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灣首富「一碗麵」的故事　
現在的人談起台灣首富，不是郭台銘，就是王永慶。六十年前、八十年前，台灣首富是個胖子，名字叫林熊徵。林熊徵死前一天中午，我還跟他一起吃麵。那天，他看起來紅光滿面，一點不舒服的樣子也沒有。我那時十三歲，隔天聽到他去世的消息，驚惶不已，好像活生生的人剎那消失在眼前一般。我對林熊徵的印象很深，因為他真的很胖。

日本時代，全球性的物資缺乏，世界各地的人都很儉樸。在台灣，農民佔九？？成，一般人都吃得很簡單，吃菜、地瓜和米飯，吃很少的豬肉，所以，很少胖子。林熊徵是極為罕見的特例，大家背地裡叫他「阿肥仔」。他的侄子林衡道曾說，林熊徵的祖母寵他，「一、二歲時就開始讓他吃高麗蔘，吃太多的關係，人很肥」。

林熊徵曾經坐自家人力車，跟別的人力車起糾紛，他的車夫一時把持不住，整個車像翹翹板一樣，車頭翹起來，他人帶車翻倒在地。林熊徵於是在車後多焊一個ㄇ型把手，找柔道好幾段的高手來扶，如此一前一後，兩位車夫一拉一扶，以免再發生翻車意外。這在當時台北街頭形成很特別的風景，老一輩的人都知道。

雖然林熊徵身驅如此肥碩，但實際上板橋林家這一房家風節儉，他吃得很簡單。他去世前一天，林熊徵如常來我家辦公。到中午吃飯時間，我祖父問他說：「叫人送菜好嗎？」祖父的意思，要叫餐廳料理，送來家裡吃。但林熊徵說：「不用了，叫一碗切仔麵就好。」那天，我也和他們一起吃切仔麵，一切如常。誰知隔天卻傳來噩耗，說林熊徵已因腦溢血去世，讓我震驚不已，心裡反覆問自己：「昨天他不是才好好的嗎？怎麼今天起就永遠不能再來了？」

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林熊徵一直是板橋林家的代表人。板橋林家跨清治和日本兩代，都是台灣的最大地主家族。兩代統治者都對林家萬分禮遇，林熊徵集富貴於一身，在日本時代就當過地位崇高的總督府評議員。一九二0年代，大正天皇的宮內御宴，只有三個台灣人穿燕尾服、戴大禮帽獲邀，林熊徵又是其中一個。

一九一九年，林熊徵發起創辦了華南銀行。現任華南銀行董事長林明成正是林熊徵和日本籍夫人所生的獨子。林熊徵的元配盛關頤則是中國人，來頭不小，人稱盛五小姐，她爸爸是清末建鐵路的大臣盛宣懷。盛五小姐從小唸英文，家教老師是蔣介石太太蔣宋美齡的姐姐宋靄齡。盛五小姐婚後在上海的秘書則是前副總統連戰的姑丈林伯奏，林伯奏因此當過戰後第一任華銀總經理。

如此的林熊徵，如此的榮華富貴，死前一天吃的，卻也不過是一碗清淡的切仔麵。而且他死後，台北耳語四播，說突然冒出一位上海小姐，拿著一張在應酬桌邊和林熊徵拍的合照，宣稱是他的養女，跨海來爭取龐大遺產。是否真實，我不清楚，但當時確實聽家人交頭接耳，搖頭慨嘆，林熊徵生前風光若此，身後竟讓一個莫名其妙的女人挖走大筆財產云云。

林熊徵死前一天，吃的是再便宜不過的切仔麵，又被莫名其妙的人來爭產，深深影響我對錢的看法。我開始隱約感覺擁有很多錢財的虛無，覺得知道怎麼賺錢並不重要，知道怎麼花錢才是人生更重要的事；知道怎麼花錢，才能過有意義的人生。

2.祖父開煤礦致富
林熊徵會天天來我家辦公，因我的祖父張聰明經營煤礦多年，兩人同在台北商界數十年。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人資產改歸國民黨政府接收，華南銀行必須重新整理，林熊徵便掛名籌備主任。我推想，當初正是為了籌辦華南商業銀行，他們在我家設了一個聯合辦公室，林先生便天天來我家上班、見人、談事情。而我祖父後來也擔任了戰後華銀第一屆民股董事和第二屆的常務董事。祖父生於一八八四年，自幼無母，四歲失怙，靠唯一的長兄張秋煌扶養，想必過了一段辛苦的歲月。十六歲那年，他去唸了日語速成班，走出一條不一樣的人生路來。

祖父十六歲去學日文時，日本統治台灣才四、五年，所以，算是台灣最早會說日語的一代。他學了一年日語，進新竹一位姓矢野的日本律師事務所擔任翻譯。當律師的通譯似乎社會地位頗高；一九一六年，祖父三十二歲那一年，就登上日本人編的名人錄「臺灣人物誌」。我猜想，新語言的能力讓祖父得以很快融入日本帶來的現代化社會，看得懂日文，瞭解社會經濟方面的趨勢，加上替日本人做事，社會人面接觸較多，所以，日後才會做生意，擁有煤礦場。

