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懷民：「從容」的下一步

引言：在所有華人區域，「雲門」是唯一長年在國際巡演的表演藝術團體，它已經成為整個華人藝術圈中最受讚譽的品牌與傳奇。

一九七三年，當年二十六歲剛從美國留學回台的林懷民，成立了華人社會第一個現代舞團，立下宏願「我們要跳舞給自己的鄉親看。」從此，雲門的精神裡總伴隨某種昂然的悲壯。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薪傳〉在嘉義首演，名義上是為了紀念「笨港十寨」，但真實的理由是為了「遠離警總」，但林懷民的擔憂沒有成真，那一天適逢台美斷交，政府慌了手腳，警總無暇他顧，而雲門舞者在悲憤的淚水中跳到人體的極限，震撼無數台灣觀眾。

台灣解嚴，林懷民走過長達十年的歷史重建歷程，一九九七年推出探討二二八傷痕的《家族合唱》，心中積鬱傾洩盡淨，隔年才有靜定自得的〈水月〉，自此雲門的肢體走進了全新的境界。好不容易，林懷民以為可以安心創作了，去年雲門一場大火，又把一切毀滅。

累積很難，毀壞很快，如同林懷民比喻的，台灣的河川很短促，從高山往下暴衝下來，嘩啦嘩啦帶了很多東西就進入海了，沒有任何眷戀。好像我們辛苦累積的一點成就，某個巨大的東西一來，又把它毀掉了。

為了對抗任何形式的毀壞沖刷，「拼搏」已經變成台灣社會重要的價值，「拼」讓我們超量的使力，因為我們相信「愛拼才會贏」，但拼搏是短線操作，拼過是倦乏，無法沉澱、養氣、培厚。長久來看，絕對是輸的。

台灣走過六十年的生聚教訓，累積出一種文明社會的公共意識，林懷民說，下一步，我們要開始學會從容。



台灣的河川都是從山上暴衝下來，嘩啦嘩啦帶了很多東西就進入海了，很短促，好像很急的，沒有任何眷戀。台灣還有颱風、地震等天災，這好像是一種大自然的宿命，循環反覆不斷發生。我們的社會也很難累積，累積到一定時候，某個東西一來，又把它毀掉了。

從天然環境、歷史因素到政治力量，它不斷、不斷摧毀我們建立的一切，逼我們得不斷、不斷重新再來。颱風來了，我們收拾好了；九二一地震來了，我們重建；雲門火災發生了，我們也重新再來。我們有這樣的韌性跟活力，但就是很難累積，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東西，卻很可能一夜間被「任何形式」的颱風或地震摧毀。

在動盪中尋找平衡

雲門創團的宗旨就是「跳舞給台灣的民眾看」。可是，為了跳舞給自己的人看，為了要走出台北，到各城鄉演出，我們最後慢慢摸索出來的模式：一團在海外跑碼頭，在國內做大型戶外公演；二團到校園，社區和偏遠地區演出。也就是雲門必須透過紐約或倫敦，才能走到台灣鄉下。

好迂迴呀！是不是？因為社會缺乏視野，沒有文化自信，更因為歷屆政府只把文化當口號，沒有真正的用心（想一想，民進黨執政八年間共有四個文建會主委！）你必須先建立某種國際品牌，也許才可能得到各種支持贊助。如果沒有品牌，就沒有補助和贊助；沒有品牌，即使免費的戶外演出，也不可能有四萬、五萬觀眾。

這原本不是我們的經營策略，但形勢逐漸把我們塑造成這個樣子。德國、法國這類的西方團隊，都是政府養在那裡，還有民眾幾代人對藝術的素養在撐持。雲門在國外要跟這些一流團體競爭，真的好像「鄉下」來的窮孩子，除了才氣還要有骨氣和韌性。

雲門得不斷不斷飛到國外演出，到倫敦、紐約、莫斯科，而且要不斷不斷推出新舞碼，才能夠談累積。如果沒有每年在國外推出新作，它的知名度、排序就會往下掉，競爭非常殘酷激烈。沒有國際聲名，找不到贊助，舞團根本活不下去。我們一定要在國際上建立品牌，才能說服自己人。

