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紀錄：霍布斯邦已經闡明了許多題材和論點，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末、印度到拉丁美洲，其涵蓋面之廣令人詫異。他擁有極富創意的心靈和罕見的天賦，得以構思出新的概念並加以宣揚，而且這些新概念對之後的歷史創作影響深遠。就史學方面的才智而言，學界無人可出其右。－凱斯．湯瑪斯爵士，一九九七年於「沃夫森歷史獎」頒獎時的致詞目前沒有任何以英文進行撰述的歷史學家在掌握事實與資料上的能力，堪與霍布斯邦匹敵。其關鍵正在於「掌握」這項能力。霍布斯邦儲存和檢索細節的能力，已達到正常情況下惟獨配備眾多工作人員的龐大資料庫才...

推薦序 認識霍布斯邦的好方法
文/楊照
在一個媒體時代，我們如何認識霍布斯邦？
霍布斯邦在自傳裡有答案：沒有耐心的媒體通常只會提兩件事──霍布斯邦是位一生都在大學裡教書的歷史學家，卻又在英國共產黨裡維持了半世紀的黨員身分。媒體會這樣提，不是沒有道理。歷史學家身分引不起人家什麼好奇，英國共產黨黨員身分卻會。曾經入黨、曾經跟共產黨有過關係的知識分子還蠻多的，尤其是年輕時懷抱熱情理想的知識分子，可是年輕時入黨，到年老卻沒有退黨、不曾退黨的共黨知識分子有多少？

很少很少，很稀奇很稀奇。霍布斯邦待在英國共產黨的半世紀中，他的政黨從來沒有執政過，甚至從來沒有過一點點的執政機會。不像在蘇聯在東歐或中國，共產黨是統治政權掌握者，入黨作黨員可以享特權分配政治資源，英國共產黨員幾十年內一直都是社會上的極少數，非但分不到任何好處，還飽受別人的青白眼看待。

霍布斯邦作共產黨員的五十年中，世界有多大的變化，共產主義運動又有了多大的變化！這中間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歷了美蘇的冷戰對立、經歷了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鞭屍清算、經歷了柏林圍牆倒塌、蘇聯集團瓦解。每一次變化，都有害而無助於一個英國人、一個清醒理性的英國人留在共產黨內，繼續當共產黨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徹底終結歐洲的帝國版圖，想要建立普世帝國的美夢破滅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破碎的新國際現實。冷戰結構形成中，英國明確選擇和美國站在同一邊，還由英國首相邱吉爾提供了「鐵幕」說法，以「極權主義」定位蘇聯政權。隨後美國陷入「麥卡錫主義」的白色恐怖中，只要被懷疑可能和「紅色」──左派思想與共產黨活動──沾上邊的人，都遭到無情的調查與打壓，美國共產黨徹底瓦解，英國共產黨的遭遇也好不到哪裡去。更何況接著還有來自蘇聯內部的黑暗訊息。赫魯雪夫在1956年揭露了史達林的種種罪狀，包括用血腥手段清算黨內同志，在蘇聯內部廣設集中營對人民進行大規模拘留與勞動改造。蘇聯非但不是共產主義天堂，還顯露出邪惡地獄的猙獰面孔。除非眼睛壞掉看不見這個真相，或頭殼壞掉不承認這個真相，怎麼會有人面對真相，可以不和共產黨保持距離、甚至劃清界線？

然而我們明白知道，霍布斯邦眼睛沒有壞掉、頭殼也沒有壞掉。在他的歷史作品裡，表現出最敏銳的觀察能力，也表現出第一流的理性分析風格。他必須是個再理性再清醒不過的人，才能寫得出那樣的歷史著作。

霍布斯邦其人因而顯現為巨大、稀奇的矛盾衝突。他不是個被熱情沖昏頭的叛逆者，為了叛逆任性的衝動，選擇特立獨行與眾不同，可是如此冷靜細膩思考的人，怎麼可能依憑自我意志決定當了五十年的共產黨員？這個矛盾衝突比任何力量更決定性地主宰霍布斯邦一生的事業與努力。聰明如霍布斯邦者，自己再清楚不過別人眼中的這個矛盾，但一路走來他的選擇都不是依照別人的期望「解決」矛盾，捨棄歷史成為狂熱的共產主義基本教義派，或更容易地捨棄共產黨共產主義成為優雅又有地位的史學大師。他反而不斷地提出說明，解釋自己身上的矛盾，內在有其邏輯有其合理性。

從一個意義上看，霍布斯邦一生的著作與活動，就是環繞這個矛盾提供種種答案。從歷史和價值兩個層面，試圖說服與其同時代的人，作一個清醒冷靜的共產黨員不只可能，而且應當。

