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導讀：本書背景說明之1
林長寬/政治大學阿文系/宗教所

被出賣的巴勒斯坦人
一九八○年初大學畢業後，由於中華民國與一些阿拉伯國家無正式邦交，拿不到入學許可，只好選擇到約旦留學，並進入安曼市的師範學院與約旦大學深造。就在那裡首次認識了巴勒斯坦的難民學生，也見識了他們所居住的難民營，其惡劣環境並非一般人可忍受。難民營深刻的印象激發我對巴勒斯坦人歷史的探知，閒暇並隨著巴勒斯坦裔的流亡同學閱讀他們的難民文學作品如嘎善．卡納法尼（Ghassan al-Kanafani）、瑪哈穆德．戴爾維什（Mahmud Darwish）、法德娃．圖淦（Fadwa Tuqan）等人的著作。幾年後，再到北美、歐洲繼續深造，也認識了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後來更成為巴勒斯坦裔教授（穆斯林與基督教徒）的學生，研讀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並撰寫中東歷史的學位論文。因為求學的因緣際會才得以結交巴勒斯坦朋友，認清了巴勒斯坦問題，也曾經協助巴勒斯坦人到台灣求學、定居。無心的協助使得台灣似乎也被納入巴勒斯坦人遍佈世界各地離散區域的一部分。早在約旦留學時即已閱讀了薩依德（Ed. Said）成名之作Orientalism（中文譯為《東方主義》或《東方學》），彼時，並無多大的感觸。學成歸國，在研究、講授有關現代中東、伊斯蘭課程後，重新閱讀薩依德的一些著作，才更深刻體會巴勒斯坦人的苦難，以及西方霸權的傲慢、欺凌被殖民者。

從西元六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巴勒斯坦地區的多元文化
二次大戰以來的以巴衝突造成大量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流離失所。此問題的癥結在於「誰是巴勒斯坦這塊土地的主人」，而其答案可從歷史過程中去推斷得知。「巴勒斯坦」（Filastin, Palaestina）此名稱最早出現於希臘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的著作。在羅馬帝國統治下，巴勒斯坦為其轄地下地中海東岸（Levant）及其南部三省之一。伊斯蘭興起之後，隨著阿拉伯穆斯林政治勢力對外的擴張，羅馬人的撤離Levant地區，阿拉伯人接收了之前拜占庭羅馬帝國的領土，巴勒斯坦遂成為阿拉伯伊斯蘭國家（Dar al-Islam）的一部分，此為西元六三四年之事件。在阿拉伯穆斯林所建構的伊斯蘭政府統治下，巴勒斯坦在地的居民保有不同的信仰如猶太教、基督宗教，及伊斯蘭。非穆斯林被稱為dhimmi（受保護者），受到伊斯蘭法的保護而擁有其宗教信仰的自由，一直到十字軍東征之前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教徒、基督徒、穆斯林皆和平相處。而位於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也成為三個一神信仰的宗教聖地。伊斯蘭政權的伍麥亞朝（The Umayyads, 661-750 A.D.），其第一位統治者穆阿維亞（Muawiya）甚至在耶路撒冷聖城宣示為哈里發（Caliph）。在十字軍東征時期巴勒斯坦曾經幾次落入歐洲的基督教徒手中，但在十三世紀末時，來自中亞突厥後裔的曼魯克（the Mamluks）穆斯林的反攻下，巴勒斯坦重回「伊斯蘭境域」（Dar al-Islam）。而在一五一六年的Dabik
戰役，來自安那托利亞的歐斯曼突厥人（The Osmani Turks）打敗了曼魯克人，之後巴勒斯坦成為歐斯曼帝國的領土，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從西元七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期，巴勒斯坦一直是在伊斯蘭境域中發展出融合伊斯蘭、猶太教、基督宗教的多元文化。

十八世紀以降，隨著歐洲經濟勢力的入侵中東地區，歐斯曼帝國境內的猶太人（教徒）、基督教徒成了歐洲與中東商貿的代理人，而壟斷了商業，並活躍於巴勒斯坦地區。而十九世紀後，歐洲基督教傳教會隨著殖民勢力也進入了巴勒斯坦地區，帶來了西方的新式教育與科技。巴勒斯坦地區自伊斯蘭政權建立之後，一直都有猶太人（教徒）的存在，雖在十字軍時期因戰爭而人口大為減少。不過在十六世紀後，卻有大量的猶太人（教徒）自不同的歐洲國家湧入巴勒斯坦，這可能肇因於基督教徒對猶太教徒的排斥。隨著錫安主義（Zionism）的興起、鼓吹運作，導致更多的猶太人（教徒）進入巴勒斯坦。猶太教徒人口從一八八○年的二萬五千人增加到一九一四年的八萬人。

現代西方勢力介入的阿拉伯世界
歐斯曼帝國在二次大戰後結束退出中東阿拉伯地區，其在巴勒斯坦的統治也正式結束。隨之而來的是不列顛的託管（British Mandate），但不列顛的託管地只有約旦河以西的地區，約旦河以東則被瓜分成為約旦王國（The Hashimite Kingdom of Jordan）的領土。不列顛託管政府在巴勒斯坦成立以來，其治理政策一直受到錫安主義建國思想的左右。倫敦政府基本上同意錫安主義者的建國原則，但必須在不危害到阿拉伯人的利益為前提下執行，而之後法國、義大利、美國也相繼支持不列顛政府的宣稱主張猶太人（教徒）在巴勒斯坦的建國。之前，不列顛政府之所以支持「阿拉伯大革命」（The Great Arab Revolt），乃是為了瓦解歐斯曼帝國在阿拉伯地區的統治。在策劃「阿拉伯大革命」時答應巴勒斯坦地區歸於麥加的胡笙大公（Sharif Husayn）（約旦王國的建國者）所有，但是之後卻只撥約旦河以東地區作為約旦建國之領地，而約旦河以西劃為猶太錫安主義建國之地。此行為徹底違背了一九二二年的「邱吉爾備忘錄」（The Churchill Memorandum）。該備忘錄宣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有權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巴勒斯坦不應只成為「錫安主義分子」的猶太國領土。由於不列顛託管政府的不遵守最初諾言，而讓更多的猶太人（教徒）進入巴勒斯坦，於是一九二八年之後十年間，持續地發生了阿拉伯人的流血抗爭，特別是在耶路撒冷、亞法（Jaffa），與海法（Haifa）地區。

