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底在這裡幹什麼，我並不屬於這裡……
──Radiohead, from ‘Creep’ (Pablo Honey, 1993)
一
今天是我最近幾日來，第三次穿過聖路卡斯醫院的旋轉門。卡門手上的預約卡寫著，這次我們要去的地方在醫院一樓的一○五室。診間外頭的走廊上擠滿了人，當我們走進人群中跟著大家一起等候時，一名戴著假髮的老先生用柺杖朝門的方向指了指。

「你們得先進去報到，告訴裡頭的人你們來了。」

我們點點頭，帶著不安推開掛著「內科專科──史德瑪醫師」名牌的一○五室門。跟外頭走廊爆滿的人群相比，這裡面應該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候診室。在此等候的病人年齡起碼大我們十歲以上，他們不約而同地用憐憫同情的眼神看著我們。我們就像走進城市裡的鄉下人，完全不屬於這裡。但是卡門胸部裡的癌細胞，卻讓我們不得不在這裡出現。

一位年約六十歲，坐在輪椅上的老太太正上下打量著我們，她骨瘦如柴的手上也拿著一張跟卡門相同的預約卡，一樣也是放在塑膠套裡。我注意到她的眼神，便試圖裝出一副「卡門跟我都還年輕、漂亮又健康，你們這些堆滿皺紋的老人家，以後別想在這裡看到我們了，因為，卡門根本沒有癌症」。但我的表現出賣了我，就像衣著過分講究的阿姆斯特丹人，走進小鎮裡的酒吧喝酒一樣地不自在。我今天真不該穿這件有著蛇皮花邊的寬鬆紅襯衫出門的。卡門也顯得很不安，事實證明，從這一刻開始，我們跟他們是同一類的人。

一○五室裡還有個櫃台，坐在後面的護士小姐彷彿會讀心術一樣，問我們要不要去隔壁的小房間裡等。太好了。卡門跟我直點頭，因為我們已經無法在這麼多人盯著我們看的地方，再多待一秒鐘了。

「前天的報告應該嚇壞你們了吧！」護士走進來遞給我們一人一杯咖啡。聽到這話，我直覺認為醫院應該已經針對卡門的狀況做過討論了。她看了看卡門，又看了看我。我試著讓自己看起來很堅強，不希望被這個幾分鐘前才第一次見面的護士，發現我有多惶恐。

男人追求女人基本上可以分成兩類：
一種是到處尋覓心目中理想的女性，
另外一種則是純粹渴望追求。
──Milan Kundera, from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1984
二
我是一個有著嚴重「孤獨恐懼症」（一種害怕與單一伴侶（或性伴侶）共同生活的病態心理，會無法克制地強迫自己做出不忠的舉動）的享樂主義者，認識卡門時，我內心那個渴望快樂的部分深深被她牽動著，所以我倆一拍即合。但一開始，她知道我對忠於一位伴侶很恐慌排斥後，有點不太高興，不過，她還算能體諒我，覺得我愛拈花惹草的個性無傷大雅，並沒有把它當成一個警訊，反倒認為是上天給她的考驗。

直到我們交往大約一年後，卡門發現我跟當時工作的貝尼爾米廣告公司接待處的莎朗發生關係，她當然知道我永遠不會是一個對感情忠心的男人，但多年後她才告訴我，其實在當下她曾想過要離開我，可是因為她太愛我，只好對我的不忠行為視而不見，並將它當成是一種個性上無可救藥的缺點。唯有這麼說服自己，她才能在我屢次向外尋歡的情況下，還能維持對我的愛。

然而接下來的幾年，她還是會威脅我，只要再被她抓到一次，她肯定會頭也不回地離開我。不然至少我得做得漂亮一點，不要讓她發現。我做到了。

之後的七年，我覺得我們是全西半球最幸福的一對。

直到三個星期前，卡門打電話給我。當時我正和我的同事兼合夥人富漢克，在喋喋不休的荷蘭賭場產品經理面前跟瞌睡蟲大戰。

世界末日來臨了……
──R.E.M., from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And I Feel Fine)’ (Document, 1987)
三
在荷蘭賭場裡，最常見到中國人、面目可憎的討厭鬼和穿著人造絲質洋裝的女人。我就是不曾在賭場見過美女。實在糟透了。