一些答案要在歷史中求取，尤其是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重回共產主義的思想誕生淵源。不了解十九世紀，無從理解二十世紀，至少無從理解霍布斯邦生命情調賴以形成的那個二十世紀。霍布斯邦以《十九世紀三部曲》奠定其史學界聲名。這三部曲看似客觀平鋪的敘述中，其實藏著霍氏獨特的關懷與洞見。貫穿三部曲始終沒有模糊焦點的，是以十九世紀歷史發展來解釋二十世紀的用心。十九世紀歐洲出現並發展了三項人類的新鮮創造──工業、資本與帝國，霍布斯邦一一縷述這三項巨大集體力量的成形與變形，鋪排出經這三股力量洗禮衝擊之後的世界新面貌。

寫完《十九世紀三部曲》，霍布斯邦才有辦法說明他的二十世紀現實觀。他寫了另外一部經典大作《極端的年代》，書名裡就乾脆點出了他眼中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兩種個性。一方面，二十世紀人類將十九世紀發展的工業、資本、帝國力量，推至極端階段；另一方面，工業、資本與帝國的極端過度發展，也給二十世紀帶來了各式各樣極端的狀況，極端到接近荒謬非理性程度的殘酷、血腥、狂亂、騷動、沉淪與麻木。

從十九世紀變化的開端走到二十世紀變化的極端，活在這種歷史情境下的人類，有了很不一樣的經驗。幾乎所有過去被視為不變、當然的事物與原則，在這兩個世紀間都無法繼續維持原貌。不只是世界在變化，更重要的是，人們開始相信沒有什麼是不變的。然而與此同時，工業、資本、帝國又悄悄地在建構、伸張其真理性。它們代替了上帝、甚至代替了道德，成為某種不言而喻毋需解釋的必然主宰，提供了變動幻滅世界觀裡新的「普世嚮往」。

共產主義不是單純對應於資本主義產生的。共產主義同時呼應並對應工業、資本、帝國三種時代新價值。馬克思提出了對於工業生產關係新的、非資本式的安排，其後的共產主義運動者更在共產主義上建立起一個抵抗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工人無祖國」不是錯誤的現實描述，而是熱情的反抗策略，浪漫地想像所有工人跨越國界團結起來，結成全世界性的運動兄弟，就能抵制資本家串聯勢力，也能抵制傲慢擴張中的帝國與帝國主義。

共產主義既是十九世紀歷史的反動，也依然還是十九世紀歷史的產物。共產主義和十九世紀其他潮流一樣，具備了變化的信心，與對不變普世價值的追求熱情。

前者是共產主義的革命傳統，後者則是共產主義宣稱的科學基礎。馬克思開啟其端，共產主義從來就不只是一項「主張」、一項「期待」，而是經過「科學」研究過程得到的答案。這答案預示了人類的未來，必將一步步趨近平等、自由、博愛的共產天堂。革命的前提是這變化必然到來，事物不可能維持在當下狀況不改變，革命行動就是參與、促進這變化過程的努力。

霍布斯邦視自己為「第一代共產黨員的尾端」，換句話說，是受十九世紀瑰麗的共產主義美夢吸引而加入的那一代共產黨員。對霍布斯邦那代共產黨員而言，共產主義仍然具備了既是科學又是奇蹟的神妙雙重性。共產主義天堂當然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奇蹟，但弔詭地，馬克思卻又論證共產主義天堂是整理歷史軌跡得到的科學結論。那麼共產黨是什麼呢？共產黨是科學地組織起來的奇蹟製造機。

第一代的共產黨員最是清楚感受共產黨的兩大鐵律：「黨的決策必須貫徹執行」、「黨的紀律高於一切」。個人願意放棄自我意識，服膺黨的決策黨的紀律，因為他們深信透過這樣的自我犧牲，他們可以參與創造奇蹟的行列。而且環顧周遭，他們看到從十九世紀來到二十世紀初，少數共產黨員藉由集體決策、紀律，在各地紛紛獲致的勝利。

沒有比1917年蘇聯的「十月革命」更大的勝利了。歐洲最龐大又最落後的王朝政權，竟然被人數極少的列寧「先鋒黨」推翻了，在羅曼諾夫王朝的廢墟上進行快速共產化、工業化的實驗，得到驚人成績。這麼令人意外的成就，多麼振奮人心！用區區個人自由作代價，可以換來偌大的歷史成就，多麼划算！更何況在黨的決策與黨的紀律下犧牲自我，還能換來緊密溫暖的團體認同。這層精神與心理報償，必然對霍布斯邦產生極大的誘惑。

