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繆思想的歷程與意義
一九六○年一月四日，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1913—1960）因車禍身亡，翌日《紐約時報》的社論稱：「某些讀者以為卡繆的哲學代表了悲觀與絕望，那只是膚淺的見解。其實，它充滿信念，企圖喚醒人類對生命作最英勇的肯定。……我們的時代回復了卡繆的呼籲，數年前推舉他為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此實不足為奇。」哲學家往往不易為同代的人所瞭解，其影響力也常在數十年或百年之後才彰顯出來。卡繆算是例外，影響深遠而廣泛，有人以為他在這方面超過沙特（Sartre）、海德格（Heidegger）、雅士培（Jaspers）、齊克果（Kierkegaard）、馬塞爾（Marcel）、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卡夫卡（Kafka）等當代歐洲最具盛名的思想家。但是人們是否真正瞭解他呢？卡繆的哲學究竟有何意義？其思想歷程如何？這是本文嘗試探討的主題。
卡繆其人
「我往往被描述為一個嚴肅的人物」，這話本身就帶有幽默與自我解嘲的意味。卡繆給人的初步印象是：面孔苦郁，前額高寬而有皺紋，捲曲的黑髮，帶著慎重的微笑，聲調低沉，頗具男子氣概。與他接觸後，會發覺他「從未擺出大師或良知指導者的架子」，「有時幾乎溫柔而熱情，有時又冷漠而保守，然而卻不斷地渴望友誼」。是什麼樣的世界孕育了這種性格？卡繆在一次演說中娓娓道出：「我誕生在一次大戰初期。稍長時，經歷了1929年的危機；20歲又遭受希特勒的迫害。然後是埃塞俄比亞戰爭，西班牙內戰以及慕尼克協定。這些就是我們教育的基礎。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敗退，以及希特勒蹂躪我們的家鄉。生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我們相信什麼呢？沒有。除了那種我們最初就被迫置身其中的頑強否定外一無所有。我們自謂生存其中的世界，是一個荒謬的、無處可以避難的世界。」雖然如此，卡繆的人生觀依舊積極而不訴之於恨，同時未曾對人性失望，「在人身上，可贊之點多於可鄙之處」。「我對人關心，我對人類絕無輕視態度……在我作品的核心，總有一顆不滅的太陽。」這顆太陽也許得自北非地中海畔的生活體驗，貫串起他的作品，將人類的真實情境暴露無遺，層層摧毀自欺的帳幕，指出人性的根本荒謬；再逐步引領自覺的新人踏上自由之途。馬塞爾稱許他「使『人文主義者』一詞重獲意義」自然有其道理。沙特的追悼詞說：「這位荒謬的笛卡爾，拒絕離棄道德的安全途徑，以跳上現實的不安全路子。」道德與現實正是他倆的分歧所在。卡繆的道德理想是什麼？這點有待研究。至少不能再以悲觀絕望等灰色名詞加諸於他了。
思想立場
對沙特而言，世界存在與人類存在都是荒謬的，可惜他未作深入研究。「荒謬哲學家」毋寧說是卡繆，他除了前者所見之表面意義外，更深探荒謬之真相，認為「人不荒謬，世界也不荒謬，把世界和人聯繫起來的關係才屬荒謬」。人的自覺肯定了這種關係的對比，因此荒謬生於現實的感受。照理說，如此的出發點很合存在主義的胃口，也許這正是卡繆與沙特能夠維持八年友誼的原因，然而卡繆卻對存在主義以及所謂存在哲學家缺乏認同感，更罔論傳統哲學了。
1.卡繆否認自己屬於存在主義。
「不，我不是個存在主義者。……沙特是存在主義者，而我的唯一理論性著作——《薛西弗斯的神話》——是為反對所謂存在主義哲學家們而寫的。」
2.卡繆認為存在哲學逃避現實。
