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亞的幾個共和國因蘇聯解體而被捲上國際舞台時，外界對這個區域幾乎一無所知。其複雜的現代歷史發生時遠離世界的注視，不僅事件鮮為人知，消息來源也受到嚴密的封鎖。關於這個區域的專門知識非常稀缺，而外界的觀察者能夠了解當地的管道少之又少。初期出現的反應將這些新興國家描述成人造、虛弱、缺乏任何歷史或正當性，而且可能動盪不穩。評論者汲取過去的參照，藉以理解出乎意料的現在——他們利用絲綢之路（Silk Road）和大競逐（the Great Game）等陳腔濫調的概念來理解新出現的國家，而異國情調化是很容易的解方。關於中亞的評論讓人聯想到廣袤波動的草原上滿是騎馬的游牧民族、中世紀建築的宣禮塔和穹頂，以及穿著民俗服飾的當地人。要特別說明的是，異國情調化並非西方獨有的現象。一九八○年代的一部日本紀錄片也為這個區域染上異國色彩，駱駝在空蕩沙漠艱辛前行的長鏡頭，配上喜多郎的新世紀音樂（New Age）。今天，來自中國本土（China proper）的遊客視新疆為富有異族情調的國內觀光地，而在更廣大的穆斯林世界，撒馬爾罕（Samarqand）和布哈拉（Bukhara）之名總讓人聯想到中世紀的富麗奢華，同樣與當前的情況相去甚遠。在最盛行之時，異國情調的觀點將中亞浪漫化並置於歷史之外。而在最沒落之時，這種觀點仍能讓這個區域成為空白的石板，所有人都可以在上頭刻寫任何所欲的事物。中亞已經成為幾部角色並不討喜的好萊塢動作片場景，而在二○○六年的電影《芭樂特：哈薩克青年必修（理）美國文化》（Borat）中，英國喜劇演員薩夏．拜倫．柯恩（Sacha Baron Cohen）藉由一位虛構的哈薩克（Kazakh）記者拜訪美國的一連串不幸遭遇，來呈現對於西方國家天真輕信的批判。然而，電影中描繪的哈薩克與該國的實際樣貌毫無關聯。片中假裝是哈薩克的場景其實是在羅馬尼亞（Romania）拍攝的，而電影向觀眾呈現了完全虛構的哈薩克概念。對柯恩來說，哈薩克的功用只是要體現異國情調、神祕莫測與相異的他者。
這些情況或許有部分是無可避免的。在現代時期的多數時間，中亞都不為外界所見。十九世紀間，歐亞大陸已經被區分為俄羅斯和中國兩大相鄰的陸地帝國。在世界的政治版圖上，「俄羅斯」和「中國」看似都是各自獨立存在的實體。外界很容易就會將兩者皆視為一定程度的單一種族國家，而非實際上族群高度混雜的帝國空間。實際情況確實如此。蘇聯（Soviet Union）存在的多數時間，外界僅視之為俄羅斯（Russia）。我初次造訪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時，很驚訝地發現地鐵的告示牌上寫著「俄羅斯大使館」。當時是一九八四年，冷戰愈演愈烈，但美國的公共機構卻無法分辨俄羅斯和蘇聯之間的不同，絲毫沒有察覺其首要敵國的多民族特質——美國大眾就更別說了。若說新疆的情況有所不同，那裡甚至更不為外人所見，只被視為名為「中國」的神祕莫測（且富異國情調）領土的一部分。然而，就算是在這兩個帝國內，中亞也是遙遠的後花園，甚至連專門研究其一或兩個帝國的人士對中亞也幾乎一無所知。沙俄（Tsarist）政權視中亞為軍事敏感區域，並禁止外國臣民到那裡旅行。後繼的蘇維埃統治者甚至更遮遮掩掩，在蘇聯時期的大多時候，外人都無法造訪中亞。我在巴基斯坦（Pakistan）長大，越過帕米爾高原（Pamir Mountains）的另一頭就是中亞。當時中亞最大的城市塔什干（Tashkent）距離我的家鄉拉合爾（Lahore）僅一千兩百公里之遙，但那裡簡直就像是不同的星球。要到那裡旅行非常困難，而當地目前情勢的消息也十分稀缺。最初吸引我前往中亞的，正是對於那片如此靠近卻又如此遙遠的土地——那如此熟悉卻又截然不同之地——感到好奇。冷戰結束和蘇聯瓦解後，情況有所改變。中亞不再與世隔絕。事實上，在中國野心勃勃要翻新歐亞大陸的交通運輸和商貿基礎建設的一帶一路倡議中，中亞占據了關鍵地位。然而，將該區域視為亞洲遙遠中部地帶的看法依然存在。中亞依然默默無聞，位處荒無人煙之地，與外界隔絕或陷入某種時間錯位之中，在大眾的認知中肯定如此，而在政治圈亦然。這解釋了外界為何不斷提及絲路，因而讓世人更加認定，了解中亞地區的最佳方式是透過其富有異國情調的遙遠過去，同時強化了一項未言明的假設，亦即該區域的近代和現今發展遠更無足輕重或無趣。
再也沒有比這更偏離事實的認知了。中亞非但不是時間遺忘之地，也無法讓身處當地的人遺忘時間，中亞是歷史的交叉路口。中亞經歷了現代歷史上的每次波瀾、現代性的每個成就與災難，以及二十和二十一世紀的每個極端。沙皇（或俄羅斯）帝國和大清帝國征服這個區域標誌著其歷史上的一次斷裂，後續影響不容小覷。自那時起，中亞經歷了接連的殖民統治；許多革命性的國家與文化建設計畫，以及許多共產黨主導的經濟與社會改造計畫；還有更近期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二十世紀的多數時候，中亞都是現代性的實驗室和蘇聯發展模式的展示櫃。這些經歷從根本上改變了中亞的斯土斯民。那裡的地景為工業所用；廣大空地受道路、鐵路和機場所馴化；城市被改造；鄉村開墾耕犁的程度前所未有。