九點才開始，有時我會擔任導播，有時則擔任主持人的工作，我甚至自己主持一個叫《書蟲俱樂部》的節目。下午的時候，通常記者們會外出採訪，我若沒有跟拍，就躲在咖啡廳看書。我不太會拿這個社會的標準來定義自己，但我有自己想做的事，只是我不在意這些事情在別人眼光看來是如何。反正我覺得，這是我的人生，我又沒犯法，也沒管你們的生活該如何過，請別來管我。

細讀的力量

有一次我在圖書館借到一本高全之寫的《王禎和的小說世界》，讓我印象非常深刻。高全之對王禎和的解讀，並非先立足在特定的文學理論，而是根據他對王禎和作品的細讀所進行的詮釋。這讓我感覺非常到位，解讀的主要證據都出自王禎和的文本。後來做劇場之後，我發現有些導演在做劇本分析時，會與演員一起面對面對於文本進行長期的討論與分析，而不是去運用二手的閱讀資料。在〈當劇場白光驅走人生昏暗──評《我們人生的最初》〉這篇文章一開頭，我提到俄國劇場導演多金（Lev Dodin），他對劇本分析的技巧，對我有很大影響。多金的想法是，一位劇作家在寫台詞時，為何選擇這句話而不用另一句話，一定有他的用意，只要我們願意挖掘，願意讓台詞穿透我們，我們就可以在文本的某處找到支持這個想法的證據。
在〈想像力的證詞──班維爾、卡夫卡與納博科夫〉一文的結尾，我提及愛爾蘭文學批評家丹尼斯‧多納霍（Denis Donoghue）對細讀（close reading）的支持。我會引用這段文字，而不引用別的，一樣是透露了我對文本細讀的偏愛。這倒不是說我反對文學理論，只是我不喜歡理論先行，覺得那樣會限縮我對新事物的觀察，只找尋對自己有利的解釋。畢竟，書寫導讀的樂趣，在於這是一種學習的成長。你在寫導論的過程中，必須讓自己成為作者，把作者吞到你的肚子裡，有點像卡通《進擊的巨人》，你要吃掉怪獸，才會成為怪獸。丹尼斯‧多納霍說：「閱讀文學的樂趣是喚起一個人的想像，這是走出自我邁向他人生活、邁向其他生活形式、過去、現在與未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邁入他人生活的想像過程，其實跟方法演技很像，只是讀者是在他的腦中演戲。寫導論對我來說，有時你得要扮演作者，你得要帶著同情的理解，試著用他的角度說話，雖然這最終也是一種你的詮釋。一篇導讀當然也可以有評論的部分，但是若要區分導讀與評論的差異之處，是導讀要負責帶領讀者進入書的世界，評論是看出作者自己沒有看到或說出來的東西。寫導讀的人可以有的風格，但最終，你要服務大家進入這本書。所以有時候，一些比較難的著作，我會試圖用比較大眾化的開頭，像為《牆：沙特短篇小說》寫的〈何時不再逃避自由，做自己？〉，在文章一開始，我就藉著電影《蝙蝠俠：開戰時刻》的一個片段，來作為對存在主義的解釋。
前陣子我在某本書上看到一句話：「哲學就是奪回時間。」這句話讓我印象很深刻。的確，哲學不是只在探討時間的學問，而是協助我們區分什麼是重要與不重要的智慧。人生有限，你可以做你喜歡的事，但這些事卻不見得是重要的事，重點是，你打混過去的一天，這一天的時間是永遠拿不回來的。《時間之書》就是在談論各種不同狀態的時間，以及時間對我們的影響。我在書寫這篇導論時，關注到一個現象，作者薩弗蘭斯基在試圖協助我們釐清時間概念的同時，卻引入另一個概念──事件。我在〈時間、事件與逍遙〉一文寫道:「事件與時間一樣，是一個奧祕，彼此之間有密切關聯。薩弗蘭斯基在《時間之書》中，經常提到『事件』，每一章都會出現好幾次，但他並沒有特別給予定義或說明。」接著我舉出書中提到的事件有關的幾個句子，然後試圖解釋薩弗蘭斯基在使用事件這個字時，他可能是在指什麼，雖然作者從來沒有直接解釋。
這種從文本中找到空隙，發現矛盾，然後試圖挖掘這個不能被直接定義的線索，把它當作是解釋整部作品的問題意識（而不是去批判它），可以在〈不再讓你孤單──慰藉的力量〉、〈《我就是夏洛克》紙上演後座談〉、〈一九一三：現代史的麥加芬〉、〈他不重，他是我兄弟：當代藝文機構的任務〉等幾篇文章中，找到我對這個書寫策略的運用。
知名芬蘭邏輯學家與維根斯坦專家辛提卡（Jaakko Hintikka）說，維根斯坦有拼寫困難症，所以他在寫作時，第一段往往是重中之重，他會集中所有力量，試圖在一開始就表達清楚。韓炳哲是韓國人，後來讀研究所才去德國讀哲學。既然是外國人，書寫表達勢必無法如母語一般流暢，寫得精確比較重要。就德國人角度，一個外國人也像是得了拼寫困難症。維根斯坦的例子，給我在詮釋韓炳哲的著作時，有了一個新啟發，我甚至去比對兩本著作的第一段，果然發現有可以接續的部分。

