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起源與2019年反送中運動密切相關。隨著十一月中大與理大圍城抗爭爆發，香港所有的大學被迫停課。台灣許多大學紛紛宣佈，願意不分國籍，接濟在港就讀的學生，台大便收容了超過四百多位來自香港的學生。當時無法想像後續的發展，香港局勢有可能持續惡化，這些學生或許會延長其寄讀的時間。有鑑於此，台大社會系的教師決定在2020年春季學期開授一門「香港政治與社會」課程，讓這些來台的香港學生有一個空間認識彼此、共同討論。在台大社科院的經費支持下，這門課邀請了校內外的大學教師以及校外的專業人員進行分享。除了課堂講授以外，課程也安排參訪台北的人權教育場址，邀請學生思考香港反送中運動所出現的國家暴力該如何紀念與論述。課程也鼓勵學生採取行動型作業，以實際行動介入，促進台灣與香港的相互理解，或是協助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並且反省其行動成果。
等到2020年春季正式開學，局勢變化又是超乎我們的規劃。隨著香港校園恢復平靜，緊急寄讀的香港學生幾乎全部離開了。參與「香港政治與社會」的107位同學都是在台大的學位生或交換生。其次，肺炎疫情突然爆發，原先安排的參訪場所封閉，校園開始管制進出，外校人士不容易進入。實體上課的人數限制不斷變化，最後課程只能採取現場與線上的混成模式進行，造成師生許多困擾與不便。儘管如此，這門課還是提供了寶貴的學習經驗，讓參與師生有機會更深入了解香港變局的脈絡，參與了正在發展中的歷史。舉例而言，我們邀請了香港銅鑼灣書店創辦人林榮基來演講，那時正好是銅鑼灣書店在台北復店之前，他受到暴力份子的攻擊。在課堂上，林榮基的頭髮仍殘留紅色的油漆，這位經歷中國黑牢的民主鬥士看起來彷彿染髮趕流行。
課程結束後，授課團體決定在既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合作。我們有幸獲得三年期的「台大核心研究群」（2021–2023）之經費，能夠開展相關研究。在教育部標竿計畫的支持下，台大社會學系在2022年6月11日舉行了「劇變中的香港：抗爭、移民與全球網絡」的研討會，本書的章節先前都曾在此發表過。
吳叡人的第二章從長時段的觀點考察台灣與香港在帝國支配下逐漸形成主體的過程，從邊陲與邊陲的關係到主體與再殖民化邊陲的關係。處於帝國的邊緣，台灣與香港都經歷了移民社會的形成、土著化、民族主義動員和奪取國家權力等歷史。在眼前的當下，兩地均成為中國帝國主義的目標，但香港人民透過抵抗找到自己的政治主體，挑戰中英聯合聲明設下的底線；台灣公民社會強力反抗中國的複合作戰，與香港人共同追求自己的主體地位，並走向自主。
反送中運動波瀾壯闊，規模巨大，涉及了不同群體的參與，這將是接下來各章的探討重點。在第三章，林鶴玲、孫春在分析反送中運動線上平台論述中普遍出現的電玩文化元素，以此解釋反送中運動的三項特徵：參與者多為年輕世代、無可見大台卻能持續進行抗爭、戰術行動能及時應對不斷變化的抗爭形式。抗爭者透過遊戲術語、遊戲構框及修辭敘事，在抗爭中動員、傳遞資訊、賦予運動意義、進行協商、強化團隊意識；遊戲素養擴大了行動者的抗爭工具，提供另類行動資本，協助無大台而又需與眾多陌生手足協力的社會運動運作起來更如水。
許菁芳與黎恩灝的第四章關切香港司法制度與其從業人員在抗爭運動升級下所扮演的角色。隨著許多街頭衝突演變成刑事案件，加上港版《國家安全法》，香港司法體系的政治角色已然改變：港府透過法院有意識地處理街頭運動，其司法過程壓制效果強大；雖法院的專業和獨立性並未改變，但公民與政府高度對立，劇變的政治脈絡已經重創法院聲譽。香港法律人在此面臨兩難，但儘管受到限制，法律人仍有空間在司法制度內外爭取公義，實踐信念律師（cause lawyering）的角色。