霍布斯邦不是個平常正常的英國人。他的母親是奧地利人，他在埃及出生，然後在維也納和柏林長大。他身上還帶著明確的猶太血統，而且進入青少年時期前，就父母雙亡成為孤兒。所有這些條件，都指向霍布斯邦無法穩固地定著於一個地方一個國家一種身分認同上。他在反猶主義氣氛越來越濃的德國長大，靠著承襲自爸爸的英國國籍才免於受到迫害。他一直到1933年，十六歲時才移居英國，即使到了英國，他還儘量維持用德文寫日記的習慣，生怕自己忘掉了如何使用德文。

我們可以理解，歷經家族多次生離死別，從柏林移居到英國，十六歲的霍布斯邦該有多不習慣多不適應。他克服陌生感，克服別人對他的排斥敵意的方式之一，是採取一種睥睨英國學校同學的態度。他覺得同年齡的英國人如此幼稚，尤其是政治意見與政治立場上格外幼稚。不像他在德國早早就經歷了左右派政治思想的沖激震盪，並且形成了自己左傾、與共產黨接近的選擇，如此更加深了政治思考在他生命中的份量。

共產黨、黨內活動、黨內團結意識，是霍布斯邦後天自我打造的家。他在這裡一方面維繫和歐陸生命前期經驗的關係，一方面藉以突破用各種形式包圍他的「孤島意識」。
沒有共產黨，霍布斯邦的生命風格無從形成，更無從想像。作為一個孤兒，沒有家庭可供庇蔭，勉強依附的親戚又是處於社會邊緣的猶太人，霍布斯邦最早的教育教養，就是靠接近左派團體才得以進行的。不只是他，所有那一代的歐洲工人子弟，都需要靠左派團體與共產黨灌輸他們一種超越階級界線的廣大世界觀，幫助他們跨過狹仄的生活藩籬，眺望到外面豐富、熱鬧的社會與文明現象。

連唯一的妹妹都早早被帶去南美洲定居，身邊沒有家人的霍布斯邦更需要在黨裡獲取類似親情的感受。1956年國際共產運動陷入最低潮時，霍布斯邦一針見血地反省到：以自由、平等、博愛為目的的革命，沒有哪一個真的最終實現了自由、平等、博愛。然而在革命的過程中，參與在革命中的少數同志，卻最有機會體驗到深刻的自由、平等，尤其是博愛。那過程中的崇高經驗，或許比革命的終極結果更重要、更有價值。體會了革命過程給予他的博愛感動，霍布斯邦才得以克服生命條件帶來孤島般存在惶惑，定著在世界上。

他捨不得離開革命，至少捨不得離開共產黨給予的革命幻覺。他從十九世紀寫到二十世紀的歷史，就是要說明、彰顯這種追求普世理想的革命價值。十九世紀的變化，把人從原來穩固的社會傳統紐帶結構中拋擲出來，給予人流離失所的自由，共產主義、共產黨卻給人一個希望，可以將自由交付出去，換取目標、換取安穩的生命認同。霍布斯邦要我們看到在歷史脈絡中，這種交易交換巨大的合理性，及其更大的吸引力。

沒有任何人比霍布斯邦更清楚孤島流離的處境，也就沒有任何人比霍布斯邦將十九、二十世紀歐洲文明的歷程，看得更透徹。基於同樣的關懷，我們進一步可以掌握，為什麼霍布斯邦會寫出《盜匪》那樣精采的書，還有為什麼霍布斯邦一生是個爵士樂迷，還曾經用筆名出版過討論爵士樂的書。

《盜匪》承襲前作《原始的叛亂》提出的歷史課題，整理不同文明不同社會裡，一些劫富濟貧、騷擾破壞社會秩序的「盜匪」。從羅賓漢到梁山泊好漢身上，霍布斯邦看到的是一群群流離者，他們無法接受無法適應主流社會處理、解決公平正義問題的方式，所以他們試圖用素樸、原始的反叛手段，介入、甚至改造社會資源與權力的分配。從外界的眼光，他們是「盜匪」，但若是換從這些團體內部的自我認知來看呢？他們或許比較接近革命者、革命團體吧！我們甚至可以再推前一步說：像進行革命過程的共產黨，像沒有取得權力、沒有執政的共產黨。

別人可能覺得英國共產黨始終無法執政，幹嘛還留在裡面？對霍布斯邦而言，英國共產黨始終不執政、不能執政，卻才是讓他能一直留在黨內的理由。無法執政的共產黨保留了「盜匪」般的「原始叛亂」性質，並在「原始叛亂」的公平正義素樸追求中，凝聚革命情感。