雲門長年在國際間行走，沒有像各國的表演團體，有外交機制的協助，這一路走來沒有一點僥倖。但是，我感到在台灣還可以做這些事、做這些夢，本身就是件幸福的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薪傳〉在嘉義體育館首演，名義上是為了紀念「笨港十寨」在故鄉新港附近肇建的歷史，真實的理由是為了「遠離警總」。〈薪傳〉是第一個以台灣歷史為題材的劇場作品。在那個時代，很容易被黏上台獨的標籤。我擔心在台北公演可能有麻煩。演出當晚剛好碰上中美斷交，一夜間〈薪傳〉變成同舟共濟的符號，警總也沒有來找我。那天舞者心裡激動，悲憤的跳，臉上分不出來是汗水或淚水。舞者拼足了力氣，把肢體拉到不可思議的極限。

為什麼人的肢體要這樣掙扎？這裡有很多層面，包括時代的局勢、雲門生存的苦悶。最深層的還有戒嚴的壓力，這是我從小到大感覺到的。這些苦悶逼著我編出那樣「殺人」的舞，逼著舞者的身體竭力掙扎，超出人的一般身體狀況。

外國的舞評家常問我：「奇怪，你的舞蹈為什麼談那麼多政治的東西？」台灣的政治在過去三十多年不斷變化，每個變化都促使人去學習，去調整。我告訴舞評家，我不是在「溫習」台灣，而是學習認識台灣。

重新認識台灣歷史，這裡面最重要的當然是二二八。

一九九七年，我創作〈家族合唱〉，碰觸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歷史。

不斷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詮釋舊事件

台灣民主很短暫，從解嚴後到現在不過一代人。解嚴之後，原本所有事情都可以談的，所有資訊都出來了，可是還來不及梳理清楚，它馬上被新的流行、新的議題蓋過去了。

我講一件好笑的事：我五十幾歲，才第一次知曉花東外海有鯨魚和海豚，眼淚啪答啪答掉到報紙上。我一直以為鯨豚是西方的動物！作為一個島嶼的居民，我們對海洋知道得那麼少。戒嚴時代，海岸是禁區，海洋也成為禁忌。

編作〈家族合唱〉是一個自我救贖的動作。從童年起，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一直是我生命中的謎團和陰影。做完〈家族合唱〉第二年，乾乾淨淨的〈水月〉問世。

在〈水月〉裡，舞者不再為角色，甚至主題服務，只是自在的舞動自己。回顧起來，沒有〈家族合唱〉的洗滌，大概沒有一清如水的〈水月〉。那是一九九八年，解嚴十一年後。個人心靈和身體的解嚴需要這麼長的時間，整個社會的舒解需要更長的時間吧。

島嶼的悲劇，因為學術的論述不足，成為政黨迴避或操弄的籌碼，社會長期處在分化的狀態。

西方媒體隔一陣子總要回顧，重新詮釋歷史的重大事件，例如今年對1989年，對登陸月球的檢討。台灣的媒體在檢討歷史，瞻望國家前程的工作做得不夠深入。華特‧克朗凱 (Walter Cronkite)過世，多家媒體感慨台灣沒有這類的政治評論家。真正的理由是媒體沒有培養這樣的人才。

社會大眾因此只看到一個又一個新的議題，沒有累積知識；重大事件發生時，沒有知識的縱深作為判斷的依據，無法有客觀的觀照，變成憑感覺做事。島嶼的經驗沒有累積，新的事物都是突然的發作，事過境遷才問怎麼變成這樣？結果，我們一再錯失機會，無法掌握自己的未來。

只有流行，沒有自己

政治的議題之外，文化的累積做得也很差。本土文化是重要的根源。我們當然要認識淡水河，濁水溪，才認識長江，黃河，恆河，尼羅河。

陳進、陳澄波、郭雪湖、廖繼春，這些前輩畫家的作品承載了時代人的體態、容貌、情感；作品中的人物、衣飾、場景、甚至光線，是屬於台灣的美；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和這些作品直接對話，認識自己。這些畫家，應該是家喻戶曉的名字。他們的畫作應該是社會共擁的美學意象。

