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是一隻蝴蝶
現在我們很容易找得到熟讀阿嘉莎的讀者，一一駁斥對阿嘉莎的誤解。比如當有人質疑阿嘉莎是否是性別歧視主義者，因為她筆下不少女性角色，都相當樂於擁抱家庭，反對這種立論的人，馬上可以列舉阿嘉莎寫出的非典型女人加以反對。這種「點對點的訂正」，具有一定的意義，偶爾我也會心癢想要下場對打，然而，這種單純的博知與記性，也會冒險將推理小說讀成一個「人物屬性即一切」、太過平面的敘事世界。
是不是只有去寫了女性，才表示有女性意識？但是描寫男性，難道不也是介入性別關係詮釋權的方式嗎？人物是兇手、偵探、還是被害人，才表示作者阿嘉莎比較看重他或她？如果有答案，那個乾脆的答案叫做「不一定」。曾經有阿嘉莎的朋友認為，只有兇手才是小說中最有趣的部份，但是我們一樣找得出，是被害人或偵探，更有價值的論點與作品。更何況，在阿嘉莎的例子中，有些證人、有些過客，同樣可能令人印象深刻，而頗具啟發性。如果只看陶品絲的婚戀，就導出阿嘉莎保守，因而忽略阿嘉莎將愛冒險、喜行動、有派頭、撩撥禁忌、且反抗性別苦悶等特性賦予陶品絲，所可能帶來的充權效應，及其對性別平權的貢獻。──這樣因小失大，我認為並不划算。類似的狀況，也出現在檢討阿嘉莎對種族主義與階級平等的聲浪中。很可能就是這樣的原因，導致《無盡的夜》（又譯《此夜綿綿》）是阿嘉莎以工人階級青年為敘述者一事，會特別被強調。雖然我也贊成指出這一點，但我想一再重申的仍然是，應該以更整體的角度，而不是單一情節或個別人物，去理解推理小說中進行的創造。
在先前的分析中，我特別側重分享我所讀到的，阿嘉莎小說中的性別政治──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阿嘉莎的小說提供了豐富的成果。第二個原因是，實際來看，就女性的處境來說，無論階級與種族，都會與性別纏繞相生。在《萬聖節派對》中，來自中歐的奧爾加，她既是在英國「不受歡迎的外國人」（種族），又是從事家務勞動與看護的職業女性（階級）──但上述兩者，都同時是高度性別化的種族與階級問題。不知我是否還需要強調一下，奧爾加類似英國社會中的「外勞外佣」。小說中老夫人將遺產留給奧爾加一節（因為不爆雷，所以此事真假暫時保留）──其實不無幾分烏托邦色彩，也不可能對排外的種族歧視者不構成打擊或反擊。我們必須非常小心一種盲點，彷彿只有在處理種族與階級問題，才有人類愛或社會關懷──視處理性別政治為較小範圍或較遠離社會公平的次要能力──說得更明白一點，性別經常就是女性的種族與階級，如果有種族與階級的歧視存在，在女性身上，很少會因為以種族或階級歧視妳了，因此在性別上就突變成平等主義者，特別不歧視妳。──這種可能微乎其微，甚至不可能。
我也認為，阿嘉莎適宜以類似我試作的性別政治分析方法，更詳盡地一併討論她在種族平等與階級問題上的批判性態度──我們並不需要誇大地，視阿嘉莎的作品足以代替政治或歷史書寫。她重要的工作仍然是一個推理小說家。我們從她的作品可以學到的一件事或許是，如果推理小說是一個刺激智力、注重觀察以及致力恢復感情光譜多樣性的娛樂性文類，具有社會意識與批判力，即使以最最輕柔的方式使用它們，都會給美妙的閱讀經驗加分。
說阿嘉莎是好命人──如果是為了突顯，曾在街頭討生活的美國推理小說家漢密特來自多麼底層，這或許還無可厚非。如果這是不自主地想要暗示，生活相對平穩的女性作家，不足以寫出具有代表我們經驗或進行深刻對話的作品，這或許也有小小修正的必要。經驗對作家很少是負面的資產，但我們也需要警惕無所不在的經驗論，是否作為性別歧視的替代：在一定程度上，女人很少當過兵、上過戰場、進妓院嫖的比例一般也難以與男性相提並論。如果以男性中心去思考經驗問題一直一直下去，不免要得出麻煩的結論：女人「缺乏的經驗」最後會是「她沒當男人的經驗」。而這會非常無聊。有趣的是，漢密特曾經服務的美國平克頓偵探社，在1856年時，曾有一位失去丈夫的寡婦前來應徵偵探工作，平克頓一開始的反應也是極度驚訝，回以業界一向沒有僱用女性的習慣，但在該名女性應徵者據理力爭之下，平克頓偵探社果真有了第一位女偵探。 這時，阿嘉莎還沒有出生呢。然而姑且不論這位女性第一偵探是不是果真是第一？是否還有比她更早就去敲偵探社之門的無名女性？這一類的「女性第一」，就像許多「女性第一」先驅事件，經常湮沒在歷史當中，如果她們的事蹟能再次出土，與之後的女性逐漸進入溝通體系，在文化上掌權，應該還是不無關係。
我或多或少是個主張「傳記並非好辦法」的讀者。然而不能免俗地，我也會想知道自己喜歡作者的生平與軼事。只是我堅持盡可能謹慎，在「經歷什麼」與「寫什麼」兩者之間，最好不要太快下結論性的斷語。然而「阿嘉莎是好命人」這類轉述，有點過份甚囂塵上，我以為應當在概括性的描述之上，補充一點細節。阿嘉莎的確沒有在年少時就流落街頭，然而根據研究者所言，阿嘉莎由於在11歲喪父，成長過程中，家庭始終有經濟壓力一節，應該並非虛偽。雖然從未正式就學，她去擔任志願護士與藥劑師助手時，顯然並非如她筆下也在醫護區的陶品絲那樣，只專注於從洗盤子的位子向上晉升，以及考慮是否要誘拐個將軍來結婚，她在那段時期，看來是相當專注於學習藥學知識，在她小說出版後，《英國藥理學期刊》還對阿嘉莎作品中藥物知識的準確度，加以稱讚。這是一個在寫作上，自學成功的女性作家。
1928年，母喪不久後的阿嘉莎，因為第一任丈夫外遇而離婚，兩年後即再婚。然而離婚前後，歷經不少身心折磨，最著名的是一起失蹤事件。因為英格蘭已成傷心地，她開始移情於東方城市如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或許也是因禍得福──土耳其的推理女作家特別關注了阿嘉莎對這些前英國殖民地的書寫，她指出，過去的英國人對這些地區有兩種態度，一種是知道這些地區存在，但對其實況一無所知；另一種則是隨軍隊「拜訪」，「那非常不一樣......」。阿嘉莎至少是較早開始，以平民的身份，走看這些城市的眼睛。除去失蹤多日，幾被警方推論「慘遭殺害」的至今成謎事件，阿嘉莎外顯的生命經驗，很少屬於非常極端之列。或許寫了如此多本著作是性格最走極端的成績──光是1934年一年，她就出版了五本推理小說，其中還包括《東方快車謀殺案》。她本人最滿意的《無人生還》（又名《十個小黑人》、《童謠謀殺案》），在她49歲那年出版。60歲後也幾乎維持一年一本這樣的出版量，直到1976年她離世。
「智慧是一隻蝴蝶 不是隻陰鬱的猛禽」──我想，愛爾蘭詩人葉慈的詩句，也適宜說明阿嘉莎‧克莉斯蒂的小說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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