在他看來，齊克果拋開能夠知覺到的世界與人類，作了信仰的「跳躍」，肯定一位理性無所企及的神，雅士培從經驗界跳脫，走向一位模糊的超越者。舍斯托夫（Chestov）也躍向一位超越理性的神。總之，卡繆覺得：如果理性跳躍，不啻否定其自身，讓位給願望。這些思想家為了逃避荒謬，而超越理性的領域，可是現實世界中，理性之外無物複存。
3.卡繆對近代哲學的微言。
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在卡繆眼中，是促成文藝復興時期之悲劇潮流中斷的禍首。此外，卡繆亦曾明書自己不信上帝，也不信絕對的理性主義。甚至把黑格爾（Hegel）、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戲稱為現代歐洲的邪惡天才。倒是對於基督信仰，他的態度較為溫和，「卡繆是反共的，卻不是反基督的——他只是非基督徒而已」。
話雖如此，哲學史家依然以一籠統的標籤附在他身上，就是「無神的存在主義」，卡繆本人一定反對這種歸類，因為同屬這張標籤下的竟赫然是：尼采、海德格與沙特。卡繆志向高遠，不願停留在虛無、否定的層面上，他反對自殺，就是明證。從肯定荒謬到否定自殺，其間倒是一段坎坷的路程。他說：「當我在《薛西弗斯的神話》分析荒謬的感覺時，我是要尋求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主義學說。我是在從事方法上的懷疑。我所致力的是造成一種如白紙般的無瑕心態，作為建構一些東西的基礎。」所以他的荒謬具有十足的積極意義。荒謬並非目的，只是方法，正如笛卡爾的懷疑。他在《論沙特之<噁心>》中提及「覺悟到生命是荒謬的以後，不會就此告終，卻正是個開端「。卡繆預備建構什麼呢？如何建構？
思想歷程與意義
研究一個人的思想，首需注意環境與歷史因素。前面兩段文字可算提綱挈領地涉及了。基本的研究材料無疑是卡繆本人的著作。從作品的順序可以窺知他的思想歷程。可是作品的構思日期與發表日期往往有一段距離，在此盡可能以卡繆主要著作之構思時期為准，逐步勾畫其思想全貌與未來展望。
（一） 荒謬期（1938—1941）
1941年，卡繆22歲，他在2月21日寫道：「《薛西弗斯的神話》脫稿，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此處的三荒謬系指《卡利古拉》（Caligula）、《異鄉人》（L'etranger）與《薛西弗斯的神話》（LeMythe DeSisyphe）。雖然《卡利古拉》1945年才演出，可是卡繆在「作者的話」中明白說它「完成於1938年」，《異鄉人》到1940年才殺青。所以依照上述的順序，可能較合乎事實。
1.卡繆22歲開始熱衷戲劇，抱定了「舞臺不是遊戲」的信念。他對《卡利古拉》的期望很高，認為那是一齣「智慧的悲劇」，此劇的哲學影子落在「人們死了，他們並不快樂」的層面上。既然如此，試圖反抗吧！如何反抗？卡繆在此塑造了一位能夠為所欲為的暴君，從「強者」著眼，集合一切世俗的權力來反抗命運，企圖得到「不可能者」——幸福。最後卻發現「」這世界或彼世界，沒有任何東西足以厭足我的度量……我曾在寰宇的盡頭，內心的深處追尋著它。然而……虛無「」。到頭來覺悟人生不過南柯大夢，荒謬一場。外在的反抗只是徒勞。
2.《異鄉人》的主題未變，物件則有所不同。莫爾索（Meursault）也是孤獨的個人，但卻是現實世界中的「弱者」，表面上毫無反抗地聽任世界對他的擺佈，他是被害人，正與卡利古拉相應。但是兩者都逃不過死亡的牽制。卡利古拉的暴力失敗了，莫爾索卻以消極的「漠視」對付命運，終能自荒謬中產生一線希望——反荒謬。沙特認為：「《異鄉人》是一本經典之作，一本嚴謹的書，我們從中可以聽到荒謬和反荒謬的爭辯之聲。」莫爾索對於一切事情都說「不！」就連荒謬也不例外。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更有了明白的理論注解。人類能夠以意識自覺去否定生命，一如沙特所為，但是也能以同樣方式否定「否定本身」——荒謬。