二十世紀初以色列建國始末
不列顛託管政府為了解決在地阿拉伯人與猶太人（教徒）的衝突，遂於一九三九年發表白皮書希望阿拉伯人與猶太人（教徒）共組政府；然而態度強硬的錫安主義者變本加厲的購買土地，大量引進猶太人（教徒），企圖建立一個純「猶太國」。隨著二次大戰期間納粹的大屠殺猶太教徒，錫安主義者更加積極地秘密運作對抗巴勒斯坦的不列顛託管政府，導致一九四六年解嚴法的頒布。由於不列顛託管政府協調阿拉伯人與猶太人（教徒）和平共處的失效，一九四七年聯合國介入，試圖讓猶太人（教徒）與阿拉伯人各自建立國家於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因為被迫讓出他們的土地、家園而反對。聯合國希望其他的阿拉伯國家能介入調解，但各個國家有其自我的利益考量，而無法團結一致維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權益。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不列顛託管政府撤離巴勒斯坦，而前一天五月十四日錫安主義者David Ben Gurion即已宣稱以色列國的建立。猶太人（教徒）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發生暴力衝突，聯合國安理會試圖調解但無效，阿拉伯國家中只有埃及出兵協助，而伊拉克、敘利亞則撤除他們對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為了避免衝突惡化，聯合國再出面協調埃及的撤軍，並促使周邊的黎巴嫩、約旦、敘利亞簽訂停火協定。從此以色列建國之路毫無障礙地往前邁進。就整個歷史發展觀之，以色列的建國，巴勒斯坦人的被迫流離乃歐洲帝國殖民主義的後遺症。這其中涉及了相當複雜的政治、經濟利益。整體而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僅被歐洲、美國人出賣，並被同民族的其他阿拉伯國家背叛。今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流寓於各個阿拉伯國家中，似乎仍得不到認同。

巴勒斯坦人的離散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的建國以及一九六七年的以阿戰爭造成了巴勒斯坦人的大量被迫遷徙於巴勒斯坦境內的異鄉，或被逐出巴勒斯坦，此二波的遷徙也因而形塑了所謂的「巴勒斯坦人的離散」（Palestinian Diaspora）。離散造成巴勒斯坦人家破人亡，一家人分居不同的地方，終生至死不得見面。而離散也造成巴勒斯坦的人口產生數個流離群體：一約旦西岸、迦薩走廊，二以色列境內，三阿拉伯國家，四西方國家。雖然散居各地，但是他們的「巴勒斯坦民族認同」（Palestinian National Identity）始終沒有消失過，甚至更加堅強。

除了因為戰爭而被迫遠離家鄉之外，巴勒斯坦人的遷徙亦與以色列當局的政治迫害、經濟壓力及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激進活動有關。這一切乃因巴勒斯坦人民族意識日益高升，而使得以色列政府採取更激烈的手段去消弭巴勒斯坦人的抗爭運動。而在約旦河西岸及迦薩走廊地區巴勒斯坦人的經濟困境、高失業率，也迫使他們遠離該地區。此外，以色列當局沒收農耕土地，再加上教育環境的惡劣，更迫使巴勒斯坦人不得不離開家鄉，尋找理想的生活環境。由於巴勒斯坦人沒有身分，因此他們對外遷移也面臨一些法律、國籍的困境，只有少數人能以難民身分移居到美國、加拿大、澳洲及一些歐洲國家。

成為無國藉的次等居民
巴勒斯坦人民遷移到他國定居後，久而久之形成了宛如猶太的離散社群。在阿拉伯國家中的巴勒斯坦人並沒有被賦予國民身分，而是被以難民對待，無法享有地主國的公民權利，特別是黎巴嫩在與以色列媾和之後，更是對巴勒斯坦人嚴加控管，黎巴嫩政府力圖將他們驅逐出境。在阿拉伯國家的巴勒斯坦人是屬於無國籍的次等居民，也因此激發無時無刻回歸家鄉的心態，進而造成與客居國的衝突，尤其是在約旦、黎巴嫩。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也成為當地政府眼中的「麻煩製造者」。儘管沒有公民權，但巴勒斯坦人在客居國家卻努力勤奮發展出雄厚的經濟實力與高水準的學術與專業知識。其中有部分巴勒斯坦人與當地人通婚，並逐漸融入當地社會，特別是在非阿拉伯國家。如今在西方國家有不少傑出的巴勒斯坦裔人士在各行業執牛耳。這些在外落地生根的巴勒斯坦人的成就提供了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相當大的建國希望，也因此更積極地對抗以色列的迫害，以及PLO（或是PA-Palestinian Authority）的一廂情願地向以色列當局屈服，例如HAMAS的暴力運動即是一個相當明顯的例子。

巴勒斯坦人必須屈服於以色列政治、軍事、暴力下偷生
五十幾年來，巴勒斯坦人不管被迫離開故土，或留在家鄉奮戰，一直都期盼能重回到自己原本的家園過著平安如意的日子。以色列政府企圖將巴勒斯坦地區轉變成全然的猶太國，造成離境的巴勒斯坦人很難重入家園，即使以色列當局允許他們進入巴勒斯坦，他們卻必須持著他國的國籍，而且未必每個人都能如願以償。究竟巴勒斯坦人必須全然屈服於以色列的政治、軍事暴力而偷生，或是持續犧牲生命為建國理念而殉難，至今尚無答案。時間可以改變或形塑一個人的思維與觀點。透過歷史進程，猶太人（教徒）長時間的離散迫使他們凝聚出族群意識，用以佔據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國。如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否也必須步上猶太人（教徒）離散歷史之途？端視巴勒斯坦人的意志力罷了。

