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義大利作家、寓言作家及童話採集者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深信幻想和現實之間的關聯：「我會認為文學是對於知識的探求，」他寫道，「面對部落生活這種朝不保夕的生存，巫師的因應之道是化身體重量於無形，將自己傳送到另一個世界，進入另一個感知層次，他可以在那裡找到改變現實的力量。」安潔拉．卡特不會用這麼嚴肅的方式說出同樣的願望，但是她將幻想與創新的渴望結合，這和卡爾維諾的巫師飛行類似。她具有魔法師輕盈的心靈和智慧——有趣的是，她恰好在最後的兩部小說中探討了有翅膀的女性形象。《馬戲團之夜》（Nights at the Circus）中擔任空中飛人的女主人公飛飛（Fevvers）可能像鳥一樣被孵出來，而在《明智的孩子》（Wise Children）中，雙胞胎欠思（Chance）姊妹扮演不同的精靈和有翅膀的生物，從她們成為童星初次登臺開始，到後來她們遊戲好萊塢，演出了一場壯觀華麗的《仲夏夜之夢》。
童話故事也為她提供了飛翔的方式，即尋找並訴說另一個故事、改變心中的事物，就像許多童話故事的角色會改變形體一樣。她根據佩羅的《鵝媽媽故事集》以及其他耳熟能詳的故事，創作出自己的版本，將它們改編成令人目眩的、情色的變體。在《血腥的房間》（Bloody Chamber）中，她把美女、小紅帽和藍鬍子的最後一位妻子從色彩柔和的育嬰室裡帶出來，放進女性慾望的迷宮裡。
卡特一直廣泛閱讀世界各地的民間傳說，並從西伯利亞到蘇利南的各種來源中找到收集在本書裡的故事。本書中精靈、仙子意義上的精怪並不多，但故事發生在仙境——不是美化和媚俗的維多利亞式精靈世界，而是更黑暗的夢的疆域，充滿鬼魂、詭計、魔法、會說話的動物、謎語和咒語。〈十二隻野鴨〉中，女主人公發誓不說話、不笑、不哭，直到把被魔法變成動物的哥哥們解救出來。女性的話語、聲音、她們／我們的大聲疾呼、歡笑和哭泣、叫喊和嘲罵——這類主題遍布安潔拉．卡特的所有著作，也讓我們知道她對民間故事的喜愛。《魔法玩具鋪》（Magic Toyshop）中，親切和藹的瑪格麗特舅媽被銀項圈勒住脖子無法說話，這個項圈是她丈夫——惡毒的木偶大師——為她製作的新婚禮物。對比之下，民間故事講述女性經驗，而且講述了大量的內容；女性往往是說故事的人，正如本書中那一則活潑、滑稽又極具卡特風格的故事（〈打老婆的理由〉）。
安潔拉．卡特所有的作品中燃燒著對女性的偏護之情，卻從未使她走向任何傳統形式的女性主義；在這裡她延續了一項原創及有效的策略，從「厭女」的魔爪中搶奪對女性「有用的故事」。她在論文〈沙德式的女性〉（Sadeian Woman）（1979）中認為薩德是一位解放男女現狀的導師，並且照亮了女性多態性慾望更為遙遠的邊界。本書中她翻轉了某些勸戒性的民間故事，傾倒出它們曾經表達過的對女性的恐懼和憎厭，從中創造一套新的價值——關於堅強、坦率、熱情、性感、不屈服的女性。（見〈逆流而上的老婦人〉、〈信的詭計〉）。在《明智的孩子》中，她創造出女主人公朵拉．欠斯，她是歌舞女郎、扮演輕浮女僕的演員、歌舞雜耍的表演者，是低下、被鄙視也不被看見的窮人，非婚生且從未結婚的老婦人（私生女，出身貧困），但她津津有味地接受這每一種恥辱，還把它們拋撒到空中，像在撒婚禮的五彩紙片。
書中最後一個故事〈張開手指〉，是來自蘇利南的一則嚴厲的道德故事，說的是要與他人分享自己獲得的贈與，這個故事展現出安潔拉．卡特對慷慨的高度重視。她以開放但絕不濫情的慷慨奉獻自己的想法、才智、敏銳而不含糊的頭腦。書中她最喜歡的一則是俄羅斯的猜謎故事〈聰明的小女孩〉，故事中沙皇向女主人公提出不可能的要求，而她連眼皮都沒眨一下就完成了。安潔拉喜歡這個故事，因為它像〈皇帝的新衣〉一樣令人心滿意足，卻「沒有人受到羞辱，每個人都得到獎賞」。這則故事收錄在標題「聰明女人、機智女孩、急中生智」的部分，女主人公本質上是個卡特式人物，從不羞愧、無所畏懼，像雌狐狸般聽覺靈敏，還擁有相當敏銳的判斷力。她以沙皇的困惑為樂，卻不要他受到羞辱，這完全是安潔拉．卡特精神的特色。