每個社會都有大眾熟識，公認的美的人像，成為月曆的主題，成為不斷詮釋的符號。連巴里島都有對自己人種美的典型。我們沒有。

演講時我常問聽眾，台灣美女的經典人像是什麼。答案沒有例外的是林志玲。我相信，十年後的答案是另外一個流行的名字。

台灣文化的底蘊沒有凝塑為具體的意象，具體的意念。媒體配合影劇，時裝的商業操作，我們只有流行，沒有自己。政府的文化創意產業大部份是著眼於經濟導向的「產業」，沒有想到培養獨特創意的文化根基。商業主義掛帥，全球化，以及即將來臨的大陸化，我們自我認知的形貌勢將愈來愈模糊。審美體質的脆弱會不會使我們喪失文化優勢，變成跟香港一樣，只向錢看？

過去這一年，賴聲川的「寶島一村」和吳念真的「人間條件」都轟動一時。看「寶島一村」時，我鄰座一對講台語的老夫婦哭得唏哩嘩啦。外省籍的朋友告訴我，「寶島一村」讓他初步感受到本省人內心的曲折。像我對外國舞評家說的，我們不是溫習，是在學習台灣的歷史。觀眾在劇院裡認識彼此，認識「我們自己」。

這些認識再薄弱，都可能成為「同理心」的基礎。可惜的是，各地文化中心礙於體制，預算，人事，無法專業營運，演出以免費活動為主，團隊很難進行賣票演出。沒有通路，這兩齣戲，只能在大城市演出。

不管政治或藝術，文化的累積必須不斷整理，詮釋，延伸，再創造，最後變成社會的集體認同。這是凝聚人心，尊重公共領域的基礎。

台灣最棒的是人的品質

台灣，是我唯一願意長住的地方。我所有的怨言其實都是遺憾。「遺憾」它的潛力沒有完成。

僅管起起落落這麼多年，台灣最棒的就是人的品質，行為舉止，都慢慢朝著文明的方向進步。在紅綠燈前或公車站、捷運站，台北市民很自然地在排隊；公車、捷運上，每天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在讓位。

捷運在車站月台劃一條線，告訴你要在哪裡候車；上手扶梯時，它告訴你右邊的人站定，左邊可以走，隊伍就開始慢慢拉出來，拉出我們教養和文明的高度。

排隊、讓位裡面有個「公」的概念，這是市民社會的開始。沒有這種對於「公」的尊重，不會有成熟的民主。



我們有品質非常好的民眾，你看我們的「義工」、「志工」文化，多麼驚人，對比某些政治人物的自私，這種「公」的、「利他」的精神已經成為社會文化最珍貴的一部份。

我在《亞洲週刊》看到一位大陸新娘的評論很有意思。她說，初到台灣，台灣人讓她很吃驚，台灣人一天到晚說「謝謝」、「對不起」、「請」，她說大陸人沒有這種素養。也有北京的記者朋友寫EMAIL給我，「我想趕快回到台北，因為在台北街上你看到人這麼熱情、善良、世故而溫暖，完全不像是一個中國的社會。」如果他的中國社會是廣州、上海、北京，那我們真的不一樣。

全世界沒有一家書店可以做得像誠品一樣。這樣精緻的書店，可以在台北經營二十年，還有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敦南店。一樣私人經營的台北愛樂電台，可以活躍到今天。

雲門到鄉下的學校演出，教官大叫「安靜、安靜」，好像還在戒嚴時代。演出後，校長和老師跑來，很驚訝地說，從來不知他們的小朋友可以這麼專注，可以大方和台上對話、提問題，你請他們上台跳舞時，那麼高興自然踴躍。我說，因為你們教官吹哨子，把他們嚇成那樣子。

雲門經驗裡最讓我感動的事情之一是：在紐約，倫敦和台灣南部，我們演的是完全一樣的舞作。你以為「鄉下人」不懂現代舞？NO!台灣人就有這樣的素養。

我們在鳳山戶外公演，高雄縣文化局的朋友和記者說，我們不知道我們的觀眾可以那麼秩序井然，安靜地沉醉其中。雲門像一面鏡子，讓他們看到自己美好的　一面。經營雲門，我感覺到一個壓力，大眾對藝術的渴求已經超乎我們能提供的。我常跟雲門的舞者說，我們欠這個社會。因為我們的觀眾可以一直吃，可是我們沒有力量給得更多。