3.薛西弗斯綜合了卡利古拉與異鄉人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他是「人類中最明智與最謹慎的」，另一方面也逃不脫神祇們判定的命運。但是，他卻能在「一切努力等於永無止境的失敗」這種無以復加的際遇中，「以自覺來體驗他的責任」，「以輕視來超越他的命運」，充量勇健地活下去，「向山頂的奮鬥已足夠充滿一個人的心了」。這股悲憤有化為力量的可能嗎？「三荒謬完成了，自由之始」，卡繆應該開始從荒謬的虛無境界，建構起一些東西了，卡繆的自由是什麼？在反抗期中將可以看出。
三荒謬各書的最後一句話，對比著研究，可能別有意境。
《卡利古拉》：我仍然「活著！」
《異鄉人》：當我被帶赴刑場時，「希望」有咆哮的群眾在四周?喊。
《薛西弗斯的神話》：應該「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雖然人生荒謬，一切外在的反抗終歸無效；可是面臨死亡時，清醒的「自覺」卻能使一位「真人」不死。甚至可以說，形體的生死，並非是決定一個人是否存在的尺度。人的「存在」在於他是否「自覺」與「自決」，這種思想很明顯地具有存在哲學的意味。卡繆並不由此「跳躍」，卻穩紮穩打地往上走。第一，卡利古拉自覺人生荒謬，也自行決定反抗的手段，所以死到臨頭猶能高呼「我仍然活著」。第二，異鄉人在接受世界及命運對他的判決後，不但對於死亡毫無所懼，還能產生奇妙的「希望」，比起卡利古拉單純的「活著」更上一層。第三，薛西弗斯的不幸遭遇幾乎等於前二者的總和，可是我們從他的行為中，應該「想像他是快樂的「。快樂原為個人的感受境界，薛西弗斯未曾明言這點，可是他一方面服從命運，一方面又毫無怨言地重複無止盡的苦役，他的自覺深度連神祇也奈何不得，所以至少應該想像他是快樂的。
（二） 反抗期（1941—1951）
1951年，卡繆的隨筆中有：「寫完《反抗者》初稿。這本書結束了前兩期，年37歲。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由此可知，1941年到1951年為第二期。這一期中，卡繆開始向荒謬宣戰。「荒謬期」的「活著」、「希望」與「快樂」都只存在於理想中，現在卡繆要實現這些理想了。
1.《誤會》（LeMalentendu）。
完成於1943年，有人認為這是卡繆的第四荒謬，我卻以為它屬於反抗體系的第一部作品，除了時間上的理由外，還有思想上的理由，「作者的話」希望本劇是「創造現代悲劇的嘗試」，所以卡繆一定費了不少心血。卡繆跨出了第一步，不再以命運為對手。《誤會》中的老男僕是個隱晦的角色，眼見荒謬的事件接踵發生，卻在劇終時對於無助者之求援，回答「不」。卡繆說：「」於老男僕這一角色，並非必然地象徵著命運。」把命運「存而不論」之後，目標轉到人際關係：「那也許只是一種更深的誤會……從受苦的層面看，或許沒有人能為別人做任何事：痛苦是孤立的。」但是，這只是卡繆奮鬥反抗的第一站，他先建議讀者「假定此劇之道德觀念不是完全消極的」，再在劇中肯定「幸福不是一切，人還有責任」。因此，縱然現實再荒謬，人的責任再空幻，卡繆也要往上建構，不肯屈服。一個新的人文主義漸露曙光。
2.《鼠疫》（LaPeste）。
1947年卡繆完成這本書時，思想已明顯地進展到另一階段，超越了荒謬，走向「反抗」。反抗者所揭示的第一件事為「分擔一切人共有的痛苦」，「團結」的意念逐漸形成。「卡繆雖不信神，但愛幸福，而以為幸福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他自己心中亦有『不滅的太陽』和『心中命運之星』。」團結必須把握現在，和一切人同甘共苦、創造幸福。