薩依德的《流亡者之書》
薩依德的這本《流亡者之書》於二十幾年前出版（1986），除了描述巴勒斯坦人的苦難流離生活外，並試圖激發巴勒斯坦人未來的希望。薩依德一生為巴勒斯坦的建國發聲，他不但批判以色列、西方政府的不當，亦嚴厲地批判了一些巴勒斯坦人的腐化、喪權辱民的行為，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或PA）成員對以色列、美國的妥協來換取個人的利益，以及HAMAS激進分子的不當暴力行為與非理性態度。這本書配合了攝影圖片，深刻地描繪了巴勒斯坦人的離散社群，並藉以突顯「巴勒斯坦民族意識」。薩依德本身並不同意有所謂的「巴勒斯坦人的離散」（The Palestinian Diaspora），因為巴勒斯坦人被刻意以政治、軍事暴力強迫離開家園過著難民生活，並不等同於歷史上猶太人（教徒）的宗教離散。翻開史書，檢視巴勒斯坦地區的歷史，猶太人（教徒）是否有其正當權利從世界各地聚集到巴勒斯坦，而把阿拉伯人趕走，建立他們聖經中所描述的烏托邦國家（遠古的以色列、猶太國內亂分裂後被外來勢力所滅）？

以色列未建國之前的巴勒斯坦地區是和平的多元文化共處
二次大戰猶太人（教徒）被屠殺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一點關係也沒有。伊斯蘭歷史中的猶太人（教徒）並沒有受到穆斯林或阿拉伯人的大迫害，雖然他們必須繳交人頭稅（jizya）以換取宗教信仰的自由。而無可否認地，歷史上有不少猶太教徒改信伊斯蘭，並對伊斯蘭文明的發展有相當的貢獻。時至現代，亦有猶太教徒持續改宗伊斯蘭如Muhammad Asad者。德國納粹屠殺猶太教徒的帳絕對沒有道理由巴勒斯坦人來承擔。即使耶穌本身是猶太人，但耶穌基督在傳教當時卻是受到猶太人的迫害。基督教徒的納粹並沒有理由替耶穌基督向猶太教徒申冤報仇。薩依德的著作沒有從宗教的立場去探討、批判巴勒斯坦人的離散。他是對的，因為巴勒斯坦至今仍有三種宗教並存著，巴勒斯坦的民族意識是超越宗教的，巴勒斯坦問題是政治、人權、生命價值觀的爭執。以色列沒有建國以前，此地區不同信仰者皆使用阿拉伯語於其生活與宗教信仰儀式上。他們是和平共處，並無政治、經濟、民族上的衝突。薩依德的著作雖然是描繪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不論是在巴勒斯坦境內或境外，而其文字的確突顯出巴勒斯坦人絕對是西方霸權、殖民、帝國主義的犧牲品。巴勒斯坦人是否能夠建立擁有自己主權的國家，不僅得看他們自己的奮鬥，亦必須看西方列強，特別是美國、英國能否良心覺醒。或許巴勒斯坦人必須在西方各國社會中去建立他們在客居國的影響力，如同猶太教徒操控了美國的經濟、學術、政治影響力。

在異鄉未被公平對待
雖然在異鄉落地生根，巴勒斯坦人在異鄉的社群並沒有受到公平的待遇，即使那些難民已入籍為客居國的國民，就以美國地區的經驗而言，巴勒斯坦裔的美國人雖然在學術、專業領域、經濟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但他們卻也面臨政治、移民政策、媒體的歧視。在美國的巴勒斯坦人本身有著相當深的疏離感，他們在美國大熔爐並沒有歸屬感。這種經驗事實上存在於大多數巴勒斯坦人的離散客居國家中，即使在台灣的巴勒斯坦人亦不會與其他在台灣的阿拉伯人融合。

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正無辜地重蹈之前猶太人的離散痛苦經驗
猶太人從巴勒斯坦地區的離散乃是巴比倫人的入侵、羅馬人的佔領巴勒斯坦有關。如果巴勒斯坦是遠古猶太人（教徒）離散的根源，那麼現代的以色列則成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離散製造者。巴勒斯坦人被猶太「被放逐者」（the exiles）所放逐，而且「被放逐者」甚且轉換成迫害者，企圖將巴勒斯坦人連根帶拔地去除。這些新的被放逐者在過去五十幾年來已在放逐過程中形成了他們的民族主義；而以色列當局與錫安主義者正積極不擇手段地消除此新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發展。毫無疑問地，如今巴勒斯坦人正無辜地重蹈之前猶太人（教徒）的離散痛苦經驗。

總而言之，客居他國的巴勒斯坦人已建構出一股新的離散文化，他們也正積極地教育新的一代他們的民族歷史。巴勒斯坦人的回歸與建國是否指日可待，完全不得而知，因為中東地區後殖民、新帝國殖民主義的一些問題都尚未解決。解鈴須找繫鈴人。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美國、英國絕對要負責任，巴勒斯坦周邊的阿拉伯國家亦脫離不了責任。而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發給以色列之迫害者、巴勒斯坦之出賣自己同胞者，無疑是一大諷刺，這對以巴衝突的解決是無濟於事的。透過西方偏頗的報導，致使大部分人誤認巴勒斯坦人為暴力分子，危害中東和平，以色列人成為受害者。台灣民眾亦有類似的不正確認知，而同情以色列的暴力。讀了薩依德的書，國人應該對巴勒斯坦問題有更清楚、客觀的認知。

