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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佛學的初傳
講授提綱
傳說最初翻譯的佛典《四十二章經》──相關的《牟子理惑論》──可考的初期譯家：安世高與支婁迦讖──兩家譯典的分野──禪數與般若──兩係的傳習──它與西域僑民信教的關係──在漢人接受方面的局限──學說思想的萌芽
佛學的傳入中國與佛教有關，所以先談佛教的初傳。
佛教初傳的具體年代，很難確定。後世關於這個問題，曾有種種的說法，一般採用的，就是見諸記載而事實上也有可能的，乃是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佛經的材料。認為這就是佛教傳入的開始。這一材料出自《三國志》裴註引前人魚豢《魏略‧西戎傳》的記載，而《魏略》一書已佚。據現代研究西域歷史的學者，如日人白鳥庫吉認為，貴霜王朝前二代是不信佛教的，而大月氏又在貴霜朝之前，當時是否已有佛教流傳，還值得研究；尤其是授經者是國家的大使身份，說明佛教已成為當時統治階級所崇信才有可能，這就更需要研究了。
以後，又有「明帝求法」說，得到人們的普遍相信，對伊存授經之事倒不重視了，但有文獻記載，也不便否定，所以《魏書‧釋老志》只好說：「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就是說，中國人聽到了伊存的說法，並未發生甚麼影響。這樣，「明帝求法」說就被公認是佛教傳入的開始。東漢明帝遣使去月氏求佛法的事，原出於范曄著的《後漢書》。書中敘述明帝永平八年（公元六十五年）詔亡者奉縑帛若干贖罪時，明帝兄弟楚王英（對於彭城，未在宮內，自己也有亡者之感）即奉縑紈三十匹贖罪。明帝認為他的情況不同，所以降詔說，你既然相信黃老、浮屠，一定是很好的人了，並把縑紈退回給他做為布施之用。此事有文獻記載，詔文也保存至今，原意就這樣。後人因明帝做過這樣一件事，於是就編造出他派人求法取經等一系列故事，內容就複雜起來，說明帝永平七年，由於夜夢金人而派人去西域求法，楚王英就是第一個信奉佛的人等等。事實上，這純屬後人的附會。如牟子《理惑論》中即有一段為「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後漢書》作金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於是……遺使者張騫……等十二人，於大月氏寫佛經四十二章」云云。求法之事雖屬虛構，但是從這一傳說中，我們可以推想，首先傳來中國的不是佛經，而是佛像，所謂「金人」，指的就是佛像。傳說去西域月氏求法，也有關佛像，這與歷史事實相吻合。永平八年正當貴霜王朝，其時受到希臘人畫像的影響，開始創製佛像了；在此之前，印度只有象徵性的腳印、法輪等圖案，並無佛像。其所以當時會重視佛像，則與信仰有關。
其後，由於佛教的傳播，它的學說也推廣了，才有了佛經的傳譯。開始有從經中摘抄個別段落的經籍，這就是《四十二章經》。由此人們又把這一部經與明帝求法聯係起來，產生了各種傳說。
《四十二章經》的內容盡管簡單，但有條理，自成體系。如果他是最初傳入的經，那麼它的內容應與當時傳入時的學說狀況相適應。此經在抄出時即有一篇經序，說明它是明帝所求。後人對於明帝求法一事是有懷疑的，但對於此經是最初譯傳的則多深信不疑，從而推斷出佛教傳入的時間如何如何，這是不正確的。湯用彤先生就主張此經是初傳經典。但也有人不相信，因為從經錄的記載、譯文的體裁、學說的內容等，都引起人們的疑惑。到了近世，東西方學者對此經是否由原文譯出，也未得到最後的定論。