我家的礦場主要在景美，舊稱「十六份」的地區，總共有「永豐」、「朝日」、「德豐」三處礦區。運氣不錯，曾挖掘到一處很厚的礦層，祖父隨之大有錢起來。根據日治昭和時代的名人錄「台灣人士鑑」所寫，祖父的事業除了和日本帝國製糖公司、台灣電力公司、淺野水泥（戰後併入台灣水泥）、台糖、專賣局、台北醫院等二十幾家大公司機構做煤炭買賣外，還到香港、廈門、上海、廣州各地，經營煤炭進出口生意。祖父在煤礦界具有大老地位，戰前和戰後初期都一樣；日治時代是煤商公會「臺灣石炭商組合幹事」，戰後初期是臺灣省煤炭工業同業公會的常務理事。

我們家也是戰前日本兩大財閥三井和三菱的經銷商，販賣兩大財閥的肥料、水泥、鐵軌。另外，祖父還曾投資金融事業，任過稻江信用組合的理事、監事。日本時代，台北市分城內和大稻埕、艋舺三大商業區，日本商人主要聚集在城內，也就是四個舊城門圍起來的地方。城內的日本人老早就組織「臺北信用組合」。這個信用組合戰後改為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國泰集團創始人蔡萬春早年即十信理事主席，蔣介石曾以一元開十信戶頭，鼓勵民間儲蓄，讓十信聲名大噪，奠下國泰集團金融霸業的基礎。

大稻埕這邊，沿著淡水河，在建昌街〈今貴德街〉、永樂町〈今迪化街兩邊〉一帶，台灣商人雲集於此，與中國大陸的帆船交易頻繁，其中又以製茶業最鼎盛。台灣的烏龍茶早在一九00年的巴黎世界博覽會就得獎，聲名遠播歐美。一九一七年，一些茶商、船頭行老闆發起組織台灣人自己的金融機構「稻江信用組合」，以提供在地商家融資需求，戰後蛻變成台北一信。稻江信用組合成立之初，祖父還沒發跡，不是初始元老，最早的頭頭都是大茶商，祖父在日治中期才加入。

一九三五年，台灣熱熱鬧鬧大搞博覽會之際，具有官方色彩的臺灣日日新報上，有許多商紳要人刊報祝賀。和祖父的名字登在報紙同一角的有人稱「金山王」的後宮信太郎、辜振甫的父親辜顯榮、華南銀行創辦人林熊徵、人稱日治五大家族「基隆顏家」第一代的顏國年。從這個細微處可看出祖父的社會地位和活躍程度。

清朝割讓台灣給日本前後，台灣的有錢人家以地主居多。他們擁有大片農田土地，租給佃農，每年坐收兩次田租，生活悠哉，多半吟詩抽鴉片過日子。祖父不屬這一類型，他屬於日本時代新興的富豪，靠自己的力氣去開拓和買賣煤礦致富，應該比一般多了幾分外交能力。

台北著名的社交宴飲場所「蓬萊閣」是祖父最常光臨應酬的地方，吃四川菜和廣東菜等中華料理。我家有一張一九三八年八月留下的合照，一大群人在蓬萊閣送別石炭組合組合長〈即理事長〉池田卓一。池田卓一出身東京帝大英法科，進入日本三井財閥，先派到三井物產的紐約支店，隨之任菲律賓馬尼拉支店店長和日本神戶支店長，最後轉來台灣任支店長，成為台灣煤礦界的頭頭。在相片裡，坐池田卓一兩側的，一邊是祖父，另一邊的西川純，也是台灣煤礦界的要人。從拍照的坐法，也可虧知祖父在煤礦業界舉足輕重。

說起西川純，自然連想到他的兒子西川滿。西川純曾任台北市會議員，又擁有武丹坑煤礦〈在今台北縣雙溪鄉〉。但他的歷史名氣恐怕不及兒子西川滿。西川滿寫小說，也寫詩，於一九四0年創辦「文藝台灣」，儼然文壇重鎮，談日治後期文學，不可能不談西川滿。小說家葉石濤當時投稿到文藝台灣，西川滿眼睛一亮，找他去當助理編輯。葉石濤後來回憶說，西川滿因為家裡有錢，才辦了雜誌。也因家庭背景，天生貴族氣質，夏天穿麻料白西裝，英俊瀟灑。

讀西川滿的故事，可知生意人的家庭並不當然生出生意人孩子。我家也一樣，祖父做煤礦生意，我全身上下卻沒有一點煤商味道。只記得小時候，我會穿著毛料大衣，跟祖父到礦場，他去巡視，我逛著礦場玩。礦場有位總經理，長得很瀟灑，像英國紳士，稱得上「黑狗兄」，我們都叫他「阿狗叔仔」，他偶爾會私下帶我去另一個酒家「萬里紅」見見世面。我只記得那些小姐會剝瓜子，放在盤子裡給我吃。〈十幾歲的事？？〉

毫無疑問，祖父很有生意手腕，事業很成功。但他的商人細胞沒有遺傳到我的血液裡。記得十幾歲時，祖父叫我去說話，他問我，如果他給我一筆錢，我打算怎麼運用？我愣住了，一句也答不上來。我真的對錢沒概念，對賺錢也沒有甚麼興趣。祖父長得白晰，幾乎就是白人皮膚。他的五官輪廓也深，有張側面照，看起來彷彿美國前總統杜魯門。

我？？歲從日本要回香港，香港那時還是英國屬地，所以跑去英國駐日大使館辦簽證。英國跟別國不同，簽證申請必須填寫眼睛顏色。黃種人不就是黑髮黑眼珠，我當下就填「black」在表格裡。審查的英國官員看著表格，抬頭深看了我一眼，「不對，你的眼珠子是藍色的！」他的發現真把我大大嚇了一跳。我從來不知道自己有外國眼睛。那時我一個大男生，不會像女生一樣常常照鏡子，仔細看自己的皮膚或眼睛。