所以，當賭場產品經理打電話來，說有生意想跟我們公司談時，我很自然地告訴他，賭場真是個讓我瘋狂的地方。

＊我們公司，指的是富漢克和我合開的公司──「MIU創意行銷公司」，簡稱MIU。擁有專業才華的人設計東西，然後就會有人負責銷售。我們公司不賣東西，而是賣時間。這個需要大量腦力激盪的工作團隊，是由六個年約二十來歲的男女組成，他們熱情有衝勁，就像富漢克和我年輕時還沒自己創業之前一樣。富漢克和我會匯整他們的創意，將它做成報告，然後請祕書茉德（一個非常好的女生）列印出來，加上一頁漂亮的封面，最後充滿自信地把這份文件呈給客戶過目。通常客戶的反應都很不錯，大多數在一連串的稱讚後，就不太會過問後續的事，我們便接著進行能在這個客戶身上賺到錢的計畫。這就是MIU的營運模式。＊

荷蘭賭場對我們來說，是個打發時間的好去處。第二天上午富漢克和我抽空來到這間位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賭場，產品經理帶我們四處看一看，並參觀他口中的「商業中心」。沒錯，他說的是「商業中心」，這是我們客戶會用的字眼。我沒什麼意見，也許來這裡的人會圍著桌子坐成一圈閒話家常吧。

富漢克提出一些客戶們總是會喜歡的點子，產品經理也滔滔不絕地說了很多自己的想法，我則在一旁假裝很專心聽他們對談，而且讓對方認為我正絞盡腦汁在想其他的點子，來幫他解決目前的市場問題。但實際上我心裡想的只有性愛、夜店和阿姆斯特丹市立足球隊阿亞克斯。就算有時我根本什麼點子都想不出來也無所謂，因為我們這個行業，長時間不講話，皺眉沉思是很正常的，客戶會以為我在替他構思什麼；再者，只要能保持清醒，我這神遊太虛的舉動，還可以拉長收費時間。富漢克常說我是老狐狸，用這種方式收取客人高昂的費用。

但是今天對著賭場經理要保持清醒真不容易，我已經掩飾不住打了兩個大大的哈欠，就在我的眼皮快要張不開的時候，手機響了。謝天謝地，我跟他們道歉，從口袋裡拿出手機。是卡門打來的。

「嗨，親愛的。」我略轉過身接聽電話。

電話那頭傳來卡門的啜泣聲。

「親愛的，怎麼了？」我的聲音提高了一些，富漢克轉過頭來用擔心的眼神看著我。賭場經理還在眉飛色舞地繼續說著。我給了富漢克一個「不用擔心」的手勢，然後起身離開座位。

「我在醫院，他們說情況不太樂觀。」卡門低泣道。

我忘了她今天要去醫院。前天她才問我有沒有發現最近她的乳房哪裡怪怪的，因為她感覺乳房脹得厲害。我安慰她說，可能是月經要來的關係，或是胸罩鋼圈造成的不舒服，要她別自己嚇自己，不會有事的。半年前她也曾經有過類似的症狀，後來也沒事。我告訴她，如果真的不放心，就去找沃特斯醫生檢查看看。

我從小就怕聽到壞消息，每次都會說服自己或別人，事情沒那麼糟、一切正要好轉，感覺自己不太能接受事情有時也會有無法挽回、避免不了的狀況發生。就像小時候，每次爸爸問我足球比賽哪一隊贏，我都會騙他是他支持的那個球隊獲勝。總覺得告訴別人壞消息或是聽到壞消息，那一天就毀了。