在她過世前，她已無力照原定計畫為《維拉戈童話故事集第二集》撰寫序言，而該書內容為本書的後半部分。她在文稿當中留下四條令人費解的筆記：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說；「每個真實故事都包含了一些有用的東西。」
故事的非困惑性。
帕斯卡說；「再窮的人死去時也會留下些什麼。」
童話故事——狡黠又生氣蓬勃。
這些短語雖然支離破碎，但卻傳達出卡特的哲學。她嚴厲抨擊「受教育者」所表現出來的鄙視，因為三分之二的世界文學——也許更多——是由不識字的人所創作的。她喜歡民間故事中那些可靠的常識、主人公直截了當的目標、簡單的道德區分，還有他們提出的狡猾計謀。它們是弱勢者的故事，說的是狡黠和蓬勃的活力終將獲勝；它們很實際而且也不浮誇。作為一個長著翅膀的幻想家，安潔拉始終雙眼緊盯著地面，目光堅定地看著現實。她曾經說過：「童話故事就是一個國王去向另一個國王借一杯糖。」
此文類的女性主義批評家——尤其在1970年代——厭惡這麼多故事因循社會傳統的「幸福結局」（例如「當她長大後，他娶了她，她成了皇后」）。但是安潔拉知道什麼是滿足和快樂，同時她也相信童話故事的目的不是「保守的，而是烏托邦式的，事實上是某種形式的英雄樂觀主義——彷彿在說：有一天，我們可能會幸福，即使不能長久。」她也永遠堅守自己的英雄樂觀主義，就像她故事中精神抖擻的女主人公一樣，她在患病至死亡的期間，表現得機敏、勇敢，甚至搞笑。很少作家擁有自身作品的優秀特質，而她確實做到人如其文。
她的想像力讓人目眩神迷，透過大膽且令人暈眩的情節、精確又狂野的意象，還有那一系列精彩的好∕壞女孩、野獸、無賴和其他的角色，當英雄樂觀主義的情緒在逆境中形成時，她使讀者屏住了呼吸。她具有一位真正的作家能為讀者重塑世界的天賦。
她自己就是個明智的孩子，有張生動活潑的面容，有時會嘲諷地噘起嘴，她的眼鏡後面帶著一絲調侃，時而靈光閃爍，時而像在夢中；她那頭銀色的長髮和優雅的談吐，使她具有仙后（Faerie Queeene）的氣質，只是她從不顯得纖細脆弱或是神祕古怪。儘管青春的自戀是她早期小說的重要主題之一，但她本人卻是少見的不自戀的人。她的聲音柔和，有種說故事的人與聽者推心置腹的感覺，幽默生動；她說話時會停頓思考，所以有種切分音的節奏——她的思想使她成為最令人愉快的同伴、一個出色的健談者，輕鬆地表現出她的學識和廣泛的閱讀，她能夠用手術刀般的精確度表達某種促狹的見解或艱難的判斷，並能毫不費力地產生數十個新想法，還能用呼應她散文風格的方式將典故、引語、戲仿和原創發明編織在一起。「我有個推測……」她會自嘲道，接著說出某個沒有人想得到的見解、一些俏皮話或意味深長的悖論，而這些都扼要概括了某個傾向和某個瞬間。她像王爾德一樣敏捷，閃著詼諧的機智，然後她會繼續講下去，有時候還將她的聽眾驚得目瞪口呆。
安潔拉．卡特生於1940年5月，父親休．史陶克（Hugh Stalker）是英國國家通訊社（Press Association）的記者，蘇格蘭高地人，整個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都在服役，後來到南方的巴勒姆（Balham）工作。他常帶她去圖丁區的格拉納達戲院看電影，那裡的建築（阿罕布拉宮式風格）和電影明星（《藍色珊瑚礁》中的珍．西蒙絲）的迷人魅力給她留下持久的印象——關於誘惑和女性之美，安潔拉寫過一些有史以來最艷麗、時尚、性感的文章，「漂亮時髦」和「魅力無窮」是她的字彙中表示愉悅和讚美的關鍵詞。她的母親的母親來自南約克郡，是外婆的家鄉，這位外婆對她來說非常重要：「她的一言一行動都展現出某種天生的權威和與生俱來的野蠻，如今我非常感激這一點，雖然鋼鐵般的性格在南方找男友時有點不便。」安潔拉的母親高中畢業時通過學術級考試，且「喜歡事情妥妥當當」，1920年代她在塞爾福里奇百貨公司當收銀員，並通過相關考試，她希望女兒也能一樣。安潔拉進了斯特里漢姆文法學校（Streatham Grammar School），一度夢想成為埃及古物學家，不過後來她輟學，在父親安排下到克羅伊登週報（Croydon Advertiser）擔任學徒。
