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紀錄：「誠心推薦…精彩之處在於作者勾勒出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令人大開眼界。作者也推究今日風氣敗壞之因，其分析發人深省。假使我們不修正方向，未來將何去何從，本書也提出預警。」－《洛杉磯時報》「架構完整，關懷公益…充滿了具說服力的數據與故事…提供殘酷無情的全貌。」－《紐約時報書評》「有些人只要一受到壓力，無論是希望拿出成績、或想高人一等或出人頭地時，無不想以作弊的方式投機取巧。然而，我們有充份的理由相信近來『到處都有人在作弊』，正如卡勒漢在《作弊文化》一書所言。看緊自己的所做所為，而非我們說的話或...

第四章　　品德問題
史考特•蘇利文（Scott Sullivan）為何變壞？
幾年前，蘇利文是全美最受敬重的年輕企業領袖之一，任職於電訊大廠世界通訊，職位是高高在上的財務長，而且與執行長艾博斯（Bernard Ebbers）推心置腹。蘇利文於一九九二年進入世界通訊，當年三十一歲，當時公司的規模還小。他憑著精明的頭腦與拼命三郎的工作時間表，在企業階梯上平步青雲。

到了三十五歲左右，公司成為全美成長最快的企業之一，他也登上了最高層。許多分析師認為蘇利文是艾博斯背後的軍師，而華爾街將世界通訊戲稱為「老少當家秀」，認為蘇利文是負責動腦的一方。一九九八年，世界通訊併購MCI電訊，策劃主導的就是蘇利文，操縱投資事宜的也是他，由他來為世界通訊尋找資金，以浥注該公司驚人的成長。

艾博斯比蘇利文年長二十歲，身高也比蘇利文高出三十公分，但外人常說他們像同卵雙胞胎。蘇利文幾乎每日與執行長閉門共進午餐，協助執行長規畫商業策略，持續進行併購與協商。這種進取心十足的策略將世界通訊變成美國最大的公司之一，在一九九○年代使公司股票迅速增值百分之七千。

一九九八年，《財務長》雜誌將年度傑出財務長的獎項頒給蘇利文。當年的他三十七歲，年薪兩千萬美元。頒獎儀式於棕櫚灘舉行，晚宴隆重奢華，艾博斯是神秘貴賓，現身向世界通訊的新星舉杯致敬。「沒有小蘇的話，世界通訊大概就沒有今天，」艾博斯說。

蘇利文享受著前所未有的財富與地位。他與妻子卡拉以貴賓的身分出席是超級盃美式足球賽、史丹利盃曲棍球賽與奧運。他也應邀進入位於佛州博卡拉頓的上流社會，在當地購屋，開始為了在頂層社會擴大個人基地而策畫。他看上博卡拉頓高級住宅區樂拉克的一塊地，動工興建佔地一萬六千平方呎的地中海式超豪宅。

房子的規模可媲美古羅馬總督的公館。他計畫建造八間主臥房，幾乎每間都設有按摩浴缸。巨大的屋主寢宮分設男女主人的浴廁，還另外設計了一個迷你游泳池。房子裡也將成立十八人座的電影院、一間專擺皮草的儲藏室、一間精緻的酒窖與品酒室、一間容納六輛車的車庫、一艘設有佣人室的兩層樓船屋，而樓廳、陽臺與走道共佔七千平方呎。建築這棟超豪宅與周邊建築的花費預估是一千五百萬美元。

蘇利文是出身紐約州北部的中產階級，博卡拉頓的父老就算瞧不起這種背景，看見超豪宅落成的時候絕對會大感欽佩。儘管蘇利文大興土木的野心遠大，他卻很識相，不敢讓自己鋒頭壓過老闆。艾博斯早他一步撒出四千七百萬美元，在加拿大卑詩省闢建面積五十萬英畝的工作牧場，飼養兩萬頭肉牛，也包含一座豪華釣魚渡假村。他也買了一艘超大型遊艇，命名為亞夸茲遜（Acquasition，譯註：這是由「併購」與「水」兩字合成）。

