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離、抗議與忠誠

名人推薦：

在衰退年代重溫經典之作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的經典著作《叛離、抗議與忠誠：對企業、組織與國家衰退的回應》（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一書是社會科學界的經典之作，感謝商周出版與譯者李宗義博士及許雅淑女士的熱誠與努力，使本書繁體中文譯本得以在臺灣出版。本來經典之作無須學徒如我替大師贅言，然而，為了替本書增添一點時空連結，請容許我在本書之前，簡要地討論一下兩岸三地當前的時局與本書的關係。
本書開宗明義批判社會科學界太過輕忽組織的衰敗，而且將市場機制優勝劣敗的生存法則視為理所當然。如作者破題所言，組織衰敗經常無法透過淘汰來解決，特別是淘汰若涉及壟斷與零和的權力遊戲，統治者就寧可組織衰敗、血洗對手也要維持自身的存活，這不僅發生在政治上，也可以發生在企業裡。
近年來，兩岸三地華人社會不但有密切的互動，而且各自面對嚴重的組織衰敗問題。在中國大陸，政治上的抗議已經不可能，仍有不少人想辦法要假裝或真心向黨國表忠誠並賺錢，或賺到錢想叛離，導致當局實施嚴格的外匯管制；政治自由萎縮中的香港，則由於雨傘運動等大型抗議無法促成政治改革，造成青年人才逃離的效果―出現九七年之後的再次移民潮。
在臺灣，雖然政治上的參與或抗爭有一定的效果，但如同筆者與共同作者們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李宗榮、林宗弘編，2017）一書中指出的，臺灣集團企業領導菁英的老化，傳子女不傳賢的家族血統專制主義，皆造成了權貴階級複製、家族企業封閉衰敗、技術創新行為停滯、青年低薪與人才外流等經濟後果。最近，所謂企業缺工或一例一休等勞資政策所引起的爭議，也反映了臺灣社會青年世代對企業大老闆們說「江西」話卻言行不一的不滿。
本書作者主要站在一般人―消費者或普通公民的立場，看待抗議與逃離的選項。如果說有尚未完成的議題值得學界持續努力，大概是反過來處理統治者與企業家的決策困境，或可將之陳述為圍堵（防止叛離）、鎮壓（防止抗議）與收買（忠誠）吧！近年來，政治經濟學研究當權者的策略已經有相當程度的進展，重讀《叛離、抗議與忠誠》或許有助於華人面對政治經濟組織衰敗的今日，思索未來的改革出路。