在新聞編輯部擔任記者，她的想像力使她困擾（她很喜歡俄羅斯故事講述者的套路：「故事說完了，我不能再騙人了」），於是轉為撰寫紀錄專欄及專題報導。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在二十一歲時，丈夫是布里斯托技術學院的一位化學教師，同年她開始在布里斯托大學攻讀英文，選擇專注於中世紀文學，這在當時絕對是非正典的文學。她自己的作品中到處可見中世紀的文學形式——從寓言到故事——以及其筆調的異質性——從淫穢到浪漫。喬叟和薄伽丘始終是她最喜愛的作家。最近她在好友蘇珊娜．克萊普（Susannah Clapp）的訪談中，回憶起從前在咖啡館裡跟「情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交談的情形：「……那是六○年代……我當時非常非常不快樂，但同時又是非常地快樂。」
這段期間，她初次開始發展對民俗學的興趣，並和她丈夫一起探索1960年代的民謠及爵士音樂圈。（在最近舉行的一次民俗協會固定的會議上，她頗帶感情地回憶起那些反主流文化的日子——當時有個成員會把一隻寵物烏鴉放在肩上一起出席。）她開始寫小說，二十幾歲時出版了四部作品（《影舞》（Shadow Dance, 1966）、《魔幻玩具鋪》（1967）、《幾項見解》（Several Perceptions, 1968）、《英雄與惡棍》（Heroes and Villains, 1969））以及寫給兒童的故事（《暗黑少女Z小姐》（Miss Z, the Dark Young Lady, 1970））。她獲得諸多讚揚和獎項，其中毛姆獎規定得獎者要去旅行，她遵守了，並用這筆獎金逃離丈夫（「我想毛姆會同意的」）。她選擇日本，因為她很崇敬黑澤明的電影。
日本標誌了一個重要的轉折；從1971年起，她在那裡生活了兩年。她在這之前的小說，包括兇猛、緊張的輓歌《愛》（Love, 1971；1981修訂再版），顯示出她怪誕的創造力，以及無畏地面對源自女性與男性性慾的情色暴力﹔她很早就劃好自己的領地，男人和女人在其中爭鬥，通常是血腥殘暴的，其中的幽默也大多屬於絞刑架下的幽默。從一開始，她的文筆就繁複華麗，文字使人迷醉，包含了生動和感性的身體特徵、礦物、植物、動物等詞彙，而她所做的是製造出陌生感。然而日本給了她另一種看待自己文化的方式，這更增強了她從熟悉的事物中創造出陌生的能力。這段時間，她接觸了因1968年事件而落腳日本的法國流亡者，由此加深了與超現實主義運動的聯繫。
她在日本期間創作兩部小說，不過這兩本書和日本並沒有直接關係：《霍夫曼博士的欲望機器》（The Infernal Desire Machines of Doctor Hoffman, 1972）及《新夏娃的激情》（The Passion of New Eve, 1977）。在這兩本書中，當代的衝突被轉化為怪誕、多樣的傳奇冒險寓言。雖然她從沒能像同時代一些作家那樣贏得暢銷書的大筆財富（她會遺憾地表示那裡仍是個男生俱樂部，但並不真的在意），也不曾入選主要獎項，她卻享有更高的國際聲譽。她名字的影響力從丹麥到澳大利亞，她也一再收到各大學的講學邀請，從雪菲德大學（1976-8）、布朗大學（1980-1）、阿德雷德大學（1984），以及東英吉利大學（1984-7）。她幫助改變了戰後英文寫作的方向——從塞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到珍奈．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再到美國的寓言作家們，如羅伯．庫佛（Robert Coover），許多作家都受到她的影響。
