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劫」是藏語「革命」的發音，中文拼音為Sha Jie，藏文為我我我我 。傳統藏語中從無這個辭彙。半個多世紀前，當共產黨的軍隊開進西藏，為了在藏文中造出「革命」一詞，將原意為「新」的　　　 和原意為「更換」的　　　 合而為一，從此有了「革命」（　　　　　　）。據說這是因新時代的降臨而派生的無數新詞中，在翻譯上最為準確的一個。 　　 （革命）在漢語中可以找到很多同音字，我選擇的是「殺劫」，以此表明二十世紀五○年代以來的革命給西藏帶來的劫難。四十年前，又一場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席捲西藏，於是「殺劫」之前被加上了 　　　 　（文化）。 的發音，中文拼音為Ren Lei，與漢語的「人類」發音相近，所以用漢語表達藏語中的 （文化大革命）一詞，就成了對西藏民族而言的 「人類殺劫」。





序 王力雄

一九九九年底，我收到唯色寄來的郵件，裡面有數百張底片。那時我們還沒見過面。她在信中告訴我，底片是她一九九一年逝世的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西藏所拍。她知道這些底片很珍貴，卻不知道該怎麼用。她雖然和我從未謀面，但是看過我寫的關於西藏的書，相信我會很好地使用這些底片，因此決定把底片送給我。

我戴上手套，對著燈光看這些底片。很快我就斷定，我不能接受這份饋贈，因為它實在太過珍貴了。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極為獨特的事件，它除了是一段空前絕後的奇異歷史，還關係到對人類走向的探索，因此一直受到眾多研究者關注。幸運的是，因為文革波及廣泛，距離時間又不太遠，留下的資料可以用浩如煙海形容，世界各國的重要大學和圖書館都有收集。即使在文革研究遭到官方禁止的中國，文革資料在民間也多有流傳。

然而，無論是在文革研究方面，還是在文革資料收集方面，一直存在一個空白——西藏。目前對文革資料收集最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二○○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中，收入了上萬篇文件、講話和其他文獻，其中關於西藏的文獻只有八篇；美國華盛頓的中國資料研究中心出版的《新編紅衛兵資料》，收入三一○○種紅衛兵小報，其中西藏的小報只有四種。正如文革研究專家和文革資料編纂者宋永毅在給我的信中感慨：「西藏材料可以說是奇缺……我們對西藏文革實在瞭解得太少了！」

即使在官方的西藏自治區文件案館，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也是一個斷層。六年時間留下的材料僅有三份。文革初期最熱鬧的兩年竟然一份材料也沒有。

當然，西藏文革的資料肯定存在，至少在文革中掌握西藏重權的西藏軍區就保存得相當多。但那是一個深埋的黑箱，衛兵把守，絕不外露。跟所有被中國官方掌握的文革資料一樣，被當作不可見天日的「絕密」。文革不僅是會使中共痛楚的舊疤，而且挖掘下去，會觸及中共制度的根本，所以儘管已過四十年，文革在中國仍被列為不可觸碰的禁區。

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個尷尬，西藏則是另一個尷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雙重禁區，愈加不可觸碰。中共統戰部一九九九年編輯的《圖說百年西藏》畫冊，數百幅照片中竟然沒有一張文革期間的照片，似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時間在西藏歷史上不曾存在！

面對這樣的有意抹煞，「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愈發顯得千真萬確。如果上百萬平方公里的西藏是文革研究的空白，文革研究就是無法完整的。由此而言，唯色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

與其他資料相比，照片的客觀性相對最強。文字、口述、採訪等免不了與當事者的主觀性——立場、目標、記憶和解釋等——有關，靈活多意，容易遭受懷疑和否定。照片則是歷史瞬間的凝固，當時光影所投射的每個象素都具有不可否定的性質，屬於「鐵證」。以往西藏文革的文字材料奇缺，西藏文革的照片更是少到不能再少。多年來，正式發表的西藏文革照片只見過一張（臺灣《攝影家》雜誌第三十九期）；用google做中、英文搜索，全部網際網路找到的西藏文革照片也只有一張！唯色父親的數百張西藏文革底片，價值由此可想而知。

我回信告訴唯色，我可以幫助她，但是讓這些照片見證歷史不是我這個外族人的職責，而是應該由她自己承擔。
從那時到今天，六年過去了。唯色圍繞這些照片所做的漫長調查和寫作終於完成，她父親的照片得以在四十年後重見天日，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也因此不再空白。

願她父親往生的靈魂安息。
順便說一句，唯色今天已是我的妻子。

感謝這些照片。
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又及：我父親在三十七年前的這天死於文革迫害）


關於照片
二○○二年初夏的一個下午，當我把這些照片從紙袋裡取出，五十七歲的霍康•強巴旦達的反應令我震驚。他是個高大、沈默的拉薩人，開始只是翻來覆去地看著他父母和外公被當作「牛鬼蛇神」鬥爭的照片，很平靜的樣子，但誰也沒有料到他會突然慟哭起來。他的那種慟哭沒有聲音，只是渾身顫抖，一隻手緊緊地抓著身邊的人，淚流滿面。他就這麼哭了許久，我也禁不住潸然淚下。半響他才哽咽道，「當年我父親曾說過，在批鬥時他看見有人在拍照，我當時不在拉薩，還以為我一輩子也不會見到這樣的情景……」