霍布斯邦個性中有著強烈的自尊，也有濃厚的義氣，他看多了許多從共產黨裡離開的人，一翻轉把共產黨與共產主義批評得不只一文不値，簡直邪惡萬分，他做不出這種不夠義氣的的背叛，更要命的，他無論如何不願讓自己跟這種背棄少年理想夢想的人為伍。

幾十年來，與英國社會不斷齟齬拮抗、用歷史研究與史觀挑戰既有價值，反映了霍布斯邦內在的自由精神躍動。他不能、不要按照寫好的曲譜演出，他要自己即興搖擺的空間。同時幾十年內卻始終對共產黨與革命情感不離不棄，又反映了霍布斯邦生命中的固執結構。再大的即興天份，只在這固執固定結構上跳動、挑釁。難怪他是個爵士樂迷，永遠對那既有固定模式又充分即興流動的「小人物音樂」著迷。

自序
自傳作者必須也是自傳讀者。我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不斷感覺詫異，原來我所認識的人們裡面，已有許多男男女女出版了關於自己生平的作品。更遑論那些通常來說較為傑出或更加可恥的人士，早就有別人捉刀幫他們著書立傳了。我甚至還沒有把許多當代人物所寫的、以小說形式加以包裝，實則為自傳的那些著作計算進來。或許我不應該驚訝才對。反正以寫作與溝通為業的人，總是習慣和同類打交道。況且各種文章、訪談、印刷品、錄音帶甚或錄影帶，以及與本書相似的著作當中，有驚人的數量是由任教於大學的男男女女所完成的。可見我並非特例。

儘管如此，有個問題仍值得思考。為什麼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寫出自傳？更要緊的是，為什麼那些與我並無特別關係，甚至在書店看見本書封面以前根本不曉得我的人，會想花心思來閱讀它？倫敦的書肆當中，至少有一家連鎖書店在「傳記」這個類別下面，又特別將某些人納入一個稱做「人物」（Personalities）的小類別。套用今天的行話，那叫做「名流」（Celebrities），而我無緣名列其間──「名流」也就是那些不論基於何種理由而名聞遐邇的人士，並且正是他們的名氣才使得眾人對其生平產生了好奇心。我也不屬於那些有過參與公共事務的經歷，故而得以將自傳稱做「回憶錄」的人。那一類的人物通常不論男女，都在公共舞台上涉足頗深，有許多事跡需要記載下來或加以辯護；要不然就是他們與發生過的重大事件關係密切，甚至他們所做的決定影響了重大事件的發展。但我從來就不是其中的一員。

或許我的名字會被列入一兩個專業領域的歷史著作，像是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和相關史料集，或者出現於某些討論二十世紀英國知識文化界的書籍裡面。除此之外，縱使我的名字因為某種理由而完全消失不見，一如我父母在維也納中央公墓的墓碑一般（五年前我曾費心尋覓卻無結果），以二十世紀為主題的論述也不致出現明顯闕漏──無論在英國或其他地方皆如此。

另外，這本書並不是以當前銷路甚廣的「懺悔錄」風格來撰寫的，原因之一是只有天才才有資格自說自話，而我既非聖奧古斯丁，也不是盧梭。另一個理由則為，每當自傳作者開誠布公談論其他在世者的隱私時，難免會以不恰當方式傷害到某些人的感受。我沒有理由要這麼做，因為那屬於死後才出版的傳記，而非自傳所該做的事情。無論如何，不管我們對那些事情再怎麼好奇，歷史學家不是傳播流言蜚語的專欄作家。將軍們的戰功並非依據他們在床上做了什麼事（或做不了什麼事）來判斷的。所有想從凱因斯和熊彼得二人多彩多姿的性生活來推斷其經濟學理論的嘗試，終將歸於失敗。而且我猜想那些喜愛閱讀風流韻事傳記的讀者，將會發現我的生活是多麼地令他們失望。

本書也不是打算為作者的生平提出辯解而寫的。如果你不想真正瞭解二十世紀，可以去閱讀那些替自己做出解釋、幫自己「出庭辯護」的人所寫的自傳；或者亦可反其道而行，閱讀那些幡然悔改者所寫的自傳。這些類型的著作都好比是法庭進行驗屍的時候，由死者來冒充驗屍官一般。一位知識分子的自傳必須涉及他自己的理念、態度與作為，而非只是一份自我宣傳的東西。我相信這本書多少回答了新聞記者和其他人士經常向我提出的問題。令他們感興趣的是一個不大尋常的案例——一位終身不渝卻非典型的共產主義者，亦即「霍布斯邦這位馬克思派的歷史學家」。然而我的目的並不在於向他們提出答覆。歷史可以評斷我的政治信念（它其實已經大致做出了斷語），讀者們可以評斷我的書籍。我所追尋的則是對歷史的認知，而非打算得到同意、認可或同情。

