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的思辯溝通術：世界辯論冠軍教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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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是讓人好好溝通的工具
不到九歲生日，我便喪失了表達不同意見的能力。這種能力漸漸磨蝕殆盡，沒有確切的消失時刻，只有緩慢而穩定的淡去。儘管話語卡在喉嚨，我會設法吐露我的反對。
可是爭執要花力氣，有風險，還得曝露自己的真心，久了便厭倦了。於是，我開始在言談間的沉默裡駐足徘徊，一旦陷入沉默，我便告訴自己，我可以在安全又隱密的沉默中找到生存之道。
二○○三年七月，父母跟我從南韓前往澳洲。為了追求生活、工作、教育的新鮮機會，才決定移民，原本令我振奮，結果我卻覺得格格不入。
對於我的怨言，雖然父母同情，但他們卻不為所動。他們一再地說這只是過渡期，於是我明白了他們的態度。
我的父母兩人迥然不同。我父親來自人丁興旺的保守家庭，成長於朝鮮半島最東端的鄉鎮。我母親是首爾人，由溫文爾雅的改革派人士養育長大。我父親謝絕物質享受；我母親則生性奢華。他喜愛結交朋友；她重視觀點。但移民的各個階段凸顯了他們共同的特質：熾烈的獨立自主與實現夢想的決心。
在雪梨的最初幾週，父母開車在城裡四處奔波，將待辦事項一一辦妥，每件事都將我們與這座城市更緊密地綁在一起，卻無法增進歸屬感。我問爸媽有沒有我能效勞的事，他們說我只有一項任務：「適應學校的生活，好嗎？」
我註冊的小學在郊區，稱為「荒野學校」（Bush School）。學校的四周是自然保護區，一叢叢的灌木攀附著教室窗戶，跟耳朵一樣大的菇類在無人的露天廣場座位上欣欣向榮。我念三年級的第一天，年輕的霍爾小姐招招手，示意我進教室，我拖著腳步到教室前方，她以完美的草書在黑板寫下：「徐輔賢，南韓人。」差不多三十個人看到這出乎意料的文字組合，紛紛瞪大了眼睛。
在那一整週，我成為全班的關注焦點，我發現博得最多笑聲的是戲謔的鬥嘴。
班上一位同學會讚揚西方文明的成就：「白麵包很不錯吧？」我則搬出自己會的數十個英文單字回應：「才不呢，米飯更好！」其他同學會搖搖頭，卻掩飾不住他們對衝突的喜聞樂見。
一個月下來，同學對我的新鮮感漸漸消退，我跟他們的分歧就變了個樣。當我們在運動場上或是在做分組作業時起衝突，我會遲疑不決地嘗試為自己說話，一邊感到惱怒，閃現怒氣。我察覺身為異類，很容易引起糾紛，只要一個手勢、幾句話被誤會或曲解，就能把人逼到崩潰。
跨越語言藩籬最艱難的部分，是適應跟人的實際對話，也就是習慣對話迅速而多層次的節奏，還有許多說變就變的觀點。這些難處會在爭吵時加劇，言語會變得沒那麼精確，而壓力會壓制一個人的能力。不嚴謹的言語與殘破的句子，就像是支離破碎的殘渣會絆倒我，我始終沒有辯出什麼名堂。
有些同學沒什麼惡意，就是憑著他們的優勢，他們會皺起臉，詢問有沒有人聽得懂我在說什麼。其他人會拚命打圓場，卻又無法堅定當個和事佬，最後撇下一句懦弱的「算了」便走人。連續好幾個月，我努力不要屈服，奮戰的我、討價還價的我、懇求的我，每個我都在盡本分。
二○○三年十一月，在學年即將結束時，我不想再跟人理論了。任何問題或原則，似乎都不值得我付出爭吵的代價，要是我試圖推翻別人的見解，我的腿、胃、喉嚨至少有一個會造反。
因此，我學會了露出疏遠的笑容。即使語言能力有了進步，我最常用的詞彙範圍縮減到了「是」和「好」。
升上五年級後，我已經懂得如何讓自己的親和力發揮最大的效益。學校成績單上的評語稱讚我性格開朗、肯聽話。在朋友之間，我會調停衝突，引導眾人對話，讓大家達成共識。我父母跟南韓的親戚說，我適應得相當不錯。
我的確適應良好。在爭執中，啞口無言曾經令我覺得丟人，但那時的我認為真正丟人的是選擇了跟人理論，吵得面紅耳赤、口沫橫飛，是怎麼辯都沒用。我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能夠平安渡過童年的妙法。