霍康•強巴旦達終於看到的照片，是我父親澤仁多吉在四十年前拍攝的。
我父親是西藏東部的康巴藏人。按照西藏傳統的地理觀念，整個藏地由高至低分為上、中、下三大區域，有上阿里三圍、中衛藏四如、下多康六崗的說法。一九五○年，毛澤東派遣軍隊要「解放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西藏同胞」，從中國的西南方向進軍拉薩的先遣部隊沿途吸納數百名年輕藏人，其中就有我年僅十三歲的父親。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開始燎原，我出生在西藏軍區總醫院。此時我的父親已是中國駐西藏軍隊的一名軍官，亦是一位熱心的攝影愛好者。從懂事起，我經常見父親整理他的照片和底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九一年，仍在軍隊任職的父親病故於我出生的那所醫院。在收拾父親的遺物時，我保留了這些照片，但當時並不知這是迄今為止，關於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民間照片。

直到一九九九年，我讀了從海外傳到西藏的《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決定把父親的照片寄給書的作者——中國作家王力雄。當時的想法只是，與其讓父親的照片繼續沉沒箱底，不如提供給一位能夠公正研究西藏問題的學者，或許能發揮一些作用。

未曾謀面的王力雄把照片又還給了我，並在回信中說，這些照片再現了西藏一個被抹煞的時代，屬於應該恢復的西藏記憶。一個民族的傳承靠的是對歷史的記憶，而用「記憶」對抗「遺忘」是每一個有良知者的責任，也許這就是我父親留下這些照片的心意。他的話打動了我。從那以後，我被這些照片牽引著，進入了艱難、漫長的採訪與寫作之中。

六年來，我採訪了七十多人，基本上與我的父母同輩，生命中的大段歲月是與西藏天翻地覆的幾十年歷史緊密相連的，大多數是藏人，也有漢人和回族，如今他們或者是退休幹部、退休軍人、退休工人、居民，或者是還在其位的官員、仍在工作的學者、虔心侍佛的僧侶等等，但當年，他們中有紅衛兵、有造反派、有「牛鬼蛇神」、有「積極分子」……我帶著王力雄幫我在北京放大的照片在拉薩走街串巷，把照片一幅幅打開，一幅幅傳遞。每取出一幅照片，往往就能引發一段苦澀回憶。

很多人的回憶都夾雜著難言、失言以及不堪言說。我總是默默傾聽著，不願意自己的唐突、冒昧、閃失打斷了他們並不輕鬆的回憶。我小心翼翼地尋找著終於流露或洩露的事實，而這些事實往往是對這些照片詳細的說明或補充。多少回，當我整理錄音時，反覆傾聽他們的驚慄、歎息和懺悔——「瘋了，那時候都瘋了，就像吃了迷魂藥」、「可憐啊，我們這個民族太可憐了」……這時我總是感到，直面歷史和創傷的確很困難。

感謝我的父親，不論他出於什麼動機，他留下的是非常寶貴的歷史見證；感謝我的母親，她容忍父親把相當一部分工資消耗於被當時人們認為無用的攝影；感謝王力雄，他不僅是我寫作此書的推動者，如今是我的先生；感謝西藏學者才旦旺秋，他為此書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策劃，並提供了他的採訪和翻譯；感謝遠在波士頓的Carma Hiton，為我做了底片的保管和掃描；感謝臺灣大塊文化的郝明義先生，使這些照片和調查文字公諸於世。最應該感謝的是那些接受了我的採訪的長輩們，許多人仍然生活在西藏，為了他們的安全，書中對其中七人使用化名（三位男子以藏語的星期日期替代，四位女子以藏語的二位數字替代）。令人難過的是，其中已有兩人病故。

出於諸多考慮，我原本打算署名亦用化名，但是二○○三年九月，我在中國內地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被認為有「政治錯誤」而遭查禁，我也被解除了公職。這恰是西藏今天的現實，在意識形態的控制上，依然與文革時代如出一轍。這也使我不再有顧慮，決定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際，以真實身分出版此書。

最後，我要轉錄一九五九年逃離西藏的一位佛教上師——索甲仁波切在他的著作《西藏生死書》中的一句話：「我願把本書獻給西藏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難的人，他們見證了他們的信仰和佛法的殊勝景象被摧毀」。
二○○五年九月九日，毛澤東亡故二十九年整

「殺劫」是藏語「革命」的發音，中文拼音為Sha Jie，藏文為我我我我 。傳統藏語中從無這個辭彙。半個多世紀前，當共產黨的軍隊開進西藏，為了在藏文中造出「革命」一詞，將原意為「新」的　　　 和原意為「更換」的　　　 合而為一，從此有了「革命」（　　　　　　）。據說這是因新時代的降臨而派生的無數新詞中，在翻譯上最為準確的一個。 　　 （革命）在漢語中可以找到很多同音字，我選擇的是「殺劫」，以此表明二十世紀五○年代以來的革命給西藏帶來的劫難。四十年前，又一場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席捲西藏，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