儘管如此，除了出於人類對別人的好奇心之外，這本書或許還有其他值得被閱讀的理由。我的人生經歷幾乎完全涵蓋了人類歷史上最奇特，也最可怕的世紀。我在好幾個國家生活過，並且看見了三大洲許多其他國家的事物。或許我在漫長的一生當中並未留下任何顯著成就（我倒是在紙上留下了不少書面紀錄），但由於我在十六歲時便立志當歷史學家，我親眼目睹並親身耳聞了其間大多數的事件，並設法瞭解我這個時代的歷史。

當我撰寫完畢從十八世紀末葉至一九一四年之間的世界歷史以後，終於著手探討我所稱的《極端的年代，一九一四—一九一一》。我認為這項工作的優勢在於，我不僅以學者的身分進行寫作，同時也是人類學家口中「親身參與的觀察者」。而這表現於兩方面：我個人對那些發生於遙遠時空的事件之各種回憶，有助於讓年輕讀者更加貼近二十世紀的歷史，同時我的敘述也再次喚醒年長讀者本身的回憶。儘管我必須嚴格遵守史學研究的要求，但比起我其他的著作，那本書甚至是以更大的熱情──正是屬於極端年代的那種熱情──來撰寫的，不論是年輕的讀者或年長的讀者都曾經如此告訴過我。除此之外，那本書試圖以較為深刻的方式，展現個人生活與所處時代之間的相互交織；我希望對個人生活與所處時代的同時觀察能有助於形塑一種超脫於兩者的歷史分析。

這也是一本自傳所能做到的事情。就某種意義而言，本書是《極端的年代》之對照面：但所依據的並非是從單一個人經驗來闡釋世界的歷史，而是世界的歷史正在形塑個人的經驗──更恰當的說法或許是，歷史不斷提供一組變化多端但又總是有所限制的選擇機會。從這些選擇機會裡，套用馬克思的用語來說，「人類創造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們無法隨心所欲創造人生，也無法按照自己選擇的環境來創造人生，只能依據直接遭遇到的、源自過去並延伸至今的環境來創造人生。」或許我們還可以補充一句：按照圍繞在他們周遭的世界來創造人生。

就另外一種意義來說，歷史學家的自傳是他或她自己研究工作裡面重要的一環。除了對理性的信仰以及辨別事實與虛構的能力以外，自知之明──亦即從自身的內在和外在來進行觀察──也是歷史科學與社會科學從業者所需要的一項技能，特別是像我這種憑著直覺隨機挑選各種研究主題，最後才將它們整合成為具有前後一貫整體性的歷史學者。其他歷史學家們或許只在意我書中那些較專業的層面。不過我希望其他人閱讀本書的時候，能夠把它當作一本入門書，透過一段不可能發生於其他世紀的個人人生旅程，來認識世界史上最特殊的一個世紀。

正如我的同事，哲學家阿格尼絲．海勒所言，「歷史著作是由外部來觀察已發生的事件，而自傳則是從內在來進行觀察。」這本書沒有一般學術著作慣用的那種致謝詞，而只是純粹表達感謝和歉意。最需要感謝的人，莫過於我的太太瑪蓮。她陪伴我度過人生大半歲月、閱讀了全書的每一個章節，並提出善意的批評。她的丈夫因為努力將過去的事件撰寫成書，往往心不在焉、脾氣暴躁、有時還灰心喪志，並且生活在古代的時候遠比現代來得多；而這一切她都長年累月容忍承受了下來。我也要感謝史都華．普洛菲特這位編輯界的泰斗。這些年來，我曾經向許多人請教過與這本自傳有關的問題；其中有幾位在我開始動筆之後已相繼去世，由於他們的人數過於龐大，以致無法一一列出致謝，但他們都應該知道我表示感謝的理由。

我還必須向瑪蓮和我的家人說一聲抱歉。本書很可能並不是他們原本所想要的那種自傳。儘管自從他們進入我的人生，以及我進入他們人生的那一刻開始，他們都一直在我心中。但這本書所談論的大多還是公眾的生活，而非個人的私生活。我當然也應該向那些不曾出現於書中的朋友、同事、學生……等人致歉──他們原本或許期待會在這裡看見自己的事蹟，或是以較長的篇幅受到談論。