卡夫卡的慰藉

前面提到，本書所集結的文章都還是為專書寫的導讀或導讀，可是文中的相關題材或觀點，可能我早已醞釀許久。千禧年後，有一段時間，我開始在構思寫一本關於鬼魂現象學的書。這本書不是在談論鬼的存在，而是在分析各種無所不在關於鬼的文化現象。這裡面有主觀的情形，比如罵人:「你這個死鬼！」，到各種鬼的卡通或電影，或是對鬼故事中對鬼描述在歷史上的變遷等。雖然這本書最後並沒有寫出來，可是當出版社來邀請我為「雞皮疙瘩系列」寫導讀時，之前的思索就派上用場。讀者可以在〈結局只是另一場驚嚇的開始〉這篇文章發現，我並不是用文學的角度在分析作品，而是把鬼當作是對日常生活不滿的一種補償性想像，並說明閱讀鬼故事對青少年的正面意義。
導讀不是你想寫就寫，是得有別人邀請，你才有機會。我被邀請寫最多導讀的，應該是關於卡夫卡。我算了一下，我為卡夫卡相關出版寫的導讀，至少有十本。但在編輯這本書時，考慮到比例的平衡，只挑了其中三篇。我對卡夫卡的喜愛，源自卡夫卡在我年輕時救了我一命。在卡夫卡的小說、日記與書信中，我總能閱讀到對自己存在狀態的精確形容，從而得到心靈的慰藉。高中開始，我與父親關係非常不好，他對我最喜愛的兩件事，聽音樂與閱讀課外讀物，都抱持反對。兩次大衝突，剛好一次是他發現我買了一台錄音機，他質問我這是誰買的，我很緊張地回答:「是向同學借的……」，他馬上很兇地說：「那帶我去找你同學。」然後回房去穿衣服準備出門，我就在這短短幾分鐘，爬牆出門，逃跑了。後續當然很慘烈。
我從小是外婆帶大，並沒有與父親住在一起，不過花蓮很小，他的診所騎摩托車十分鐘內可以到外婆家。有時他也會繞過來看我一下。高一的時候，有一天可能是周末的下午，他突然來找我，打開房門，發現我正在讀一本小說，他質問我為何要讀這些書，我說我功課都做完了，為什麼不能讀。我父親非常生氣，覺得我居然會反駁他，就把書搶過來，摔到地上，說:「不許你讀課外書，你只能讀學校的課本，你要把心完全放在學業上。」後來又發生他發現我交女朋友的事，大概覺得這個兒子不受控，必須嚴加管制，就叫我搬回去跟他住（但其實也只是晚上回去他那邊睡），也才會發生後來他發現我有錄音機的事。
從對卡夫卡的閱讀找到慰藉的經驗，使我在為《生命是一場尋求慰藉的旅程》寫導讀時，留意到書中不論是哲人藝術家或政治家，主要都是透過書寫與閱讀來治療靈魂的傷痛。背後最主要的原因，我認為是「透過閱讀，我們可以進入他人內在的心靈。書寫是本書大部分主角在尋找慰藉時……都是藉由撰寫書信、詩歌、散文、小說、論文或是對話錄等方式，來面對與命運的和解。這也解釋了，為何作者對歐洲慰藉傳統的深度探索，最終還是以結合哲學與敘事的寫作模式來進行，而非利用圖像或音樂。」這些敘事文學或哲學的書寫，是透過長期的傷痛，所沉澱轉化出來的文字。書寫的過程是緩慢的，意味著讀者也必須透過緩慢的閱讀，才能貼近文字背後的精髓。閱讀是慢速，當我們閱讀的時候，世界會退到身後，整個人會沉浸在書的世界中，遊戲或看影片也會有這樣的效果。不過閱讀文字時，讀者必須運用大量的想像力，來補充字裡行間的空白。