年輕時，曾經有日本女性朋友說被我盯著看時，覺得我的眼珠好可怕，或許就是這個原因。仔細看我的眼瞳，其實是有兩圈，外圈較細，呈現灰藍色；內圈就跟一般人一樣，帶深咖啡色。從祖父的膚質和我眼珠的顏色，似乎透露我的家族應該別有來源。但我很少聽家裡長輩講家族淵源，只聽說曾祖父張傳在清末到新竹任過官而已，接下去的故事，因為年輕時不會去探問長輩，也就不清楚了。現在雖然深覺遺憾，但祖父母和父母都已過世多年，也只能臆想，無從追考了。

4.開蔣介石座車去海邊玩
父親是抗日的民族運動者，我家也因他的緣故，意外成為中華民國駐臺領事館。父母親婚後之初，搬往上海，我的姐姐超雄就在上海出生。但一九三二年，因一二八事變後，上海不安靖，父親又遷到東京，進東京帝大研究所一個很有名的「神川松彥博士研究室」。神川博士以專研國際法聞名，父親就跟隨他學習國際法和外交史。

父親跟當時的富家子弟一樣，他們可以很自由選擇自己想做的事，而不必考慮經濟問題，家族的經濟後援多半充足無虞。特別父親又是家中獨子，祖父寵他，人家月薪三十圓就很好過，祖父每月卻給他一百圓，再加上祖父在東京英國大使館旁的高級住宅區，還買了大宅，又有日籍佣人，所以，父母親在東京過得很舒服，還有汽車可開。

父親在東京大學修讀的經驗，讓我們在台北的家意外登上歷史舞台。那時中國駐橫濱總領事郭彝民是父親東大的學長，一九三四年，郭彝民被調任駐台總領事，正傷神張羅在台北的官廳房舍。中華民國外交部的經費有限，郭彝民向我父親請託。父親和祖父商量，最後以象徵性的租金一圓提供我家前棟房子和一部汽車給中國領事館。台灣省通志曾記載，新任總領事郭彝民調任，「是年擇台北市宮前町九十番地民房洋樓西座為館址，房舍寬敞，頗壯觀瞻。」指的就是我家。

把自家房舍近乎無償租給中國駐台領事，父親曾在回憶文字裡表達了他那一輩人對「祖國」的熱情。他說：「我想在這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我的住宅屋頂可以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光輝的祖國國旗，能可翻揚於台灣唯一的空中，算也是值得一種的欣幸！」只不過，欣幸有之，困擾也隨之而來。日本警局密探常去「訪問」他，他來往的朋友經常被查問，他的行蹤也一直遭到監視。

日本時代，宮前町指現在中山北路、錦州街與民權西路之間的區域。一九二八年，我還沒出生，祖父就斥資一萬圓在宮前町九十到九十三番地原址興建兩層樓的宅邸。一萬圓在當時是個龐大數字，一般人的月薪才十幾、二十圓而已。在我記憶中，整個宅院很漂亮。有前後兩棟房子，中間夾著網球場，入門有花園，側邊有三座水池，種滿花草樹木。房子的形式在當時是時髦的洋樓。一九二0年代，家裡稍具經濟能力的才能蓋磚砌的一層樓房子，而磚造瓦頂在那個年代就算是新式房屋了。

這棟老宅就在現今中山北路二段的台泥新大樓正對面，包括華南銀行和旁邊的巷子都是我家。屋前的中山北路也很寧靜漂亮，路面舖滿碎石子，兩旁有小溪溝，裡頭有小蝦和藍色小魚。沿路兩側植滿身幹粗黑的樟樹，成排樟樹頂著嫩綠樹葉，一路迤邐到圓山。街道往北走到底就是現在的圓山大飯店，日本時代，那裡原是台灣神社。凡日本派來台灣察訪的王公貴族，都必須沿中山北路走到台灣神社參拜，所以這條樟樹大道被稱為「敕使街道」。

日本統治後期，戰事吃緊，日本人為了表示重視台灣，把台灣神社升格到最高級的「神宮」，神社附近一帶就叫「宮前町」。我家面前的馬路跟著要拓寬，因而吃掉我家一部分庭院，換句話說，以前我們的房子包括現在中山北路的慢車道。

一九四０年，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汪精衛政權外交部仍然選擇我家庭園房舍做台北總領事館，直到戰爭結束。汪精衛和他的政府官員在抗戰勝利的剎那，頓時變成漢奸，台北總領事館的外交官也未倖免。戰後，又有政治人物住進我家。戰後之初，民間稱呼從中國回來的台灣人為「半山」，「一半的唐山人」之意。其中有位劉啟光，在一九四八年接任華南銀行董事長。劉啟光先前曾在中國從軍，投效在軍統局旗下。祖父當時是華銀常董，自然認識了劉啟光。劉啟光後來引進軍統局長毛人鳳和部屬、家眷搬入原先我家當辦公室的第三棟房子。