中亞各個民族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看待自己、其社群和國家的方式，都經歷了巨大的轉變。民族的概念大大改變了社群概念。現代時期也歷經人口結構的劇變。人口翻倍成長，而遷移、驅逐或國家資助的屯墾為這個區域注入了新興人口。如今生活在中亞的大量俄羅斯人和中國漢人是這類活動最明確的例子，但許多其他族群也在現代時期現身中亞——德意志人、波蘭人、阿什肯納茲猶太人（Ashkenazi Jew）、韃靼人（Tatar）、回族（也稱作東干人〔Dungan〕）、朝鮮人和車臣人（Chechen）。二十世紀帶來了普及的識字能力與女性社會地位的重大改變。這個時期也帶來環境災難。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核武計畫都位於中亞，兩者都執行了長期影響當地居民的露天試驗。除此之外，蘇治中亞（Soviet Central Asia）過度灌溉，造成生態浩劫。鹹海（Aral Sea）曾是世界上第四大的淡水水體，如今已劇烈縮減，改變當地氣候並嚴重破壞生活在鄰近地區居民的健康狀況。中亞與十八世紀中葉的情形已經截然不同，其轉變有好有壞。本書試圖條理分明地描述這些轉變。中亞完全不是富有異國情調或不受時間影響之地。反之，中亞在很大程度上是歷史的產物，而且是與其他所有社會所共享的歷史，歷經了殖民主義、反殖民主義、現代化與過去數世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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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方式可以定義中亞。這個名詞與其他的名稱共存，比如「內亞」（Inner Asia）或「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每個稱呼都有不同的變化與範圍。我們可以廣泛定義中亞，涵蓋整個歐亞草原及其鄰近區域，從匈牙利擴展到滿洲（Manchuria），再往南延伸至阿富汗，甚至是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這是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所採用的定義。然而，按照蘇聯的說法，中亞只涵蓋土庫曼（Turkmenistan）、烏茲別克（Uzbekistan）、塔吉克（Tajikistan）和吉爾吉斯（Kyrgyzstan）四個共和國。我選擇了中間的立場，將中亞定義為包含五個後蘇聯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疆地區。如此定義的中亞涵蓋了那些十八世紀末以降，受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s）和清朝的大陸帝國統治，並以穆斯林為多數的社會。這些社會在帝國征服以前便已相互聯繫，不過在征服後，他們不僅與那些帝國沒有征服的鄰近地區區隔開來，更導向了獨特的發展軌跡。當然，俄羅斯和中華帝國在二十世紀都經歷了革命性的轉變，深遠地改變了他們的中亞領地。過去兩百年的經歷已經讓這些社會之間的共通點，遠多過他們與其他鄰居間的共同之處。俄羅斯征服止步於阿姆河（Amu Darya River）的偶發歷史事件，導致阿富汗在二十世紀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因此，阿富汗不屬於這個故事的一部分。基於類似的原因，我定義的中亞並沒有包括韃靼人和巴什基爾人（Bashkir）的土地，他們的地區在地理上與中亞的草原地帶相連，並住著說突厥語（Turkic）的穆斯林，但與俄國的關聯遠遠更加悠久。我也依照類似的理由將蒙古國（Mongolia）和西藏（Tibet）排除在我書寫的範圍之外。他們在文化上和本書聚焦的區域相當迥異，而其政治歷史和這個區域的現代歷史也幾乎沒有共通之處。
儘管如此，我所探討的中亞並非由單一族群組成，而是游牧和農業人口交界的地區，當地的民族認為這種分野不言自明。河中地區（Transoxiana）的河谷和阿勒提沙爾（Altishahr）的綠洲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幾座城市。不過，直到一九三○年代，多數周圍的草原都仍是游牧人口的居地。游牧和定居社會在歷史上一直都有所互動，但他們在現代時期的發展軌跡並不相同，帝國強權以不同的方式對待他們，也對他們採取不同的政策。另一個差異的核心是帝國。中亞的「俄國」和「中國」區域所經歷的統治政權既相似又相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許多新疆政策是模仿「俄屬」中亞的蘇聯政權前例，但又將之導向不同的方向。這本書是寫作整體現代中亞歷史的一次實驗。「俄國」和「中國」區域的統治政權不同，意味著多數的章節都是聚焦在某一半的中亞。