第五章著眼於反修例運動後港府推行國家安全教育作為政治鎮壓手段，香港親民主的家長如何作政治育兒。呂青湖發現，面對與理想中的教育截然不同、以中國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新課程，家長雖表現服從，但仍在抵抗中國化，他們培養子女成為表面順從卻具有批判性思考的人，期許孩子擁抱普世價值並以移民為目標。此外，父母會透過匿名渠道發出主流但非政治的論述，來包裝他們對國家安全教育的抵抗。如此，既可避免刺激當局，同時還能繼續反抗。
第六章關切香港基督教會的角色。黃克先指出，自雨傘革命後直到反送中運動時期，香港孕生了一批革新派基督徒，基督徒的政治參與也不再限於菁英，一般信徒之中有些人深受劇烈政治變革的影響，對傳統教會的「離地」感到不滿。他們最初走入教會是因為有愛的氛圍，但政治激化的此時已無法再用同樣眼光看待自己身處的教會。革新派基督徒對於神學、教會組織、宗教實踐都有嶄新的看法，並決意付諸行動。
香港不只是一座有地理邊界的城市，準備移民的香港人、海外的離散社群、外籍留學生都是香港的一部分，也參與了浩大的反抗行動。第七章關切自反送中運動以來，香港人隨時做好移動／撤離的準備，可以說撤離一事已經日常化。黃舒楣的研究團隊指出，撤離不是短暫的動作，而是一系列嶄新情感社會實踐的關鍵過程，持續在日常中發酵，是跨境延展的生存策略。團隊觀察到物質性和情感性兩種移動政治，前者體現在撤離中的港人需考量資源、安置相關地租及照護安排調整等，後者則使撤離的日常化催生了新的共同體。這些新移動範型不同以往，彰顯出移動／撤離乃是一種物質交織情感的實踐，有必要對此重新認識、重新建構此一概念。
在第八章，何明修分析全球香港移民及留學生的動員風潮。近年海外港人運動超過了八九六四與雨傘運動的聲援風潮，其組織形態轉為去中心化與鬆散聯繫，呈現出所謂的「無大台」情況。海外行動者緊盯本土運動的節奏，從提供物資、接濟抗爭者，到後來更形成抵抗中國威權輸出之全球戰線。中國支持者亦反制動員，威脅到海外港人的人身安全，但也意外使港人訴求獲得更多媒體關注。然而除了台灣，香港運動並不易在接納國獲得共鳴，且因西方民主體制日趨兩極化，使其行動面臨更多困難。
國際學生增加在過往普遍被視為學生追求世界主義文化資本之結果，但經歷原生國與留學地有政治差異或衝突的留學經驗可能改變他們的政治認同。陳薇安的第九章研究反送中運動中身處香港的台灣留學生之政治認同變化，發現支持反送中運動的留港台生，之後會更加認同民主自由價值，政治認同則全然轉向台灣。不認同反送中運動的留港台生則淡化台灣的政治認同，並以世界主義為理由來解釋其冷感。
在結語，陳健民以比較民主化的研究架構來探討香港的政治未來。無論是主權移交之前或之後，香港總是面對「無主權便無民主」的魔咒，這意味著香港人所要爭取的民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部因素，亦即是中國的政治變遷。儘管國安法壓制了有組織的抗爭行動，但是香港人仍在其私領域或某些公領域堅持初衷，有些人甚至願意挺身而出，公然忤逆強權。此外，海外的香港人仍從事「國際線」的組織與倡議活動，將抗議聲音帶到更多角落。一個追求共同信念的「受苦的共同體」意識已經形成，這樣強大的認同能夠維繫民眾的希望和抗爭意志，蟄伏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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