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一種論點把全部責任都推給普魯士──德意志國畢竟是透過普魯士才建立起來的。德意志國完全被看成是某種形式的「大普魯士國」（至少其建國者如此認為），由普魯士在德境享有主導地位。在此過程中同時出現了德國的第一次分裂：奧地利被排除在德國之外。這麼說來，一切都該歸咎於普魯士了？假如當初法蘭克福「保羅教堂」內召開的國民議會，在一八四八革命時就能夠將德國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一切豈不可以發展得比較理想？

但說來奇怪的是，情況並非如此。即便有許多人這麼認為，然而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外交政策可一點也不和平。「保羅教堂」事實上甚至將許多場戰爭一併納入考量──「左派」的國民議會成員巴不得跟俄國大打一仗來解放波蘭；中間派及「右派」的議員則為了「什列斯威─霍爾斯坦」的緣故，不惜與丹麥開戰，而且普魯士果真在一八四八年把那場「代理戰爭」進行了好一陣子，然後才半途收兵。除此之外，「保羅教堂」內許多身為自由民主派人士的政界顯要並且大剌剌地公開宣示：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要為德國爭取權力。「德意志民族已對原則與教條、字面上的『偉大』和理論上的『存在』深感厭煩。它所要求的，就是權力、權力、權力！能夠給它權力的人，就可以從它那邊得到榮耀，而且所能得到的榮耀將超出該人自己的想像。」以上是尤利烏斯．福祿貝爾的用語；此人今日早已遭到遺忘，然而當時他是「保羅教堂」大德意志派政治人物中的翹楚。

在整個「保羅教堂」裡面都非常強烈的願望，就是要擺脫德國人數百年來在歐洲中央所處的被動狀態。他們希望能夠仿效歐洲外圍列強已經行之有年的做法，也來推動權力政治與擴張政策。此類的願望在俾斯麥身上卻淡薄許多，而且他在一八七一年後不斷強調，德意志國是一個已經飽足的國家。但比較正確的講法其實是：普魯士在這個國家的內部已經飽足，而且過於飽足。或許普魯士向南德的進展，甚至已略微超出自身勢力範圍的天然界限。不過一直要等到俾斯麥下台以後，才可發現德國其實完全未曾饜足──而且隨著普魯士的色彩日益減少，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成分不斷增多，那個現象也就益形顯著。因此我們無法用普魯士的罪過來解釋德意志國的罪過（假如我們硬要使用「罪過」一詞的話）。反之：當普魯士依然在德意志國境內享有支配權的時候，它實際上扮演了剎車而非發動機的角色。

此外還有各種不同的講法被拿來解釋德意志國走上擴張與覆亡的理由。例如有一派理論將工業化視為主要原因，因為它促成德意志國在極短時間內躍升為歐陸首屈一指的經濟強權：這種快速工業化釋放出強大的社會動能，最後爆炸開來。

這種論點可以用一個事實來加以反駁：工業化並非德國特有的發展。工業革命在十九世紀的時候分成幾個階段逐步傳遍了歐洲大陸。它傳到法國的時間稍早於德國，以及荷蘭和比利時等較小型的西歐強國。奧地利開始工業化的時候又比德國晚一點，而俄國開始的時間更晚。那是一個全歐洲性的發展過程。德國固然將工業化進行得特別徹底和特別成功，但整體而言仍大致與歐洲其餘各國同步邁進。假如德意志國的駭人動能與擴張主義是工業化所導致的結果，那麼自然而然就會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為何偏偏只有德國如此？莫非一個目前正走紅的史學流派在此發揮了作用，有意以言過其實的方式將經濟與政治緊密地結合到一起？

其他若干解釋模式則讓人注意到，它們涉及了特定政治立場的意識型態，而且實際上是被刻意構思出來，以便為相關政治立場做出證明。比方說吧，如果有誰看法與列寧一致，也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的話，那麼免不了就會怪罪於資本主義，認為是它害得德意志國走上帝國主義，並且為此而土崩瓦解。

或許因為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緣故，那種論點向來無法令我折服。但即便試著設身處地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思考，我也無法不注意到，有許多奉行資本主義的國家從未走上帝國主義之路──例如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瑞士。那些國家為何沒有走上帝國主義呢？該問題導引出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解釋模式，而且我認為這種解釋更加合情合理。

瑞士是一個小國，而小國與大國在外交上的生存法則迥不相同。小國必須選邊站或者維持中立，向來無法試圖透過自己的強權政治來改善命運。各大強國卻很容易就會出此下策。他們只要在任何地點發現了空隙，便傾向於朝著那裡擴張過去，藉以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權力，而權力正是其賴以立國的基礎。德意志國是一個強權，這是它有異於德境昔日國家型態的地方，以及真正的新奇之處。然而德意志國找不到什麼有機可乘的空隙，難以趁虛而入進行擴張。