「卡門，別急，慢慢來，他們怎麼說？」我盡量避免在富漢克面前提起「醫生」這兩個字。

「他也還不確定，他只覺得我的乳頭看起來有點不太對勁。」

「呃……」我過度悲觀的情緒從電話這頭傳到卡門耳裡，讓她開始慌了起來。

「我就跟你說過，我的乳房發熱發脹得厲害！」卡門大吼著說，嗓門都啞了。「該死的！我就知道一定有問題！」

「冷靜點，親愛的，結果還沒確定，不是嗎？」我鼓起勇氣說，「需不需要我去醫院陪妳？」

她想了一下，「不必了，你來也沒用。他們等一下會來抽血，還有收集尿液去檢查，然後會跟我另外約時間做切片手術。記得嗎？就跟上次一樣。」她的聲音聽起來冷靜多了。理性談論事情可以幫助人平復情緒。「如果你真的想幫忙，可以去托兒所接璐娜回家嗎？我今天不會回『廣告經紀』，我沒辦法悶悶不樂地出現在那裡。希望六點前可以離開醫院。我們今天晚上吃些什麼？」

＊「廣告經紀」，是卡門自己的公司。開公司這件事，是我還在廣告界巨頭（我們自己這麼認為）貝尼爾米工作的時候，她想出來的主意。當時的工作她愈做愈無奈，常常抱怨廣告圈的人是「一群自大狂，把自己看得比客戶、同事，還有神來得重要」、「想要有藝術家的瀟灑，又想開好車、領高薪」。她覺得應該要做點什麼讓工作變得更有趣。她在貝尼爾米的接待處偷偷詢問我們一個客戶「B&A」，為什麼不能將廣告版權賣給沒有競爭關係的其他國家的廣告公司，「就像書籍、電影和電視節目可以銷售海外版權一樣，只是我們仲介的是廣告。」她說。客戶聽完覺得這個主意棒極了，第二天就把這個點子告訴貝尼爾米的總裁哈蒙。為了多賺一點錢，哈蒙只得勉強答應。卡門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且在半年內便將B&A的廣告版權賣到南非、馬來西亞和智利，並在廣告界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突然間，所有人都想變成廣告經紀的客戶。也多虧了卡門，讓廣告公司看到了一線曙光，只要動動腦，收入就突然增加四到五倍，而他們的客戶也有了不同的看法，之前咬牙付出的高額費用，終於有了回報。這一切都是因為卡門看到了這樣的商機，也因此在短短兩年內，卡門的公司擴張至二十人，且客戶遍布全球。她很享受這份事業，就算有時得飛到其他國家去見客戶，她也感覺愉快。她每次談成一個新客戶時都會說：「這種感覺很好，不是嗎？」＊

我忍不住笑了。我們對吃的向來都很隨性，冰箱裡有什麼當天晚餐就煮什麼，有時回家打開冰箱卻發現只有璐娜的嬰兒食品。朋友常常笑說，我們的日常支出有一大部分都花在達美樂比薩、外賣中國菜和便利商店上。

「晚一點再決定今天的晚餐吧！妳結束後就盡快回家讓我抱抱妳，事情也許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我盡量語帶輕鬆，然後掛斷電話，這時才發現自己一身冷汗，覺得幸福的生活開始起了變化。我凝視前方，心想著，應該做點有建設性的事，要往好處想才對。我得想想辦法安撫卡門，幫她趕走今天一個人去醫院檢查的恐懼。

我深呼吸一口氣，走回富漢克及賭場經理的座位，聽到經理正在跟富漢克討論，如何將第一次來荷蘭賭場的客人變成常客。

你們生活得很愉快，但一切都結束了……
──Jan Wolkers, from Turks Fruit (1973)
四
我將雪佛蘭汽車停在住家對面的馬路上。我們一家三口住在位於阿姆斯特丹森林旁的阿姆斯特芬。

我討厭阿姆斯特丹森林，我討厭阿姆斯特芬，我討厭現在住的房子。過去五年，我們住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法德爾街一棟公寓的二樓，直到璐娜出生兩個月後，卡門興起搬家的念頭，一來是為了給璐娜更好的生活環境，二來她厭倦了每次出門或回家都得把嬰兒車搬上搬下的，而我則是每天回家都得花上二十分鐘在附近繞圈子找停車位。就在我們帶璐娜去法德爾公園野餐卻忘了帶尿布那次，卡門說起她看到介紹阿姆斯特芬那裡的房子，都有自己的獨立花園時，我們就決定搬家，最後找到目前住的這棟房子。