蘇利文的超豪宅尚未完工，便涉嫌鉅額詐欺，於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遭世界通訊開除。幾星期後的一個炎熱早晨，他戴著手銬走進曼哈頓聯邦法院，左右各有一名FBI抓著他的手臂，好像他隨時可能拔腿開溜似的。大群攝影機與照相機拍攝到蘇利文的「羈押入獄」畫面，大批民眾看見失格的企業王子時爆發出歡呼聲。

這個場面其實經過檢察官精心設計，用意是向民眾表現出掃蕩大企業的魄力。「再也不輕易讓企業歹徒大玩金錢遊戲。玩錢就等著蹲苦牢。」小布希總統在蘇利文出庭應訊的前兩天表示，他也簽署了約束企業會計程序的新法。在法庭內接受傳訊時，蘇利文被指控七項重罪，包括證券詐欺與陰謀犯罪。

那一天，美國民眾很容易將蘇利文視為公敵。但在二○○一年的秋天，安隆（Enron）崩盤之後的幾個月，檢調人員也揭發了震驚美國人的內幕，將許多企業主管辦公室內橫流的惡性貪慾公諸於世。股市聞訊後急轉直下，道瓊指數跌落將近三千點。在二○○○年初至蘇利文在紐約出庭應訊那天之間，投資人的血汗錢蒸發了足足七兆美元，而這筆錢有將近三分之一投資在電訊股上。

從某些角度來看，投資人賠錢只能怪自己，由於投資人急著想要一夕致富，買賣高科技股的行徑宛如賭徒在拉斯維加斯渡週末。股市下跌時，投資人付出代價。但更典型的受害人是數以百萬計的民眾，他們聽從股票交易員的判斷，或將退休存款交給大型退休基金經理人操作。這些投資人眼睜睜看著投資組合縮水，深深覺得受騙上當。他們有充分理由痛恨蘇利文這類壞人。

但乍看之下，蘇利文不是企業壞蛋的料子。他從小住在紐約州伯利恆，家境中等，就讀的是公立中學，然後進入紐約州立大學歐斯威戈（Oswego）分校主修商業與會計，畢業時榮獲最高榮譽。他的教授之一在事後表示，當年的他思想成熟，有話直說，具有「與人融洽相處的特殊能力」。畢業後，有六家大會計事務所向他招手，他選擇在奧爾巴尼（Albany）的安侯建業（KPMG）會計事務所上班，因為離家比較近。

他的工作表現極為出色，後來跳槽到佛羅里達南部一家電訊公司，這家公司隨後被世界通訊併購。蘇利文具備嫻熟的謀略手腕，熬夜趕工也不辭辛勞，同事有時會發現他在凌晨兩三點打電話留言，也因此獲得艾博斯的賞識。轉眼之間，他就成了老艾幫的一員。蘇利文於一九九四年獲任命為世界通訊的財務長，當時年僅三十三。他的竄起令人側目。

世界通訊的玻璃鋼筋總部位於密西西比州克林頓市，傲視市區其他高樓。世界通訊倒閉之前，曾是密西西比唯一的[財星五百大]企業，大家將公司的高層主管視為在地英雄。蘇利文是全公司最受擁戴的人之一，因為他照顧部屬的舉動在公司裡蔚為美談。蘇利文於二○○○年領到年終獎金時，與至少七名部屬分享部分金額，每人分得一萬美元的支票。在業界裡，他的名聲也同樣響噹噹。

電訊業分析師寇邁克（Patrick Comack）指出，「他跟我們是同一國，是分析師出身的財務長，他懂數字。」與艾博斯相比，蘇利文的言行舉止一向顯得溫和。在充滿狂人的電訊業，蘇利文說話理性而冷靜，因此備受尊敬。總而言之，他似乎是美國企業界的好人。在母校歐斯威戈，蘇利文是個傳奇人物──來自紐約州北部的小孩，長大後戰勝了企業界，也不忘家鄉父老與學弟妹，積極貢獻時間與金錢改善母校。

熟識蘇利文的人也知道，他的人生並非完全表裡如一。沒錯，蘇利文是執行長艾博斯的心腹，跟艾博斯親近的程度無人能比，但他告訴友人，他討厭財大氣粗的艾博斯。沒錯，蘇利文與妻子遊走於上流社會，但夫妻倆的私生活充滿了難題。卡拉的健康狀況一直欠佳，也因為卡拉與養女不喜歡密西西比州，待在博卡拉頓，而蘇利文則奔波兩地。