《叛離、抗議與忠誠》：一本經典思想著作的故事
張鐵志
政治與文化評論人

動盪的時代，可以激發出最深刻的創作，不論是文藝或思想。
在五十年前那個最狂暴的六十年代後期，時代的變動刺激了一個經濟學者寫下了一本小書，從此改變了政治學與經濟學這兩門學科：《叛離、抗議與忠誠》。
1.
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總是不斷在跨越邊界，不論是地理上的邊界，或者學術領域的疆界。
他的前半生，宛如一個革命家與戰鬥者。
1915年，他出生於柏林的猶太人家庭。16歲時，他加入社會民主黨，想要抗衡正崛起的納粹。1933年，在他父親葬禮後的第二天，為了擔心納粹的追捕，他前往法國攻讀經濟理論，接著又去倫敦政經學院就讀於海耶克門下。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他坐上火車往巴賽隆納加入共和軍對抗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日後他回顧說：「我知道法西斯主義正在擴張，我不能只在坐在那什麼也不做。」但共產黨、社會主義黨和托派之間的鬥爭讓他疲憊，他又回到巴黎做研究，但不久後又加入法國軍隊對抗德軍。當1940年法國陷入希特勒手中，他參與地下救援組織，幫助可能被迫害的猶太知識份子逃到西班牙，這些人包括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畫家夏卡爾、藝術家杜象等。
當他自己也可能面臨逮捕時，他翻過庇里牛斯山，在1940年十二月來到紐約。
在美國，他先在柏克萊大學擔任研究員，開始寫他的第一本書「國家權力和對外貿易的結構」（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這本書在我念政治學博士時仍在書單上）。幾個月後，珍珠港事件爆發，他加入美國軍隊，先被派去阿爾及利亞，後來又擔任德國戰犯審判的翻譯官。
戰爭結束之際，他回到美國，參與了幫助歐洲重建的馬歇爾計畫。
1952年，在世界銀行推薦下，他前往去了南美洲正在內戰中的哥倫比亞擔任經濟顧問。他帶著紙和筆，走遍整個國家。這是他第一次去南美洲，而此後他會一去再去。
四年後，他回到美國，在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大學之後，他來到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學院，從此就一直在這個古老的學校任教。
2.
赫緒曼崛起的學術領域是發展經濟學。憑藉在拉丁美洲的經驗和過人的洞見，他在1958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以嶄新的觀點引起許多關注。在接下來的十年，又繼續出版兩本關於此領域的著作，是為他的「發展三部曲」。
在那個時期，拉丁美洲具有發展的前景，赫緒曼尤其被視為一個樂觀主義者。但到了1960 年代後期，世界出現劇烈的變化，刺激了他寫出「叛離、抗議與忠誠」這本經典著作。
他寫這本書時，在史丹佛大學行為科學研究中心（Center of Behavioral Studies）擔任訪問學者，當時所長是知名政治學者 Gabriel Almond。這一年，1968年，也是世界最動盪的一年：美國反戰聲浪升高、金恩博士和總統參選人羅勃甘迺迪被暗殺、街頭衝突不斷，而他出生和成長過的德國和法國也都出現巨大的學生革命浪潮，墨西哥軍方則在街頭屠殺藉由奧運時刻來抗議獨裁的學生。
走過世界的赫緒曼當然不可能不關心這些事。他的傳記中提到他當時的檔案中充滿各種時事的剪報，從黑豹黨到日本與拉丁美洲的比較，都是他所關懷的。而他自己的女兒也都投入學運。
他也在那時正好讀到關於當時消費者運動代表人物奈德（Ralph Nader）的訪問文章，他嚴厲批評汽車公司，並且說「安靜的一代」已經不會再沈默下去。赫緒曼寫信給他，說想更了解消費者如何採取行動回應那些影響市場的大型公司，奈德很熱情地回應他。
這一切讓赫緒曼認識到，在上半世紀維繫著公共生活的各種制度──政府、企業和大學等制度──正嚴重衰退，而公民、消費者、學生採取不同的回應策略，或者出走離開，或者抗議（例如，在那個時代對反叛的學生來說，你可以走上街頭佔領學校去「抗議」，也可以去公社當嬉皮作為一種「離開」）。
他也發現不論經濟學和政治學都不能完整處理這些問題：經濟學把世界當作供需法則運作的市場，所以主要關心經濟行動者的叛離；政治學主要關於公民和國家的關係，所以更關注抗議。他認為兩者需要整合。
因此有了這本書：《叛離、抗議與忠誠》。
書出版之後大受歡迎，因為其不只呼應了不滿的新時代精神，對現實的分析帶來新的視野，也對政治學和經濟學理論提出重要貢獻。更不凡的是：這是一本字數不多的小書，且用日常生活的語彙去刻畫人的行動的基本動力與機制，然後闡明他們是如何互動以創造出一個變動不安的現實（Adelman, 2013）。
此外，這本書所反映的，也是他在這段期間越來越感覺到社會科學的學科分工造成知識的狹隘性。他希望可以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科學」，讓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心理學和道德學可以融合。他認為正當現代社會挑戰和危機不斷出現時，社會科學的專業化卻阻礙了學者的視野。他之所以選擇在1974年去普林斯頓大學的高等社會科學院，除了因為不喜歡教書，還有就是可以和人類學者吉爾茲（Clifford Geertz）一起在這裡中創造新的社會科學院，嘗試知識整合。
時代真的是越來越壞。在拉丁美洲，巴西的軍事威權主義在1968年後越來越強硬，智利選出了一個社會主義派的總統阿葉德似乎帶來希望，但1973年卻發生美國支持的暴力政變，新的獨裁者皮諾契上台。這太震撼了赫緒曼。他訪談過阿葉德，將其視為拉丁美洲重要的改革者，現在不僅他死了，許多赫緒曼的舊識被逮捕或消失。
這些變化衝擊了他和整個學術界的樂觀主義。
曾經，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學術界被現代化理論主導，相信經濟發展會帶來政治的現代化。但現在，學術界有一波新的思考。例如，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1968年出版的「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對現代化理論提出重大挑戰，阿根廷學者歐當那（Guillermo O’Donnell）在1973年出版的「現代化與官僚威權主義」（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分析拉丁美洲更是推動了一波典範轉移。這兩本著作都分析了經濟發展如何和威權體制結合，而這赫緒曼和這兩人關係密切：他在哈佛和杭廷頓一起合開過課，他在耶魯和歐當那，並在七零年代諸多合作。
這讓赫緒曼在《叛離、抗議與忠誠》的政治經濟學整合後，更想要深度探索「經濟成長的政治後果」，並轉換研究方法：回到十七世紀資本主義和代議民主開始時的政治與經濟思想史尋找答案，尤其是對人性的思考。1977 年他出版《激情與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成為另一本經典。
因此，「叛離、抗議與忠誠」不只是政治學與經濟學之間的連結，也可以說是早期赫緒曼之前與之後作品間的關鍵連結：從早期對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研究，到此書開始整合政治學與經濟學（和社會心理學），再到此後從思想史領域去探索政治、經濟和人性本質。