卡繆描寫荒謬的成功，使他獲得「」地中海卡夫卡「」的雅號。他們兩人思想境界之不同由三部著作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審判》（TheTrial）、《城堡》（TheCastle）與卡繆的《鼠疫》。在《審判》中，主角回顧他的生命，問道：我做了什麼？發生過什麼事？在《城堡》中，主角瞻望空幻的未來，問道：我將何所往？如果得救，今天該做什麼？明天又該做什麼？然而在《鼠疫》中，主角既不回顧也不前瞻。他面對現實，堅挺地站起來向瘟疫決鬥，把握現在。
在《鼠疫》以後，卡繆發表了兩篇戲劇，1948年的《圍城》（L'Etat de siege ）與1949年的《正義之士》（LesJustes）。都是這期思想的深刻表達。但是歸結點則很明顯是1951年的《反抗者》（L'hommerevolte）。本期思想以《誤會》、《鼠疫》與《反抗者》為三個重鎮，其中的演進可以簡單勾畫出：第一，在《誤會》中，卡繆把「命運」存而不論，試圖在人與人之間尋求瞭解與相助，但是失敗了。第二，《鼠疫》中，卡繆使命運與人類對立，使人類因而有團結之可能，並逐漸互助互愛。第三，《反抗者》指出人類團體之不合理並不下於命運之迫害，因而必須同時反抗命運與不合理的團體。如此才有步入真正自由的可能。《反抗者》的重要性由此可見。所以值得較詳盡的分析。
3.《反抗者》（L'hommerevolte）。
有一段可靠的軼事如下：「納粹佔領巴黎時，有一天，卡繆與沙特在咖啡店中談話，沙特主張無限制的自由，卡繆不贊成。卡繆說：『如果自由沒有限制，你大可把我交付納粹當局。』沙特同意此事不可為。因此卡繆得出結論：自由必須有所限制。」如果自由無限制，必然產生不合理的團體。只准自己有自由，卻不許別人自由，這是假自由。而「自由必須有所限制」表示還有某種意義或信念值得人類追求，這些意義或信念高於人類的自由。「為了目的（意義或信念）能否不擇手段（自由）？」實為卡繆和沙特二人決裂主因。《反抗者》中明白揭示卡繆的看法，使沙特不得不發表絕交通知。「反抗者」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1）反抗乃「肯定生命是善」。如果我決定不自殺，那是因為發現生命是善的，並且值得活下去。若生命為我是善，則為他人亦然。因此，我們必須維護人性之價值面與團結性。那麼何不站起來與荒謬搏鬥呢？在這世界上，我們彼此都是異鄉人（所以不要互相傷害）；都有瘟疫要抗爭（所以克服它，不要認命）；都墮落了（所以要重新站起來）。我們活著，是因為在我們身上看到善；我們反抗，是因為在人類社會中看到善。
（2）反抗乃「向生命爭取生命」。
抗爭使人的存在高貴，反抗使人的存在落實。要成為「人」，必須「反抗」。反抗者的「不」自有價值，在其否定中，堅信某些事「真」且「善」。反抗更可使人類團結。反抗時，人意識到自己，意識到他應完成的工作以及他的唯一武器——自由。反抗時，人也意識到他人。因為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3）反抗乃「尋求新神」。
「《反抗者》不知不覺地是在尋求一種道德，或一種神聖。反抗是一種修行……倘若反抗者干犯神威，那是因為他對新神抱有希望。」人類需要一位元新神，這點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伊凡（IvanKaramazov）表達出：「」縱然上帝存在，伊凡也不能向他加給人類的不平遭遇屈服。「人類需要一位元能夠給與他公平的神。」反抗者要求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意義……在反抗者眼中，世界所缺乏的，是個解釋原則……他正在尋求……一位新神。」存在的不平與罪惡問題導引出無神論，卡繆是見證之一，他的一生都在尋求新神。
（4）反抗乃「」尋求人類合一「」。