台灣的設計每年在iF、紅點設計展中，一大票人得獎。對比英國、美國、歐洲的人口和文化實力，台灣那麼小的地方，表演團體有雲門、當代劇場、無垢傳奇、屏風、優劇場、表演工作坊。電影有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這些傑出的導演。

我們有人才，有潛力，不應該輸人。但是，我們也必須明白，這些人和團隊的背後都沒有產業的基礎，不可理所當然地以為這種現象可以永續。

從容，追求永續

雲門在艱難中成長。往前走的每一步都有觀眾的掌聲，社會的支持在推動。我覺得雲門是社會的資產。

去年，大火燒毀了我們工作十六年的鐵皮屋排練場。既然要從頭開始，我希望能夠建立永續的可能性。

雲門用一年的時間，透過「促參法」，從台北縣政府取得淡水文化藝術教育中心的使用權，為期四十年，成績好的話，五十年。我們努力調適步子，以五十年為著眼點，來進行所有的工作。我希望能夠從容地為五十年奠基。

「愛拚才會贏」已經成為社會的重要價值。台灣是移民社會，「拚命」不得不然。但，我們還要拚多久？

「拚」是短線操作，拚過後是倦乏，威脅或危機臨頭再打起精神應對。「拚搏」無法沈澱，培養。長遠來看可能輸。

颱風，地震，火災，人生的挑戰無止無境。如果災難是我們的宿命。我們是否可以從容面對，穩繫穩打？從容不一定會走到目的地。但，急躁拚搏無法培基固本，只能一再從頭開始。

困難的是時代，勢態都不可能為你慢下腳步，且戰且走中只能反求諸己，調整呼吸，審思熟慮才行動。

通過「促參法」，雲門開始申請建照，如果順利，二O一二年完成建築，搬家。那年，我六十五歲。

我不知自己可以在新家工作多少年，只能把握當下。我希望從容的累積可以讓雲門繼續為社會跳舞。

我希望年輕的觀眾仍然在雲門的演出中雙眼發亮，在二O六二年。

林懷民：「從容」的下一步

引言：在所有華人區域，「雲門」是唯一長年在國際巡演的表演藝術團體，它已經成為整個華人藝術圈中最受讚譽的品牌與傳奇。

一九七三年，當年二十六歲剛從美國留學回台的林懷民，成立了華人社會第一個現代舞團，立下宏願「我們要跳舞給自己的鄉親看。」從此，雲門的精神裡總伴隨某種昂然的悲壯。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薪傳〉在嘉義首演，名義上是為了紀念「笨港十寨」，但真實的理由是為了「遠離警總」，但林懷民的擔憂沒有成真，那一天適逢台美斷交，政府慌了手腳，警總無暇他顧，而雲門舞者在悲憤的淚...