最後，我將本書安排成三個部分。在一篇簡短的序論之後，第一章到第十六章大致是以編年紀事的順序，來討論關於我個人及政治的事件。所涵蓋的時間範圍從我有記憶開始（即一九二○年代初期），一直到一九九○年代初期。但我無意將之寫成直線前進式的編年史。第十七和十八章敘述我的專業歷史學者生涯。第十九章到二十二章所談論的，則是那些與我的人生長期結合在一起的國家或地區（我自己的中歐和英國故鄉除外），包括法國、西班牙、義大利、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其他地區以及美國。這個部分的章節由於涵蓋了我和那些國家的全部互動關係，以致無法輕易納入本書的編年敘事主軸當中，即便它們與主軸略有重合之處。因此我認為最好還是將這些內容單獨成章。

艾瑞克．霍布斯邦
倫敦，二○○二年四月

譯序 趣味橫生的翻譯時光 周全
本書的封面是一張人物特寫，照片中那位老先生正準備開口表示：「你在看我嗎？讓我跟你說說我的故事。」他就是享譽國際的英國史學大師艾瑞克．霍布斯邦。霍布斯邦出生於一九一七年，至今依然老當益壯，於年近九十之際發表了這部自傳。霍老講完故事以後，還會在本書的〈尾聲〉告訴我們「自傳」與「傳記」的差別：「各種傳記都隨著主角的死亡而劃上句點。自傳則缺乏這種自然的結局。」

時序已進入二十一世紀，「我的二十世紀人生」這個副標題的涵義不言自明。全書的英文主標題（「Interesting Times」）卻暗藏玄機。乍看之下，它的意思應該是「有趣的年代」──霍老傳誦一時的「十九世紀三部曲」與二十世紀史，不是分別名曰《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和《極端的年代》嗎？

只不過四個標題中的「年代」（Age）都是單數形式，我們即將觀賞的「年代」（Times）卻是複數，而且此處的「有趣」其實是反話。有關本書的各種英文評介都一再強調，「Interesting Times」源自「中文裡詛咒別人的話」。更何況我們展卷閱讀以後，很快就會發現：與其說霍老的一生「有趣」，倒不如稱之為「黑色幽默」還比較恰當。顯然這部自傳的書名不宜翻譯成「有趣的年代」，我們必須另闢蹊徑。

全書大約翻譯了一半的時候，譯者突然心生一念：不妨稱之為「趣味橫生的時光」，而且為了掌握書中含義的精髓，我們說出「趣味橫生」的時候必須強調「橫生」二字，藉此產生「橫生枝節」的意味。交稿完畢後，我又查出「Interesting Times」為何是一種詛咒。這個用語的完整講法是：「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據說它翻譯自中文，但無人知曉典出何處，我們只能推測原文的講法或許跟「讓你生不如死」或「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有所關聯。

英國外交圈是最先流行使用「interesting times」一詞的地方。一九二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英國外交大臣奧斯丁．張伯倫（張伯倫首相之兄），以及一九三七年擔任英國駐華大使的許閣森爵士（其座車曾在上海市郊遭日機掃射），都曾經表示：「一位我國派駐中國的外交官告訴我，中文最惡毒的用語是『願你活在趣味橫生的時光』，看來我們所處的時代正充滿了這種詛咒！」

據悉該詛咒共分成三個部分，「趣味橫生」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接下來的兩句甚至更加兇狠。不管這個「三段論」詛咒是否果真源自中文，它正是霍布斯邦大半生的最佳寫照：

願你活在趣味橫生的時光！（「生不如死」）
願官府好好照顧你！（「無處可逃」）
願你找到你想要的東西！（葉公好龍式的「心想事成」，某人一心追求某樣東西，結果那樣東西果真出現以後，卻讓該人驚嚇不已）

作者的生平充分展現出猶太人四海為家、飄泊異鄉的生活方式。他的祖父，一位名叫「沃布斯特鮑姆」（Obstbaum）的猶太木匠，在一八七○年代從俄屬波蘭移民至倫敦的貧民區。等到作者出生以後，他自己的姓氏卻因為英國官員先後兩次作業錯誤，變成了霍布斯邦（Hobsbawm）。

霍布斯邦雙親結褵的經過，更是傳奇色彩十足。一九一三年時，作者未來的英國猶太父親在埃及愛上了一位來自奧匈帝國的猶太小姐。等到二人準備成親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突然爆發。由於英奧兩國處於交戰狀態，他們必須前往位於中立國瑞士的英國領事館辦理婚姻登記，並由英國外交大臣親筆核發特許狀。那對新婚夫婦度完蜜月以後無法一同前往英國或奧匈帝國，只得返回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在俄國爆發「十月革命」那年生下了作者。

