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聯經出版公司創辦了一份刊物,題名《思想》。當時,台灣社會正在爆發前所未見的衝突與交替;世界歷史以及中國大陸的情勢,也顯得山雨欲來風滿樓;西方的思想局面,更呈現新舊交接之際的活力、焦躁與盲動。當時,聯經出版公司盼望積極引進西方的思想資源,供國內的無數讀者參考。這是創辦《思想》這份刊物的時代背景與簡單的初衷。
事與願違,《思想》不過出版了一期,就告無以為繼。技術上的原因,殆為一份以翻譯西方經典文章為主的刊物,一方面面臨著種種取得版權的困擾,另一方面也受限於譯者的難求。實質的原因,則必須歸咎於台灣知識傳統的羸弱,根本無力展開「思想」的大業。環境的限制,逼迫我們不敢貫徹原先的壯志。
十八年之後,台灣學術、文化界更形成熟,與島外各地使用中文的知識份子,也逐漸建立了緊密、廣泛的往來。春江水暖,我們不忘舊業,感到可以再做一次嘗試。十八年之間,世界有過大變化、台灣有了大變化、中國大陸與周遭的華語社會也出現了大變化。而當年《思想》的學生讀者,今天已經長成學院裏的教授與社會的中堅了。歷史經驗與個人成長的交互刺激和支援,要求這次的重新出發,必須設定更為大膽的目標。我們決定,這次出刊不再以翻譯為已足,而是要鼓勵中文知識份子,面對這個大變動中的世界形勢與歷史漩渦,忠於知識人的人文理想,為著人性的寬厚與進步,進行自己的思考努力。尤其要強調的是,基於全球化的現實趨勢與中文的國際性格,我們想要建立一個跨越國界的中文論壇,不願意再以一島或兩岸劃地自限。南洋、港澳、東亞、北美、乃至於歐洲、大洋洲各地的華語知識份子,都將是我們的作者與讀者。
為了紀念當年那孤單的一期,我們這次重新出刊不改名稱;但是為了表示全新的開始,我們還是將本期列為第一期。請讀者明察這中間的念舊與前瞻心情。
章節試閱
從「思想」到「我們時代的思想狀況」
錢永祥
一、前言
廣義的人文生產,今天以各種型態分散在學術、藝文、評論等多個領域,其間似乎說不上甚麼共通的關懷。不過,每個領域裡的活動,都一定預設、表達著一些有關它本身、有關周遭自然、社會、政治與人文環境的觀點。這些觀點應該如何看待?──譬如說,學術具有甚麼樣的實踐涵蘊、藝術究竟是在表達甚麼、評論如何善盡它的「介入」功能,而學術、藝文、評論等等聲稱自主的文化活動,與周遭的社會、政治環境,又應該維持甚麼樣的關係?──又譬如說,學術所產生的知識有輕重厚薄可言,藝文的成就有精粗雅俗之別,分析評論也分得出水準與眼界的深淺高下。那麼這些評價所根據的標準是甚麼?這些問題均要求我們暫停「生產」的腳步、回顧自省,其反思性格便共同構成了所謂的「思想」範疇。 文化生產者,對這類思想議題,多少總是有著自覺的,即使不一定說得清楚其間詳情。
進一步言,思想並不侷限在文化領域。關於自然、社會、政治、與人文環境本身,只要從反思的角度形成了觀點與疑問,同樣會醞釀出思想的成分。這類觀點或者疑問,由於牽涉到大量屬於價值、信念、以及意識型態的預設,往往被視為主觀、恣意的信仰,或許不失趣味,但是並不值得、也無法進行嚴肅的討論、探究。實際上,這類遭學術排斥的議題,同樣屬於「思想」的範疇。不過,思想固然不能淪為電視節目上的各類「老師」、社會上的高僧上師的專利,但是除非先成為思想史,彷彿思想也沒有資格走進學院。畢竟,不談思想,何曾礙著學術體制的發達?甚麼思想才是正確的?正確與否如何區分?而其間的標準又何在?今天的學術工作者,出於維繫「常態科學」秩序的職業本能,對於這類反省、挑戰性格的議題,通常會敬謝不敏。
拒絕正視思想議題、懷疑思想值得探究,反映著我們已經認定,事情本身通常說得出道理,但是人類看事情的觀點則是相對的、主觀的、不堪深究的。進一步,懷疑思想,也顯示人們不再願意在實質上探討各類後設性質的意義與價值觀點。大家會承認,意義與價值問題攸關生命的品質,可是既然意義與價值已經滑離了絕對的地基、斷絕了超越的源頭,它們不就是隨個人挑撿採購的嗎?試問:意義與價值有真假對錯可言嗎?誰敢宣稱自己是意義與價值的「學者專家」?無怪乎今天很難再遇到所謂「思想家」這種古怪身份了。可是在我們的生活裡,思想真的不復扮演關鍵的角色了嗎?