一九四九年元月，蔣介石宣布引退下野，但他的人馬並沒有跟著「下野」閒遊；由毛人鳳住進台灣我的家，就可以知道蔣介石正在準備復出，也準備著有退路。我家屋頂上很快架起無線電的設備，蔣介石的三部座車也擺在花園裡。這樣的「客人」和他的「家當」對我們來說，是再好不過的保鑣。那時台灣正籠罩在二二八之後的白色恐怖中，人人自危，隨時可能深夜一個人來敲門，生命就會被帶走。父親也曾被抓過，有死裡逃生的恐怖經驗，對我家而言，情報頭子毛人鳳住我家，不啻吃了一顆定心丸。

情報頭子毛人鳳住家裡時，我才十六歲〈查，一九四八年已到香港唸中學？？〉，生性愛玩，也充滿好奇心，常向一位「王少將」借車，開出去兜風。我好像沒想過應該先學會開車，把車子當大玩具一樣，跳上去就開了。我總是開一部一九四七？？年份的林肯轎車。有一次還和朋友開去基隆海邊，我很天真，以為車子性能很好，連沙灘也開下去，一剎那間，海水漲潮，車子陷在沙灘上，我急得喊救命，最終還麻煩軍統局的人叫卡車去海邊把車拖回來。

蔣介石的另外兩部總統座車就絕對不能借用，我只有觀察過而已。兩部也都是林肯牌的，明顯特別改裝過。我記得很清楚，防彈玻璃足足約有一吋厚，前後玻璃各挖了一個圓洞，非常怪異的做法，不過若供車內架槍射擊使用，也就不足為奇了。

和毛人鳳住在同一院子裡，給我們家帶來重大的影響。毛人鳳坦白告訴祖父說：「張先生，我們有準備船在宜蘭。」意思是說，萬一有事，他們馬上會跑掉，你們也準備跑吧！國民政府那時在大陸已兵敗如山倒，台灣的情勢因後來一九五0年六月爆發韓戰，美軍進駐台灣，才趨穩定。在韓戰之前，台灣的國際局勢可以說處於飄搖之中。我家算是較早收知不良訊息的台灣人。祖父擔憂家裡做煤礦生意，共產黨一來，恐怕不僅財產充公，全家性命也難保，所以一九五0年初把台灣主要資產礦場全部賣掉，移居香港。事後想起來，真不知道當時早知消息是福還是禍。

15.和未來的日本皇后跳舞
在香港兩年後，家人考慮我將來要去日本唸大學，日文需要加強，沒在香港中學畢業，就去日本了。我雖唸日本人小學，但中學換讀中文，又到香港唸英國人辦的學校，若準備到日本讀大學，恐怕日語能力有落差，所以安排我先進東京一個文部省認可，但非體制內的特殊學校「文化學院」，磨練日文。

文化學院是日本大正時期著名的文化重鎮。若要選出影響日本近代教育思潮的十個人物，文化學院院長西村伊作〈Nishimula Isaku ,1884-1963〉必然中選。西村的父親是虔誠基督徒，他從小接受父親西式自由的教育，影響了他一生的作為。一九二一年西村在東京神田駿河台創辦文化學院，標舉自由和藝術的理想，成為日本文藝界的文化重鎮。 日治時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重要文學家楊雲萍就曾留學文化學院，受教於當時日本文壇巨擘菊池寬、川端康成、小林秀雄等人，楊雲萍的文藝觀和創作風格深受影響。

一位三井財團要人的太太和我家裡熟識，她是文化學院校友，承她介紹認識院長西村伊作，我就寄宿在文化學院校園內，朝夕與西村先生同處。我在文化學院的一年間，我和西村住同一棟三層樓的校舍，他住二樓，三樓是餐廳，我一個人住三樓再上去的閣樓。在這樓房裡，再沒有別的宿客，我彷彿他的家人一般，和西村院長一起吃飯，日常談話很多。週末則常常一起散步到神田。神田是東京文化氣息最濃的地區，充斥書店，也有許多激發文思的咖啡店。西村就常散步去，買當時很時髦的研磨咖啡喝。

西村有七個女兒，又認了一個義女「三輪淑子」，服侍西村平日生活起居，我的生活也蒙淑子照顧。三輪淑子跟著西村學習陶藝，日後成為有名的陶藝家。幾十年後，我因工作重返東京，她曾經告訴我，在文化學院那段生活裡，她每天幫我準備洗澡水，順便還幫我準備報紙，我就一邊泡澡，一邊看報。

在文化學院，我還學習到一般學校不可能提供的課程。西村伊作享有盛名，每天有小說家、音樂家、雕塑家、各種文化界人士來找他，我經常都有機會在一旁聆聽，一睹當時日本文化界人士的風采，呼吸一點日本戰後文化界的自由氣息。著名小說家佐藤春夫和好友谷崎潤一郎的太太發生不倫畸戀，逃避到台灣，之後谷崎潤一郎的太太為他離婚，與他再婚。這種軼聞也聽西村談過。

在文化學院一年半的期間，在香港的Hampson太太卻鼓勵我申請去美國唸大學。她還建議去美國南方的新墨西哥州，那裡天氣暖和，也比較沒有種族歧視。我請西村伊作院長幫忙寫推薦信，並提一份成績單證明。美國的新墨西哥州的州立大學接受我，我很高興準備去美國，又跑回香港去融入英文環境。沒想到，中華民國政府莫名其妙，不讓駐日大使館直接給我護照和簽證，政府等於逼我回台灣辦手續。我被迫只好又重回東京，老老實實留在東京唸大學。