3.
很少有學者像赫緒曼一樣，有過一個如此精彩與驚險的人生，且能不斷跨界，甚至對自己的理論不斷自我顛覆 ──他甚至出了一本的文集就叫「自我顛覆的傾向」。[1]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森說，赫緒曼的研究改變了我們對於這些議題的了解：經濟發展、社會制度、人類行為、認同與忠誠的本質等。
但這樣的一個學者不喜歡大理論，而喜歡小的理念，「一點一滴地去理解現實，並承認自己的主觀性。」他說，「我一直不喜歡普遍性的原則或抽象的法則。我認為在我們能夠診斷病人之前，必須要去實地探視病人。去瞭解案例的特殊性與獨特性是關鍵的。社會世界是不斷變動的，沒有不變的法則……不可預期的事件經常會發生…..」
「我總是反對某些社會科學家的方法論……他們想從對五十年幾個國家研究出的成果，演繹出對未來可能變化的結論……我總是更有興趣打開可能性，去看看有什麼可能發展，而不是從統計推論來預測實際上什麼會發生……我對預測毫無興趣。」
這些基本態度都是和主流社會科學 ──尤其當政治學被嚴重經濟學殖民──大不相同的方法論。社會世界是複雜的，人性和人的行為動機也是複雜的，不應該被化約為幾個變數，不應該只是追求簡約（parsimony）和通則。他對於經濟學所預設的自利人性，對於公共選擇學派如奧爾森（Mancur Olson）所談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也都很不滿。因為那都太簡化。
用他的書名來說，他相信「利益」之外，人性也會追求「熱情」：他在青春時曾冒著生命危險去抵抗不義、追求更高貴的目標，就是明證。他在描述他姐夫投入的反法西斯運抵抗時說，他們努力尋找哲學的、政治的問題的答案，且在其中表現出的質疑與探索精神，推動著他們採取行動，在思想被壓制的環境中尋求改變，在明顯不公正的世界中奮起抗爭。「他們證明了哈姆雷特是錯的：質疑能夠激發行動，而不會削弱行動。」這段文字似乎也正連結起他自己的「自我顛覆」與不斷質疑精神和他的熱情行動。[2]
這個熱情是在他在學術研究背後最大的動力。赫緒曼的跨界不只是在地域，不只在學術領域，而是在知識與實踐之間。主流的學術研究要求人們要客觀、要專注於學術，不要介入現實政治，但赫緒曼不同：他對現實的強烈熱情，對理解與改變他所面對世界的強烈慾望，促使他去不斷越界、去運用被不同學科斷裂的知識，去穿梭於二十世紀的當下現實到十七世紀的思想史，然後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卓越的思想家。

註：本文參考赫緒曼傳記。Jeremy Adelman, 2013, 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

[1] 在「自我顛覆的傾向」一書中，就收錄了他一篇文章重新修訂了他關於叛離與抗議的理論。
[2] 「質疑並採取行動反法西斯主義，義大利，1936－1938年」，收於「自我顛覆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