目錄卷首語液態的記憶與逆行的天使第一部壓抑年代的追尋與幻滅季季：我嫁了一個共產黨員我覺得能活到今天，還能繼續寫作，是因為我擁抱我的傷痕，不斷地在生命裡消化它，咀嚼它，讓它成為創作的養份。我想，我現在已經沒有任何怨恨和痛苦；而且，對所有受過傷害的人，我的內心永遠有著很深的憐憫。胡乃元：老爸爸的星空圖讀史學家黃仁宇的書，我對於父親的遭遇，對於我們家的受害意識，比較會用更大歷史視野的理解，我必須這樣子，我沒辦法….像黃仁宇說的，歷史很無情。你要是跳到仇恨裡頭，凡事以受害者眼光看，永遠無法從仇恨的漩渦逃脫。星雲大師：我聽不懂媽媽的話儘管我被當成台灣的外省人，故鄉人眼中的台灣人，不要這麼麻煩，我是地球人。地球不捨棄我，我住在地球。地球包容我承認我，地球都承認我，我還怕你們不承認嗎？因此，不會計較。孫越：想家，那就好好唱歌吧當時我們這些來自各地的軍人，大概都帶著一種『將來怎樣，我們完全不知道』的心情到台灣來。---不是來安家落戶，感覺只是例行的軍事『移防』，只是這一次，移防的地方比較遠，要過個大海，剛好那個地方的名字叫做『台灣』。黃文雄：四二四那一天，我開了一槍我的目的(刺蔣)其實非常、非常有限。-------我只不過想打亂蔣家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計畫，希望能重新挑起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藉此鬆動─只是鬆動─那個「超穩定」的高壓統治，希望為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打開一些可能性。第二部裂變開始，融合初萌陳若曦：政治運動是一種催眠術人生到盡頭，會堅持他原來所堅持的，而原本所相信的，只會更相信，這是普遍的人性。我死後要埋葬在台灣櫟樹之下，寫著：『這裡躺著一位說真話的人。蔣勳：台灣要把曖昧性擴大為豐富性我常跑大陸，還看不出大陸有哪一個點像台灣一樣，有這麼活潑的生命力。我覺得這是台灣給我的機會。大陸的學者，在美學理論上下的功夫之深，很令人佩服。但他們太受制於單一文化體制，而台灣基本上是錯亂的，她最強的優勢是全世界都很難有的活潑。林懷民：「從容」的下一步不管政治或藝術，文化的累積必須不斷整理，詮釋，延伸，再創造，最後變成社會的集體認同。……台灣，是我唯一願意長住的地方。我所有的怨言其實都是遺憾。『遺憾』它的潛力沒有完成。胡德夫：「美麗島」還沒唱完我和李雙澤都是喜歡唱歌的孩子，拿一把吉他，穿牛仔褲，到處都可以唱。有一天，李雙澤提到，我為什麼不唱自己的歌，自己族人的歌？那一剎那，『自己的歌』觸動了我的心，但什麼才是『自己的歌』？紀政：你無法理解我的失落二○○四年，在我們全國望穿秋水的期盼下，陳詩欣、朱木炎終於為我們拿下了金牌。在這光榮時刻，朱木炎繞場跑時，拿的卻是梅花旗，這是一種委屈。我是運動選手，沒有揹過國旗跑的人，是不會了解這種悲哀和失落的。鄭崇華：一個流亡學生的綠能台灣之夢現在年輕人少有實踐自己夢想的動力及慾望。過去我們的生活很有憂患意識，常常有種『不知道有沒有明天』的感覺。-----如果當年我沒有機會來台灣經過這些淬練，我的人生或許不過是從一個鄉下小孩，長大了，再變成一個鄉下老頭。第三部新的再生、新的夢想陳芳明：該是島內和解的時刻坦然面對痛苦的記憶，是治療自己最好的方式。如今，我走出了流亡的悲情，對曾受過的苦難也不再傷痛，但我卻看到很多頑強的本土派人士，他們被拘在歷史悲情裡，永遠停留在二二八。吳念真：如果孩子沒有笑容如果我們大人把台灣搞亂了、搞砸了、搞毀了，小孩子沒有笑容，我們這一代拼死拼活『車拼』是為什麼？難道不是看孩子高興歡喜，有笑容，這一切努力才會有動力嗎？朱天心：那一個謙卑的小水罐即使我們是那麼不同，你的記憶和我的記憶有衝突，你的榮光是他的屈辱，你的傷痛是他的美好。怎麼辦？換一個心情，把對方看做是你認識歷史不可少的拼圖，在各自堅持自己那族的歷史記憶之外，也應該去聆聽、看見對方的歷史記憶。鈕承澤：「外省人」這三個字曾令我非常傷感台灣是我的家鄉。我的朋友、我的貓，這裡充滿一切成長的東西，以及我的食物文化。但北京是我始終不能割捨的，是來自基因、來自血緣的一分連結。顧玉玲：以善意的容器，包容對待異己外來者大人物都有人前仆後繼地為他們寫歷史，而邊緣人是不會留下記錄的。但只有個人的『小歷史』才會顯示出我們不是『鐵板一塊』。這也是我要用書寫延展出很多細部的故事，來顛覆簡化的、族群化的刻板印象。施振榮：品牌，是台灣的新競爭力果從『賺大錢』做為一個企業的開始，一定會有盲點，反而以一種使命感的角度，企業才能堅持下去。到今天，我還是從根本上認為『利他，是利己最有效的方法，最有效的模式』。後記龍戰於野，其血玄黃關於台灣的大事記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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