至於興建超豪宅一事，蘇利文以前不習慣這種揮金如土的做法。他與妻子在博卡拉頓住了十年，房子不太起眼，兩人於一九九○年購屋時只花了十七萬美元。蘇利文喜歡深海垂釣，但他從未買過大於八英呎長的船隻。他忍受多年來不顧日夜的操勞，賺進了幾百萬之後，才開始享受奢華的生活。

世界通訊的股價於二○○○年初攀抵巔峰時，蘇利文公司股份價值超過一億五千萬美元，大可以急流湧退，安安穩穩當個大富翁。但他選擇鎮守崗位。接下來兩年，世界通訊在蘇利文擔任財務長期間大作假帳，行徑膽大妄為，責任主要由直接負責數字的蘇利文擔下。世界通訊透過幾種投機取巧的手法將收益膨脹了大約一百一十億美元。檢調人員徹查所有數字之後，指控蘇利文主導了史上最大樁的企業舞弊案。

顯然他的動機是維護世界通訊的運作，保持股價不墜的聲勢，而當時電訊業界的景氣朝谷底俯衝，世界通訊的四百億債務惡化到了無法管理的地步。為了解決此一危機，蘇利文主要手法是將數億美元的日常營運支出列為資本支出，最後這數字暴漲為數十億，藉由將營運支出改列為長期投資支出來改善公司財務狀況。資本支出可以由幾年來分攤。蘇利文大筆一揮之後，世界通訊的季報收益變得比實際數字來得高，撒下漫天大謊。

威爾斯（Joseph Wells）曾擔任FBI幹員，現任舞弊稽核師協會創辦人兼主席，他指出，高層級的舞弊特徵之一是「加以合理化，可以用好聽的字眼來稱呼詐欺」。舞弊的方式之一是重新詮釋會計規則，給予財務困難的公司更多呼吸的空間。涉及舞弊的公司高層說：「我是為了全公司上下才做出這種事。我其實沒有暗槓，只是借錢而已。」也許蘇利文就是以上述的說法自我安慰。

也許他自認是英雄，不僅讓世界通訊維持營運，也保障了數千名員工的飯碗。話說回來，進行舞弊時，蘇利文也有強烈的個人動機，因為他的鉅額薪資與公司股價息息相關，而股價又與公開宣布的公司收益緊連。為了隱瞞公司的實際收益數字，也為了讓個人淨值持續上升，蘇利文對部屬與同事說謊，也欺騙了投資人與媒體，連親朋好友也交代不清。

世界通訊的崩盤幾乎在每一個方面都矮化了安隆破產事件。世界通訊舞弊案的規模遠比安隆大，也有更多人因此失去工作，投資人的損失也更為慘重。世界通訊解體時，一千七百五十億以上的股票資產隨之蒸發，金額是安隆事件的三倍。工會退休基金估計損失了七百億美元。加州、紐約州與德州鉅額的民眾退休基金也各折損了數億美元。

企業退休基金與無數的企業401（k）退休計畫也大受打擊。上述的基金原本大力投資世界通訊，因為基金經理人相信該公司的收益報告，也聽信了首席電訊股分析師葛如曼（Jack Grubman）「買進」的建議。葛如曼幾乎一路力挺世界通訊到最後。任職於所羅門美邦的他年薪豐碩，部分原因是世界通訊付給該公司大筆費用。

世界通訊數十年來的惡行將使眾多受害人付出代價，包括被迫延後退休的工作者和必須靠縮水的退休金過活的退休人士。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這些美國人再加上一萬七千名丟了飯碗的世界通訊員工，置身史上最大宗的企業破產事件之一。「世界通訊是最大的一件醜聞，」美國企業研究員的格拉斯曼（James Glassman）表示。「世界通訊稱霸。」

蘇利文原本有機會避免災難發生，原本可以避免難以計算的破財之痛，但根據檢察官的說法，他卻從中推波助瀾。如果蘇利文進了監獄，若在聯邦渡假村碰上心理醫師的話，也許心理醫師可以解釋他為何變壞。其他人只能以理論來臆測他的心態。