中文版導讀：本書背景說明之2
周世瑀/英國雪菲爾大學（Sheffield University）博士候選人

美帝與以色列恐怖主義對巴勒斯坦人的暴行
台灣政治學界及商業媒體常將中東問題簡化為「蠻橫」的阿拉伯國家屢次挑釁「忍辱求全」的以色列。此一論述和以色列的真實面貌大相逕庭。聯合國於一九四七年建議將百分之五十六的巴勒斯坦劃歸猶太人，百分之四十四的巴勒斯坦領土劃歸阿拉伯人。以色列學者帕斐（Ilan Pappe）於《種族淨化巴勒斯坦》（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一書指出，錫安主義者（Zionists）為兼併領土，於一九四八年立國之時，屠殺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此難即阿拉伯語之浩劫（Nakba）。以色列經此一役強奪接近八成的巴勒斯坦領土。倖存的七十五萬巴勒斯坦人遂成難民，流離轉徙於中東各國。聯合國大會（General Assembly）於同年之一九四號決議案要求以色列承認巴勒斯坦難民及其後裔返回家園定居（the right of return）的權利。此外，以色列應對不願返回現今以色列（即一九四八年之前地理上的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負擔賠償責任。以色列對聯合國決議案全然置若罔聞。

從種族淨化到種族隔離
以色列為斷絕巴勒斯坦人建國之念，於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the Six-Day War）兼併殘存二成的巴勒斯坦領土，即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東城、迦薩。同年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含中華民國暨十個非常任理事國以十五票一致贊成通過二四二號決議。安理會重申聯合國憲章禁止戰爭奪取領土原則、爭端和平解決原則，責成以色列承認巴勒斯坦民族自決權利。提案同時要求以色列歸還於六日戰爭劫掠所獲地區含敘利亞的戈蘭高地（the Golan Heights），並徹離非法占據的巴勒斯坦領土。

以色列不但違返聯合國決議案，更於占領區廣設猶太人殖民地。一九八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後放任以色列傭兵，即黎巴嫩長槍黨（Christian Phalange），包圍以色列軍方管轄之巴勒斯坦難民營，並射殺三千多名手無寸鐵的巴勒斯坦平民，此即薩布拉夏提拉大屠殺（the 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巴勒斯坦人椎心蝕骨。嗣後始以自殺炸彈報復。

一九九三年以巴雙方簽定奧斯陸協議（the Oslo Accords）後，以色列為永駐占領區，遂以一百三十五個殖民地及近七百個軍事檢查站棋布於約旦河西岸。一百三十五個殖民地皆為無償豪奪巴勒斯坦人房舍田地而來。七百個軍事檢查站再將巴勒斯坦村鎮所有聯外道路層層封鎖。巴勒斯坦人每日離村、就學、工作、訪友耗費四至八小時在檢查站前大排長龍，靜待以色列士兵搜身或羞辱已是司空見慣。分娩者因赴醫受阻，不得不於路旁生產。產婦因分娩異常、難產、產後出血、感染、衰竭或死亡者時有所聞。夜晚至清晨軍事檢查站全面封鎖，欲就醫而無門。

自公元二○○二年六月迄今，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占領區境內建構綿延七百二十一公里長的八公尺高牆。即阿拉伯人所謂的種族隔離牆（Apartheid Wall）。該建築的長度為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邊界長度的二倍。種族隔離牆連接星羅於約旦河西岸的一百三十五個以色列殖民地。該建築與殖民地不但鯨吞約旦河西岸近五成的土地，更將約旦河西岸村鎮支離成上百個互不接壤的「群島」，以色列殖民者，可於高牆內的猶太人專用公路直達地中海的台拉維夫（Tel Aviv）沿途未遇一阿拉伯人。種族隔離牆行經之處如同摧枯拉朽。巴勒斯坦人田地房舍皆遭以色列無償強占，無一倖免。

流氓國家視國際法如無物
二○○四年七月國際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亦為全球位階最高的國際法裁決機構，就以色列於約旦河西岸肆意擴張殖民地及興建種族隔離牆作成諮詢意見。國際法院以十四票贊成、一票反對（美國）重申禁止戰爭奪取領土原則，並裁定以色列必須返還於六日戰爭（the Six-Day War）侵掠而得的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東城及迦薩。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全數殖民地、已完成及持續擴張中的種族隔離牆、猶太人專用公路，皆違反國際法。國際法院明言，以色列必須拆毀種族隔離牆，全數放棄非法殖民地，並為非法擴展版圖，夷平巴勒斯坦房舍、豪奪田地、水源，負擔賠償責任。各國不得以殖民地、猶太人專用道路、種族隔離牆是既成事實為託詞，與以色列朋比。儘管國際法院判決事實俱在，以色列迄今仍訛稱美國出資，使柏林圍牆相形見絀之種族隔離鐵幕的合法性無庸置疑。

清廉素著的哈瑪斯（Hamas）是巴勒斯坦人於二○○六年一月經民主程序選出的政府。哈瑪斯在一百三十二席的立法會選舉囊括七十六席，巴勒斯坦解放組織（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僅得四十三席。哈瑪斯並取代巴解成為第一大黨。美國和以色列不甘傀儡政權巴解失勢。為阻止哈瑪斯執政，美以兩國串通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約旦，大舉逮捕、暗殺哈瑪斯成員。巴解組織與哈瑪斯內鬨後，哈瑪斯棄約旦河西岸，南遷迦薩，即美國和以色列政府所謂的哈瑪斯「政變」。


以色列自二○○五年後雖未屯兵迦薩，仍舊掌控迦薩邊境、領海、領空、水電基礎設施。為威逼巴勒斯坦人對哈瑪斯反戈相向及迫使哈瑪斯彈盡糧絕，以色列自二○○六年一月起對迦薩境內一百五十萬人集體斷水、斷電。迦薩鄰海，然而以色列不容巴勒斯坦人捕魚為生。食物短缺造成迦薩百分之九十的兒童營養不良或貧血。迦薩醫院因缺電致使醫療設備如嬰兒保溫箱、洗腎儀器和加護病房停擺。衛生設備如化糞池亦無法運作。以色列並拒絕那些譴責該國殘民以逞的國際特赦組織、紅十字會人員入境。