一位青壯派的美國歷史學家，大衛．卡里歐，曾經表示：「德意志國誕生於包圍之中」。這麼講就正確多了，因為打從一開始就有許多強權環伺在德意志國的周圍。德意志國在西方面對法國和英國，在南方和東南方與奧匈帝國接壤（當時奧地利仍為列強之一），在東方則毗鄰巨大的俄羅斯帝國。

德意志國的地理位置可謂相當不利。它缺乏可供開拓的自由空間，既無法像英國、法國，甚或比利時、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那般經由海路進行擴張，也無法和俄國一樣東向深入亞洲腹地。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德意志國已然成為強權，於是也具備了強權的本能，打算讓自己變得更大。這種本能可說是一開始就被放入了它的「大國搖籃」。

此外還存在著第二項不利的因素：德意志國處於不大不小的尷尬地位。早在建國戰爭的時期就已經顯示出來，它在一對一的時候或許強過任何單獨的歐洲大國。但它當然敵不過列強的同盟，更遑論是由圍繞在外的全體強權一起組成的同盟。正因為這個緣故，德意志國始終對此類的同盟心生畏懼。列強當中的法國、奧地利、義大利，甚至俄國卻都感覺自己不如德意志國強大，於是傾向於爭取與國來締結同盟。德意志國又因為它們的此種傾向，不斷設法阻止形成這樣的同盟，必要時更不惜訴諸武力，透過戰爭來加以破除。我們可別忘了：對當時所有的強權來說，戰爭仍然是「最後的理性」，亦即最終與最嚴峻的政治手段。這種情況所導致的結果是：德國人在違背帝國創建者原意的情況下（我在此重覆這一點，並且將在後面更詳細地加以闡述），往往會認為建立德意志國的工作仍不完全──它非但不是民族歷史的極致，反而是一個跳板，通往從未明確定義出來的擴張行動。

人們為何將一八七一年在凡爾賽宮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國家稱作「德意志國」（Deutsches Reich），而不直截了當地稱之為「德國」（Deutschland）？主要的理由在於：它從一開始就大於──但同時也小於──「德國」這個民族國家。「小於」，那是因為它將許多德國人排除在外的緣故：它是「小德意志」國。它只在普魯士力有所逮的範圍內被建立成一個民族國家，而且必須與普魯士的霸主地位協調一致。因此它稱得上是：「普魯士的德意志國」。

但是「德意志國」這個名目不僅涵蓋了此一「較小」的層面，同時也隱喻著「較大」的一面：此即中世紀「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在歐洲跨越民族界限的普世要求。

「德意志國」既可以是「普魯士在最大範圍內所能支配的德國」，或者也可以意謂「德國在最大範圍內所能支配的歐洲或世界」。前者是俾斯麥的見解；後者則是希特勒的詮釋。從俾斯麥通往希特勒之路不僅是德意志國的歷史，同時亦為德意志國敗亡的歷史。

這部歷史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在於，德意志國看起來簡直是從一開始就把自己推向毀滅。其權力擴張的規模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難以捉摸，以致德意志國為自己創造出一個由敵人所構成的世界，最後被那個敵對的世界擊破，並且在敵國之間遭到瓜分。隨著德意志國的分裂，那些敵國卻彷彿受到魔棒點擊一般，突然都不再是敵人。自一九四九年起接替俾斯麥帝國的兩個德意志國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打從一開始就分別在西方和東方沒有了敵國。時至今日我們所生活的時代，東方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以及西方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繼續存在，似乎也都逐漸有辦法以正面的態度來加以看待。兩個德意志國家已經對峙了幾近四十年，而且此種局勢還看不見有結束的一日。這正好讓我們有辦法以從前不可能的方式，彷彿從遠方透過望眼鏡一般地來回顧「德意志國」的時代。

其中有一種論點把全部責任都推給普魯士──德意志國畢竟是透過普魯士才建立起來的。德意志國完全被看成是某種形式的「大普魯士國」（至少其建國者如此認為），由普魯士在德境享有主導地位。在此過程中同時出現了德國的第一次分裂：奧地利被排除在德國之外。這麼說來，一切都該歸咎於普魯士了？假如當初法蘭克福「保羅教堂」內召開的國民議會，在一八四八革命時就能夠將德國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一切豈不可以發展得比較理想？但說來奇怪的是，情況並非如此。即便有許多人這麼認為，然而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外交政策可一點也不和平。「保羅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