之所以有愈來愈多的蘇利文與邦茲與布列爾，我相信最好的解釋可歸因於經濟產生的變化以及管制經濟的新規則。贏家通吃的體系在人人面前擺了誘人的大獎，金額之大前所未見。此外，今日的企業文化要求（而且崇尚）極端的競爭力。同時，贏家階級則致力削弱政府在關鍵領域的管制力，重訂遊戲規則，希望能在觸犯經濟謀殺罪後逍遙法外。

上述原因有助於解釋蘇利文這類人的思維，卻無法洞悉所有邏輯。人類不只受到經濟與法律環境的影響。碰到是否要抄捷徑的時候，我們考慮的因素不只是潛在的得失，我們會以個人的價值觀過濾這些決定。置身於作弊成為常態的環境，或是為生存而作弊，或是作弊可獲得極大利潤的時候，會有比較多人傾向為非作歹，但是有些人仍會堅守道德，即使這樣做有違自身利益也不背離原則。

學術界依理論假設出所謂的「經濟人」，這種人無時無刻依照理性行事，但上述的特徵使得血肉之軀有別於經濟人。耶魯大學法律系教授史蒂芬•卡特（Stephen Carter）著有《道德風骨》（Integrity）一書。他在書中指出，道德包含三個步驟：分辨對錯、依照分辨的結果行事、自圓其說。當然，為了表現出道德心，必須先明瞭對與錯之間的差異，但最近「明辨是非」說得容易，做起來可不簡單。

對錯的觀念不只由親朋好友塑造，不只受到工作或就學環境影響，也接受更廣義的文化耳濡目染。從小到大，在我們接觸到的世界中，文化裡普及的價值觀或社會準則塑造了你我的觀念，影響到我們對「優質生活」的定義，影響到工作應該多辛勤、應該達成什麼目標、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如何整理儀容等決定。有些人也許因為從小接受宗教教育，或是有幸碰到少數能闡明品格與道德重點的家長與老師，因此踏入成年期之初便已培養出縝密的道德觀念。

知名道德發展理論家柯爾柏格（Lawrence Kohlberg）提出「原則良知」一詞，藉此描述道德論證的最高層次。令人感嘆的是，他的結論是絕大多數的人到死都無法達到這個層次，而且傾向於將對錯的觀念設定在贏得他人的稱讚、避免自己惹禍上身。只以這兩種考量做為行事準則的人，通常培養不太出道德骨幹。

如果缺乏原則良知，道德感可能輕易隨著文化價值觀改變而動搖，或者因暴露在不同的文化而修正道德觀。假使蘇利文當初留在老家，假使風起雲湧的九○年代從來沒有出現過，假使他從未碰上像艾博斯這樣心狠手辣的人，假使他從未有機會年薪高漲到五千萬，假使他從未嘗過博卡拉頓上流社會的滋味，他的下場一定會截然不同。

一個文化的價值觀主要由改變社會的重大外力來塑造而成：戰爭或和平、繁榮或蕭條、人口結構的變化與科技變革。塑造價值觀的因素也包括社會運動、宗教啟蒙、知識分子抗爭、影視名人帶動的風潮，由「重量級人物」帶頭倡議某一種生活方式。大眾媒體也讓社會價值觀轉變的速度比任何時代都來得快速。

第四章　　品德問題史考特•蘇利文（Scott Sullivan）為何變壞？幾年前，蘇利文是全美最受敬重的年輕企業領袖之一，任職於電訊大廠世界通訊，職位是高高在上的財務長，而且與執行長艾博斯（Bernard Ebbers）推心置腹。蘇利文於一九九二年進入世界通訊，當年三十一歲，當時公司的規模還小。他憑著精明的頭腦與拼命三郎的工作時間表，在企業階梯上平步青雲。到了三十五歲左右，公司成為全美成長最快的企業之一，他也登上了最高層。許多分析師認為蘇利文是艾博斯背後的軍師，而華爾街將世界通訊戲稱為「老少當家秀」，認為蘇利文是負責動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