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淑麗早在一九七一年，就以首批美國研究生的身份進入中國大陸，並面見周恩來，回美國之後往學術方面發展，在取得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哲學博士之後，入聖地牙哥加州大學任教。一九九三年起主持「東北亞合作對談」，邀集美、俄、中、日、兩韓六方面的官員與學者作安全對話。一九九七年，謝淑麗被國務卿歐布萊特延攬入柯林頓政府，擔任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卿，掌管美國對中國、台灣、香港、蒙古事務，至二○○○年卸任。柯林頓發表對台新「三不」，中美軍機擦撞、美國誤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等危機，都是發生在謝淑麗任職期間。之後謝淑麗再回聖地牙哥加州大學，目前擔任政治學教授，兼全球衝突與合作中心主任。

《脆弱的強權》立論獨到之處，就在對美、中大國博奕得出看似弔詭的論斷：中國晉身世界強權，這點已無疑義，但中國卻是個脆弱的強權。中國崛起確實可能帶給許多國家威脅，甚至在軍事上擦槍走火，但原因不全在於中國國力強大所致，而是隨著中國經濟崛起，造成政治弱化，這才是中國「脆弱」之所在。

以經濟力量來說，美中貿易赤字現象表現了中美經濟互賴的格局形成，並反映的是中國改革開放，重新融入世界市場之後，造成東亞經濟結構的轉型和重組所致。日本、臺灣、南韓、新加坡等東亞發展型國家把生產基地轉進中國大陸，生產的產品再以美國為出口市場。所以美對日本、臺灣、南韓、新加坡等國的貿易逆差則是相對遞減，若以「整體區域」而論，貿易逆差變化的幅度並沒有想像中嚴重。但是，隨著冷戰美蘇「二元」對抗體系崩潰，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強權，這種「單極」結構沒有多元大國作為合縱連橫的轉圜空間，中國的崛起勢必直接衝撞美國的國家和國際利益。

中國追獵原物料和能源所衍生的政治效應，更是催化了這種安全困境。中國為促進經濟發展，維繫中共的統治正當性，必須投入石油能源支撐中國的經濟成長。可是中國本身的石油生產無法自給自足，而仰賴的進口石油有百分之七十來自中東和非洲。這使得中國以經濟援助作為後盾，積極介入傳統上屬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勢力範圍，從而牽制美國全球的戰略利益。中國和美國口中的無賴國家伊朗簽署七百億美元的石油合約，而爆發種族屠殺的蘇丹，更是中國在非洲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同時，為了保護石油運輸航道，中國近來積極拓展海權力量，以求超越胡錦濤口中的「麻六甲困境」。中國在能源上的任何舉措，到最後都會碰觸到美國的全球利益。在這種安全困境之下，美中任何誤判都有可能引爆不可收拾的軍事衝突，加上中國國力坐大，但是隨著經濟轉型而來的權威弱化，使得風險更加提升。

謝淑麗由此把分析的焦點轉向中國內部政治的制度結構和領導人的權力條件。改革開放後，中共在表面上仍維持壟斷政治權力的局面，不過社會的階級、利益、價值日趨多元，甚至包括利益團體的形成，官僚體系決策的多層化，社會經濟的多元化，這樣的發展勢必造成中國一黨體制本身的變化。加上江澤民和胡錦濤出身科技官僚世代，沒有毛、鄧的「奇魅」（charisma）特質，也都在接班之後才開始建立軍中人脈，派系網絡的綿密度又不及毛、鄧，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陰霾揮之不去，江、胡尤須慎防黨的領導階層公開分裂，軍隊的離心離德，大規模的社會動亂。這使得江、胡的決策，處處遷就軍隊、宣傳、安全部門的組織利益，戒慎恐懼，因為深化經改勢必會動搖馬列主義等意識型態原則。領導人為了鞏固共產黨領導，維護改革開放的社會秩序，只好以民族主義取代馬列主義，作為意識型態的動員力量。

而台灣議題無疑是最能展現民族意識、國家統一的符號。從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訴諸民族主義來建立統治合法性，加上江澤民欲以完成統一作為自己歷史定位的目標，開始加強對台戰備。此時台灣在李登輝主政下，挾著民主轉型以及西方對於天安門事件的反感，找到宣揚台灣主體性的空間。然而，時隨勢轉，胡錦濤記取江澤民的教訓，採取「軟的更軟，硬的更硬」的彈性手腕，加上中國加入WTO之後外資大量進入，中國的發展一日千里。又回過頭來刺激了世界各國的「中國威脅論」情結。

謝淑麗這一路分析下來，中國內有種種因社會劇烈變遷造成的問題，又有可覆可載的強烈民族主義，迫使中國領導人有可能鋌而走險，採取冒進的對外政策，轉移內部矛盾。從這幾層意義來說，崛起中的中國為國際均勢平添變數，而中國發展所造成的諸多問題，更使得中國充滿罩門，而成為一個脆弱的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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