＊我們家的門牌是八七二號，是一棟典型的戰前蓋的小房子，前任屋主已經重新裝潢過。屋子前面的牆漆成黑色，屋頂則是有著白邊的綠色尖頂，房屋仲介說這是一個「風格獨特」的屋頂，當時我的反應是：拜託，這裡又不是鄉下。但是卡門的壓力愈來愈大，家是非搬不可。我很高興至少不是搬到海埔新生地那裡的小鎮，我們還是住在阿姆斯特丹，只是「感覺」比較接近阿姆斯多芬。剛開始我不覺得這裡是我的家，每次開車從奧林匹克體育場穿過A10高速公路離開市區時，我就開始想像我是非洲狩獵隊的。當我們第一次開車去看房子時，我還跟卡門開玩笑說：「看，有斑馬。」但卡門覺得一點也不好笑。我們家門口沒有電車只有公車經過，反正最多在這裡住個三、五年，等MIU和廣告經紀賺錢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買一棟我們供得起的房子，在這之前，只好先暫時忍耐一下有斑馬的日子。＊

我看到不遠處卡門的黑色金龜車停在路邊。她到家了。我抱起璐娜，過馬路走到家門口，深呼吸後把門打開。我上一次這麼緊張是一九九五年阿亞克斯對AC米蘭的最後十分鐘，那時比數是一比零。

＊璐娜是我的小太陽，她的生日跟我同一天。當她出生時我立刻確定了一件事，就是我所有的朋友都會來參加我六十歲的生日，因為他們一定不會放過可以看到我女兒那些辣妹朋友的機會。＊

就像平常一樣，璐娜一看到卡門就咧嘴笑了起來。卡門則會扮鬼臉拉長音叫「璐──娜──」，然後模仿璐娜走路搖搖擺擺的樣子，走到璐娜面前抱住她。璐娜會興奮地一直叫「媽媽媽媽媽媽──」。今晚這一幕，比起平常，讓我感觸更深。

「嗨，親愛的。」我等卡門站起來，給了她一個擁抱，親了親她，這時她哭了起來。美好的夜晚，再見了。我抱緊她，輕聲說：「一切都會沒事的。」就像半年前我曾說過的那樣。除此之外，我不知道還能說些什麼。

晚上就寢時，我發現卡門比平時熱情，她從後面抱住我，在我耳邊輕聲說：「跟我做愛好嗎？」然後摀住我的嘴，以免接下來會發出聲音，吵醒睡在隔壁的璐娜。

＊記得我第一次看到卡門的裸體時，我張大嘴望著她，結巴地說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一個有她這種身材的女人上過床。她笑說她之前在墨西哥餐廳時，就看出我整晚的目光都盯著她黑色低胸T恤前的乳溝不放。生了璐娜後，她的胸部稍微下垂了些，但我不覺得她變醜了，她每次在我面前脫衣服露出胸前那美麗的線條時，還是可以激起我的生理慾望。每天晚上對我而言都是享受，跟卡門生活在一起，不論生理還是心靈上都很享受。＊

就在我們激情過後，她又哭了。

「沒事，親愛的。」我在她耳邊輕聲安撫她、親吻她。

「下個星期是你跟璐娜的生日，」直到我熄燈時，她說話了，「不知道會不會是我最後一次幫你們慶生。」

「後悔」總是來得太遲……
──Extince, from ‘Op de Dansvloer’ (Binnenlandse Funk, 1998)
五
現在是凌晨三點半，我無法入睡，腦子裡一直想著要怎麼向家人和朋友「再次」報告這個壞消息。就跟半年前的情形一樣，在檢查結果還不明確之前，讓所有人跟我們一起擔憂。切片檢查安排在十天後的星期五，雖然卡門希望盡快做手術好確定身體到底有沒有問題，但沃特斯醫生告訴卡門，基本上等個十天影響並不大。晚上我得知手術安排在十天後時很不高興，卡門暴躁地對我大喊：「那你要我怎麼辦？難不成我們自己來做切片檢查嗎？」我只好閉嘴。