我們認為《四十二章經》不是最初傳來的經，更不是直接的譯本，而是一種經抄（詳見附錄《四十二章經抄出的年代》一文）。就內容看，是抄自《法句經》，我們對出來的有二十八章，佔全經的三分之二。這還只是此經相當於《法句經》的偈頌部分，《法句經》還有緣起，是長行，此經也抄了幾段。所以它是抄錄的，但做了一些修辭功夫。現存的《法句經》是三國時支謙譯的，據支謙本序文看，在他之前還有一個譯本，所以在漢末時《法句經》就有了。《四十二章經》應該是抄的個舊本而加以潤色的。因此，它抄出來的時代還相當的遲。
我們認定此經是東晉初抄出的。其理由：一、此經最初見於東晉成帝時的《支敏度錄》所以它應出在此錄之前。二、在惠帝時，道佛爭論，王浮著有《老子化胡經》，說佛教是假造諸經，但未提到《四十二章》的名字，可見當時尚無此經，否則王浮決不會目睹這一所謂初傳佛典而不加以攻擊。因此，此經抄出的年限，最早不能超過《化胡經》，最晚不能晚於《支敏度錄》。惠帝末年是公元三○六年，成帝末年為公元三四二年，大約就產生於此三十年之間。
此外，《法句經》現在已有梵文、巴利文等各種本子，研究的著作也很多。這些本子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系統：一、巴利文本，二十六品，其特點是《雙要品》為首；二、梵文本，這是經過法救改訂過的，有三十三品或三十九品，以《無常品》為首，《梵志品》為終，在《雙要品》之前加了六品。法救本不僅把原本次序打亂另行編定，並且增加了很多的內容，所以梵文本不叫《法句經》，別名為《嗢陀南集》（嗢陀南是不問自說的意思）。這就是說，開頭的《法句經》每一頌本是有緣起的，但法救以這材料為主，吸收了很多無緣起的自說頌的材料，所以不僅品名不同，內容也不同了。從《四十二章經》和《法句經》對照看來，它不是抄自原本，而是抄的法救改訂本。據現代人考證，法救、世友與貴霜王朝的迦膩色迦王同時，盡管迦王的年代還不能最後確定，一般認為不會早於公元二世紀，他的活動年代，大體在公元二世紀，所以經法救改訂的《法句》也決不會比二世紀早。因此，一世紀的漢明帝決不會得到此經的抄本。這就是我們對《四十二章經》所作的斷定。
把抄集的《四十二章經》說成是印度佛經傳入中國的第一部，並與漢明帝求法聯係起來，其根據可能來自支謙的《法句經序》。此序載在《出三藏記集》中，原無作者名字，但它純屬《法句經》譯者的口吻，所以無妨說是支謙所作。序中講到《法句經》在西方的地位時說：「其在天竺，始進業者，不學「法句」，謂之越序。」抄經者或即由此得到啟發。認為此經既在天竺為初學者的讀本，也可抄出它的重要部分，作為中國初學者的讀本，爾後就被說成了傳入中國的最初之經。這是有可能的。
為什麼單單抄成四十二章？這也可能是無意。不過「四十二」這個數字，與某些記載傳說不無關係。例如，舊有「帝釋問佛四十二事，每問刻石為記，猶存帝釋石窟中」中的傳說。故事出在《長阿含經》卷十，法顯在《歷遊天竺記》中進一步證實在王舍城東南的小孤山的帝釋石窟，留有四十二線的遺跡，這使傳說更加深入人心。又如，帝釋問佛前，先「使樂神般遮翼奏琉璃琴以頌先佛」，此事見支謙譯《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中，支謙並據此作了「梵唄」（唱偈頌贊佛）；後來傳說曹植在魚山聽到空中梵樂，也作了「魚山梵唄」，從此，就流傳了「般遮瑞應四十二契」的梵唄。「四十二」這個數字，通過上述的記載和傳說，必然會引起人們的注意，抄經者，可能就受到了影響。此外，帝釋問佛是從貪欲說起的，《四十二章經》中也有多條談到同樣性質的問題，這也可以作為一個旁證。
《四十二章經》被公認為初傳的經籍，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如此經抄出之後，就受到很多人的重視和宣揚。頭一個推崇心的是偽托漢末人牟子著的《理惑論》。論中第二十一則講到佛教傳通緣起時，引了《四十二章經序》裏關於漢明帝求法之說，並作了引伸，增加了建寺中的壁畫情節，說「千乘萬騎，繞塔三匝」等等（這就是白馬寺的傳說）。接著，劉宋陸澄（宋齊間人）又加以宣傳，宋明帝令陸澄編《法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