儘管以色列咄咄逼人，合法政府哈瑪斯仍願以六日戰爭前的疆界為基礎，於尚未被以色列併吞的巴勒斯坦立國，即僅存二成的巴勒斯坦。由於甚得人心的哈瑪斯為建國善意盡出，以色列已無飾詞拒絕和談。以色列即於二○○八年十一月進入迦薩，尋釁殺害六名哈瑪斯成員。哈瑪斯因以色列惡意違反停火協議，亦中止停火協議。以色列遂於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假托哈瑪斯違反停火協議，發動迦薩屠殺。

從迦薩屠殺到種族滅絕
自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為使迦薩人民膽戰心搖，以色列非法使用美國出售的化學武器白磷彈。白磷彈火苗高達攝氏八百一十六度。火焰無法以滅火器或水撲滅。毒煙灼燒呼吸道及肺部。一旦火苗著身，猶如鈍刀慢剮，先燃膚、再熔血肉、後蝕骨，慘絕人寰。以色列在迦薩屠殺二十二天期間，夜以繼日以白磷彈攻擊醫院並對平民趕盡殺絕。

美國除白磷彈外，另售予以色列高密度惰性金屬炸藥（dense inert metal explosives）。該武器導致傷者下肢截肢。然而截肢狀況與尋常刀切斧砍或砲彈碎片造成的截肢全然不同。此一化學武器爆裂力道將人體下肢肌肉片片自骨骼扯裂再截肢。倖存者體內留存大量無法清除的化學殘餘物，另外引發肌肉組織病變或肌肉癌。

迦薩面積為三百六十平方公里，約為台北市與新竹市面積總和。以色列以三千架次的F16戰機，無日無夜空襲迦薩，約每小時五點六八架次，哈瑪斯的簡陋武器全無還擊之力。據以色列士兵形容，入侵迦薩如同「孩童持放大鏡燒螞蟻」，大可肆虐無忌。屠殺期間，迦薩五成以上的醫院遭以色列摧毀，殘存的醫院傷者如潮。由於以色列自二○○六年一月哈瑪斯勝選後，即對迦薩平民全面斷水斷電，空襲更使巴勒斯坦兒童、婦女、平民飢寒與傷病交迫。一百五十萬人因迦薩四面圍困、進退無路，又因時時顫慄飛彈或白磷彈從天而降、滅門絕戶，無不心膽俱裂。

一月十八日屠殺告終，以色列戰機悉數分毫無損。巴勒斯坦平民，死傷相藉。一千四百名巴勒斯坦死難者中，近一千二百人為平民，平民之中，三百四十人為兒童，一百一十人為婦女。傷者六千人，其中一千六百人為孩童。

屠殺過後，以色列持續封鎖迦薩邊境、領海、領空。各國人道救援物資及醫藥皆未能進入迦薩，遑論重建工程的原物料。迦薩電力系統幾近全毀。半數以上醫院及醫療儀器亦毀壞至不堪使用。巴勒斯坦平民急需手術救治者，只得申請許可證，赴以色列就醫。以色列情治單位屢屢以離境就醫機會利誘迦薩人為以色列臥底。拒絕同謀者，只能留在迦薩坐以待斃。生死攸關，決意損人利己，也是人之常情。然而近於全數的迦薩人毅然選擇與同胞和衷共濟，雖死無悔。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責成南非國際法權威戈德史東（Richard Goldstone）調查以色列入侵迦薩的戰爭及違反人道罪行（Crimes against humanity）。猶太裔的戈德史東雖譴責哈瑪斯發射火箭為戰爭罪行，然而他亦坦言以色列自二○○六年一月起封鎖迦薩迄今，即屬國際法的戰爭行為。他明言，哈瑪斯從未藏身醫院、學校或聯合國難民收容所，亦從未使用救護車運送軍火，更遑論以巴勒斯坦平民為掩護或人肉盾牌。他言道：以色列蓄意攻擊十五所醫院，四十間診所，二十九輛救護車、二百八十所學校包含幼稚園、一萬一千間民宅、七百家私人企業含三百二十四間工廠，主要為食品廠和迦薩所有的水泥廠、燒燬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糧倉、毀耕地、耕作機具、電力系統、水利設施、民宅儲水設備、污水處理系統，戕害醫護人員、記者，並以平民做人肉盾牌，屢次加害舉白旗的平民，屠殺一百多萬隻雞，三萬六千頭山羊及綿羊，實屬戰爭罪行。戈德史東報告（the Goldstone Report）重申以色列窮凶極虐、荼酷備加，絕非自衛權利。他的結論與國際特赦組織及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分別發佈的諸多獨立調查報告一致。以色列對戰爭罪行之指控一概亂扣反猶太人（anti-Semitism）的帽子。


流氓國家以色列視人命如糞土及蔑視國際法的罪惡已非戰爭罪能概括。迦薩因以色列的封鎖，民生凋敝。屠殺之後，雪上再加霜。迦薩因污水處理系統遭破壞，地下水受嚴重污染，不堪飲用。飲水猶如慢性自殺。罹患肝腎疾病者日增。國際特赦組織指出，每人每天用水量至少為一百公升。以色列掌控巴勒斯坦領土的水源，並不容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鑿井或接雨水使用。由於虐政日益，不出十年，西岸所有的巴勒斯坦村鎮將無滴水可用。以色列現下雖按兵不舉，如此處心積慮的污染水源和截斷水源之舉實與種族滅絕無異。