閱讀是對抗加速社會

為了寫您正在讀這篇導論，我照例去圖書館借了一堆談閱讀的書，其中一本名《我們在閱讀時看到了什麼》為最為有趣。曼德森（Peter Mendelsund）運用了現象學的方式，剖析當人們在閱讀時，意識到底同時發生了麼事，他強調:「閱讀感覺起向來如同意識本身，閱讀就像是意義：不完整，模糊不清，是一種共同創作。」閱讀需要讀者一起出力，而你沒辦法對出力加速，否則就會很快耗盡能量。閱讀的共同創作是一種享受，如同學習是一種享受，享受這個想像力出力的過程。
韓炳哲在他的《透明社會》中，將世界變得透明化的傾向歸因於我們處在一個加速的社會。社會可以加速，科技可以加速，可是我們的身體與意識不能加速。身體的加速，就是面對老化，意識的加速讓人進入瘋狂的狀態。有些事情加速或許不錯，更便捷的交通，更迅速的服務，更快速的網路，可是幸福本身是無法加速，身體體驗的加速是危險的（比如毒品的效果）。不可諱言，加速社會的進程不是我們個人能夠逆轉，我們手邊的各種數位產品，催促著我們的意識不斷在接受我們不需要的資訊。這說明了，在慢速閱讀被加速資訊所取代的同時，我們無意識地發展出一種補償機制，那就是音樂。音樂創造出另一種類似閱讀的空白效果，讓我們以另外一種方式運作我們的想像力。所以我們隨時帶著耳機，比過往更無時不刻在聽著音樂。若沒有音樂打開另一扇窗，我們的大腦將不堪負荷。
真正的閱讀只能是慢速，我們的身體在享受這個閱讀的過程。《小王子》有一個章節，是他碰到一個在賣緩解口渴藥丸的商人，商人宣稱這個藥丸可以節省時間。小王子問商人，那節省下來時間要做什麼呢？商人回答:「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小王子說，如果他有時間可以自由支配，他用會這些時間「不慌不忙地走向一口泉水。」閱讀就是走向心靈泉水的練習。
在為《千面英雄》寫導論時，我發現作者坎伯曾有五年的時間沒有工作，專心讀書，這讓我相當有共鳴。當我從台大土木系轉到台大哲學系，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我可以擁有全然自由的閱讀時間，讀什麼書都可以（反正什麼事物背後都可以有一套哲學）。這種強大的閱讀飢渴，自然就造就了我多樣性的閱讀清單。大學時候，我住在台大正門對面的巷子裡，一九八○年代末台灣經濟起飛，加上解嚴，各種思潮出版如潮湧般一波接著一波，小小的居住自然就堆滿了許多書。當房間開始放不下書，當時的解決之道，是如果圖書館可以借得到的，就先上圖書館借。以前圖書查閱沒有電腦，得去翻一張一張的索引卡，或是直接去架上找。這種慢速找書的結果，反而造就了我對書的記憶是建立在身體經驗，而非陳述性記憶。
網路搜尋所運用到的事實記憶並非萬能，它代表你得用語句的方式，把你想要查的東西打出來。可是很多記憶可能是觸覺、嗅覺或身體技能（比如騎腳踏車），無法以語言描述。不論是手機或是電腦，都是去脈絡化的陳述性記憶，意思是你看什麼東西，來開鏡頭來觀察，你都是在使用同一台電腦或手機螢幕在看東西。即使在看不同的書籍內容，你用的電腦或手機並沒有改變，你的觸覺經驗並沒有改變，一樣的螢幕，一樣用手指。可是你閱讀繪本，聖經或是小說時，每本書握手上的方式與感受都不一樣，這個結合身體記憶的閱讀，反而催生更具整體性的記憶，更難被遺忘。