然而，我確實比較了蘇聯和中國處理民族差異、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政策中影響中亞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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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主張，帝國征服將中亞推入歷史的新時代。當時的征服行動標誌著與過去的斷裂，導致在理解新時代時，過去的歷史變得較為次要且無用。帝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常見的政治組織形式，中亞歷史上也曾出現許多帝國。然而，十八和十九世紀的征服有所不同。當時的征服行動讓並非以中亞為基地的龐大帝國控制了中亞。那些征服也完成了十七世紀便已持續進行的草原圈地行動，並翻轉該區與其鄰近地區的長期關係。俄羅斯和中國統治以不同的方式將新政權引入中亞。帝國統治帶來新的體制布局、新的關稅制度，以及與世界整體牽連的新方式，最終帶來嶄新的世界觀。過去當然沒有消失，但新秩序大相逕庭。中亞人開始以不同的方式與世界建立連結。在二十世紀，以現代化與開發為目標的社會流動政權推翻並取代了這兩個帝國。中亞被捲入那些進程之中。這個區域的現代歷史告訴我們許多關於現代性、殖民主義、世俗主義、共產主義與發展的意義，而這些都是形塑我們所身處的世界的部分關鍵現象。本書提議這段現代歷史本身值得深入了解，並且初次嘗試去理解之。
帝國征服後的時期也產生出看待自我和社群的新方法，並創造出新形式的認同。當代中亞人認同的民族標籤——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塔吉克人、土庫曼人、維吾爾人（Uyghur）和烏茲別克人——是在二十世紀期間出現的，取代了其他形式的社群。這些標籤存在已久，但是在現代才獲得新的意義。舉例來說，十六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烏茲別克人並不相同，而今天的「土庫曼」一詞也和十八世紀的定義不同。這些名稱意義的轉變和新形式認同的出現是本書首要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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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主要探討的是兩個帝國體系——俄羅斯和中國。這兩個帝國形塑了過去兩百五十年中亞人生活場域的背景，但兩國之間的相互關係一直都不穩定，也不對等。兩個體系的變化都十分巨大。我追溯兩個政體所經歷過的巨大變化（帝國瓦解、革命、內戰和國家主導的轉型），無論是各自或與彼此相關的改變都有所著墨。在十八世紀中葉，中國是遠更富裕強大的帝國。不過情況在十九世紀翻轉，當時俄羅斯在中國領土內取得了軍事優勢和治外法權，而內外交困的中國正如俗話說，面臨被外國強權「瓜分」的危機。在二十世紀的多數時間，中國都在接受蘇聯的援助和建議。今天，中國成為世界強權，對中亞屬地的控制比以往都更加穩固，但俄羅斯對中亞的統治已不復存在。這段帝國的歷史也對我們思考和書寫中亞的方式蒙上漫長的陰影。大陸帝國並沒有像跨海帝國那樣殖民母國和殖民地之間形式上的分隔，因為沒有接壤，帝國中心和被征服領地之間的關係會變得更加曖昧不明。我們很容易就會認為大陸帝國比跨海帝國的族群同質性更高。二十世紀時，蘇聯所發表的論調為了試圖盡可能淡化蘇維埃政府的帝國淵源，聲稱各個非俄羅斯族領地是自願加入帝國的，而蘇聯是建立在深厚「跨民族情誼」的基礎上。然而，正如我們接下來將看到的，俄羅斯在中亞的領地完全可以媲美歐洲帝國的海外殖民地。自蘇聯滅亡後，中亞人已或多或少質疑過這樣的說法，而俄國公眾比較不願接受這些挑戰。今天，俄國的民眾以鍾愛驕傲的情緒記憶著沙俄帝國，但對於任何人提及殖民地或征服都極其反感。蘇聯時代的觀念就是如此導致後蘇聯時代對於俄羅斯帝國十分健忘。
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自清末起，所有的中國政府無論意識形態的傾向為何，都堅稱中國不是帝國，而是國界不可侵犯、領土不可分割的民族國家。清朝於一九一二年覆滅，並被共和國取代，這只是更強化了對中國一統的堅持。今天，人民共和國聲稱，目前國界內的中國是中華民族國家的完美典型，在歷史上一直都是以單一國家的形式存在。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官方聲明所述，這意味著新疆「自西漢（西元前二○六－西元二四）起……成為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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