二○○五年三月某天下午，發生了一件事，瓦解我建構近兩年的生活習慣。

不喜歡爭執，卻參加了辯論比賽
午休後，我走進禮堂，一邊咒罵我背叛了自己。三天前，我的五年級老師萊特女士（Ms. Wright）號召自願者參加學校的新活動：「辯論，是一種有組織架構的議論，由兩支隊伍爭取觀眾在情感與思想上的認同，彼此鬥智！」幾乎每個人都敬謝不敏，我走出教室，老師向我招手，為了不跟老師爭執，便答應了她的請求，選擇參加辯論。
辯論的規則很簡單：中立的第三方會指定一道辯題，例如：「我們應該全面禁止動物園存在」，不管個人的實際信念是什麼，直接指派三個人擔任正方的隊伍，另外三人是反方的隊伍。正方的第一位辯手開啟辯論，然後雙方輪流上陣，直到每一位辦手都用完分派到的時間（四分鐘）。
辯論結束後，代表中立的評審，通常是辯論的老手會裁定哪一方獲勝。他們評量每一位辯手的標準有三項：說話風格、論述內容、發言的手段或策略。但他們最終極的評判的標準，會思考一個問題：「哪一方說服了他們？」
前一天晚上，我沒睡好。正規的辯論隊準備論據的時間有限（從十五分鐘至一小時不等），學校卻給了我們好幾天，實在很好心。對我來說，平常鬧意見的惱人之處，就是得當場回應。我真的恨不得發生口角時能讓時間靜止，即使只停個一時半刻，我也能整理思緒，挑出適當的言語。
既然正方的第一位辯手是我，我便可以預先規劃好一切，埋頭研究題目，寫稿寫到三更半夜。
舞台上有兩張桌子，每張桌子有三個席位，台下坐著大概六十位學生。我避開他們注目的視線，兩位隊友走在後方。
我們的對手是五年J班，他們已經就坐，向我們亮出嘲諷的臉色。他們隊伍裡的兩位女生很快便恢復閒聊。但是第三位成員亞瑟（Arthur）一直看著我們這邊，平時他就讓我傷透腦筋，因為對於各種主題，他都能飛快拋出論述，還一直打斷別人，讓人說不了話。
可是在這座舞台，每個人的發言時間與考核標準都一樣。
在舞台中央，萊特女士以宏亮的嗓音開啟辯論比賽：「午安，歡迎各位！你們即將看到的是一場辯論。在辯論比賽中，在一個人發言的時候，不管這個人是誰，其他人都要靜靜地聽。」她以長達二十秒的「噓」引導觀眾安靜下來。
接著，萊特女士拿起一本筆記說：「把你們的筆記本橫放，在頁面上畫出六個欄位，每個辯手一欄。我要你們在欄位裡，寫下每個辯手提出的全部論點。辯論賽的規則是每一個論點都要有一個回應，因為有人提出了那個論點。辯論完畢後，判斷贏家的基準並不是我們抱持的立場，也不是看辯手是誰，而是根據論點的品質。有問題嗎？」
然後，我聽到辯題──「我們應該全面禁止動物園存在」，隨後是我的名字。我成了禮堂裡眾所矚目的焦點，心情不禁沉重起來。我收拾好索引卡，走向舞台中央。
從台上邊緣看去，是我前所未見的景象。觀眾席的每一雙眼睛都盯著我。每一張嘴巴都開開的，卻沒有出聲。評審是一位六年級的老師，他握著筆，筆下是空白的筆記本，準備寫下我的主張。從我搬到澳洲以來，那是我第一次覺得或許會有人聽見我說的話。
幾年來，我都在閃避爭執，但沒有奔向爭執是不是錯了？

好好議論，是社會應有的本質
在二○○五年那個決定性的日子之後十七年，我依然朝向良性的異議邁進。在這條路上，我抵達了幾座里程碑，但沒有終點。我兩度贏得世界辯論大賽的冠軍，擔任過兩支世界頂尖辯論隊的教練：澳洲中學辯論隊（Australian Schools Debating Team）與哈佛大學辯論聯盟（Harvard College Debating Union）。我輾轉世界各地，從南韓到澳洲，還去了美國和中國，在每個地方追求更精妙的異議之道。
這本書總結了我在短暫歲月中的省思，包括兩種形式的辯論。
一種是賽場辯論，這是正式的比賽，對立的雙方要在公正的評審面前，依據他們分派到的主題發表論述。這種競賽的起源要回溯到古代，也就是古希臘的修辭教育，還有早期佛教徒的宗教訓練，而辯論賽的演進則與議會民主制度的發展交織。如今，賽場辯論在世界各國的中學與大學欣欣向榮，多到誇張，就連前總統與首相、最高法院法官、產業領袖、得獎記者、知名藝術家、公民社會領袖，都曾經是辯手。辯論是相當容易上手的活動，學童和總統候選人都可以參與。