親戚們無一不叫我去考東大，考慶應大學，我都搖頭，一心執意要考明治大學。因為聽說明治大學將會成立新聞學部，我很想當記者，所以決心去考。考試很單純，只考兩科，日文和英文。我的日文不如一般日本人，英文卻強過太多日本學生，截長補短，幸運順利考取明大政經學部。進了大學，更知道未來世界是英語的世紀，所以，我夜間還去上智大學進修英文，加強英文能力。

在上智大學上課時，發生一件終身難忘的插曲。上智一位同學田中耕造跟我很要好，耕造經常帶我去他家裡渡週末。耕造的父親田中耕太郎時任最高裁判所的最高裁判長官，相當台灣的最高法院院長。田中先生五十歲才得耕造一子，疼愛有加，愛屋及烏，對我也很親切。田中夫人峰子則是畫家。若田中夫婦週末也在家，我們會一起吃飯，文學、藝術和哲學，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田中家信仰天主教，我雖是基督徒，每逢禮拜天，也入境隨俗，跟他們去東京四谷的天主堂望彌撒。

突然有一天，耕造打電話給我：「我家有個舞會，你要不要來﹖」我當然一口答應。飯田橋的最高裁判長官的官邸雖是木造，但有庭園，佔地廣大，但舞會設在一個客廳，約二十幾坪大，四個牆邊全排椅子。一進去，舉目望去，在場有三、四十個人，看打扮和舉手投足就知道全是上流社會的年輕男女。日本戰前是階級社會，有所謂的「華族」，封有爵位。上流階級為表現他們的高位子，自然會發展出他們的象徵，日本是連言語方式都可辨別出談話者的階級背景。

那時日本年輕人跳舞，只有華爾滋和fox trot，fox trot則有快步、慢步之分。舞會中，耕造同學介紹我認識一位叫正田美智子的小姐，說她是日清製粉株式會社社長的千金，讀聖心女子大學。我一聽，倍感親切，換我介紹自己說：「我家正是你家公司的台灣總代理。」因這層關係，美智子坐我隔壁，我們聊了特別多的話，玩很多遊戲，我也邀請她跳舞。耕造卻猛來拉我離開，弄得我一頭霧水。耕造跟我講了一句：「她不是你的啦！」我更迷惑。

會中，田中耕太郎夫婦曾經現身，出來短暫向大家致意。多數時間都是我們年輕人自己玩。後來我才知道田中耕太郎的身分是皇室運營委員會主席，負責幫明仁皇太子尋找適合的皇太子妃人選。舞會即為了這個目的而辦。一九五七年春天，美智子自聖心女子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隔年底皇室會議就決定皇太子與美智子的婚約。到這個時候，我才知道自己曾經與日後的太子妃，即今日的明仁皇后跳過舞。

23.美國名主播告知台美將斷交
我在紐約新聞處共十三年，一九六七到一九八０年為止。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刺蔣案等重大事件，均發生在這段時間，我或者在現場目睹，或是扮演了一些角色。最值得記述的莫過於我獲得中美即將斷交的訊息，傳回外交部，使台北能夠早八個小時知道，提早應變。消息由CBS的主播（Anchorman)Walter Cronkite透露給我。故事始末應該從認識Cronkite談起。

一九六七年底我抵達紐約，在新聞處下擔任專員，負責的事情非常龐雜，其中一項是把台灣傳寄來的新聞片，經過剪輯，配上英文旁白，再發給美國的新聞電視台。台灣常常寄來一些莫名奇妙的新聞片，例如「合歡山下雪」。美國年年下雪，雪景不足為奇。可是片子既然寄來，死馬且要當活馬醫，我寫了一張條子，隨片附給電視台新聞部的人，我說，在紐約即便滑雪也不稀奇，但是台灣是一個有北迴歸線通過的亞熱帶地區，下雪是件很稀奇的事。結果，紐約的電視台播報了。

就這樣，逐漸和一個一個電台接觸，慢慢認識一些記者和主播。他們慢慢也知道中國新聞處有一個新來的傢伙。遇到關於中國的事，他們會打電話來問我。他們有什麼酒會，我也會去參加。有一天，有位小姐打電話給我說：「我是Cronkite的秘書，他想吃中國菜，是否請你介紹一個餐館﹖」我心想，真是求之不得的好機會，我告訴她我來代為安排。紐約的中國大廚都是自營商，所以我立刻到處打聽誰是紐約最好的中菜廚子。

找好師傅，菜單擬好，就正式請Cronkite夫婦吃飯，我們就認識了。之後，我們經常聊天，聊得很投機，成為好朋友。雷根就職總統，他問我：「共和黨當政，你們應該比較舒服一點﹖」我的答法教他很意外，我說：「我個人覺得，共和黨雖然反共，但民主黨反而有原則，萬一有什麼事發生，民主黨還會考慮人權，來救台灣。」

Cronkite最早是UPI的記者，二次世界大戰時，去過義大利前線。到了CBS擔任主播以後，遇上越戰，他親自去越南，史無前例把主播台拉到戰場，美國其他電視新聞台紛紛效尤跟進。CBS接著又大幅報導越戰，硬把詹森總統拉下馬。Cronkite不僅知名度節節升高，也曾有民意調查，是全美公認最可以信賴的人，也是最受歡迎的美國總統人選。有人鼓吹他出來競選總統，他的同僚說了一句名言：「Cronkite已經這麼有權力，他何必去競選總統！」其實，Cronkite不會想幹美國總統，他只願意當記者，記者工作在他心目中具有無限崇高的價值，他可以說是美國記者的典範。