沃特斯醫生，我的腦海裡浮現了半年前沃特斯醫生的臉，雖然當時我只見過他短短不到半小時的時間，但我可是清楚記得他的模樣。他大約五十五歲，滿頭灰髮旁分，戴著圓框眼鏡，一身醫師白袍。自從半年前卡門去家庭醫生──巴克醫生那裡做完檢查後，噩夢就開始了。他建議卡門去醫院找沃特斯醫生做一次詳細的胸部檢查，我們聽到他這麼說，心裡十分驚慌，只好趕緊到聖路卡斯醫院找沃特斯醫生，他幫卡門檢查後建議她做切片檢查，這時我們更惶恐了，雖然不知道什麼是切片檢查，但在醫院裡聽到要做自己從來沒聽過的檢查，事情就八成不妙了。

做切片檢查的前一晚，我躺在床上哭了，但我盡量不讓卡門發現，因為就寢前我從她眼神中看得出來她很害怕。我明白那種害怕的感覺，因為對我們來說，癌症就等於死亡。

我想起沃特斯醫生在做完切片檢查時所說的話：「妳身體裡的細胞非常不安分，我們暫時無法判斷問題出在哪裡，但是以目前的狀況來看，還不是惡性的。」當時他一講完，我和卡門都鬆了一大口氣，只想趕快離開醫院，回去繼續過快樂的日子，就像童話故事中王子與公主永遠幸福地生活。出了醫院，我們緊緊相擁，就像璐娜剛出生時一樣地快樂。我興奮地打電話給卡門的母親、湯瑪士和安妮、富漢克和茉德，告訴他們這個好消息：卡門沒事了。

當時我們被沃特斯醫生一句「不是惡性」的話給沖昏了頭，甚至沒有再找另一家醫院做進一步的檢查。事後我在想，當時我真不該高興得太早，不該因為卡門很高興而沒逼她再次追蹤檢查，找出問題癥結。錯不在沃特斯醫生，都是我的錯，我身為卡門的丈夫，竟然沒辦法保護她。

應該可以避免的。我的腦子裡浮現了這句話。

不過，這次不會了，如果下星期沃特斯醫生再跟我們保證一切沒問題，我一定會狠狠揪住他的醫師袍，把他從桌子後面給拖出來。我保證會。

微笑，只是一種嘲諷……
──Rita Hovink, from ‘Laat Me Alleen’ (Een rondje van Rita, 1976)
六
卡門是在聖路卡斯醫院的腫瘤科做切片檢查，我看著門上掛著「腫瘤科」的牌子，心裡並不清楚這個科別到底跟癌症有什麼關係。腫瘤聽起來似乎不是很嚴重，就好像科學家研究長毛象為什麼會絕種。

＊有人認為歐羅停車場是阿姆斯特丹最讓人感覺不舒服的地方，有的人則認為是荷蘭國家銀行，或者是黑人區的公寓。我應該邀請他們來參觀一下聖路卡斯醫院，每次當我從A10高速公路經過它時，我就已經全身起雞皮疙瘩了。＊

璐娜揮著手上的芝麻街艾蒙娃娃，那是她上個星期收到的生日禮物。卡門坐在床邊，她剛量過體重、抽完血，床上有一個黑色的提袋，裡面裝著她的盥洗用品、拖鞋，和一件我從沒看過的紫色絲質睡袍，一旁還有一本《美麗佳人》雜誌。我沒脫外套就坐在卡門旁邊，手上拿著護士剛剛給我的兩本小手冊，一本綠色的《癌症患者須知》，另一本藍色的《認識乳癌》。兩本上面都有一個屬於荷蘭威海敏娜女王基金會的標誌。我翻著藍色手冊，感覺好像在看飛機上的免稅商品型錄一樣。打開第一頁，最上方寫著：「誰需要看這本手冊？」我讀到卡門跟我屬於裡面寫到必須看這本手冊的族群。緊接著看到目錄裡寫著：「何謂癌症？」、「什麼是義乳？」和「止痛的方法」。我們為什麼要看這個？卡門不過是來醫院做個小小的切片檢查，說不定什麼事都沒有，雖然卡門胸部的紅腫愈來愈大，但這也不一定是腫瘤吧？有可能是荷爾蒙作祟，還是其他什麼原因造成的呀！