遠離英格蘭幫助她揭露女性與她們自己的服從性的共謀。在評論文集《刪去穢語》（Expletives Deleted）中，她回憶道：「我花了許多年的時間，被告知我該如何想、該如何做……因為我是個女人……但是後來我不再聽他們（男人）的了……我開始還嘴。」從日本回來後，她在其一系列精彩辛辣的文章（一九八二年集成《沒有什麼是神聖的》（Nothing Sacred）一書）中檢視了多種不容質疑的習俗，以及當代的時尚（從深紅色口紅到D.H.勞倫斯作品裡的長統襪）。安潔拉從不是個會提出簡單答案的人，她的坦率對女性主義運動十分重要：當說到面對殘酷現實時她喜歡半諷刺地引用這話「這是個髒活兒——但總得有人去做」，她也會以讚許的態度說某人「她／他不會為剪了毛的綿羊吹溫和的風」。她的出版商兼朋友卡門．卡利爾（Carmen Callil）在維拉戈出版她的作品，她自該出版社開創以來就一直在那裡出書，這有助於建立女性在文學中的獨特聲音、先入為主的意見（parti pris），以及為後帝國時代虛偽、僵化的英國打造身分認同時的重要工具。儘管安潔拉．卡特對現實有著敏銳甚至是譏俏的理解，她卻一向相信改變：她會提到自己「天真的左派思想」，但她從未放棄過它。
美國批評家蘇珊．蘇雷曼（Susan Suleiman）讚揚安潔拉．卡特的小說真正為女性開闢了新天地，使用具有敘事權威的男性聲音，並且模仿到一種滑稽的程度，使得規則發生了改變，夢想變得不羈、變形，對「敘事可能性倍增」開放，小說本身允諾了一個可能不同的未來；而它們也「擴展了我們的概念，讓我們認識在性的領域什麼是可以夢想的，且批判了所有過於狹隘的夢想」。安潔拉最喜愛的女性偶像是法蘭克．維德金（Frank Wadekind）劇作中的露露（Lulu），最喜歡的明星是露易絲．布魯克斯（Louise Brooks），她在《潘朵拉之盒》一劇中扮演露露。露薏絲／露露不是一個拒斥傳統女性特質的人，而是會將傳統女性特質發揮到極致，使其性質發生改變。「露露的個性非常吸引我。」她俏皮、不露聲色地說著。她借鑒這個角色創造了《明智的孩子》裡那些放蕩歡鬧、精力充沛的舞臺女主角。露露從不逢迎討好、不追逐名利，也不內咎或悔恨。照安潔拉的說法，「她獨有的特質是，她讓變態的任性行為看起來像是唯一的出路。」她曾說過，如果有個女兒，她會叫她露露。
她喜歡將自己的觀點稱為「典型的大倫敦議會（GLC）」式的意見，儘管有這些異議，她也是一位有獨特見解且堅定的政治思想家。《明智的孩子》（1989）是出於她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烏托邦理想，她肯定「低俗」的文化，也肯定流行語言和幽默的樸實健康，將其做為持久而有效的生存手段：她的莎士比亞（小說以各種形式包含了幾乎他所有的人物及情節）並不是為菁英階層而寫，而是讓他那從民間故事而來、帶著能量和技藝的想像力生根發芽。
她與馬克．皮爾斯（Mark Pearce）找到了幸福，她生病的時候馬克正在接受國小教師資格培訓。她經常提到孩子們燦爛的模樣、他們難以言喻的美和他們的愛；他們倆的兒子亞歷山出生於1983年。
有時候對一個偉大的作家來說，很容易對他們帶來的快樂視而不見，因為批評家旨在尋找意義與價值、影響力與重要性。安潔拉．卡特熱愛電影、歌舞雜耍秀、歌曲、馬戲團，她自己也深諳娛樂招待賓客之道，少有人能比。本書中她收錄了一個肯亞的故事，是關於一個蘇丹妻子日益枯槁，而一個窮人的妻子卻過得很快樂，因為她的丈夫餵她「舌頭肉」——故事、笑話、民謠。故事裡說，它們都是使女人得以滋養豐潤之物，而它們也是安潔拉．卡特為了使他人滋養豐潤而慷慨贈與之物。《明智的孩子》結尾這麼寫道：「跳舞唱歌是多麼快樂啊！」然而她自己卻沒能滋養豐潤地活下去，這是難以言喻的哀傷。
自從她去世後，報紙和廣播充滿了對她的悼念。如果她還在世，應該會對這些關注感到驚訝，也會很高興。這些沒在她有生之年來到，即使有也沒這麼衷心誠意。當她在世時，人們對她感到不安，她的才智、巫性和顛覆性，使得她讓人難以招架，就像童話中她喜歡的奇獸一樣——但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對她的力量的讚揚。何其有幸，她的朋友能認識她，她的讀者也是。我們接受了一場盛宴，這是她「張開手指」把它擺出來與我們分享。
瑪麗娜．華納（Marina Warner）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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