我從旁觀察Cronkite，這個人沒有名人架子，衣著隨便。他來赴約時，手上總是拿著報紙，他利用在計程車裡的時間看報紙。Cronkite每年有一個月的時間，他要駕駛私人遊艇去外海，船艇上沒有無線電，沒有人找得到他。曾經有個笑話，有一天，又是他在海上的日子，但被美國海岸巡查隊找到，海巡隊傳話說：「總統（時為福特總統）有事找你。」Cronkite就趕緊上岸回華盛頓特區，結果福特總統只問：「我要請你吃飯，什麼時間好﹖」Cronkite氣個半死，直罵做官就是這樣。

Cronkite變成名人以後，媒體訪問他的人不斷，訪問文章常常令他覺得文不對嘴，他曾告訴我：「我也訪問過那麼多人，大概也曾經誤解不少人的意思。」這種跳開自己，用別人的立場和觀點檢討自己缺失的能力，是名流要人最缺乏的，Cronkite自我反省的能力很強，他受尊敬不是沒有道理。　不過，我覺得他有一個弱點。若你想要邀請他演講，只要指名與「新聞自由」有關的題目，必定無往不利。他再沒空，也一定擠出時間出席，他非常樂於到處宣揚新聞自由的理念。

有一年，台灣的平劇劇團到紐約公演，我請他來欣賞，震驚僑界。我
每逢舊曆新年，固定作東舉辦餐會，邀請美國有名的電視主播、總編輯來，剛開始也都沒有人相信我請得動他們。慢慢大家知道我和Cronkite有交情。有一年，彭長貴在紐約開「彭園」餐廳，通過前外交部長沈昌煥的弟弟沈昌瑞（時在聯合國總部任職）的安排，我帶了Cronkite去吃飯，好做招牌。彭長貴特別辦了一桌豐盛佳餚給我們品嚐。

彭園餐廳老闆彭長貴曾向人吹牛，說他替蔣介石做過菜。陸以正把他
叫去說了一頓。陸以正說，總統是吃飯很簡單的人，這麼說，人家會誤解，以為蔣總統天天吃大菜。回到Cronkite透露中美斷交消息給我的主題。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中美正式斷交。美國總統卡特是在台北時間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宣布。當美國大使在十六日清晨六、七點鐘，到大直官邸向蔣經國總統說明時，台北已經早在七、八個小時前就知道了。

台北十五日半夜，紐約是中午，Cronkite打電話來給我說：「C.Y. 〈我的英文名字〉 Something is cooking.」他又說白宮此刻好像面臨「heavy traffic」，非常忙碌。我們平時聊天很多，我了解他意指中美要斷交。為求慎重，我把電話轉給陸以正處長，請Cronkite再和他說一遍。陸以正馬上打電話回台北，找外交部次長錢復，讓台北立即磋商應採取那些應變措施。過了幾年，錢復見到我，就說：「超英，你這個電話不知道對我們幫助多大！這七、八個小時非常寶貴。」

44.跟中國打新聞戰
我到日本任職以前，日本報紙對中共發表對台政策的新聞，都以頭條處理。台灣的反應往往因政府要斟酌兩天，反駁聲明都在兩天後發表。過了兩天的反應，媒體誰還理會呢！所以，台灣的立場聲明常常被忽略不處理或放到後面的版面，而且還登得小小的。現在人可能覺得，這麼小的問題，就往上報告一聲，不就解決了嗎！？問題那時就不是這樣的政府結構；政府像格烈佛，漂流到小人國海邊，小人要架梯子，爬得很辛苦，才能把話傳進格烈佛耳朵，格烈佛的回應也要費很久時間，才能傳達進小人社會。政府的科層，層層有門，溝通非常不順暢，公務員畏首畏尾，不敢勇於直諫來改善現狀。我在東京，很注意這個問題，老納悶台灣何必甘願挨打，何不稍移一步，就會有大不相同的光景。

一九八一年，機會來了。先是九月初，日本新聞界不斷有謠言傳出，因為美國要出售FX戰機給台灣，中共又將有新的統戰聲明出爐。九月中旬，我打了一通電話到北京，此舉在當時非常大膽，與匪接觸就等於叛亂。我的同僚若知道這事，不嚇得視我如痲瘋，大概也會去參我一本。不過，我總是不願多想後果，多慮周密往往就是怯懦不前。在重要當頭，我的思考點只有該不該做，對台灣是否有利。

電話另一端是駐北京的日本記者朋友，我不用向他報名字，他就知道何許人了。然後，我請他幫我打聽一下，到底會不會發表聲明﹖聲明內容是甚麼﹖過了兩天，我再去電話。他說：「似乎有個重要聲明會出來。」我馬上打電話給朝日、讀賣、每日等大報社及電視台的外務部？？部長，都是交情夠的朋友。我請他們派記者，我要帶他們去台灣。二十九日，我組成一個十幾人的日本記者團回台北。

十幾人的日本記者團在當時算得上龐大壯觀，那種斷交的年代，很少日本記者來台灣。因為稀少，突然一大團來，必然引人側目，消息容易曝光，一露光，中共馬上就會向日本政府和媒體報社抗議。所以，我事先通知了新聞局及中央社，千萬封鎖日本記者訪台的消息。另一方面，我擔心日本記者到了台灣，手癢寫報導，也會把行蹤曝光，於是第二天就安排他們去金門。許多日本記者沒有「前線」經驗，戰地金門很具吸引力。不過，到了金門才發現軍方竟然沒人能做日文簡報，英文也很彆腳，乾脆由我一個人雙語翻譯，這些日本記者覺得很驚奇。