歐巴馬政府與以色列為趕盡殺絕，於迦薩和埃及邊界立起長達十一公里的種族滅絕牆。該建築物為美軍設計、監造、施工。種族滅絕牆深入地下二十五至四十公尺，相當於地下八樓至十三樓，強化鋼材砲彈不侵，另附數以千計的防爆監視器，以阻絕巴勒斯坦人自迦薩和埃及邊界地下坑道運送食品及醫療物資。該牆可引海水灌入迦薩，破壞、截斷現存地下坑道，並鹽化迦薩土壤。建築物已幾近完工。慢性種族滅絕，已在眉睫。

以色列自立國迄今從未公告官方領土。為擴張版圖，煎膏炊骨，無所不用其極。美國每年以「援外」之名，助其為虐，六十年來已投入超過一千億美金鞏固其軍事占領。巴勒斯坦人民雖處境日益困厄，人性尊嚴不因逆境而減。相較之下，台灣政治學界和商業媒體若非睜眼說瞎話，設法替帝國主義開脫，則是裝聾作啞、不動聲色的將霸權種種滅絕人性的罪行自國際政治抽離。知識分子刻意混淆視聽、唯恐天下不亂，以及對言論自我審查的甘之如飴絕非台灣安全依賴美國可以解釋。若無反常人格，恐怕無法為之。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曾言道：「和平並非只是沒有戰爭，和平係指正義的到臨（the presence of justice）」。巴勒斯坦人民渴望和平如同大旱望雲霓。反觀台灣所謂的知識份子，真心追求和平嗎？

「大地在我們面前闔上，驅趕我們走上最後一程。」詩人戴爾維什（Mahmoud Darwish）如是說。

機動性與不安全感的弔詭。不管我們巴勒斯坦人身在何處，都不會是身在巴勒斯坦，因為巴勒斯坦已不復存在。不管你是從阿拉伯世界的一頭走到另一頭，是在歐洲、非洲、美洲還是澳洲旅行，你都找得到像你一樣的巴勒斯坦人，找得到像你一樣受特殊法令、特殊身分限制、帶著被施暴印記的巴勒斯坦人。除了在外地流亡以外，我們還在自己的家園流亡，因為繼續有巴勒斯坦人住在從前那片叫巴勒斯坦的土地（如今由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和迦薩地帶構成）。但不管是流亡哪裡，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皆已悲慘地大受壓縮。他們要麼被稱為「朱迪亞和撒馬利亞的阿拉伯人」（the Arabs of Judea and Samaria），要麼被稱為「非猶太人」（non-Jews）。他們有些還被稱為「在場的缺席者」（present absentee）。在除約旦以外的其他阿拉伯國家，他們拿到的都是特殊的識別證，上面把他們的身分標示為「巴勒斯坦難民」，所以，即使從事的是工程師、教師、生意人和技術人員等體面職業，但在地主國眼中，他們始終是異類。無可避免地，今日凡是以巴勒斯坦人為主題的照片都會包含這個事實，使得它昭然若揭。

記憶讓巴勒斯坦人的流放生活更加滿懷愁緒。巴勒斯坦位居伊斯蘭教、基督教和猶太教三大文化的中心，而東方和西方都一直把它說成是一片神奇地域。沒有人敢忘記它，沒有人敢忽視它。世界新聞常常滿是有關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區的報導，包括最新一場的中東危機或最近一次的巴勒斯坦人英勇抵抗行動。巴勒斯坦的景點、物品和紀念碑是商業、戰爭、朝聖、膜拜的對象，是文學、藝術、歌曲和奇想的主題。不管是東方或西方，是高級文化或商業文化，都曾向巴勒斯坦吸取靈感資源。照片中一對新人穿著不太合身的西方結婚禮服，但他們周遭親友卻是穿戴本土衣著飾物，顯得自自然然。這場合的歡樂氣氛與他們無處可去的難民身分格格不入，而在旁邊玩耍的小孩也跟四周毫不吸引人的環境形成觸目對比。新郎有一雙工人的大手，新娘則手指纖細、朦朧白皙，二者很不協調。每當我們從巴勒斯坦流亡到其他地方，即使我們在新環境過得體面，舊日的一切仍會如影隨形逼近，像記憶一樣既具體又不真實。

有時，被迫播遷的酸楚就像是描在微弱鉛筆痕跡上的粗大字體。身體與新環境會適應不良。角度是錯的。牆上的擺設是裝飾用，可不知怎麼搞的卻讓房子顯得像個雜物盒子。我們以猶豫的姿勢坐在椅子上，不知道是該面向唐突的訪客還是要迴避他的目光。孩子被抱著，卻又是向外抱著。男人和女人的姿勢表情再現著四周那令人不敢恭維的環境：女人的頭巾複製了牆壁上的陰森圖案，男人的雙腳交踩著，既重複又牴觸著向外突出的椅腳。他看來坐立不安，一副隨時準備好要離開的樣子。這一次又發生了什麼事？這一次又要往哪裡去？他們的形象縮影著我們變幻無常的處境，縮影著我們隨時都有可能被驅趕到另一棟房子、另一個村莊、另一個地區的事實。既然曾經從一個「棲息地」被趕到另一個，誰又能保證不會歷史重演。