一九一九年一戰結束後，他們一家三口離開埃及前往維也納定居。作者從此在家說英語、出外講德語，成為一個具有英國背景的中歐男童。按照作者自己的表達方式，他生長在一個「不斷冒煙的火山錐」下面，而那座火山隨時可能在他頭上噴發。也就是說，作者打從有記憶以來，就生活在一個「災難的年代」。

霍布斯邦出生前後，中歐和東歐是由奧匈、德意志、俄羅斯和鄂圖曼四大帝國掌控。等到他來到維也納時，四大帝國已經化為齏粉。舊文化、舊生活方式、舊秩序早已一去不返，舊帝國的殘破廢墟中冒出了許多搖搖欲墜的新國家。凡事都變幻無常，成為「已死亡的過去」和「未誕生的未來」之間的臨時停靠站，等待各種激進勢力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過來重新摧毀一切。

不正常的家庭背景，又為這個不正常的生活環境增添更多變數。作者的英國父親德語不佳、身無長技，搞得家境比一般維也納家庭更加貧困，必須不斷搬家。最後他在一九二九年，也就是全球經濟開始陷入危機那年倒斃在家門外。作者的奧地利母親哀痛逾恆，兩年後也跟著撒手人寰，於是霍布斯邦年僅十四歲就成為父母雙亡的孤兒，必須在一九三一年前往德國投靠叔父和姨母，並在柏林繼續中學學業。可惜威瑪共和國氣數已盡，英國叔父又因為經濟大蕭條而失去在德國的工作，轉赴西班牙謀生。作者在柏林再度無家可歸，周遭已看不見任何希望，只能期待一場右派革命或左派革命來另創新局。霍布斯邦身為英國猶太人，不可能支持德國的民族主義和納粹革命，於是他將希望寄托於蘇聯的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成為終身的共產主義者。

一九三三年一月底，作者在放學後聽見了希特勒上台的消息。納粹執政之初，他曾進行過幾次緊張刺激的散發共黨傳單行動，然後就被叔父接往英國而離開德語的世界，卻在返回祖國途中愛上了法國。霍布斯邦在倫敦完成高中學業期間，爵士音樂成為他永遠的熱愛，又衍生出他這個老左派與美國之間一輩子的愛恨情仇。一九三六年他成為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公費生，入學後正式入黨，從此成為英國共產黨員，直到該黨在一九九一年解散為止。由於霍布斯邦是黨內的知名角色，英蘇雙方都從未有人動念吸收他從事特務工作，即便我們將在書中讀到，他有不少學長後來成為著名的「劍橋間諜」。

到了一九三九年，作者第三度孤立無援。先是他的叔父帶著全家移民智利另謀生計，留下作者獨自待在劍橋。那天夏天他從國王學院畢業以後，前往巴黎參加共產黨舉辦的學生大會，納粹德軍卻在他離法返英當天開入波蘭，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著霍布斯邦應召入伍，穿上了英軍的制服。然而他的母親和希特勒曾是同一國的人，他自己則在六年前才從德國來到英國，所以沒有人敢運用他的德語長才。於是霍布斯邦在軍中備受歧視、受到監視，而且不得出國離境。

這回作者反而因禍得福，當他的單位即將出發前往東南亞作戰時，他被調派至「陸軍教育團」。結果他昔日的袍澤被日軍押去修築桂河大橋，他卻在國內過著半平民化的日子，還娶來一個「迷人的倫敦政經學院共產黨女生」。但幸福的日子並不長久，他的第一任老婆在一九五一年，也就是韓戰打得如火如荼之際「跟別的男人跑了」。霍老一直要等到一九六二年才再婚，那時卻又爆發「古巴飛彈危機」，全球核子大戰一觸即發！

作者服役六年、「打了一場空仗」以後，總算在一九四六年解甲歸田，回到劍橋繼續完成博士學位，可是全球已深陷冷戰時代。身為共產黨員，他是西方世界潛在的敵人和被監控的對象，非但職業生涯遭到封鎖，一度連出書都有困難。幸好他及時在一所夜間部學院覓得教職，於無法獲得升遷的情況下保住了飯碗，過著大器晚成的日子。霍老一直要等到一九七○年代（也就是五十好幾的時候），才終於當上了教授，雖然他在一九六○年代已開始揚名國際。