九點時，護士手上拿著寫了卡門名字的病歷檔案夾走進病房。

「又看到它了。」我朝檔案夾的方向點點頭。

卡門笑了。很淡的笑容。

「切片手術安排在中午十二點。」護士告訴我們。

這名護士年約五十，她盡量語氣輕鬆地跟我們說話，甚至把手放在卡門的膝蓋上安撫她。卡門友善地看著她，就像平時對待其他人一樣，但我覺得坐立難安，很想趕快離開這該死的醫院，把璐娜送去托兒所後去公司上班，去過我的正常生活。

卡門感覺到我的不安，笑著說：「你走吧！我一個人沒事的，我想你回公司喝咖啡會比在這裡好得多。」

「等您太太麻醉醒來後，我們會打電話通知您。」年長的護士說。

我跟璐娜抱了抱卡門，在她耳邊輕聲說「我愛妳」。離開前我給了她一個飛吻，而璐娜一直對著卡門揮舞小手。

我看到卡門故作堅強地微笑著。

我將淚水隱藏在虛假的笑容背後……
──The Isley Brothers, from ‘I Hide My Tears Behind a Painted Smile’ (Soul on the Rocks, 1967)
七
早上十點我來到位於奧林匹克體育場裡的辦公室。記得第一次拿到這裡的鑰匙，準備打開門的那一剎那，感覺這裡比起我的家還更像家。我的青少年時期有部分時間就是在奧林匹克體育場裡度過的。八○年代的阿姆斯特丹對於當時十六歲，住在南部鄉下埔里達的我來說，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那時，只要星期天有空，我就會一早跳上火車來到這裡，等星期一上學時，再跟同學炫耀有關阿亞克斯足球隊的事。

＊富漢克喜歡美的事物，我則喜歡阿亞克斯，所以我們的辦公室就選在奧林匹克體育場看台下方，這是最折衷的方式。我堅持要在辦公室裡的其中一面牆上，貼上一幅七公尺乘一公尺半的海報，上頭是當年阿亞克斯最後一次冠軍賽的畫面，周圍滿是旗海和紅色的煙霧。整個辦公室看起來就像我十五歲時的臥室，但面積大上十倍，且非常地新潮。這是富漢克和設計師的主意，設計師是名來自英國、戴著時髦眼鏡的同性戀者。裝修時為了這張海報，我跟他差點吵了起來，他認為這張海報跟他整體的設計理念完全不和，我表明，其他的地方隨便他，唯獨這張海報我堅持一定要掛，所以他後來把辦公室弄得五顏六色的。他在開放的大辦公室裡裝了三面有顏色的玻璃牆面，每一面寬二公尺、高一公尺半，有透明紅、黃跟藍色。所有櫃子後面裝有粉紅色的日光燈管，另外一面五公尺高的牆上他大膽地漆上蘋果綠，還有一面是用波斯毛墊裝飾，整間公司充滿了色彩。結果裝修超出預算，富漢克笑我自作自受。

但後來發現這樣的設計竟為我們帶來很多生意，開張幾個星期後，富漢克得意洋洋地跟我說，除了報社、負責三家國際雜誌的廣告公司、古蹟雜誌、兩家設計集團（包括一家丹麥公司，裡面有位身材惹火的美女。聽了之後我對預算超支一事閉口不提，反正錢花都花了）外，還談定了一個新的客戶。原來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公司，比想像中簡單。＊

「早。」我一進辦公室，發現大家都在。我先進茶水間倒咖啡，在那裡可以避開眾人的目光；開放式辦公空間就是有這個缺點，你做什麼事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咖啡機是富漢克買的，平常按下按鈕大約三十秒左右咖啡才會裝滿杯子，今天卻覺得時間飛快，一下子就好了，所以我並不急著走出去，打算讓自己心情沉澱一下。回到座位前，經過茉德的位子，我盡量不去注意她的目光。