流亡是一系列沒有名字、沒有脈絡的肖像照。這些照片基本上都是沒有解釋文字、無名無姓和啞口不語的。看著它們的時候，我並沒有來自鄰里閒談的知識可以仰仗，另一方面，它們無比寫實的特質又能傳達出一些比表面資訊更深的印象。我當然是搆不著照片中人的具體人生，頂多可以透過為他們拍照的歐洲攝影師略知一二。依我猜測，那攝影師是透過翻譯人員與他們交談的，換言之就像我一樣，得到的只是第二、三手的知識。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倒是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們雖然保持禮貌，心裡卻認定攝影師跟把他們推到如今可憐處境的那些人來自同一方向，甚至是一丘之貉。他們感到窘迫，不知道自己何以會被觀察和拍照，卻沒有力量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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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Ｚ的父親（我妹妹的公公）臨終前把所有子女聚集到床邊，要與全家人最後團聚一次。他是個非常年邁又非常虛弱的老人，來自海法（Haifa），人生最後三十四年都住在貝魯特，一直對失去房子和財產一事感到無比憤怒和難以置信。現在，以一個身無分文、可憐兮兮的大家長的身分，他指著放在床邊的一口破舊行李箱，結結巴巴說出最後遺訓：「保存好裡面的鑰匙和契據。」行李箱裡放著他被逐出巴勒斯坦時搶救回來的一些家當。各種私密的小紀念物在我們手中傳遞，它們就像是系譜或遊唱詩人傳述的故事那樣，包含著一個不能被喚回的過去。照片、衣服、失去使用場合的物品、語言習慣和風俗：這些全都是我們捨不得放下的物事，它們被我們加以複製、放大、聚焦、添加意義和傳遞觀賞，以作為聯繫我們跟自己巴勒斯坦人身分和聯繫我們彼此關係的線絲。

有時，我會覺得這些負載著沈重記憶的物品（相簿、玫瑰經、念珠、圍巾、小盒子等）只是些累贅。我們攜帶著它們到處遷移，把它們懸掛在每一個新遮風蔽雨處的牆壁上，藉此表現出我們對它們的愛戀。然後，我們會以為自己的怨氣已消，不知道它在悄悄繼續生長。我們也不承認自己戀舊的態度已經僵化，無法改變。這樣，到頭來我們就會被過去完全控制。我爸爸花了一輩子時間想逃離這些物件（最主要的是「耶路撒冷」，包括真實的耶路撒冷和它的各種象徵物品）。就像他父母、祖父母和其他遠祖一樣，我爸爸出生在耶路撒冷，小時候住在老城區，曾向遊客兜售一些號稱是真品的十字架和荊棘冠冕碎塊。但他恨那個地方。他常說，那裡意味著死亡。所以，他沒有把多少與耶路撒冷有關的東西留在身邊，頂多是一兩個不完整的故事、一枚錢幣或一個獎章、一幅我祖父騎在馬上的照片，以及兩張小地毯。我甚至從未看過一張我祖母的照片。然而，等我爸爸老去後，他卻開始說些我聽不懂的耶路撒冷俚語，而那都是我年輕時從未聽他說過的。

過流亡生活的人很難維持身分歸屬（我們是誰？來自何處？是何許人？）。大部分其他民族的身分歸屬都是天經地義，但巴勒斯坦人卻不是如此，需要反覆不斷為自己的身分歸屬提出證明。這不只是因為我們已經被界定為「恐怖分子」，還因為我們作為巴勒斯坦原住民以及對這土地擁有基本權利的事實，已經受到否定或挑戰。再來還是因為我們總是被拿來跟以色列人相對照，在他們被大受稱頌的民主制度和各種成就面前顯得一無是處。在許多西方人的措辭裡，我們淪為納粹和反猶太主義者同一類的貨色。人們認為我們沒有任何成就，沒有任何值得尊敬的特質，唯一擅長的是破壞中東地區和平。有些住在約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屯墾者說：「巴勒斯坦人可以住在這裡，但不能擁有任何權利，只能以外籍居留者的身分生活。」另一些以色列人則更不寬厚。我們沒有愛因斯坦、夏卡爾（Chagall）、弗洛依德和魯賓斯坦之類的名人可以保護我們。我們也沒有「納粹大屠殺」（Holocaust）可以博得世人同情。我們是「他者」，是對立面，是「出埃及」和「返家園」的對稱公式裡的一個污點。於是，我們用沈默和謹慎來掩蓋傷口，放慢身體的渴求以減輕失落的刺痛。

巴勒斯坦有少數未被改變的景貌可以讓人回憶起往昔的歡樂。賣蛋糕和玉米的流動攤販還在那裡，隨便就看得見，而他們賣的東西仍然能夠激起食慾。他們看來不只會從一個地方叫賣到另一個地方，還會從從前叫賣到現在，而伴隨著他們的也還是同一批顧客：年輕的男孩女孩、回家途中的腳踏車騎士、閒晃的學生或職員。就像從前一樣，我們買東西的零錢是偷偷找到的（有誰還記得從前的輔幣單位？是「披索」、「費斯」還是「先令」？），買的也是同一種不起眼零食：沾有百里香佐料的圓形芝麻餅或撒上鹽巴的煮玉米。這些東西既不特別精緻，也沒有經過精心烹調，但我們卻吃得津津有味，主要原因是它們不是正餐，無關營養，不是例行公事。然而，今日的我與這種生活的距離又是何其巨大。感覺上，我輕易就可以躍進這些照片裡，回到往昔的時光，但實際上，我又要如何跨越橫阻在我和照片中景物的障礙？