一九六○年代是作者一生的分水嶺，自此漸入佳境：他撐過了「趣味橫生」和「官府照顧」那兩個詛咒之後，第三個詛咒（葉公好龍）未能成真。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鞭屍」和出兵鎮壓匈牙利的行動，使得國際共產主義陷入分裂，導致西方共產黨員紛紛退黨。作者選擇繼續留在黨內，但從此不再積極過問政治，不再夢想世界革命，轉而親近義大利式的歐洲共產主義，並且發現自己竟然願意娶非共產黨員為妻。其實際做法則改弦更張，成為「詮釋世界」而不再是致力於「改造世界」。霍布斯邦以一位非典型的馬克思主義者、一位以理服人的左派歷史學家之身分，在冷戰時代的西方力爭上游，終於獲得了成功。

也就從一九六○年代開始，霍布斯邦成為搭乘噴射客機雲遊四方的「流浪學者」，同時任教於倫敦、巴黎、紐約等地，生活在地球村各種不同的文化氛圍中，過著年輕時代連做夢都想像不到的生活。等到撰寫本書的時候，他一生的信念已是明日黃花，於是在〈身為共產黨員〉一章寫道：
共產主義如今已經死亡。蘇聯以及絕大多數依照其模式建立起來的國家與社會──亦即曾為我們帶來鼓舞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產物──都已經徹底崩潰，只留下一片物質上與道德上的廢墟。現在很明顯即可看出，那個志業一開始就已經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其實作者在一九八○年代後期即已發現：「昔日國際共產運動……就彷彿一隻擱淺岸邊的鯨魚，眼睜睜望著海水退潮」。這個句子充分道出了霍老心中留存至今的悵惘。

從以上流水帳一般的簡單描述，便不難想像作者的一生是多麼不尋常和多麼「趣味橫生」了。在這部自傳當中，霍布斯邦以維也納兒時玩伴七十多年後寄來的一封信函做為楔子，導出自己漫長的二十世紀人生。其間他親眼看見各個殖民帝國走上末路，還從頭到尾經歷了希特勒的「千年帝國」、蘇維埃帝國和國際共產運動的興亡。各種重大的歷史事件並非旁人眼中的日期和數字，而是他自己的親身遭遇，成為烙印在臉上的歲月痕跡。他告訴我們歷史如何形塑了人生，以及人生如何反映出歷史。

書中的表達方式非常個人化，作者是以精通多國語言、遍遊全球各地者的身分，以「實地參與的觀察者」之姿，帶領我們穿越人類歷史上最凶險、變動最劇烈的世紀。書中出現來自全球五大洲的各種事件、人名、典故、與本文水乳交融的二十多種外語，以及飽經風霜的文字──例如時而以最自然的方式，用德文、拉丁文、法文和其他語言的句型結構寫出的英文，讓各章的內容更加具備臨場感。

《趣味橫生的時光》是一本相當奇特的自傳，而且是一本翻譯不易的著作。以致無論是左岸出版社的編輯部門還是譯者，也都有過十分趣味橫生的時光。為了增加讀者閱覽時的便利，譯者採取類似翻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時的做法，寫出許多譯注。但《一個德國人的故事》所涵蓋的時間範圍較短（1914-1933），《趣味橫生的時光》則完全涵蓋了作者所稱的「短暫的二十世紀」（1914-1991），並延伸至十九和二十一世紀，譯注的數目自然更多。

編輯部門採取的排版方式因而不同於《一個德國人的故事》，是把所有的譯注都拿到後面，並且名之為「譯者的讀書筆記」。這種編排形式一則避免讀者於享受霍老人生之際受到隨頁注干擾，同時可供讀者「看看同樣上了年紀的人如何遙遙相望」。畢竟本書最有趣的部分，往往必須要曉得典故的由來之後，才有辦法真正體會。

周全　二○○八年五月於台北

推薦序 認識霍布斯邦的好方法文/楊照 在一個媒體時代，我們如何認識霍布斯邦？霍布斯邦在自傳裡有答案：沒有耐心的媒體通常只會提兩件事──霍布斯邦是位一生都在大學裡教書的歷史學家，卻又在英國共產黨裡維持了半世紀的黨員身分。媒體會這樣提，不是沒有道理。歷史學家身分引不起人家什麼好奇，英國共產黨黨員身分卻會。曾經入黨、曾經跟共產黨有過關係的知識分子還蠻多的，尤其是年輕時懷抱熱情理想的知識分子，可是年輕時入黨，到年老卻沒有退黨、不曾退黨的共黨知識分子有多少？很少很少，很稀奇很稀奇。霍布斯邦待在英國共產黨的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