二、「思想」做為實踐與批判
要答覆這些問題,需要對思想的兩項基本特色略做反省。
人類時時進行著各方面的認識與活動。可是在此之餘,人類還會──應該說必須──針對經驗和活動有所反思:即一方面加以詮釋,亦即以經驗與行動主體的身份,自行說出一套「意義」;二方面則提供「說明」與「理由」,亦即為自己的經驗或行動之為妥當做辯解。舉個例子來說,「走路」這個相當簡單的行為描述,可以詮釋為上班、行軍、訪友、或者健身。這些較為複雜的描述,還可以更為細緻(或者說「濃密」(thick)),例如我可以賦予健身這件事某種更屬於我個人的意涵,比方說希望在花甲之年維持住基本的體能,以便繼續活得起勁。可是這些意義是不是──在道德上、在自我的期許上、在時下的社會風氣看來──妥當的?想要健身這件事,是不是顯示了我更深一層的焦慮或者欲望?這類念頭和情緒,是不是應該認可、鼓勵、或者最好壓抑、剷除?我們也會考慮,在技術上,走路健身能不能完成我預期的目標?反省這些問題,便進入了辯解、說理與分析的層面。
就人類而言,詮釋與說理並非可有可無,而是經驗與活動的構成部份,是我的經驗與行動之所以「屬於我」的條件。若再加以分梳,詮釋與說理至少涉及了三個方面。第一,它們乃是一種後退一個層次的思考:經由詮釋和說理,活動者對自己的經驗與作為,建立了更深、更見脈絡的了解;其次,詮釋與說理也是一種回歸自身的思考,藉著觀察自己提供了甚麼樣的意義和理由,當事人對自己這個人的真相,可以獲得更深入的認識和瞭解;第三,它們還是一種具有批判效果的活動:藉著對意義與理由的反省,對於經驗的真確及行為的合理、同時也對於自己的信仰與偏執,可以開拓出修正以及檢討的可能。在這些意義上,反思乃是一種獨特而架高一個層次的「動腦筋」,我們特意以「思想」名之,以資彰顯其獨特性,是有道理的。思想並不是與想像、記憶、知覺、推理等對立、並列的另一種心智功能;只要主體開始對一己的想像、記憶、知覺、推理等等展開詮釋與提供理據,他就開始了思想的努力。這種詮釋與說理的系統化,就構成了通常所謂的「思想」。並且,思想做為預設,也反過來塑造著學術、藝文、評論以及整個文化生活的進行。
這麼說來,思想主要涉及了三件工作:意義的提供、自我的界定、以及對於既有的意義、理據和身分認同去做檢討和批判。大致言之,歷來的思想家以及思想系統,無不可以從這三個角度去理解。當然,意義要溯自甚麼源頭、理由要滿足甚麼標準、人之為人被賦予甚麼樣的身份與能力、批判的對象和根據又該如何認定,各家思想隨時空不同會提出迥異的說法。但是,「思想」主要存身在這三個議題上,應該是很明確的。
不過,由於思想工作寄身於這三個議題,也就注定了思想這種活動具有兩方面的特色。一方面,所謂思想旨在為一己的經驗、存在以及活動提供意義,其實是說思想活動乃是典型的「實踐」,也就是敢於自居為主體,視自己為意義和價值的源頭,並且設法在現實世界中、為現實世界追求意義和實現價值,不屈從於一套客觀既存的秩序。由於這種實踐成分,思想有助於創造一個人文與倫理的環境;學術、藝文、乃至於其他的人類活動,藉著思想才獲得了人文與倫理的意涵。其次,實踐與說理的結合,形成了向著合理與開放的前途推進的動力。思想的批判性格,促使人們對於現狀與事實保持一定的懷疑距離,不以「客觀既存」為足 ,也時時修正著實踐的方向。實踐與批判這兩項特別屬於主體人的特色,是藉著思想才成為可能的。
三、思想做為思想狀況
思想活動具有這些特色,那麼它的存在需要甚麼條件?整體而言,思想活動必須寄身歷史與社會的脈絡,以公共互動的方式存在。因此,思想還具備著一種社會與公共的面向。
首先,在認知面,不言而喻,詮釋、認同、與批判都需要超乎私人擁有的資源,至少需要語言、概念、價值等幾方面的公共性資源。黑格爾之後(其實不勞維特根斯坦或者其他二十世紀的哲學家),我們已經知道,思想無法在像笛卡兒所想像的一個隔絕孤立心靈的內省冥想(「我思」)中產生,而是需要在具有特定內容的社會、文化、歷史脈絡裡,才有成形的可能,因為唯有這些脈絡,才能提供語言、概念、以及較為完整的價值參照系統,讓思想取得面貌與內容。舉例而言,即使「健身」這樣一個似乎祇以個人需求為指涉的概念,仍然需要以某些社會制度、社會價值觀為背景才具有意義;而健身可以算做一項能做、該做的事情,也需要先肯定一些在健身活動中表達、落實的社會性的價值;至於健身究竟應該被賦予甚麼程度的可欲和正當性,則要取決於它與其他被認可的價值,處於甚麼樣的關係之中。缺少了這些支撐,健身這個看似單純的概念,根本沒有意義可言。