第二天三十日晚上回到台北，新聞局有一個歡迎晚會。我們人到新聞局，見副局長戴瑞明及一些新聞局參謀已守在那裡，等待中共人大委員長葉劍英一發表聲明，立刻商議反駁聲明的內容。我發現，前中廣總經理唐盼盼不屬於新聞局，但當時也在那裡，應與他和蔣孝武的密切關係有關。〈工作上，可以感受蔣在文工的角色？？〉

一直到晚上六、七點，酒會將開始時，葉劍英的聲明發表了，也就是俗稱的「葉九條」。「葉九條」是中國和台灣兩岸關係重要的一步發展，因葉劍英宣稱共產黨和國民黨可對等談判；統一後，台灣為特別自治區，可保有軍隊；可進行通商、通郵、通航、探親等交流等九項，大約就是後來中共「一國兩制」的最初模型。我向宋楚瑜報告，反駁聲明的英文稿子不用急，西方是白天，還差十二小時。日本報社晚上十二點鐘截稿，日本記者又在這裡，日文稿子不能等。宋楚瑜、戴瑞明副局長和我三人就在酒會場外的櫃台上研擬稿子。宋局長口頭裁示說，英文稿還是要送院簽准，日文部份，他當場向日本記者說明，由我即席翻譯成日文。隔天，日本報紙一攤開，葉劍英的聲明和宋楚瑜的反駁就同在一版。這場新聞突圍之仗打得很漂亮。

50. 特殊職員陳文茜
表面上，我一直有本職，先是在紐約新聞處和東京新聞處當公務員，現在又經營一家影視後製公司，但在我心裡，毋寧說，為台灣和台灣人做點事才是我心底真正認同的本業，那些工作反倒像副業了。當時，若有台灣年輕人有興趣影視製作，想學習，想研究，或想找工作，找上我，我一律歡迎，來者不拒。像負責黨外〈？〉文宣的黃明川〈本職？？詳細背景？？〉，他從美西來紐約，他的太太就在我那裡上班。

有一年，民進黨紐約市支部的負責人打一通電話來，說是黨外雜誌有一位年輕編輯小姐要學電視製作。〈當時的模樣？？跟今天不同處？？〉她就是現在有名的陳文茜。她在我的公司半年，我初始印象跟多數人一樣，覺得她真的聰明；跟我簡報台灣的政情，條理清楚，令我印象深刻。另一方面，我也發覺陳文茜有一種特殊的能力。她上班偶爾遲到，偶爾請假未到，跟一般同事作風不一樣。

哪一天她指尖輕掐著一朵玫瑰花走進辦公室，八九她那天遲到了。陳文茜那時抽煙斗，一下子說身體不好，一下子說肝不好，讓人不忍苛責。過不久，民進黨紐約支部的人就來請託，不要讓她太勞累。最後，我只得乾脆薪水照付，上下班隨她自由。半年過去，原本我叫她看黃彰輝牧師的記錄片毛帶，學著剪接，最後，她卻把帶子丟回來，還告訴我：「這東西太爛了，我沒辦法剪。」我覺得她有以柔弱面具搏得有利情勢的特殊能力。

第二次再見陳文茜，已是一九九0年施明德出獄以後的事。施明德第一次到紐約，「台灣之音」電台舉辦「歡迎施明德晚會」，找上我幫忙拍記錄影帶，要寄回台灣運用。陳文茜擔任晚會總策劃，我們因此再見。老實說，當時我有點驚訝，陳文茜盛裝，穿著禮服，豐滿一些，她跟我打招呼：「CY，好不好？」我都快不認識了。民進黨於一九八九年創黨，之前，反對人士統稱為「黨外」。黨外時期，反對運動不搞武力革命，宣傳變成最主要的武器。

如果沒有文字或影像，把反對的活動傳遞出去，活動本身幾乎毫無力量可言。而影像的感染力量又強過文字，影像中的錄影又強過無聲的相片。在每一個大型的造勢大會，每一個競選演講場子，乃至於把反對運動理念傳送到家戶，都需要錄影資料帶，在現場播放，溫熱氣氛，或販賣影帶，募得競選資金。把台灣內部的活動拍製成錄影帶，流程如何，我不清楚，但是在紐約部分，全由我的公司與人員支應，幫忙攝影，做成錄影帶。

記憶比較深的記錄影帶有幾個。最早是一九八九年〈？？〉，現任立委蔡同榮當時是？？？在紐約主辦「民主聖火長跑」，呼籲全民選舉，萬年立委和國代退職。我答應蔡同榮，無償拍出一小時的記錄片。我記得該活動從自由女神跑到華盛頓特區，當時還在黨外的外省籍大老費希平也來紐約參加。千鶴後來說，她注意到最後呼口號時，「民主萬歲」、「自由萬歲」，費希平都高舉右臂，但最後一句「台灣獨立萬歲」，他就保持沉默了。這樣的側影似乎預告了他後來必然要和民進黨分道揚鑣。