反抗所需求的，是全有或全無。反抗所涉及的，是大家或無人。或是大家得救，或是救贖無望。「」同上帝一起未能實現之世界的合一，今後將設法實現以反對上帝。」「反抗者拒絕神性，為了能承擔大家共同的奮鬥和命運……世界是我們的第一個也是最後的愛情。我們的弟兄與我們活在一樣的天地間……有了這種快樂，在不斷的奮鬥中，我們將重整這時代的精神。」這種對團體的關懷顯然與過去一個世紀裡的個人主義背道而馳。此乃20世紀無神論的特徵。深切的團結意識，多少是由於被迫組成聯盟以應付危機的累積次數所造就的：為了反對納粹党，反對勞工之經濟剝削，以及反對世界之紛亂與戰爭本身。
（5）反抗乃「樂觀的」。
「人在大地上……是孤立的。他內心有龐大的計畫，甚至想到『反抗』本身的死亡，因此在『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之外，又加上一句『而且只有我們存在’。」可是，我們必須樂觀地奮鬥：「時候到了，我們每個人都須舉弓一試……弓張開了，弓背霹靂作響，從緊張的最高點將飛出最直、最強、最自由的箭頭。」「在這些黑暗的盡頭，必有一線光明出現，我們已可看出跡象，只待我們繼續奮鬥，促其實現。在廢墟中，我們每人都準備著在虛無主義彼岸的新生。」
（三）自由期（1951—1960）
卡繆嚮往自由很久。在他的思想歷程中，曾以1941年為「自由之始「，1951年又不禁疑惑「以今視之，天下會自由嗎？」其間，顯然存在著「理想」與「現實」的鴻溝。卡繆在荒謬期與反抗期中的體系建構相當成功。從反抗期匯出的思想會是什麼呢？從「肯定生命是善」到「尋求新神與人類合一」，下一步是否應該肯定新神以及實現人類合一呢？這是卡繆的理想。然而事與願違。納粹政權敗亡了，可是「曾經醞釀希特勒主義的毒素還未消除，它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出現。今日，凡使用權力、效果和『歷史工作』等字眼談及人類生存的人，就是在散播這種毒素。」卡繆的《正義之士》與《反抗者》是針對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而說教的，甚至不惜犧牲沙特的友誼。而整個世界的現實情況更使他不得不自問「天下會自由嗎」？
1951年以後，卡繆為別人寫了好幾篇「序」，自己的著述反而耽擱了。或許他正在構思吧！總之，五年後才出版了《墮落》（LaChute）及《放逐與王國》（L'exil et le royaume）。作品形式稍有改變：「卡繆首次對他故事裡的真正主題加以考慮，並對其細節加以推敲。」同時，「他過去投注于道德與象徵的注意力，已大多被真實背景所吸引」。可見卡繆懷著理想重新踏入了現實。「放逐與王國並不是海洋隔開的兩個大陸，它們是一體之兩面。王國就是在放逐之中，放逐就是導向王國的路，事實上，放逐就可以成為王國。」對現實世界懷疑失望之後，卡繆轉向內心，以內在的自由超越外在的環境（放逐），盡其在我，以求得內心的平安（王國）。內在的自由使人幸福，是卡繆向上超升的又一極點。
結語
1957年12月，卡繆在諾貝爾獎頒授禮的致詞中提到：「這一代正如和時間作瘋狂競賽，它必須在各國之間建立不基於奴役制度上的和平，使勞動與文化重獲協調，並由全人類重建一個『約櫃』。」他希望全人類共同努力，為實現一項真理而奮鬥，「那真理就是——每一個人在屬於他個人的痛苦與歡樂之基礎上，為人類全體建樹了一些什麼。」「讓我們儘管向前邁進吧！這是我們這一時代的賭注。若說我們將要失敗，無論如何，站在選擇生命的那一邊，總比站在毀滅者那一邊要來的好。」這是無神的人文主義所能向上超升的極限。有一段時期，卡繆皈依宗教的可能性很大，在他的著作中，對基督宗教的態度也愈來愈和善。有人猜想，由卡繆思想的拓展方向來看，他遲早會皈依宗教的。可惜，時光不待人，這個謎就永遠懸在那兒了。我們毋須為卡繆遺憾或悲哀，他一生服膺真理與自由，「對當代人類良知的各種問題多有啟迪」。作為一個「人」，卡繆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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