因為那片土地現已離我更遠。一九三五年年底出生於耶路撒冷，我是一九四七年底永遠離開被託管的巴勒斯坦的。到一九四八年春天，我最後一個堂兄弟撤出了我們家族位於西耶路撒冷的宅子。我聽說，布伯（Martin Buber）後來住進這宅子，直到逝世。我是在埃及長大的，然後再到美國念書。一九六六年，我去了拉馬拉一趟（當時的拉馬拉仍屬約旦管轄），參加一個親戚的婚禮，同行的有我爸爸（他五年後逝世）和我妹妹。自那次聚會後，我家族的所有成員都經歷了再一次的遷徙：或遷往約旦，或遷往黎巴嫩，或遷往美國，或遷往歐洲。就我所知，如今我已經沒有任何親戚住在舊稱巴勒斯坦的那片土地。另外，戰爭、革命和國內鬥爭已經把我曾經住過的幾個國家（黎巴嫩、約旦和埃及）改變得面目全非。直到三十五歲為止，我若想要的話，就可以從開羅一直旅行到貝魯特，一路暢通無阻，不因沿途地區受不同殖民強權控制的事實影響。現在卻不是這個樣子，例如，我媽媽雖然還住在貝魯特，但自一九八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後我便沒有再探望過她，因為那裡不再歡迎巴勒斯坦人入境。所以，今日我既無法回到我童年時代住過的地方，也無法在那些留有我許多青少年回憶的國家或地方自由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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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人」（min al-dakhil）一語在巴勒斯坦人的用法裡有著特殊的言外之意。首先，「裡面」指的是以色列境內那些還住著巴勒斯坦人的地區，所以，直到一九六七年為止，「裡面人」都是指住在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一九六七年之後，它的意義有所擴張，兼指住在約旦河西岸、迦薩地帶和戈蘭高地的巴勒斯坦人。然後，自一九八二年起，它又兼指住在南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裡面人」一語的最特殊之處，是它的價值內涵經歷過變化。我記得，晚至一九七○年代初期，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都被視為特殊的一群，是我們這些以流寓者或難民身分寄居外地的巴勒斯坦人所信不過的。在我們看來，他們都是帶有以色列的烙印，所以已經變質（這些「烙印」包括他們的護照、他們學習過希伯來文、他們甘願跟猶太人生活在一起的事實，以及他們把以色列視為一個真正的國家而非「錫安主義實體」等）。他們不像我們那樣是住在阿拉伯世界裡的阿拉伯人，不像我們那樣會隨著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興衰而狂喜或哭泣，不像我們那樣不受帝國主義與錫安主義的宰制。總之，他們是在一個貶義下有別於我們的。

如今，我們仍然認為他們不同於我們：比我們要得到老天厚待。這些人雖然生活在邊緣處、槍口下和圍欄內，但他們卻是已經「回到」了巴勒斯坦，而且擁有一種我們「外面人」所沒有的雍容。確實，自一九七○年開始，我們的「外面」史和「流亡」史便變得異常失敗，愈來愈不被老天祝福，愈來愈怪里怪氣、去中心化和異化。我們先後在約旦、黎巴嫩、敘利亞和埃及失去了落腳點。當然，巴解組織得到了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承認，而聯合國也有厚厚一疊的決議案為我們背書，但這一切都無助於我們的低下處境。如今，我們誰也不會對自己的地位存有幻想，知道自己的身分只是棄兒，失敗到了最高點。看一看資產負債表，我們的處境有多麼不堪便一目了然：「負債」一欄滿是屠殺、驅逐和降級，「資產」一欄卻幾乎一無所有。換另一個比喻來說便是，我們不但牆上寫滿凶兆，還連哪些凶兆是說啥亦看不太懂。

所以，兩相對照之下，住在「裡面」的人反而要顯得更勝一籌：他們親歷了以色列的暴虐統治，不像我們只會空談錫安主義有多野蠻，也不用像我們那樣要飽受其他阿拉伯兄弟不疼惜的關懷。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巴勒斯坦人反抗運動核心如今是在「裡面」，但直到一九八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前，反抗運動的大本營都是在「外面」。

「裡面」的第二個意義要略微複雜一點。它意指「圈內」，指被團體成員間團結之牆保護著，以及我們四周強大力量所創造的敵意所包圍著的空間。舉個例子，如果兩個巴勒斯坦人在德里或倫敦碰到面，那麼，只要經過一兩分鐘交談，而且無須明確的答問，他們便可以知道對方的原居地、職業種類、政治信念和價值體系──這一切都是透過特殊的遣詞用字、字尾變化和重音位置來傳達，也只有巴勒斯坦人自己才聽得出來。然而，身在「裡面」也意味著身在「外面」的那個你不是真正的你：你是必須參與到外部世界和使用外部世界的語言，你雖然是使用「他們」的代碼，但卻是要傳達很不同的意義。問題是，「裡面」只能是裡面的，是私人的，無法對任何人講清楚，甚至無法對同伴講清楚。祕密語言事實上存在於大部分社會。在阿拉伯的傳統裡，它幾乎總是染上宗教（伊斯蘭教或基督教）色彩，而且比大部分東方主義者（或外部人）所相信的還要複雜細密。正因為這樣，雖然今日所有巴勒斯坦人都相信「回歸」（awdah）是我們最重要的政治追求，但不同的巴勒斯坦人對這個詞的涵義卻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認為那意謂我們應該建立一個與以色列並存的巴勒斯坦人國家，有些人則認為它意謂我們該奪回所有巴勒斯坦土地。

弔詭的是，這個意義下的「裡面」乃是一個你無法控制的處境，哪怕是你發展出特殊語言之後仍無法確定掌握的。「裡面」是這樣一個結構：它讓你享有特權的同時又讓你受到折磨，就像是被圍困在自己的房子裡。想要接通裡面與外面的唯一法子是打開一扇門，但那也等於是提供了一條外人可以進入的途徑。所以，雖然我們是住在自己的世界裡面，卻無法阻止別人進入，偷聽我們說話，破解我們的密碼，侵犯我們的隱私。這就是巴勒斯坦的歷史：從十字軍到包爾福（Balfour）到魏茲曼（Weizmann），別人都無視我們的存在，逕自闖入，逕自住下。

中文版導讀：本書背景說明之1林長寬/政治大學阿文系/宗教所被出賣的巴勒斯坦人一九八○年初大學畢業後，由於中華民國與一些阿拉伯國家無正式邦交，拿不到入學許可，只好選擇到約旦留學，並進入安曼市的師範學院與約旦大學深造。就在那裡首次認識了巴勒斯坦的難民學生，也見識了他們所居住的難民營，其惡劣環境並非一般人可忍受。難民營深刻的印象激發我對巴勒斯坦人歷史的探知，閒暇並隨著巴勒斯坦裔的流亡同學閱讀他們的難民文學作品如嘎善．卡納法尼（Ghassan al-Kanafani）、瑪哈穆德．戴爾維什（Mahmud Darwish）、法德娃．圖淦（Fadw...