另外，現任高雄市議員陳英燦在民視當主播「講新聞」之前，長期在紐約，跟我們同一教會。我找他當訪員，訪問彭明敏、呂秀蓮、蔡同榮和許信良等幾位在美國活動的重要政治人士，做成錄影帶，打算寄回台灣播放〈？〉。這次接觸，我發現政治人物作風非常不同。

跟他們約訪談地點，蔡同榮約在家裡，彭明敏約在紐約同鄉會會長楊黃美幸家裡，現任副總統呂秀蓮就不一樣了。我們一隊人馬抵達她住處，她馬上要大家前往「Bunker’s Hill」，這是美國獨立戰爭的聖地。然後，就看見呂秀蓮在紀念碑〈？〉前像衛士一般左右來回走，邊走邊談她對台灣民主夢想的追求〈？〉。老實說，我當下有點震驚，看得出來她事前有充分準備，也有自己對如何入鏡，有一套自己的計畫。

彭明敏則另一風格。站在拍攝記錄影帶的立場，都想多提問各類問題，激發出受訪者表現更豐富的內容。但彭明敏多少有少爺脾氣，對外也多了一絲小心；他想說的說完，他就對鏡頭沒興趣了。他對我們沒有止境似的提問，後來顯得有點不耐煩，忍不住說：「好了吧……？」許信良的訪談最後未剪入，因為他的口齒非常不清晰。許信良參選總統前，特別是擔任民進黨主席和在美國時期，政治記者和觀察家多認定他有權謀，有政治頭腦。但我從媒體表演的角度看見的許信良，這方面能力有待加強。或許可以這麼說，如果他談話再清楚些，他的魅力才能擴及群眾，他的政治生命可能另一風景。

55.劉黎兒說我能呼風喚雨
一九九四年六月，我第二次駐日，首先遭遇的大事件即是台灣的李登輝總統無法參加在日本召開的廣島亞運。台灣自一九八六年起就是亞奧會的完整會員，依亞奧會法規，享有一切與其他會員平等的權利。一開始，非常令人振奮，亞奧會主席阿罕默德完全讓體育的歸體育，平等對待台灣，邀請李登輝總統伉儷出席廣島舉行的亞奧會。邀請函更已送達中華台北奧會主席張豐緒。

台灣方面想，依奧運會與日本政府的協定，它的邀請函形同簽證一般，日本不能拒絕入境；此番應該十拿九穩，中國要抗議也無從抗議起。總統府因而也來電報給駐日代表處，表示李總統已獲邀，種種運作促成李登輝訪問日本的行動，可立即終止。於是相關作業陸續展開，駐日代表處把李總統下榻廣島的總統套房也事先訂好了。豈料，日本外務省迫於中國壓力，轉向亞奧會主席、科威特的親王阿罕默德，要求他撤回邀請函。一九九四年九月，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向阿罕默德發出抗議，抗議政治力介入體育。

台灣忍受中國荒謬與粗暴的壓迫，已不是一天、兩天，台灣能做的就是永遠不被打倒，在有限的空間，做最大的推擠，為自己推開更大的空間。李登輝不能去，我們改推行政院副院長除立德，雖然中共依舊得寸進尺，繼續抵制，終於最後決定由徐立德代表出席廣島亞運。

新新聞周刊曾有一篇署名「黎婉」寫的報導，黎婉就是著名作家劉黎兒，當時她是中國時報駐東京資深的特派員。她形容台灣在這一次廣島亞運的宣傳成果；「張超英過去的確是有呼風喚雨的威力，像廣島亞運時，李登輝總統未能出席之事，日本各大報連《朝日新聞》均以頭版頭條報導，也使代為出席的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成為當時家喻戶曉的人物」。

的確，因總統被迫不能成行，徐立德到亞運造成比奧運會本身更大的新聞張力。他一到廣島機場，我第一次看見這麼多記者，來自全世界和日本的記者，大概三、四百位。但是徐立德一下飛機，日本官員就帶他逕往側門出去，避開媒體；日本政府一定是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不願有關徐立德的新聞大作，免得被中國囉嗦。側門前面有幾十公尺寬的停車場，成排的車輛遠遠隔開記者。我心裡暗叫不好，那新聞還做甚麼？！當下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馬上拉徐立德走往和記者可以握到手的位置，從記者面前，像閱兵一樣走過去。

徐立德隔天便以充滿尊嚴的姿態登上報紙頭版頭條，而不是像被日本官員押走的小人物。原本新聞宣傳工作應以見報愈多愈好，但此次考慮亞運的運動競賽本質，避免被批評搞政治宣傳，所以未安排大型記者會。但宣傳還是要做，該怎麼做？我就安排兩大報專訪，安排讀賣和朝日兩新聞在徐立德下榻的房間專訪。

另外在亞奧運的酒會上，我一眼就明瞭日本政府不讓徐立德和天皇握手；特別派東京交流協會理事長擋住徐立德。我告訴好朋友、朝日新聞攝影部門的主管福永友保：「你拍一張照片，保證是新聞。」他瞪大眼睛，我說：「就是拍徐立德，但天皇也在照片裡。」

果然福永很夠朋友，第二天頭版登出有徐立德與天皇在裡頭的照片。天皇是日本的象徵，大家都認得；這樣的新聞照片意味台灣存在國際社會。事後，新聞局長胡志強告訴我，徐立德很滿意我們駐日新聞處的工作表現，他還說要帶我去見徐立德。我支吾以對，這次的努力是要張揚中國的霸道與日本的軟弱，並不是要捧哪一位官員的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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