其次,昔人嘗在「私人困擾」(troubles)與「公共議題」(issues)、在「個人生命」(biography)與「歷史過程」(history)之間有所分辨,強調二者的有機關連,避免歷史遭純粹個人化、也避免個人遭歷史大勢所吞噬。可是在今天,由於能量足以感動、凝聚無數個人的燎原信仰已經逐一熄滅,於是將思想問題化約為個別個人的心理掙扎,似乎已經成為現代文化的特長。往往,個人在生活中間面臨徬徨失落,會求助於思想的指點,卻未意識到,個人感到迷惘困惑,其實正反映著個人與外在、內在的宏觀大秩序有所疏離和對立。探本究源,個人有所困擾之時,首先不能不追問,個人為甚麼無法繼續與一個超越個人的意義世界維持聯繫?為甚麼公共生活喪失了足以供個人安身立命的能力,迫使個人要退守一己的貧乏資源?在思想史層面言,既然問題出在公共性的意義源頭已告枯竭,思想工作要想要對症下藥,就必須先對思想的公共性格有所認知。
第三,在政治面,既然思想涉及了意義的提供、認同的建立、以及批判的可能這幾個領域,那麼由於它們的重要與敏感,思想工作便難以避免與相異觀點衝突,也很難躲開政治勢力的介入。既然思想塑造社會成員的認同、影響他們眼裡的世界與言行、甚至還直接涉及體制的正當性,相異的思想取向,便不免要競爭和交鋒;而政治勢力也會希望掌握與控制思想。思想涉及了意識型態與世界觀,涉及了以「應然」加諸社會群體,便不可能自說自話,而會在社會群體之間形成觀點的競逐。在這個意義上,思想工作勢必捲入公共性的討論、爭議、甚至於鬥爭。昔人不憚於強調思想的「黨派性」;我們或許可以換個說法:思想處在社會之中,因此思想是在經營關於集體生活的詮釋與批判,自然呈現了集體性的自我認識與嚮往。其間差異,通常會以社會性的、集體性的爭鬥的型態表現出來。
從思想與社會之間這種本質上的緊密關係,我們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在歷史與社會的既定條件之下展開認識與行動,而同時又對這些條件施加詮釋與批判、改造。由於這些既定條件屬於宏觀的社會層次,所以要談思想,要認識自身與改造環境,往往需要將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思想看成一個「狀況」,用宏觀的角度來進行觀察,才能展現思想本身的運作與運動。在過去,哲學家注意到了思想的這種整體性格,曾經提出了「客觀精神」的概念,企圖將一個時代、一個文化傳統的思想表現,看作某種超個人的人格主體之思維的「外化」。「時代精神」或者「時代的思想狀況」等說法,即應此認識而生。其實,思想主體的社會性與反思能力,並不需要擬人的形上學預設,即可以加以描述。借用「思想狀況」這樣的概念,便足以突出思想的這種社會與歷史面向。
從「思想」到「我們時代的思想狀況」錢永祥一、前言 廣義的人文生產,今天以各種型態分散在學術、藝文、評論等多個領域,其間似乎說不上甚麼共通的關懷。不過,每個領域裡的活動,都一定預設、表達著一些有關它本身、有關周遭自然、社會、政治與人文環境的觀點。這些觀點應該如何看待?──譬如說,學術具有甚麼樣的實踐涵蘊、藝術究竟是在表達甚麼、評論如何善盡它的「介入」功能,而學術、藝文、評論等等聲稱自主的文化活動,與周遭的社會、政治環境,又應該維持甚麼樣的關係?──又譬如說,學術所產生的知識有輕重厚薄可言,藝文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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