另一種形式的辯論，則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意見不合。沒幾個人會加入辯論隊，但每個人在大部分的日子裡，都會經歷到某種形式的爭辯，光是討論都能引發衝突。在各執一詞中，我們試圖說服別人、找出解決方案、測試信念、捍衛自尊。我們正確判斷出自己的個人利益、職業利益、政治利益，不但要仰賴我們贏得這些爭執的能力，也要仰賴我們以正確的方式勝出。
我的主張是辯論可以教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以更好的方式提出不同意見。擅長異議之道的好處多多──可以達成自己的目的、減少未來的衝突、維繫與對手的關係……這些都會在本書一一介紹。但我要以更謙和的言詞定義異議的宗旨：我們提出異議的方式，應該達成一個有意見比沒意見更好的結局。
為此，我在本書提供了一套工具，並且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落實。
本書的前半部，我會介紹賽場辯論的五項基本要素：主題、立論、反駁、修辭、靜心，也會說明操作每一項要素所需的技巧與策略。我相信這些要素是日常爭論的根本道理，總結來說，辯論比形式邏輯更容易理解，應用範圍也比談判還廣。
本書的後半部，則是將賽場辯論的方法活用到四個生活場景──日常溝通、人際關係、教育學習、科技領域，並且提出充分的理由，說明辯論為什麼可以改善私人與公共領域的生活。在此，我主張已有千年歷史的傳統賽場辯論，可以讓我們更有凝聚力，而不會因為杜絕議論，社會才能運作順暢。我主張辯論可能開創出更好的局面：我們的生活與社會，會因為良好的異議而更豐富多彩。
我明白在這種時機寫一本探討良性議論的書很怪。這年頭，沒有多少人會直接向政治對手開戰，但分歧造成彼此的猜疑、蔑視和仇恨，更勝以往。在隨之而來的爭論中，我們各說各話。正是在這種時候，爭辯頻率變多了，但維持對話所需的價值觀與技巧卻跌到最低點。這就是所謂「兩極化」（polarization）──問題不在意見不合，也不是我們有太多意見，而是我們表達不同意見的方式很拙劣：我們的爭辯，既痛苦又無效。
然而，對喪失溝通的信心，最嚴重後果是，連戀人、朋友、家人之間都保持沉默。
美國加州大學研究人員發現，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後幾週，他們聚餐的時間縮短了三十至五十分鐘。
可惜，從來沒有比現在更適合辯論的時代。如今這個時代，我們擁有空前的個人自由、選舉權和全球連結。輿論更多元，公眾的對話也受到更多質疑，這是史無前例的現象。
在動盪不安的時代，我們還是會渴望萬眾一心。身為內向人的我，很常感受到羞怯本能的拉力，但我也親身經歷過排除異己的苦果。
在雪梨的童年歲月裡，有好幾年我都在消弭生活中的糾紛，試圖建立共識。但這樣的經歷讓我生活並不愉快，因為必須不斷妥協與自我背叛，更會侵蝕人際關係中最寶貴的特性，包括：直率、質疑、脆弱性。
我在世界各地的閱歷，讓我相信少了異議的政治，生活很匱乏。在自由開放的民主世界，進行良性的議論不僅是社會該做的事，也是社會應有的本質。

爭論，是重新打造世界的解藥
常有人問我，怎麼有辦法在論戰中抒發己見，這裡指的不是朋友間的鬥嘴，而是在競賽的壓力下。這個提問，讓我苦思答案多年。如今，我反而納悶為什麼不能抒發己見。雖然提出異議，不見得是回應衝突的最佳方式，但揭露的資訊卻可能是最豐富的。我們爭吵的時候必須講出自己的想法，這是鬥毆或忍耐做不到的。當我們跟世界起衝突時，我們會發現自己的界線，看見自己的本性與信念。
我最終極的希望是說服讀者，爭論也可以是解藥，是重新打造這個世界的工具。

辯論，是讓人好好溝通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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