我一坐下，富漢克彷彿想知道什麼似地看著我。

「嗯，卡門人在醫院。」我試著讓語氣平靜。這時茉德也走過來，感覺所有人似乎都盯著我看。

「嗯，我們現在只能等醫院的消息。」我打開電腦，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我強忍著不讓它掉下來。茉德將手輕放在我的肩膀上，我看向窗外，心裡多麼希望自己還是個小孩子，這樣我就可以告訴自己，所有痛苦的事情都會消失不見，只要不再提起它。

男人跟女人相遇然後相愛，原本應該是件快樂簡單的事，
但四周開始騷動，接下來的旅程也變得崎嶇不平……
──Bruce Springsteen, from ‘Tunnel of Love’ (Tunnel of Love, 1987)
八
下午五點卡門打電話來，當時我正開車準備去托兒所接璐娜。聽她聲音就知道我根本不用問她現在情況如何。

「醫生剛才來過了，史丹……情況不是很樂觀。」　　

「我在路上了，我先去托兒所接璐娜，然後就到醫院來。」

我不敢再問下去。

我抱著璐娜走在往腫瘤科的走廊上，心臟不安地狂跳著。走進卡門的病房，她已經換好衣服，坐在床邊拿著一張揉爛的衛生紙看著窗外，她的雙眼又紅又腫，床上還有兩張也已揉爛的衛生紙。她看到我們進來時用手摀著嘴。以我對她的了解，知道這表示事態嚴重，便二話不說走過去抱住她。她靠著我的肩膀無法克制地大哭起來。我還是什麼都沒問，也不敢問，我甚至不知道應該說什麼。而璐娜從一進病房開始就沒出聲。

「嗨，我的寶貝。」卡門故作堅強地微笑親了親璐娜，摸摸她的頭。

我清了清喉嚨，「說吧！」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接受現實吧！

「癌症，而且是很危險的類型，是會擴散的那種。不是腫塊，而是發炎，現在已經擴散到整個乳房了。」

轟！

「他們確定嗎？」我擠出這句話。

她抽噎著點點頭，用已經濕得不能再濕的衛生紙擤了擤鼻子。「他們說是乳腺炎的一種，如果你想知道詳細情形可以去問沃特斯醫生，他的辦公室就在旁邊。」

沃特斯醫生。是他。我腦海中快速閃過湯瑪士和安妮，以及卡門母親曾經問過，會不會是半年前這個醫生誤診了？我們的結論是，癌細胞那時或許就存在了，因為誤診沒檢查出來，才導致現在這個局面。也就是說，我有可能因為該死的誤診而失去卡門。

沃特斯醫生坐在辦公桌後面，我一眼就認出他是半年前幫卡門檢查的醫生，但他沒認出我。我在他敞開的門上敲了敲。

「您好，有什麼事嗎？」他皺著眉頭問。

「您好，我是卡門．迪本的丈夫。」看來他完全不記得自己犯過什麼錯。

「哦！對不起，迪本先生，您好。」他很快地站起來跟我握了握手。「請坐。」

「不用了，我站著就好，我太太還在等我。」

「我想您是來了解切片檢查的結果，對嗎？」

廢話，難道我是來問你球賽結果嗎？

「是的。」

「目前情況看起來很不樂觀。」

「我了解，但是你可以解釋清楚一點嗎？」我的語氣不是很客氣，不過他好像沒聽出來。

沃特斯醫生向我解釋這次卡門病情的嚴重性，我沒有很專心聽他說話，我只想知道他這次有多確定。

「雖然還需要做進一步的檢查才能確認，但她的症狀極類似乳腺炎癌症，目前我們知道的只有這麼多。」

我點點頭。他再度握了握我的手。

「加油，明天你們可以去找史德瑪醫生，她是這方面的專家，我想她可以詳細解釋給你們聽。」

我再次點點頭。我無言以對，半句話都說不出口。就算客戶在我面前將我的市調結果說得一文不值，我都還知道該怎麼還口，但是面對這個半年前誤診卡門的混蛋醫生，我竟然說不出話來。