逛圖書館的好處

常跑圖書館有三個好處，第一個是對書的記憶更持久且有效。比如一年前你曾在某個架上翻閱到一本書，即使你已不記得書名，但你依舊知道書大概放在那個位置，身體知道許多大腦不知道的事。可是你一年前查閱的網站，你可能永遠找不到，除非你知道關鍵字。就算你把這些網站連結放進我的最愛，寫上標題，一年後你再看這份清單時，這些檔案名稱對你也很陌生，你得打開好幾個之後，才能找到你要找的原始內容。加速意味著得拋棄一些東西，就像登月火箭加速升空的過程一般。科技可以使材料加速，讓植物的熟成更快，但我們的身體，還停留在三萬年前狩獵採集社會時的身體，這是無法加速，無法被拋棄的事實。科技的加速是一種假象，讓我們誤以為我們的大腦與身體運作也在加速，但其實並沒有。
逛圖書館的第二個好處，是會出現德國藝術史家瓦爾堡（Aby Warburg）所謂的好鄰居法則（The law of the good neighbor），你最需要的書，往往不是原本書架上你要找的那本，而是放在這本書隔壁或附近的另外一本。好鄰居原則並不是延伸閱讀，不是根據大數據或你的偏好。好鄰居原則是建立在這個世界最終是被不確定所統治，我們必須放棄對世界掌控的加速邏輯。意外是好事，意外必然會發生，接受意外，反而會打開人生很多可能性。科技不可能解決這些意外，因為科技發展本身就是建立在科學對意外的發現與接受。雖然這不是我在這篇導論可以回答的問題，但我推薦大家可以試著去找德國社會學家哈爾特穆特‧羅莎（Hartmut Rosa）的《不受掌控》（Unverfügbarkeit），這本書對當代社會為何必須學習接受意外的不可掌控，有簡單而清晰的說明。
哈爾特穆特‧羅莎的名字在薩弗蘭斯基《時間之書》這本書的註腳。讀大學時候，我發現有時註腳比內文更有趣，可以學到更多東西。於是逐漸養成一個習慣，有時看書時，如果書讀不完，我就先看註腳。註腳也是一種阻礙閱讀加速的機制，可是註腳是令人駐足的風景，別有洞天。
對我來說，圖書館借書的最後一個好處，是自己買的書有時會晾在書架一直沒讀，但圖書館有還期，要還書前總是會先閱讀一下。借書的結果，反而會讀到比較多的書。這背後的心理機制，可能是覺得自己買的書反正跑不掉，有時間再讀即可。但是花了時間跑一趟圖書館搬書回家，沒有讀一點好像很可惜。即使如此，我買書的樂趣一樣沒減少，更何況，有許多書圖書館不見得有。有網路之後，買外文書變得更容易，但是我在買書之前，會先查看看我可以借書的大學圖書館是否有收藏，以免重複購買。在準備寫這篇導論時，我在亞馬遜買的新書，是哈爾特穆特‧羅莎的《共鳴:論世界關係的社會學》（Resonance: A Sociology of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

在靈光消逝年代找回通感

〈遊蕩在一座名為班雅明的迷宮城市〉是為《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班雅明精選集》寫的導論，我在文章一開始就點出，班雅明從波特萊爾得到靈感，推崇「通感」（correspondances），那是「一種能感應到雜多細節背後有相互連結的能力」。我相信班雅明本身具有的通感，是他的大量閱讀與流亡經驗交會震盪產生的結果。他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談到的靈光消逝，其實是一種去脈絡化的現象，剝除掉作品被接受時的原初時空特殊性。就閱讀來說，每本書的不同觸感體驗，造成閱讀當下特殊感受的脈絡，在電子複製閱讀的時代，這個身體參與的靈光，變得均質與輕薄化。

均質所代表的普遍化，是特殊性所具有的意外，變得不再重要。如果我們想獲得由通感產生的從細節觀察到萬物連結的能力，就像透過收音機找到想聽的頻道，唯有訓練自己的閱讀能力，才能達到那種短波般敏感。你讀得越多，你看到的事物就越多。經驗會深化閱讀的體驗，而閱讀則能打開體驗的層次。保羅克利的畫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是班雅明創作靈感的來源，他可以從這一幅畫看到世界歷史的運作模式。但天使不會隨便出現，除非你願意用心傾聽。