我走回病房，璐娜正坐在卡門的腿上，看著外面空曠的停車場。

「妳可以回家了嗎？還是得留在醫院？」

「我應該可以回家了。」她看了看房間，在找黑色提袋。我拿起她的外套幫她穿上，我從來沒做過這件事，但現在做了，因為我發現這是目前唯一能幫她做的事。

「你可以站近一點嗎？我的傷口很痛，手沒辦法伸得那麼遠。」　　

「噢，對不起！璐娜，我們回家囉！」我抱起安靜的小女兒。

離開時卡門探頭朝護士站裡的護士說了聲再見，早上那位護士正在用餐，她趕緊放下餐盤，走過來握住卡門的雙手。

「你們還好嗎？」

「沒事。」我堅強地回答，點點頭給她一個微笑。

我們三人朝電梯走去，沒有人說得出話來。

現實是殘忍的，我看夠了，請關燈鎖門來保護我……
──Bruce Springsteen, from ‘Cover Me’ (Born in USA, 1985)
九
回家後我打電話給富漢克，告訴他卡門得了乳癌。

「天啊！」他在電話那頭大聲叫著。

卡門打電話給安妮，告訴她現在的情況。一個小時後，他們夫妻倆已經站在我家門口，我開門時安妮緊緊抱著我，之後外套都還來不及脫，就跑進客廳抱住卡門，卡門立刻放聲大哭。

湯瑪士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低聲說：「老友，這太殘酷了。」他走進門來，眼睛一直看著地上，不敢正視卡門。他雙手插在西裝褲口袋裡，我發現他還打著領帶，應該是從公司直接趕過來的。

安妮比較理性，她要我們把明天想問醫生的問題寫下來。這真是個好主意，因為我們今天實在是亂了陣腳，腦袋裡亂糟糟的。我們四人討論了很多想問的事情，我都一一用紙筆記下來。

我發現真的有幫助，我們將癌症當做討論話題，暫時不加入任何情緒在裡面，反而更能有條理地整理出想知道的答案。卡門的情緒也平靜下來，比較不那麼傷心了。

九點半左右，湯瑪士跟安妮離開了。我打電話給富漢克，卡門在上網，當我和富漢克結束談話後，卡門問我還記不記得醫生說的癌症全名是什麼。

「好像是『乳腺炎』之類的。」

「乳腺炎癌，對，就是這個。」她看著電腦螢幕說，「乳腺炎癌……如果發現得太晚，癌細胞會侵入血液……真的會這樣嗎？」

「嗯，我想是吧。」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糟糕，如果是這樣，那我只有百分之四十的機會可以再活超過五年。」她的聲音聽起來很緊張。

百分之四十。「妳怎麼能確定妳現在的狀況？」我有點反應過度。「妳確定妳沒看錯嗎？」

「史丹，拜託，我不是笨蛋！這上面是這樣寫的啊！難不成寫錯了！」她開始跟我大小聲。

我走過去看也不看就把電腦給關了。

「我們去睡覺。」

她看著已經暗下來的螢幕，一臉茫然地地抬頭看著我，接著啜泣起來。

「如果那個沒醫德的庸醫當初看清楚一點，現在也許還來得及……」

我扶著卡門帶她回樓上房間。

她在我懷中哭著哭著就睡著了。而我整晚都無法入睡，我知道就算睡著，明天醒來這一切也不會變成夢，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是真的。

卡門得了癌症。

我到底在這裡幹什麼，我並不屬於這裡……──Radiohead, from ‘Creep’ (Pablo Honey, 1993)一今天是我最近幾日來，第三次穿過聖路卡斯醫院的旋轉門。卡門手上的預約卡寫著，這次我們要去的地方在醫院一樓的一○五室。診間外頭的走廊上擠滿了人，當我們走進人群中跟著大家一起等候時，一名戴著假髮的老先生用柺杖朝門的方向指了指。「你們得先進去報到，告訴裡頭的人你們來了。」我們點點頭，帶著不安推開掛著「內科專科──史德瑪醫師」名牌的一○五室門。跟外頭走廊爆滿的人群相比，這裡面應該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候診室。在此等候的病人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