最後請容我再為大家點播一首舞韻合唱團的「There Must Be an Angel (Playing with My Heart)」。


附誌

我必須先感謝本書的編輯林宏濤先生，為這些文章找到一個編輯的架構，他同時也是本書其中兩篇導讀文章的原書譯者（《時間之書》、《曾經，有個偉大的素描畫家：卡夫卡和他的41幅塗鴉》）。林宏濤是我台大哲學系的學長，之前向我邀了好幾本書的導讀與推薦序，直到為了為編輯這本書，兩人才真有機會碰面相遇。另外還有梁燕樵，她是《卡夫卡日記》的編輯（導讀也收錄在此書），她最早向我提出將文章集結出版的構想，督促我把資料整理出來，我非常感謝她。也所有向我邀稿的企畫、編輯、行銷與譯者們致上最高謝意，包括了Baboo、丘光、江灝、何宜珍、李亞男、李宛蓁、余筱嵐、林婕伃、吳宣慧、吳嘉瑄、周佩蓉、韋孟岑、尉遲秀、陳玳妮、莊佩瑤、張貝雯、張晁銘、楊毓馨、劉俊甫、劉憶韶、劉純瑀、駱漢琦、黎家齊、潘乃慧、賴芊曄、蕭秀琴、鴻鴻。

導論 書的導論

聽，天使在唱歌

我成長的一九八○年代，非常流行聽西洋音樂，當時最熱門的節目，是余光在警廣的廣播。他的節目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七點到八點，我都會固定守在收音前，特別是周五晚，那天他會介紹最新的告示牌（Billboard）前二十名的單曲。不過要說最新，其實已是至少兩到三到禮拜前的資訊了。當時沒有網路，得等美國那邊將榜單與音樂寄過來台灣，余光才能在節目中播放。
但我實在沒辦法等那麼久，為了想要知道最新的告示牌排行，我決定把存的錢拿出來買一台短波收音機。那時一台短波收音機要三四千塊，感覺像是...

目次
000　導論書的導論

第一部　文學
001　一把刺破冰封內心的文學小刀
002　想像力、心靈劇場與全球化──談《莎士比亞故事集》為什麼重要
003　召喚自我測量的文學城堡
004　何時不再逃避自由，做自己？
005　不做民粹的戰利品──《人民之王》的啟示
006　成為卡夫卡的親人與朋友
007　《我就是夏洛克》紙上演後座談
008　文學作為一道反抗災難的陽光
009　不再讓你孤單──慰藉的力量
010　結局只是另一場驚嚇的開始
011　想像力的證詞──班維爾、卡夫卡與納博科夫
012　當劇場白光驅走人生昏暗──評《我們人生的最初》

第二部　藝術
013　預知當代劇場紀事
014　遺稿中的遺稿──卡夫卡的圖像書法
015　詩歌、愛情與革命的子彈火力全開
016　《空的空間》之前與之後
017　當代城市的展演力量
018　他不重，他是我兄弟：當代藝文機構的任務
019　劇場是一本由觀眾參與書寫行動的書
020　作為藝術／政治事件的華格納
021　當下的開放
022　《海鷗》飛翔的理由，最初與最後

第三部　思想
023　離開地面一寸，重啟面對他者的力量
024　時間、事件與逍遙
025　學習與自己的瘋狂相處，是為了逃離他人的漩渦
026　一九一三：現代史的麥加芬
027　女性的分析之道
028　Übermensch對抗UberEats：一部哲學歌劇
029　遊蕩在一座名為班雅明的迷宮城市
030　哲學、愛欲與地獄──評韓炳哲《愛欲之死》

第四部　故事寫作
031　讓愛電影與文學的人皆大歡喜──人人都要跟莎翁學說故事
032　寫故事的前提
033　編劇的《千面英雄》
034　邁向作家之路
035　不要再自我感覺良好──故事產業的七宗罪

目次
000　導論書的導論

第一部　文學
001　一把刺破冰封內心的文學小刀
002　想像力、心靈劇場與全球化──談《莎士比亞故事集》為什麼重要
003　召喚自我測量的文學城堡
004　何時不再逃避自由，做自己？
005　不做民粹的戰利品──《人民之王》的啟示
006　成為卡夫卡的親人與朋友
007　《我就是夏洛克》紙上演後座談
008　文學作為一道反抗災難的陽光
009　不再讓你孤單──慰藉的力量
010　結局只是另一場驚嚇的開始
011　想像力的證詞──班維爾、卡夫卡與納博科夫
012　當劇場白光驅走人生昏暗──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